《蒙古秘史》中采用的汉字标音应该如何理解？
《蒙古秘史》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珍贵的史学著作，它记录了蒙古帝国崛起的早期历史，其价值不言而喻。然而，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它最初是用蒙古语书写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用汉字（或者说是用汉字的符号系统）标注的蒙古语文本。这便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蒙古秘史》中采用的汉字标音，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去剖析：
一、 文本的来源与传播：历史的交错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蒙古秘史》的原创是蒙古语，而且并非以我们今天熟悉的蒙古文字书写。早期蒙古的文字体系尚未成熟，很可能是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流传，或者使用的是一些早期的、如今已难以考证的记事方式。
到了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为了巩固统治、记录历史，对蒙古文化的整理和规范变得重要起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蒙古秘史》被编纂出来。而当时，与蒙古帝国有着密切交往，并且文化影响力深远的，正是汉人为主的中国。
因此，当《蒙古秘史》需要被记录、被广泛传播，甚至被翻译和研究时，最现成的、最成熟的文化工具就是汉字及其书写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用汉字来标注蒙古语的文本。这并非是《蒙古秘史》本身就是汉字写的，而是为了使其能够被更广泛的汉人文化圈所理解和接受，而进行的一次“转写”或者“音译”的尝试。
二、 汉字标音的实质：音译还是意译？
理解汉字标音的核心，在于认识到这是一种音译（Phonetic Transcription）或音义兼顾的表记，而非是直接的意译（Semantic Translation）。
音译为主： 汉字在这里的主要功能是模拟蒙古语的发音。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不懂汉语的人要学习汉语，他可能会用自己母语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的发音。同样，当时的人们用发音相似的汉字来记录蒙古语的词汇和语句。
音义兼顾的考量：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是纯粹的音译。汉字本身是有意义的，而且表意性很强。在选择用来标注蒙古语发音的汉字时，书写者可能也会考虑到该汉字本身的意义，选择那些含义相对贴切的字来辅助理解，或者至少不至于产生歧义。例如，一个表示“大汗”的蒙古语词，可能会用“大”和“汗”这样的汉字来标注，这既模拟了发音，也直观地表达了词义。
并非严谨的音标系统：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汉字标音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音标系统（如IPA）。当时的音译标准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书写者的个人理解、方言差异以及汉字本身的读音局限性。同一个蒙古语发音，在不同人手中有不同的汉字写法，这是非常普遍的。
三、 标注的复杂性与挑战：破译的艺术
正是因为汉字标音并非严谨的音标，这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也因此充满了“破译”的乐趣。理解这种标注，我们需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1. 汉字的“多音多义”： 一个汉字往往有多种读音，以及丰富多样的含义。这使得书写者在选择汉字时，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但也意味着我们解读时需要更加审慎。例如，“阿”（ā）可以读作“a”音，也常用来标注开头的音；“塔”（tǎ）可以标注“ta”音。
2. 汉语方言的影响： 《蒙古秘史》的汉字标音，很可能受到了当时汉语方言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汉语读音存在差异，这就会体现在汉字标注的蒙古语发音上。
3. 蒙古语语音的特点： 蒙古语本身也有一些汉语没有的特殊发音，比如喉音、鼻音等。如何在汉字中准确地模拟这些发音，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有时，为了表达一个蒙古语的特定音，可能会选择一个发音相近，并且在汉语中相对容易发出的音来替代，或者采取一些组合的方式。
4. 标音的不一致性：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即使是同一位书写者，在不同地方也可能对同一个蒙古语发音采用不同的汉字标注。更不用说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书写者了。
5. “谐音字”和“借音字”： 汉字标音常常用到“谐音字”和“借音字”。“谐音字”是指选择一个读音与蒙古语词汇发音相近的汉字，而不顾其原意；“借音字”则是在选择时，除了考虑发音，也试图兼顾其原有的含义，让文本的意义更加易懂。
四、 如何理解和研究《蒙古秘史》的汉字标音？
对于我们后世的研究者而言，理解《蒙古秘史》的汉字标音，更像是一门“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结合。
对照原始文献：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最可靠的《蒙古秘史》版本，通常是那些被认为最接近原始记录的版本。
语言学知识是基础： 掌握一定的古代汉语语音学、蒙古语语音学以及相关历史时期的语言学知识，是理解这些标注的关键。我们需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某个汉字的发音是怎样的，以及蒙古语有哪些独特的发音。
对比和分析： 研究者会通过大量比对，分析同一个蒙古语词汇在不同版本、不同记载中的汉字标音差异，从中找出规律。例如，某个音节反复出现某个或某几个汉字标注，那么这个汉字很可能就是用来表示该音节的。
历史文献佐证： 结合同时期的其他汉文史料、佛教文献（因为佛教传入对蒙古文字和文化影响很大）等，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汉字标音的含义和用法。
“疑难杂症”的考量： 有些汉字标注可能非常难以确定其对应的蒙古语发音。这需要研究者结合上下文、词汇的意义、历史背景等多种因素进行推断和考证。
举例说明（略作简化）：
假设蒙古语有一个词，发音大致是 "temujin"。
一个可能的汉字标注是“铁木真”。这里的“铁”（tiě）“木”（mù）“真”（zhēn）在发音上与“temujin”有相似之处。同时，“铁”、“木”、“真”本身也有一些相对积极的含义，可能与成吉思汗的形象有关联（虽然这不是直接翻译）。
另一个版本可能标注为“帖木儿”。“帖”（tiē）可能用来标注“te”音，“木”（mù）标注“mu”音，“儿”（ér）可能用来标注一些末尾的音节。
可以看到，即使是同一个名字，也可能因为标注者的理解和选择而有所不同。
总结：
《蒙古秘史》的汉字标音，是我们理解这部巨著的一把钥匙，但也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去解读。它反映了当时文化交流的现实，是汉字作为一种强大的书写和记录工具，在与另一种语言——蒙古语——接触时所产生的一种独特产物。理解它，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一场精密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探险，去还原那个遥远时代的真实声音和历史脉络。这既是对原著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
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去剖析：
一、 文本的来源与传播：历史的交错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蒙古秘史》的原创是蒙古语，而且并非以我们今天熟悉的蒙古文字书写。早期蒙古的文字体系尚未成熟，很可能是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流传，或者使用的是一些早期的、如今已难以考证的记事方式。
到了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为了巩固统治、记录历史，对蒙古文化的整理和规范变得重要起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蒙古秘史》被编纂出来。而当时，与蒙古帝国有着密切交往，并且文化影响力深远的，正是汉人为主的中国。
因此，当《蒙古秘史》需要被记录、被广泛传播，甚至被翻译和研究时，最现成的、最成熟的文化工具就是汉字及其书写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用汉字来标注蒙古语的文本。这并非是《蒙古秘史》本身就是汉字写的，而是为了使其能够被更广泛的汉人文化圈所理解和接受，而进行的一次“转写”或者“音译”的尝试。
二、 汉字标音的实质：音译还是意译？
理解汉字标音的核心，在于认识到这是一种音译（Phonetic Transcription）或音义兼顾的表记，而非是直接的意译（Semantic Translation）。
音译为主： 汉字在这里的主要功能是模拟蒙古语的发音。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不懂汉语的人要学习汉语，他可能会用自己母语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的发音。同样，当时的人们用发音相似的汉字来记录蒙古语的词汇和语句。
音义兼顾的考量：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是纯粹的音译。汉字本身是有意义的，而且表意性很强。在选择用来标注蒙古语发音的汉字时，书写者可能也会考虑到该汉字本身的意义，选择那些含义相对贴切的字来辅助理解，或者至少不至于产生歧义。例如，一个表示“大汗”的蒙古语词，可能会用“大”和“汗”这样的汉字来标注，这既模拟了发音，也直观地表达了词义。
并非严谨的音标系统：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汉字标音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音标系统（如IPA）。当时的音译标准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书写者的个人理解、方言差异以及汉字本身的读音局限性。同一个蒙古语发音，在不同人手中有不同的汉字写法，这是非常普遍的。
三、 标注的复杂性与挑战：破译的艺术
正是因为汉字标音并非严谨的音标，这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也因此充满了“破译”的乐趣。理解这种标注，我们需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1. 汉字的“多音多义”： 一个汉字往往有多种读音，以及丰富多样的含义。这使得书写者在选择汉字时，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但也意味着我们解读时需要更加审慎。例如，“阿”（ā）可以读作“a”音，也常用来标注开头的音；“塔”（tǎ）可以标注“ta”音。
2. 汉语方言的影响： 《蒙古秘史》的汉字标音，很可能受到了当时汉语方言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汉语读音存在差异，这就会体现在汉字标注的蒙古语发音上。
3. 蒙古语语音的特点： 蒙古语本身也有一些汉语没有的特殊发音，比如喉音、鼻音等。如何在汉字中准确地模拟这些发音，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有时，为了表达一个蒙古语的特定音，可能会选择一个发音相近，并且在汉语中相对容易发出的音来替代，或者采取一些组合的方式。
4. 标音的不一致性：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即使是同一位书写者，在不同地方也可能对同一个蒙古语发音采用不同的汉字标注。更不用说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书写者了。
5. “谐音字”和“借音字”： 汉字标音常常用到“谐音字”和“借音字”。“谐音字”是指选择一个读音与蒙古语词汇发音相近的汉字，而不顾其原意；“借音字”则是在选择时，除了考虑发音，也试图兼顾其原有的含义，让文本的意义更加易懂。
四、 如何理解和研究《蒙古秘史》的汉字标音？
对于我们后世的研究者而言，理解《蒙古秘史》的汉字标音，更像是一门“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结合。
对照原始文献：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最可靠的《蒙古秘史》版本，通常是那些被认为最接近原始记录的版本。
语言学知识是基础： 掌握一定的古代汉语语音学、蒙古语语音学以及相关历史时期的语言学知识，是理解这些标注的关键。我们需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某个汉字的发音是怎样的，以及蒙古语有哪些独特的发音。
对比和分析： 研究者会通过大量比对，分析同一个蒙古语词汇在不同版本、不同记载中的汉字标音差异，从中找出规律。例如，某个音节反复出现某个或某几个汉字标注，那么这个汉字很可能就是用来表示该音节的。
历史文献佐证： 结合同时期的其他汉文史料、佛教文献（因为佛教传入对蒙古文字和文化影响很大）等，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汉字标音的含义和用法。
“疑难杂症”的考量： 有些汉字标注可能非常难以确定其对应的蒙古语发音。这需要研究者结合上下文、词汇的意义、历史背景等多种因素进行推断和考证。
举例说明（略作简化）：
假设蒙古语有一个词，发音大致是 "temujin"。
一个可能的汉字标注是“铁木真”。这里的“铁”（tiě）“木”（mù）“真”（zhēn）在发音上与“temujin”有相似之处。同时，“铁”、“木”、“真”本身也有一些相对积极的含义，可能与成吉思汗的形象有关联（虽然这不是直接翻译）。
另一个版本可能标注为“帖木儿”。“帖”（tiē）可能用来标注“te”音，“木”（mù）标注“mu”音，“儿”（ér）可能用来标注一些末尾的音节。
可以看到，即使是同一个名字，也可能因为标注者的理解和选择而有所不同。
总结：
《蒙古秘史》的汉字标音，是我们理解这部巨著的一把钥匙，但也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去解读。它反映了当时文化交流的现实，是汉字作为一种强大的书写和记录工具，在与另一种语言——蒙古语——接触时所产生的一种独特产物。理解它，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一场精密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探险，去还原那个遥远时代的真实声音和历史脉络。这既是对原著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
网友意见
《蒙古秘史》原有蒙文版，1382年明朝委任蒙古人官员“火原潔”注音成汉字，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一記：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用同一套法则注音，比如 剌=la，剌（舌）=ra。
汉字音系是一种北方官话，没有入声，但有 -m，
【并且】不是大都官话（幽燕官话），因为梗摄入声字 格=kɛ，客=khɛ，
跟反映幽燕官话的《中原音韵》白读层不符，幽燕官话的 客=khiai > 拼音qie（娘家qie） 。
所以，汉字音系是一种汴宋官话（大部分河南、大部分山东），后来汴宋官话的 ɛ 多数并入/ei/（客人=kei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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