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科学的发展可以完全解决人类语言能力的实质问题吗？ 它的发展是否会导致神经语言学领域的消亡？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脑科学在揭示语言“如何”运作方面的巨大贡献。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电图（EEG）、脑磁图（MEG）以及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我们已经能够大致勾勒出大脑中负责语言理解和生成的关键区域，例如布罗卡区（Broca's area）和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我们还了解到，语言处理涉及复杂的神经网络连接、神经递质的活动以及不同脑区之间的协同工作。这些发现帮助我们理解了语言的神经基础，例如，儿童如何习得语言、语言障碍的生物学原因，甚至某些语言现象（如语音错误）是如何在大脑中产生的。
然而，“实质问题”的内涵更为宽广。它不仅关乎大脑的物理结构和活动，还涉及语言的认知层面、社会文化维度以及哲学意义。
抽象与符号性： 语言的核心在于其抽象性和符号性。我们用一串声波或文字符号来代表一个概念、一个物体、一个行为。脑科学可以揭示大脑如何编码和解码这些符号，但符号本身是如何产生意义的，意义又是如何在大脑中建立和传递的，这仍然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哲学探讨的焦点。例如，理解“自由”这个词的含义，不仅仅是识别其发音或书写形式，更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经验的积淀，这些都难以完全被神经活动所解释。
创造性与生成性： 语言最令人惊叹的能力之一是其生成性，即我们能够用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创造出无限的句子，表达无数的想法。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就强调了语言的创造性原理。脑科学可以研究支持句子生成和语法处理的神经网络，但语言的创造力，那种从无到有、从已知到未知的思维飞跃，其深层机制和“灵感”的来源，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空间的领域。是简单的模式匹配，还是更复杂的计算过程，或是某种我们尚未触及的“智能”涌现？
语义的涌现与语用学的复杂性： 语言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词汇的字面含义，更取决于语境、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语用学研究的就是语言如何被使用并产生意义。例如，一句“外面下雨了”，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表示提醒、拒绝出门的理由，甚至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我不想去”。这些微妙的语用含义，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大脑中被实时解析和生成的，需要整合认知模型、社会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的多重视角，单纯的神经活动测量可能难以完全捕捉其精髓。
意识与主观体验： 语言与我们的意识体验紧密相连。我们通过语言来思考、表达情感、构建自我认同。语言的理解和生成是否与意识的产生或运作机制有直接的、可量化的关联？这是一个经典的“难问题”（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在语言领域的延伸。脑科学可以研究参与意识处理的神经回路，但语言的“内在感受”，那种“知道”自己正在说或听什么的感觉，以及语言在塑造我们主观世界中的作用，这些层面的实质性问题，或许超出了目前脑科学的范畴。
那么，脑科学的发展是否会导致神经语言学领域的消亡呢？
恰恰相反，我认为脑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其与语言学的交叉，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神经语言学，而非使其消亡。 神经语言学正是这样一个学科，它融合了脑科学的工具和方法，与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对象相结合，旨在理解语言在大脑中的实现方式。
事实上，脑科学的发展为神经语言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手段和理论支撑。
提供了客观的测量工具： 过去，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损伤研究和行为实验，这些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在，脑成像技术使得我们可以在不干扰正常语言活动的情况下，直接观察大脑在语言处理过程中的活动模式，这为验证或修正语言学理论提供了客观证据。
推动了语言理论的神经生物学解释： 许多语言学理论，如句法结构、语音感知模型等，都可以通过神经科学的手段来检验。例如，神经语言学可以研究句法结构的表征是否与大脑中特定的神经网络有关，或者语音感知的频率编码机制是否与听觉皮层的活动模式相符。
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 随着脑科学的进步，神经语言学也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对大脑可塑性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了成人学习新语言的可能性和挑战；对儿童语言发展轨迹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则为教育和语言康复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对不同语言之间在神经表征上的差异研究，也让我们对语言多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促进了跨学科的对话： 神经语言学的发展，必然要求语言学家与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等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与合作。这种跨学科的融合，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也更容易解决像语言能力这样复杂的“实质问题”。
总结来说：
脑科学的进步无疑会让我们越来越接近理解语言能力的“如何”工作，它会描绘出更精细的神经图谱，解释更具体的生理机制。但语言能力的“实质”还包含着意义的生成、创造力的涌现、语用学的微妙之处以及主观体验等层面，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脑科学与其他学科（如认知科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的协同努力，甚至需要我们对智能、意识等更基本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
脑科学的发展不是要取代神经语言学，而是赋予了神经语言学强大的工具和新的视角，使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去探索语言的奥秘。可以说，脑科学是神经语言学发展的强大引擎，而非其终结者。神经语言学将在脑科学的强大支撑下，继续前行，不断逼近语言能力实质的真相。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我昨天和
@安时说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画风：
我：这个问题炒鸡好，但是我们并没法回答。
安时：我觉得正因为没法回答所以不太好。
我：I mean it is not a question that you can't answer, but one you are not able to answer YET.
毕竟我并没有学过七肢桶的语言，也无法依靠玄学来推算未来，所以我现在给出来的预测，可能明天就可以被推翻，我且一说，你且一听。
我之前曾经说过语言学的方法论很多都是从别的学科里借来的。以语言学当前的趋势，一项技术在自身学科领域成熟之后，如果它可以被语言学应用，那么会在两年内被借入，在五年左右大概会出现一个初步的方法论，在七到八年的时候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法论的修正（其中包括把之前七年出现的所有应用问题批判一番），自此在语言学方面成熟，继而推广。我这里参照的是 magnitude estimation 和 mixed effect model ，二者都是我现在用到的手段。
那么我们往回推，显而易见，如果在神经科学里出现一套成熟的体系，那么它完全成功移植到语言学系统里，从实验设计到数据处理到结果归纳基本上不出现大的纰漏，一般也是七到八年。如果你是一个触角非常敏锐的人，或者你的导师触角很敏锐，一旦这个技术成熟并且可用就立刻把它借入语言学中，至少也需要四五年才能出一部分系统的成果。所以语言学到题主读博的时代演变成什么样子，实际上并不是由我们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脑科学家说了算的——而是技术开发者说了算。（当然，也有一些采用其他心理学手段的语言学研究者认为，“更高级的手段未必能得出更精确的结果”，这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但不得不说，在一项技术刚引入语言学的时候，的确容易产生一些并没有什么用的结果。）
如果我们遇到了技术上的瓶颈，不得不维持现有的手段，也就是基本靠 ERP 和 fMRI 来解决问题，那么以现在的速度，以英国的三年本科加一年硕士作为最短时间计算，到了题主读博的时候，神经语言学这一方面依然大有可为，毕竟讲道理，现在的语言学就是这样，大语种做完了可以做小语种，大结构做完了可以做小结构，结构元素做完了可以做非结构元素（语用能力必须要做啊！），单语者做完了可以做双语者（包括但不限于 simultaneous bilinguals 、sequential bilinguals 、heritage speakers 、L1 attritors ，乃至三语学习者），正常人做完了可以做 language impairment ……你要问我一百年后，我可能有点不清楚，但是你要问我五年后，我多少还能告诉你。
更何况，我不得不提一下这个事情：Cluster failure: Why fMRI inferences for spatial extent have inflated false-positive rates. 应该是 PNAS 上的文章， link 手机不方便回头贴；当时
@赵思家的描述是这样的：“简单滴来说，这批人大手笔做了 500 个被试的核磁共振成像，用最基础的做常用的三大 packages 跑了三百万次 group analyses ，结果 FA 最高能达到 70%（理论应该有 5% ）。四万个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受质疑。”也就是说，基本上现有的 fMRI 做出来的结果，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是假阳性，具体事实情况怎么样还需要再做一遍。那么 fMRI 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接受过 fMRI 实验（并且在 MRI 机器里睡着过）的人粗糙地解释一下：被试在 MRI 机器里完成一定任务，比如辨认图片、阅读句子等，与此同时通过核磁共振监测脑内区域的血氧浓度比，最终建立“这个任务与这个脑区的活动相对应”的联系；目前语言学方面的人类实验，大概的感觉是“做到 fMRI 就算是到头了”（虽然实际并不是），所谓的“某个脑区和某语言结构处理相对应”的结果，也多半是基于 fMRI 进行的。假阳性的问题，对于依赖 fMRI 的研究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一记重锤，当时出情况的时候我周围参考 fMRI 数据的人基本都“卧槽真是辛辛苦苦二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我，则因为本领域的 fMRI 实验要不就是和我不相关要不就是设计辣鸡，所以完全没有参考这方面的文献。）
那么再回到题主一开始的问题之一，不过我打算根据之前的说法把这个问题限定一下：不讨论实际的发展速度，只讨论发展的极限，脑科学的发展能够解决人类语言能力的实质问题吗？
从理论上来说——也只能从理论上来说——能，也不能。如果我们单纯把人类语言能力解释为类似于乔姆斯基的 I-language 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天生的语法预装系统”，当我们能够把每一个语言参量定位到特定的神经元上、并且靠基因对比完全确认了预装语法系统的遗传学来源，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解决共时性的语言能力问题，也就是说，大脑的哪一部分以什么样的方式传递什么样的信号从而组织出一句合乎语法的话，甚至我们可以确定到底是否存在 quantifier raising 这样的处理。当然如果你以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我个人建议“认知语言学”这五个字最好不要用超出 cognitive linguistics 理论意义之外的含义，否则我这个刚拿到 ICLC 通知的人会稍微有点困扰，谢谢）的角度来讨论语言能力问题，认为不存在独立的语言能力，语言的学习和处理完全依赖于常规学习方式，那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毕竟能够成功在神经系统上回答“人类到底是否具有 language faculty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到了“人类语言能力的实质问题”了。
然而我们可能并没有办法通过神经科学的发展解释一个很讨厌的问题：语言的演化。人类允许语言的演化，特别是句法和参量的演化，而不是一成不变，也是语言能力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体现可能并不能从神经语言学里得到任何证据：如果我们认为从古到今所有没有语言与智力障碍的智人个体都具有同样的语言能力，那就很难从语言能力的方面解释为什么古语中的一些参量逐渐脱落，或者古语中不存在的参量逐渐产生——你总不能说古人比现代人头脑复杂，或者反之吧。当然这个提议可能在一些人感觉会非常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并不能拿死人去做 fMRI ，也就无从谈起让神经语言学解释除了语言习得和语言处理甚至带一点语言结构意外的内容了；但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人类语言的一些问题，就算神经科学发达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可能也很难由它来解决。
既然我们说作为一级学科的语言学不可能一下子就被神经科学搞死，那么再回到题主的第二个问题：神经科学的发展会不会把神经语言学搞死？
神经语言学到底是什么？说得稍微让人不那么舒服一点，是一帮没有什么语言学基础的神经科学家和一帮没有什么神经科学基础的语言学家为了同一个目的搞到一起去之后生下来的小杂种。（其实这一开始是我们用来自嘲和互嘲 psycholinguistics 的。）当然，当这个小杂种生下来之后，它必然会既要长得像爸爸又要长得像妈妈，作为一个神经语言学的学生，必须要同时理解两个部分的理论和实验意义。当然，有可能这个小杂种长得越来越像妈妈，最后被母体吸收回去，那么作为神经语言学的学生，其实并没有损失，毕竟我们可以把语言学知识作为理论参考与实验设计的基础，继续做着神经学家的工作；至于说妈妈厉害了，一刀把孩子捅死了……那我们就去做一个单纯的神经学家研究一下使用流行语时的快感从哪里来什么的不好吗（。
更何况，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必然会遇到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没到这个阶段时，我们是基本看不见的，就好像你在多云的天气想看到云上的情景一样。可能现在我们认为，等到我们能把大脑各个神经元都对应到语言处理上，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但是真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发现其他更奇怪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能够处理我们熟悉的语言，但是对于我们不熟悉的语言我们是如何感知它和我们已知的语言的距离的，从视觉刺激上、听觉刺激上、元语言信息刺激上会不会启动不同的因素，这种感知有多少基于语言处理，有多少基于常识，又有多少基于瞎猜……反正现在这个问题也没什么人把它放到神经视角下考虑，等大家真做出来一一对应的神经元也无所谓呀。
最后，可能要温柔地提醒题主一句：神经语言学虽然在语言学的食物链上处于非常上位的位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可能更像生狗——也就是说，就算有人告诉你“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也不代表“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从业者好找工资比较高的专业对口工作的世纪”。一个学科有前景，不代表一个从业者更好找到工作，这都是历史的教训啊，走路可千万记得看脚下。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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