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毛主席为什么都针对有知识的文人呢？应该用科学的发展啊？
斯大林和毛主席在特定历史时期针对知识分子和文人采取的措施，以及其背后的原因，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理解这一点，需要将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目标、意识形态以及两位领导人各自的经历和理念结合起来分析。简单地归结为“针对知识分子”或“应该发展科学”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全貌。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斯大林时期。
斯大林与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警惕与利用并存
斯大林上台后，苏联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从革命后的混乱走向国家建设。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并将其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文人群体扮演了复杂的角色。
潜在的反对力量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斯大林高度警惕任何可能挑战其统治的潜在力量。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拥有不同政治观点或文化背景的人，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斯大林推崇的“科学共产主义”要求思想的统一和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任何偏离其理论框架的言论或创作，都可能被视为“反革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渗透。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和改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政治的绝对统一。
技术与专业知识的需要： 然而，斯大林并非完全排斥知识。相反，他极度渴求技术和专业知识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苏联需要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来建设工厂、开发武器、管理国家。因此，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要改造和控制那些被视为思想不“纯洁”或有潜在威胁的，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利用那些能够提供实际技能和知识的专业人士。
“文化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延伸：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阶级斗争被理论化为贯穿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来自旧社会、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很容易被划入“阶级敌人”或“国民公敌”的范畴。通过各种运动，如“拉脱维亚行动”、“俄罗斯科学家清洗”等，大量知识分子被逮捕、处决、流放或关入古拉格。即便是一些忠诚于政权的知识分子，也必须不断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审查。
个人崇拜与权力巩固： 斯大林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维护，也促使他压制一切独立的思想表达。他需要建立一个围绕自己的绝对权威的政治体系，而拥有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成为他“清除”的对象。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毛主席时期的情况，虽然背景不同，但有相似之处。
毛主席与知识分子：革命的工具与潜在的障碍
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同样受到革命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以及他自身对中国国情的理解的影响。
革命的优先性与意识形态的改造： 毛主席深信，思想的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或在中国旧式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往往带有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怀疑主义等“旧社会”的烙印。这些被视为与新中国建设所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格格不入。因此，通过思想改造、政治运动（如延安整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旨在将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思想”的拥护者，成为革命事业的工具。
服务工农兵的政治导向： 毛主席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他强调，知识的价值在于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那些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书斋里的学问”，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组织知识分子下乡、下厂、下连队，接受劳动锻炼和思想再教育，是其改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警惕： 就像斯大林一样，毛主席也警惕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反对派。尤其是在经历过反右运动之后，很多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甚至受到迫害。毛主席认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但也有极少数是“敌我矛盾”，需要严厉打击。这种区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
追求绝对的政治统一和意志统一： 毛主席同样重视政治的统一和领导的权威。他认为，在革命时期，思想上的杂音和异见会削弱党的领导和革命的决心。因此，任何形式的“自由化”和“个人主义”都被视为对集体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挑战。
科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 关于“应该用科学的发展”这个观点，毛主席和斯大林都有自己的理解。他们都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例如，中国在核武器研发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这离不开科学家的努力。然而，他们强调的是“科学为政治服务”，或者说，科学的发展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下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向、内容甚至价值判断，都可能受到政治的指导和限制。他们认为，脱离了政治方向的科学发展，可能导向错误的道路，甚至服务于反动的力量。
为何会出现这种“针对”？
总结来说，斯大林和毛主席之所以在特定时期采取了针对知识分子和文人的措施，并非仅仅是出于对知识或科学的敌视，而是由以下几个核心因素驱动：
1. 政治权力的巩固与维护：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建立和巩固新型政权的过程中，任何被视为潜在挑战者或不稳定因素的力量都会受到压制。
2. 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 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强调思想的统一和集体主义，任何独立的、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思想都面临被清除的风险。
3. 社会变革的激烈性： 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被打破，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正在建立，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冲突和调整。
4. 对“西方腐朽思想”的警惕：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他们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将知识分子群体视为可能被这种渗透所影响的群体。
5. 领导人个人的经历和世界观： 斯大林早年经历了流放和斗争，对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有深刻体会。毛主席则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决定一切”等观念。
因此，将他们的行为简单概括为“针对有知识的文人”或者“应该发展科学”是不够全面的。他们更倾向于在政治绝对领导下，服务于特定的革命和建设目标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发展。对于那些被视为不服从或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被认为“方向错误”的科学研究，自然会遭到压制。
理解这段历史，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标签，深入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境、政治逻辑和历史人物的复杂动机。这并不是为他们的行为辩护，而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相。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斯大林时期。
斯大林与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警惕与利用并存
斯大林上台后，苏联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从革命后的混乱走向国家建设。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并将其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文人群体扮演了复杂的角色。
潜在的反对力量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斯大林高度警惕任何可能挑战其统治的潜在力量。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拥有不同政治观点或文化背景的人，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斯大林推崇的“科学共产主义”要求思想的统一和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任何偏离其理论框架的言论或创作，都可能被视为“反革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渗透。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和改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政治的绝对统一。
技术与专业知识的需要： 然而，斯大林并非完全排斥知识。相反，他极度渴求技术和专业知识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苏联需要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来建设工厂、开发武器、管理国家。因此，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要改造和控制那些被视为思想不“纯洁”或有潜在威胁的，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利用那些能够提供实际技能和知识的专业人士。
“文化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延伸：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阶级斗争被理论化为贯穿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来自旧社会、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很容易被划入“阶级敌人”或“国民公敌”的范畴。通过各种运动，如“拉脱维亚行动”、“俄罗斯科学家清洗”等，大量知识分子被逮捕、处决、流放或关入古拉格。即便是一些忠诚于政权的知识分子，也必须不断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审查。
个人崇拜与权力巩固： 斯大林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维护，也促使他压制一切独立的思想表达。他需要建立一个围绕自己的绝对权威的政治体系，而拥有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成为他“清除”的对象。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毛主席时期的情况，虽然背景不同，但有相似之处。
毛主席与知识分子：革命的工具与潜在的障碍
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同样受到革命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以及他自身对中国国情的理解的影响。
革命的优先性与意识形态的改造： 毛主席深信，思想的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或在中国旧式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往往带有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怀疑主义等“旧社会”的烙印。这些被视为与新中国建设所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格格不入。因此，通过思想改造、政治运动（如延安整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旨在将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思想”的拥护者，成为革命事业的工具。
服务工农兵的政治导向： 毛主席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他强调，知识的价值在于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那些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书斋里的学问”，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组织知识分子下乡、下厂、下连队，接受劳动锻炼和思想再教育，是其改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警惕： 就像斯大林一样，毛主席也警惕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反对派。尤其是在经历过反右运动之后，很多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甚至受到迫害。毛主席认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但也有极少数是“敌我矛盾”，需要严厉打击。这种区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
追求绝对的政治统一和意志统一： 毛主席同样重视政治的统一和领导的权威。他认为，在革命时期，思想上的杂音和异见会削弱党的领导和革命的决心。因此，任何形式的“自由化”和“个人主义”都被视为对集体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挑战。
科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 关于“应该用科学的发展”这个观点，毛主席和斯大林都有自己的理解。他们都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例如，中国在核武器研发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这离不开科学家的努力。然而，他们强调的是“科学为政治服务”，或者说，科学的发展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下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向、内容甚至价值判断，都可能受到政治的指导和限制。他们认为，脱离了政治方向的科学发展，可能导向错误的道路，甚至服务于反动的力量。
为何会出现这种“针对”？
总结来说，斯大林和毛主席之所以在特定时期采取了针对知识分子和文人的措施，并非仅仅是出于对知识或科学的敌视，而是由以下几个核心因素驱动：
1. 政治权力的巩固与维护：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建立和巩固新型政权的过程中，任何被视为潜在挑战者或不稳定因素的力量都会受到压制。
2. 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 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强调思想的统一和集体主义，任何独立的、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思想都面临被清除的风险。
3. 社会变革的激烈性： 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被打破，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正在建立，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冲突和调整。
4. 对“西方腐朽思想”的警惕：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他们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将知识分子群体视为可能被这种渗透所影响的群体。
5. 领导人个人的经历和世界观： 斯大林早年经历了流放和斗争，对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有深刻体会。毛主席则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决定一切”等观念。
因此，将他们的行为简单概括为“针对有知识的文人”或者“应该发展科学”是不够全面的。他们更倾向于在政治绝对领导下，服务于特定的革命和建设目标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发展。对于那些被视为不服从或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被认为“方向错误”的科学研究，自然会遭到压制。
理解这段历史，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标签，深入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境、政治逻辑和历史人物的复杂动机。这并不是为他们的行为辩护，而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相。
网友意见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绝不会有这等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些，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种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对作家、艺术家是关怀备至的。鲁迅说的“绝不会有”的事，我们的人民做了。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虽然革命还没有成功，革命和建设事业还很艰苦，党和人民不但给了丁玲等人最高的荣誉，还给了他们最优厚的待遇，“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但是，这并没有使丁玲等人有任何感谢之意，在他们看来，民主革命成功了，也就是革命业已到底，应当是“从丰报酬”的时候了。在他们看来，不是人民给了他们荣誉，不是他们吃人民的饭，而是人民靠他们生活的。他们犯了错误，党和人民对他们耐心教育，在他们看来，这正是党和人民软弱可欺的表现。对于他们，党和人民只能恭维，是碰不得，批评不得，领导不得的。他们自以为：我们是大作家，大诗人，大理论家，没有我们就没有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园地就一片荒凉！我们有“国际声誉”，是“国宝”，碰不得！什么检查《文艺报》，检查《文艺报》就是“整我丁玲”，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就是造反！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在革命阵营的内部向党和人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灵魂工程师的灵魂》
摘自《上海十年文学选集》
其实关键就是在于知识分子的尿性，在旧社会他们为特权阶级服务，特权阶级是皮，他们是毛，毛依附于皮，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他们也享受着人上人的待遇。在新社会，需要俯首甘为孺子牛，需要为人民服务，不能享受特权了（而实际上新中国还是给了他们最好的待遇），他们中的很多人觉悟了，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也有很多人失去了特权就去抨击新社会的黑暗，当然要受到批评。但是，批评归批评，扩大化、整人是谁搞得咱就不说了，喵爷爷一如既往背锅就是了。
批评一下右派文人就说明新社会反智吗？恰恰没有。新社会普及义务教育，开办夜校，让每个新中国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让在旧社会没有接受教育的劳动者在工作中学习，李云龙说他这点文化还是在部队学的。新社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成长的知识分子没有旧社会那种高高在上的特权意识，而是跟普通体力劳动者一样平等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不是让受到教育的权利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然后把他们供起来，而是让每个劳动的人都成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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