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斯大林不和托洛斯基分享权力呢？
1. 革命时期的角色与威望差异：
托洛茨基： 在十月革命和随后的内战中，托洛茨基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他不仅是革命的理论家和主要组织者，更是红军的缔造者和总司令，在击败白军和外国干涉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的个人魅力、出色的演说能力和军事才能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和支持。
斯大林： 斯大林在革命前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组织和宣传工作，以及在党内担任行政职务，例如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总书记。他的角色更多是幕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虽然重要，但远不如托洛茨基那样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广泛的公众威望。
这种威望的差异，使得斯大林在革命胜利后感到一种威胁。他知道托洛茨基的个人影响力比自己大得多，如果权力真正分享，他可能难以驾驭。
2. 政治理念与革命道路的分歧：
这是导致两人权力斗争的核心原因之一。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革命必须依靠世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巩固和发展。俄国革命的孤立是危险的，必须积极推动国际革命。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斯大林则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可以在相对孤立的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更容易被当时国内民众和党内许多人所接受，因为它承诺了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避免了国际革命失败带来的风险。
斯大林利用了国内民众渴望稳定和建设自己国家的心理，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描绘成脱离实际、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他知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更容易获得国内的支持，从而在政治上孤立托洛茨基。
3. 个人性格与政治手腕的差异：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以其智慧、辩才和激情而闻名。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演说家，但有时显得傲慢和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更倾向于公开辩论和理论斗争，而不太擅长在幕后进行政治运作。
斯大林： 斯大林则以其坚韧、隐忍、精于算计和冷酷无情而著称。他不像托洛茨基那样有吸引人的个人魅力，但他拥有卓越的组织和管理才能，并且善于利用官僚体系和党内人事关系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这种机会主义却是极具效率和策略性的。
斯大林深知托洛茨基的个人魅力和思想的吸引力，他知道自己无法在公开场合战胜托洛茨基。因此，他采取了更阴险和策略性的手段。他利用了自己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职位，悄悄地将自己的支持者安插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同时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边缘化或清除出去。
4. 权力斗争中的具体策略与行动：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利用了以下策略逐步排挤托洛茨基：
利用列宁的遗嘱： 列宁在临终前写下了一份遗嘱，批评了党内一些领导人的缺点，包括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潜在冲突的担忧。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一方面在早期压制了遗嘱的公开，另一方面又在后来将其用于攻击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
结盟与分化： 斯大林首先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三驾马车”联盟，共同对抗托洛茨基。在将托洛茨基赶下台后，他又转而攻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终将他们也清除出去。这种“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是斯大林惯用的手段。
控制组织机器： 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拥有对党内人事任命和组织工作的绝对控制权。他利用这个职位，提拔忠于自己的人，削弱反对派的力量。他逐步掌控了党内宣传机器，将托洛茨基描绘成背叛者、反革命分子。
利用意识形态斗争： 斯大林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定性为“托洛茨基主义”，并将其作为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批判，将托洛茨基描绘成与资产阶级勾结的反革命分子。这种意识形态的打压，为他之后的清洗提供了合法性。
合法化程序上的胜利： 斯大林通过控制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逐步在党内组织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他利用这些机会，通过投票等方式，在“合法”的程序上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定为反对派，最终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
总结来说，斯大林不与托洛茨基分享权力，并非仅仅是个人恩怨，而是源于深刻的政治理念分歧，以及斯大林为了巩固自身在革命后苏联的领导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冷酷、精明且有效的政治斗争策略。他深知托洛茨基是自己最大的威胁，并且自己不具备托洛茨基那样的人格魅力和革命威望，因此他选择了一种更加隐蔽、系统和彻底的手段来清除对手，最终掌握了苏联的绝对权力。
最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并在墨西哥被斯大林的特工暗杀。这场权力斗争是20世纪政治史上最残酷和影响深远的斗争之一，它决定了苏联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
网友意见
那万一要是两个人吵起来，结果托洛茨基说得对，大家该听谁的？
1.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代表着两个阶级的利益（虽然他们不知道），斯大林代表了苏联官僚阶级（新资产阶级）的利益，托洛茨基相对来说代表了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两个阶级是不相容的，是你死我活的。根据国家与革命所言，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逐渐消灭国家，消灭官僚制度的，斯大林的苏联，官僚的权利越来越大，特权越来越多，很明显，斯大林绝对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
2.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这两个人也是不同的道路，斯大林提出了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托洛茨基坚持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即如果没有西欧发达国家的革命，苏联会走向失败。
3.斯大林作为实用主义者，1922——1928是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然后在1928以后，把托派的纲领一抄，就说是他自己的功劳
光是单独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答案就是斯大林可以分享权力，也可以不分享权力给——不只是托洛茨基，而是日后主动或者被动的成为他的敌人的人
这么说并不是在说一句废话，因为实际上这里牵扯到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运作方式问题和布尔什维克政权面对的"终极挑战"的问题的双重结合
反对派政治
首先要明确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模式并不是各种布尔什维克神话和恶魔学中标榜的那样围绕中央，以及遵从一个从一而终的绝对目标（绝对的善或者绝对的恶）。要理解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各种布尔什维克的列宁神话，斯大林神话，托洛茨基神话等等，各种领导人神话绝对是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误读 : 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通过绝对的远见和坚定不移的政治见解推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的——甚至是列宁，也是通过不断的背叛自己的预言来认识无产阶级革命本身的。
而缺失了从一而终的坚定政治目标的神话叙事，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原则到底如何组成 ?
而"反对派"政治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反对派就是从字面意义是理解就是对官方路线产生反对意见的群体组成的集体，但同时反对派政治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从最早说起，布尔什维克都是社会民主工党总路线的反对派起身的。而什么是反对派政治，简单的说就是不同于党派政治的彻底敌对，以及党纲党章的绝对化色彩；反对派政治主张具有时效性政策划分，以及具有现实意义的阶级议题问题讨论。
对此老布尔什维克深谙此道，从最早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为了抵制列宁发起革命而组成的革命护国主义反对派；到什利亚普尼科夫和打入工会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员怀抱对工会制度的绝对信任的工人反对派；托姆斯基和梁赞诺夫的工会高层为了工会独立的工会反对派；奥新斯基的主张苏维埃宪政主义的民主集中派；博格丹诺夫的铁路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再到大家熟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和日后的左右反对派等等
反对派政治作为斯大林时代的史前史几乎占据了布尔什维克政治的全部部分，他们潮起而又潮退，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们围绕着不同的政治政策和时效性政治议题不断的在各派之间团结而又分散重组。最典型的例子有比如曾经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袖的布哈林，在1920年和布尔什维克左派近乎彻底决裂，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右翼思想的代言人；同样的曾经想推举托姆斯基和梁赞诺夫成为工会国家领导人的工人反对派在1921年遭受了这两个工会高级官僚的彻底背叛，托姆斯基抄了着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加入了布哈林的温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派别，而梁赞诺夫甚至蜕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极右翼，支持黄色工会胜于红色工会。
反对派政治印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成员的底色，而是印证了布尔什维克政治原则的底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时效性和政治性结合的政治原则），这也是苏维埃政治的反作用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应（哪怕是考茨基也认识到了苏维埃之于议会的不同在于他对于时效性议题的狂热关注和对于非专业政治人员的青睐）。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联合反对派能够成立，时效性的议题主导促成了布尔什维克内部不同于党派之别的派别政治方法。
在这点上，从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再到苏维埃政治的反作用，布尔什维克党人通过了自己的理解塑造了一种致力于克服德国社会民主党树立的第二国际原则（党中央权威至上，党组织程序至少的单一化政党组织）。在政治风潮风气云涌的二十年代后半段，无论是斯大林，托洛茨基或者三架马车都只不过是仿照列宁击败工人反对派的故事成功的分化敌对反对派，组织己方反对派联盟而占据一时政治霸权的时效性政治的胜利者而已。
时效政治和派别民主的政治原则决定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不存在永远不受质疑的霸权局势，但但只是斯大林一人的思想和野心不足以扳动整一个布尔什维克历史本身。在这点上单论斯大林本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彻底垄断了"权力分享"的渠道，甚至应该说不存在权力分享一说，因为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政治权力就是分散而且不存在不受质疑的。
（列宁击垮工人反对派故事是比较典型的反对派斗争例子，列宁通过和民主集中派共同发布反官僚主义议程并通过辩论和组织方法成功拉拢工人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什利亚普尼科夫和科伦泰等人成为列宁派别的支持者，让工人反对派在失去核心生产背景后遭受组织上的抽骨而失去活力）
终极挑战
但是历史如我们所知，并没有向布尔什维克约定俗成的传统的方向发展，而这导致了斯大林最终颠覆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体制模式，而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和二十年代最后一场反对派斗争相连系的呢?
在主流的解释中，仿佛这场反对派斗争一下子升级成为了敌我矛盾的公开对抗 : "一国社会主义"对抗"世界革命"，"新经济政策"对抗"超工业化"或者是"阶段革命"对抗"不断革命"。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只从议题出发的话，这些议题本质上并没有超过布尔什维克所经历了反对派议题对抗的时效性特点:正如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鼓吹人-布哈林，在1918年的危机关头是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公开反对议和鼓吹世界革命战争的。
而二十年代的历史也迅速的证明给我们看，议题斗争的时效性对抗并不真正的构成绝对的敌我矛盾，作为首先驱逐托洛茨基的季诺维也夫，为了他直辖的列宁格勒区域工业联合的存续最终重新选择了超工业化的政策路线转向和托洛茨基的联合；同样的斯大林也未尝不曾背叛自己在和托洛茨基对抗中的新经济支持者的观点，转向集体化思想。政治路线的变迁并不意味着对布尔什维克总路线的背叛，因为如上文所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模式是带有强烈的时效性的。而政策路线的对抗在列宁时代的变迁也不代表着"政治死刑"，要知道哪怕是公开反对过十月革命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革命后也继续承担了布尔什维克的核心部分，什利亚普尼科夫，奥新斯基，博格丹诺夫这些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并未因为反对派活动而被"死刑"（直到斯大林年代）
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随着列宁时代的过去，反对派政治模式和政治路线的斗争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而有关于时效性的政策斗争也迅速向着恶性发展并最终走向了政策路线盖标签的绝对性的斯大林塑造的政治神话时代。这证明了二十年代后半段开始的反对派最后一场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布尔什维克的终极挑战，这个终极挑战不同于布尔什维克迎过的挑战可以以时效性的思想越过，同时布尔什维克的过去也将累加在这个问题上最终为布尔什维克运动设下了最后的考验。
布尔什维克自诞生以来面对过无数的挑战，包括第二国际问题和生存问题，而这之中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引发了大量的反对派政治活动:比如扩党主义（扩大布尔什维克群众基础）和登记主义（大清洗和党员审核思想）的对立——代表是季诺维也夫的高墙理论（党需要更多的群众性政治缓和党和群众的高墙）和工人反对派的非工人和脱产者不得参政宣言；苏维埃政治（苏维埃为核心的多中心政治）和公社主义政治（单一化的公社从上至下政治）；还有有关生存问题的新经济缓和还是工业化加速等等。布尔什维克通过一切强力和非强力的方法，通过时效性的政治办法逾越了这些问题。
但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所不断推进形成的是布尔什维克日积月累所自己创造的一个终极性的问题，那就是革命官僚阶级的形成和壮大。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所发明的问题，旧的社会民主党无法理解革命官僚，这也是一个被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日积月累堆积的问题，无论是列宁借助政治局打击反对派的活动，或是托洛茨基无意间希望简短某个复杂程序时向中央提出直接施行的要求，亦或是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斯大林的学生们等等。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创造了新世界后，并没有直接迎来千禧年乌托邦，而是需要直面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世界的新问题。而众多的时效性问题的堆积背后，形成的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潮汹涌，在这点上无论是哪个领导人都是必须直面这一布尔什维克开创新世界的最终挑战。
布尔什维克的新生，布尔什维克的消亡
了解了布尔什维克自身的反对派政治和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终极挑战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最终要背弃布尔什维克的多中心政治方法。
工人反对派因为内战后的俄国失去了大工业基础而消亡了，民主集中派因为列宁的分化和列宁的支持也消亡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工会反对派的官僚们和布哈林串通一气，军事反对派也因为内战的结束而四散奔走.....他们都因为属于自身的时效性议题的消失而转化和消亡了，但并不意味着运营这他们的社会背景同样的随之而消退。
革命的发展带来官僚主义的崛起，开始逐个超越了这些旧反对派的时效性政治方法，好比我们在日后的大清洗中看到了工人反对派的登记主义变成了转向自己的屠刀，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铁路思想（拔掉资产阶级知识）养育了李森科和日丹诺夫等等。旧的反对派政治逐渐随着时效性的随波逐流走向了他们命运的最终点，和官僚主义的直接对抗，无论以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形式，这场抗争从他们所能理解的时效性对抗变成了关于自身和苏维埃派别传统的生存斗争，无论他们代表着谁，无论他们自觉与否（也就是反对派本身成为了官僚主义的最终目标）。最终因为无法理解这点，联合反对派最终迎来了大规模失败。
而在这场终极挑战中，如何对抗和矫正官僚主义，成为了核心的斗争内容，列宁在民主集中派的派别活动中警觉了官僚主义的威胁，并且试图重复多中心政治和颠倒模式的工农检察院与之对抗，但是其结果是列宁为了对抗官僚主义让出的权力成为了官僚主义晋升的把柄。
同样的斯大林在这里最终扮演的也是这样一个人，在这场触摸到有关官僚主义的生存抗争的反对派运动中，斯大林站在了有关反对派政治的反面，先后击败了他的老敌人托洛茨基，叛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盟友布哈林。他运用了时效性政治给他的遗产，发展了出了有关集体化的斯大林主义第一阶段。
但是就算是斯大林也没法控制这场布尔什维克面对他创造的自身弊病的战斗，如果我们说192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无关布尔什维克核心政治运作的改变（即没有彻底废除布尔什维克的内部苏维埃政治），那么1930年代的斯大林则要面对他痛苦的自身切割，官僚主义色彩的斗争作用下，积极的青年斯大林主义者成为了斯大林政治的牺牲品。集体化在缺失了必要的群众化色彩的政治反馈之后，在已经形成的地方官僚托拉斯集团的管理下形成了相当的灾难，农民和布尔什维克的内战一触即发，而集体化的青年斯大林主义者们则最终被危机裹挟的布尔什维克所抛弃。这形成了极具戏剧性色彩的青年斯大林主义者反对派集团-罗明纳兹-赛尔左夫集团，并且一度让沉寂的联合反对派运动重新崛起，斯米尔诺夫通过联系罗明纳兹和奥新斯基，重组了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罗明纳兹的新左翼反对派集团。
1933年因为右翼反对派三人集团的盲动导致的新左翼反对派全军覆没，象征着斯大林对反对派活动的彻底扬弃。在已经成熟的斯大林和官僚集团的联盟中，哪怕是斯大林主义者形成的不安分政治愿景都不再拥有政治空间。当然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变化，官僚集团对少数派的集体倾轧和刻意歧视，以及少数派集团迎受的从温水煮青蛙到大棒加萝卜的直白的政治暴力直到血腥的人身对抗，已经让最后的时效性政治的表皮剥落，形成了反对派为了生存和官僚集团的敌我对抗。
如果说1933年反对派运动的全面沉寂象征着旧布尔什维克传统的衰落和灭亡（并不是斯大林上台决定的）；那么1936年的大清洗则是象征着布尔什维克以另外一种方式新生了，以斯大林和中央官僚联盟的绝对主义行政方法的主导取代了旧布尔什维克的多中心办法。在这里仿佛一切的旧反对派又重生了，不只是人身意义的旧反对派成员被拉出来挨个打靶，同时旧反对派的理念也被重新的置于了这个绝对主义的行政体系之下，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因为自己主张的登记主义而被枪决，这就是这个新时代最好的注脚。
最后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结其实是直接和那次最后的反对派运动相关的，斯大林会不会分享权力，浸润于时效性反对派政治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在花费生命代价前认为会，因为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运作的逻辑所在；而只有当他们意识到生存的威胁时，才认识到更重要的道理: 并不是斯大林的个人意愿导致了反对派政治和成员的字面意义的死亡，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和弊病以斯大林政权的形式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他们没能意识到的终极挑战——和官僚主义的全面而非时效性的战争。
同样对于斯大林而言，他也花费了几乎一整代青年的斯大林支持干部群体的代价，认识到了布尔什维克发明的新问题给他带来的挑战。这种挑战，或者说新的工人国家内部的阶级战争超越了某人，某个反对派，或者某种单一的理念和政策，将会全面的把所有人，所有派别和所有的理念和政策牵扯其中。
很多很多年后的2014年，俄罗斯之春期间的克里米亚，有一个当地人，叫恰勒，他在当地民望极高能力也很强，后来俄罗斯能成功回收克里米亚，和这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平民声援活动有直接关系，当时他也被称为塞瓦斯托波尔的“平民市长”。但是在那之后，他很快就被边缘化，乃至只能隐居在家，情况比在乌克兰期间还糟糕，最少乌克兰时代当局不太重视这人，而俄罗斯当局很清楚他的能量和能力，所以监控严密的多。
那么事情出在哪里呢？其实有一次普京接见过他，会谈中普京直言不讳的说：“恰勒先生，您是一位革命者，而革命的时代（指俄罗斯之春）过去了，现在的时代需要的是官僚，是建设者”。
这个例子可以解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关系，1920年代末，浪漫的，嘉年华一般的革命正在急速退潮。每天上街集会喊口号填不饱肚子，面临着冷冰冰的现实问题，需要组织生产，建设工厂，征收粮食。而这些都需要稳定的官僚集团每天重复去做那些繁琐而复杂的小事，斯大林正是这个出自大罗斯地区工农构成的官僚群体的领头者，他们天生就和热衷世界革命的城市知识分子们互相看不上，这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矛盾，而是几乎是不可弥补的世界观层面的矛盾，又或者说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算想和托洛斯基“分享”权力，最后的结果不是被干部团把他们俩人一勺烩了，就是托洛斯基的追随者们认为他不够革命或是对托洛斯基大不敬把他清洗了。斯大林又不傻.....
………………………
今天正好是克里米亚入俄七周年，媒体上又出现这个照片了。
右边这个穿毛衣的就是恰勒……另外俩人是阿克肖尼夫和康斯坦丁诺夫。
那他就得改名叫斯小林了，而托洛斯基也是个犟脾气，他会愿意吗？
苏俄政权诞生于革命，残酷的革命斗争以及“红色孤岛”的形势，没有让他们养成妥协、折中和分享权力的习惯，反而把这些行为等同于背叛和怯懦。
路线斗争就是权力斗争。
道理很简单，因为先锋队制度，是不允许有两个中心。他需要完成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一般有三点
1、第一种是通过所谓的君权神授。如果这个共同体真的相信了神的存在，也相信了君主是神授予，那么君主的合法性就具有了。中国古代的天命也有这个意思
2、第二种是通过所谓法理性建构。即选举制度，一个领导人的核心来自于选举，代议制的选举是可以兼容不同政治主张，不同党派。
而布尔什维克，显然他是无神论，他不可能是第一种，他是高度集权的专政，他也不能是第二种。所以他只能采取第三种，
3、历史的代表、人民的代表，以及所谓卡里斯马。这种模式是以抽象的历史的代表和人民的代表。
代议制政治是民众（某个阶级的人）使得某个人代表自己的利益，这个某个人自己未必是本阶级的人，比如说无产阶级让某个富人代表自己的利益也是可行的。就好比一种法律上的委托关系。
但是这种布尔什维克体系刚好相反，他是代表指定人民，不是人民选举代表。如果斯大林赢了，他就代表无产阶级。如果托洛茨基赢了，就是代表无产阶级。
这种方式，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模式，君主不仅仅构成政治上的最高权威，还是思想的最高权威。除此之外，都是异端。他要不断给自己戴高帽，赋予神圣的光环，才能维持权威
所以为什么苏联才74年，比古往今来的帝国都短。因为他的试错成本太高，斯大林不死，就不能彻底否定斯大林。他比中国古代皇帝还要集权
这是典型把中世纪后期那种宗教裁判所的模式搬到了政治之中，所以路线斗争就是权力斗争。路线斗争也就是基督教之中异端和正统的斗争，话语权的斗争。
这种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非常警惕，恩格斯说
维利希是1845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深信自己命定要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并以这种预言家身分直接要求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维利希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
这就是后来斯大林的形象。作为一个历史的把握者，所谓路线的完全胜利者，实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
列位大约没看出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换而言之，斯大林为什么不建立一个现代议会政府？
分裂布尔什维克，建立俄国民主党和俄国共和党，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竞选总统。
走上美国道路，在100年前就搞联邦制国家。
这种提问法，就是看看亲苏派的水平。
所谓分享权力，正是现代议会制度的基本特点，两党或者多党进行权力争夺，共同组建议会，以实现所谓的权力分享。
而现代议会制度的本质是贵族和公民联盟，并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制度，公民用选票制约的只是总统的部分权力，而对于议会的压制能力更加有限。执政党和在野党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他们的斗争和妥协主宰了国家权力，从而以民主的形式控制了国家。
现代议会制度的根本就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更为广大的人民，既公民和自由民（这部分人没有选票，没有社会保障，甚至于没有国籍）实际上是被压迫对象，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对抗议会，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毫无办法。
就像是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美国公民有什么办法吗？美国议会的放任自流，最后加剧了事态发展，最终倒霉都是谁？
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分享权力，这是在搞共产主义吗？
这是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是和共产主义运动背道而驰。
如果要搞现代议会制度，那么俄共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就是彻底否定苏联，认为苏联独裁专政，镇压不同意见。
苏联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实践，是在走前所未有的道路。
革命者都是激进的，是一心一意要推翻旧制度，是要彻底否定现代议会制度。
不和旧制度妥协是苏联的使命。
这里面没有所谓的正确与否，而是要践行理想主义。会不会成功？那谁知道。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这个目标。
我们站在时代的后面，对前人评头论足，那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一些真相，但是依然被自身的知识和眼界蒙蔽，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斯大林和托洛斯基谁更伟大？这是说不清楚的，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这是在黑暗中前行，是在找寻未知的方向。尽管马克思进行了详尽的理论描述，但是落实到行动中，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到底有一条，还是有两条，还是无数条，这并不知道，领导天生认为自己所选的路就是正确的，这本身就是人类的固有特点。
他们作为党的领导人，既有共同的理想，也有斗争，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他们面对的现实十分残酷，谁来最终完成列宁的遗愿？这是个问题。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绝不能还没有完全开始，就对共产主义实践抱持怀疑的态度，向资本主义议会制靠拢，搞分权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也不是列宁主义的一贯坚持，这在是和敌人妥协，是在根本上自我否定。
因此，此路不通。
有人看见了苏联的灭亡，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嘲笑斯大林，讽刺列宁，认为他们是顽固分子，是失败者。
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依靠的是什么？
依靠的是革命者对真理的追求和不懈努力，这里面有成功有失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给人类找寻出路。而对成功者阿谀奉承，对失败者大肆践踏，这些人就是人群中的卑微者，权贵脚下的应声虫，智力低下的捡拾者。
当革命者在流血牺牲，在奋力拼搏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自己的墓碑上到底是摆满了鲜花，还是被涂满了狗屎。
对革命者的尊崇是一个正直人类应有的道德素质，而在革命者的墓碑上涂抹狗屎的人，请你滚开。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啊，他俩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互相看不顺眼。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第一印象是“乡下来的蠢蛋，一句话都不会说。”
而斯大林日记中写托洛茨基是“一个漂亮但毫无用处的人。”
再到后来刚组建红军时，托洛茨基主张运用沙皇时期旧军官。但斯大林极其不信任旧军官，在察里津将当地的大部分旧军官撤职、囚禁于轮船之上。随后托洛茨基发电报要求释放，但斯大林“不予理会”，并且在托洛茨基派人前来调查时，斯大林下令被捕的旧军官连人带船一起沉没河中。
如果说第一印象只是两人分歧的前奏的话，那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两人的对党政军的不同理念就是两人分歧的重要原因了。
更不必说后来两者的“一国shzy论”和“不断革命论”的“路线之争”了
毕竟这都是他们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事业，无论是谁都不愿意看到一个与自己“观念”、“路线”截然不同的人将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带入自己认为错误的方向。所以，两人的分裂是根源性的，不可弥合的。
最后，你这问题好像斯大林的母亲也问过他....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权力=对劳动人民的责任，也许对托派来说，权力是什么可以分享的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特权吧。
康米和安左其他左派最大的纷争点就在于对利维坦的态度与观点。
康米与安那其左派(无政府工团主义)虽然都同意应该要以暴力推翻布尔乔亚的统治，但康米认为没有布尔什维克叔叔领导的先锋队，无产者将会如同一盘散沙无力对抗布尔乔亚乃至法西斯们。
而安左则认为康米们的先锋队集中了权力后必定会导致新的阶级分化，只要有利维坦存在的一天，必定会有人压迫有人被压迫。
而康米与民社最大的争议点则在于对推翻布尔乔亚统治的方式，康米认为唯有以暴力镇压一切反动派才能真正推行公有制。而民社则否认这点，他们认为在布尔乔亚的议会政治里，无产者选民占绝大多数，只要发动这批人，胜选自然不在话下。
但是康米们认为民社以议会斗争取得政权后，根本不可能真正推行公有制，康米认为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剥削阶级不可能在民社未掌握军力的情况下任由民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所以康米和民社与安左们等其他左派的区别，其实就在于对利维坦的态度与观点。虽然康米不否认国家的确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物，但在真正建立起共产社会前，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阶段是必要的。
所以从上文看来，应该可以看出康米们对革命普遍倾向——
无产阶级专政是确保革命成果的基础。
既然称作专政，自然代表着权力应该集中。这也注定了奉行康米主义的苏维埃体制里通常是容纳不下异议者的，不同路线间分裂与斗争基本上都是你死我活。
民社的议会斗争与对选票政治的认同注定了他们的妥协性，这点在面对独裁军阀法西斯面前使得政权非常脆弱，可是他们的优越之处在于更能获得中间派认同，并且组织内官僚主义较为缓和，其内部斗争残酷性更轻微。
而威权康米们强调的布尔什维克叔叔领导的先锋队，固然可以使统治本身更为坚固，但问题在于权力集中容易引发上命下从的官僚主义。对此托洛斯基认为「世界革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该问题(托洛斯基本人跟托派民社是两回事)，而斯大林则反对在苏维埃本身统治未巩固前贸然和资本主义世界宣战。
两者间的路线斗争在苏维埃民主集中制下矛盾是你死我活的，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性。而反对农业反哺经济剪刀叉的布哈林自然在更加激进的托洛斯基与与相对中庸的斯大林里选择斯大林，并协助斯大林取得胜利。
然而斯大林固然反对世界革命，但并不全面否认托洛斯基对本国工业化发展的想法，这又注定他与布哈林之间的分歧。而布哈林对无产阶级专政后无须继续阶级斗争的想法，支持农民累积资本并消费工业产品以支持国家工业化的想法，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脱离康米思想。于是理所当然的，在托洛斯基逃亡后，布哈林也成了斯大林斗争对象。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视角底下，路线斗争是不可能存在妥协与退让，赫鲁晓夫时代之后的斗争之所以缓和，很大程度上源自苏维埃对康米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看法的转变(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会被批判为修正主义)。
所以问为什么斯大林不能容忍托洛斯基与布哈林是对康米制度的不了解，康米与其他左派的差别就在于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保卫革命成果的唯一方式。
而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又怎么可能分享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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