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地主的真实形象如何？
一、 经济基础与社会地位：土地是权力的根源
解放前，地主阶级的核心特征是拥有土地。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这种土地所有权构成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并由此奠定了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独特地位。
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地主阶级的内部差异：
大地主（也称“大地主”、“官僚地主”）： 他们拥有的土地面积巨大，往往遍布多个县甚至省份。这些人通常与官僚、军阀或地方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本身就是开明的士绅或有影响力的乡绅。他们可能担任乡长、保长等职务，参与地方治理，掌握着相当大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对奢华，享受着优渥的生活条件。
中等地主： 拥有数量可观的土地，足以让他们过上比普通农民富裕得多的生活，但规模不及大地主。他们通常是家族的经济支柱，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
小地主（也称“富农兼地主”、“自耕农兼地主”）： 他们的土地可能仅比自耕农多一些，甚至自己也参与耕作，但主要收入来源是出租土地或雇佣帮工。这些人与普通农民的界限相对模糊，有时也被视为“富农”。
经济来源的多样性： 除了土地租金，很多地主还有其他经济来源，比如商业、放贷（高利贷）、参与矿产开发、甚至担任公职获得薪俸或灰色收入。这些多元化的收入渠道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
二、 剥削与压迫的现实：沉重的租、税、债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解放前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这种剥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额的田租： 这是地主最主要的剥削方式。田租的比例因地区、地主以及耕作条件而异，但普遍较高。常见的有“收成租”（按收成的固定比例，如四六、五五甚至六四分成）、“实物租”（按固定数量的大米、小麦等交纳），以及少数地区的“货币租”。尤其是在旱灾、水灾等年景歉收时，农民即使颗粒无收，也可能需要向地主缴纳全额租金，这往往意味着农民要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
沉重的赋税： 在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国家有税收制度，但地方政府常常将收税的权力部分或全部下放给地主或士绅。地主通过包税、代收等方式，常常将赋税转嫁给农民，甚至在其中层层加码，从中渔利。
高利贷： 许多地主兼营放贷业务，以极高的利率借钱给急需用钱的农民。一旦农民无力偿还，土地、财物甚至人身都会被抵押或收为己有。这种“债权关系”比租佃关系更为残酷，往往会使农民彻底沦为奴仆。
徭役与“人身依附”： 在一些地区，地主还可能要求佃农或长工无偿劳动，例如农忙时节的义务劳动、修理地主房屋、修建地主家园等。一些较强的地主甚至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佃农在生活上、经济上甚至婚丧嫁娶上都受到地主的控制和影响。
三、 地主阶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非铁板一块
尽管剥削是地主阶级的普遍特征，但并非所有地主都如此冷酷无情，他们的形象远比“剥削者”更为复杂。
开明士绅与地方精英： 一部分地主，尤其是有文化、有见识的大地主，在地方上扮演着“开明士绅”的角色。他们可能兴办学校、修桥铺路、组织水利工程、参与地方自治、调解邻里纠纷，甚至引进新的耕作技术或农具。在某些时期，他们是地方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发展动力。例如，一些地主可能会对佃农施以一定的照顾，在歉收时减免部分租金，或者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以维持佃农的生产能力和自身的长期利益。
家族观念与人情： 许多地主仍然深受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他们会照顾本宗族内的贫困成员，将土地优先租给族人，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族内的救济责任。这种“家族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但当经济利益受到挑战时，这种关系也可能破裂。
个体差异： 就像任何社会群体一样，地主阶级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有的地主心狠手辣、贪婪无度；有的则相对仁慈、懂得收敛；有的甚至对底层民众抱有一定的同情心。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品性、家庭教育、社会环境以及经济压力的共同影响。
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态度：
保守派： 大多数地主，特别是拥有大量土地和权力的，是保守的，他们希望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土地制度，对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变革持抵制态度。
改良派： 一部分地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或见识过新思想的地主，可能支持温和的改革，例如改良土地制度、发展工商业、普及教育等，但他们反对激进的、颠覆性的革命。
地方豪绅： 一些地主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团练、保甲武装），他们既是经济上的剥削者，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常常利用自己的武力来维护特权，镇压农民的反抗。
四、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复杂而非单一的对立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并非总是水火不容的简单对立，也存在着一些复杂之处。
合作与共生： 在某些情况下，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例如，地主提供土地和部分生产资料（如耕牛、农具），农民提供劳动力和技术，共同创造财富。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共生性的，双方都依赖于彼此。
流动性： 在解放前，虽然阶级固化现象严重，但并非绝对。极少数勤劳、精明的农民有可能通过积累财富，购买土地，最终成为小地主。反之，一些地主也可能因为经营不善、战乱或政治动荡而破产，沦为普通农民或雇工。
佃农的抗争与忍耐： 农民面对地主的剥削，并非总是被动承受。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争，如偷窃、破坏生产工具、隐瞒产量、怠工，以及组织起来的集体反抗，如罢租、罢耕等。但同时，由于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的悬殊，多数农民的抗争往往是零散的、局部的，并常常被镇压下去。
五、 转型与瓦解：走向末路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民国时期国家权力的衰弱和民间力量的兴起，地主阶级也经历着自身的转型和挑战。
商业化与资本化： 一部分地主开始将资本投入到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试图摆脱对土地的单一依赖。
教育与文化： 一部分地主阶层积极参与教育，其子女接受新式教育，进入城市，成为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等。
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 国民政府也曾尝试进行土地改革，但由于政治腐败、官僚阻挠以及战争等因素，效果甚微。
结论：
总而言之，解放前地主的真实形象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群体。他们既是土地的拥有者，也是社会资源的掌握者，对中国农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是剥削者，通过高额的租金、赋税和高利贷盘剥着农民的血汗；但他们也是地方社会的管理者、文化传承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社区的组织者。他们的行为模式受到个人品德、家族传统、经济利益和时代环境的共同塑造，绝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标签来概括。
理解解放前地主的真实形象，需要我们超越宏大叙事中的简化和脸谱化，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物命运之中，才能更全面地把握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复杂现实。
网友意见
地主，不信现在的书、不信共产党人的报告。那我们看国民党的书好不好？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在民国十五年至民国二十一年由李景汉等人调查编著，李老先生从1924年开始准备，1926年确定定县为样本，1928年正式开始调查直至1935年，1936年调查报告开始出版。时间上，传说中的“黄金十年”嘛，日本人也没打进来，在民国时代，这真是条件放宽到好到不能再好了吧。
而且放心，连共产党的屁事都不关一点。
看看老先生怎么讲：
首先，从自有田产者的比例来判断。
1931年全县7000余户，有6400余户为有田者，占总户数的92％，如果把其中的非农业者剔除，有田者可占总种地户的95％。
也正因为此，李景汉认为，“大多数的农家是耕者有其田的”。将区域扩大到河北其他县份，也是如此。1930年河北43县2.5万农户的调查显示，有地者占总农户的90%。
先不论农户占地的实际数量，至少传统革命斗争话语所谓农民贫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从自耕农的比例来判断。
自耕农占优势，是定县土地分配关系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所谓自耕农，是从占田和耕种角度而言的，即只耕种自有田产、不出租、也不租种的农户。
自耕农比例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别，但就全县而言，占农村总户数的63%强。佃户仅占4%多，雇农更少，仅占1%强，完全出租地主才占0.5%。这一统计，与整个华北农村是一致的，1930年代初自耕农约占华北地区总户数的68%。
李景汉对定县农民的调查就显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据农民的意见，这一带地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渐增，而佃农渐少。”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表明，定县自耕农在1933年占总户数的50％，到1934年增至59.2％，佃农却由原来的14.7％降至8.8％。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报告，河北省111个县，自耕农百分率，1912年为67％，到1934年增至68％，1936年更增至72％。也反映了自耕农有所增加的态势，可作为定县地权关系变化的佐证。
好你个共产党！欺骗人民！哪有什么阶级矛盾，农村一片祥和之气嘛！
才怪
如上所述，定县地权分配并非呈现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种恶性局面，而是处于相对分散状态。不过，虽然没有如此恶性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土地分配关系就是均衡的、合理的。重要的是，土地占有不均到达何种程度？
从人均或户均土地不难看出，富有阶层占地比普通农民高得多。
先看阶级占有状况。
本段资料整理自：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9—663页；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
在土地总数中，地主、富农占地比例虽不占优势，但人均占有土地却大大超出中农和贫雇农。在翟城村的统计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均耕地的不均状况已有体现，分别为21.3、9.1、3.15、1.47亩。又如土厚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均耕地分别为21.2亩、14.8亩、2.39亩、2.48亩。其他村落也是如此，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的人均耕地，在清风店分别为9.28亩、2.48亩、0.82亩。在王庄村，分别为13.7亩、3.16亩、0.56亩；在北支合，分别为13.9亩、4.19亩、1.60亩。在宿家佐，分别为16.8亩、0.64亩、2.98亩。在陈家佐，分别为8.54亩、4.93亩、0.71亩。在南合小学区各村，分别为16.1亩、2.86亩、0.76亩。
1930年代初，全县人均耕地3.5亩左右。
与之比较，上述大多数村庄中农、贫雇农的土地不能乃至远不能达不到平均水平。根据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研究农民生活水平，认为人均2.53亩才能维持最低限度粮食消费，人均3.8亩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包括粮食消费及其他各种开支）。
看清楚没？以此标准衡量，中农尤其是贫雇农所拥有的土地明显不足，自耕农比例高又有什么意义，自耕只是代表了他们的劳作方式，并不能表明他们真的是能自给自足的。这也正可解释，全县人均耕地本来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粮食消费，距离最低生活消费也不算太远，但许多农民为什么仍然贫困呢？除了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以外，耕地不足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是在土地总量中的比例，在有的村庄，地主富农也大大超出中农和贫雇农，反映了同一区域之内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平衡性。如东亭村，地主富农占地5000多亩，为全村土地的60%以上；官道庄村，地主富农有地1000亩，占总土地的62.5%；油味村，有地1.3万亩，地主占2/3；辛庄村，地主有地3600亩，也占全村土地的2/3；南支合村，地主富农有地2800亩，为总土地的70%；太平庄村更甚，地主富农占地2400亩，为总土地的99.5%。
更有少量地主，占有土地数量与普通农民相差十分悬殊。
1931年全县453村调查显示，19％的村有占地300亩以上者，共有119家，土地49266亩，平均每户414亩。还有1个村有占地1000亩以上者。城关地主的占地规模更大，300亩以上者有13家，共有土地12317亩，平均每户934亩，最多的一户达到3950亩。这些地主一般兼营工商业，财力相对雄厚，土地购买力较强。
尽管以上情况属于少数，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分配的失衡。
从全县而言，大多数的小田产所有者拥有不到1/3的田产，而占1/8的大田产所有者却拥有将近半数的田产。没有土地的农户，占总户数的7%以上。而且，越是靠近城关，经济越是相对发达的地区，无地户比例越大。第一区就是如此，无地户占当地总户数的15.65%，为其他5个区的两三倍。占地25亩以下的农家，约占总户数的67%％左右。调查占地最低的一组划为25亩以下，其实，在25亩以下的农户中，占地10亩以下者占大多数。据张折桂对定县1368家的调查，47.5％的农户占地10亩以下。1930年代初，平均每户占地20亩左右，以此推断，大部分农家的土地达不到平均水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占地较多者，大地主比较少见，更多是中小地主和富农。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地主占地质量相对较高。水浇地与占地数量成正比。如果说占地20亩以下者，水浇地占65%左右，而占地50亩以上者，水浇地增至90%左右。土地质量的不同，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土地分配的集中。
论如何，土地占有的较为集中，就使得前述自耕农占优势（大多数农民无须租地，而是种植自己的土地），就带有一定程度的假象了。这一现象，与华北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关，其生产能力不及水田区域，所须劳动力较水田少，每一农家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大，占地较多者往往自己经营而不出租，于是一些自耕农不一定不想租用土地，而是想租而租不到土地。
还是那句话，庸俗的中国的经济学者都以为自耕农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是远于事实的见解，在黄河及白河两流域间，自耕农很占优势，然而大多数和贫农一样，所有土地，不足耕种。当时的社会学研究者，如陈翰笙、孙晓村等，都认为名义上华北一带，大都为自耕农，土地分配根本不成问题；可是在实际上，华北的自耕农，很少有自给自足的意义，大多数和贫农一样。
注意，千万注意，还记得前面说的定县人均土地状况吗？全县人均耕地3.5亩左右，与学者研究得出的“人均3.8亩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看上去相差无几，那么当时的中国农民为什么依旧赤贫？
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当年在河北清苑县的调查结果，实际上，经营地主，也是就大地主的粮食是出售给了城市换回其他工业品，或是进入了自家经营的油坊、酒坊、粉坊等粮食加工业，他们追求的是货币收入。显然这些粮食根本不是面向本地农民的口粮市场，而是城镇的食品加工、商品粮出口，而且他们的土地也有大量种植着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自耕农很多、土地也足够，可是除了地主富农之外，中农以下在那个朝代里的最好的短暂时光里，依然是饥肠辘辘。
就定县而言，如果平分土地，就可以使10%的无地农户乃至50%左右占地不足平均数的农户获得人均3.5亩、户均20亩左右的土地，由此不仅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粮食消费，也可基本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农产品出售的户数比例与农产品的商品率，经营地主均远高出于其他各阶层。张培刚先生在清苑的调查发现，有12户经营地主，其中只有一户完全没有农作物出售。也就是说，农村生产出来的大多数粮食，根本就没有在农村消费。
贫下中农——共产党得出的根本结论有错吗？这些人挨饿困顿真的是因为他们懒吗？
土地问题，主持调查的平教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的李景汉老先生自己又是怎么总结的呢：
定县虽自耕农比例最大……其离平均的程度尚远，……土地分配的不均状态也是很显然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
综上，所谓土地分散更多是针对传统观点的一种反正，仅具相对意义，意在说明土地分配不象以往所说的那样恶性集中。大约国内也就是秦晖同志老捏着“关中无地主”这条社会学界的共识来论证全国范围土地政策的错误性。
拜托，本人，
@蚍蜉王子因为认同大跃进造成3000万非正常死亡，就能改变某些人眼里的“五毛”属性吗？所以逻辑还是捡起来好不好？“关中无地主”也好，“华北无地主”也罢，从根本上掩盖不了土地、粮食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高度集中的历史事实，掩盖不了当年共产党通过农村土改在真正让绝大多数人吃饱穿暖的历史事实。地主里有好人——就算地主里所有人都是好人——也掩盖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整个农村溃烂之上的事实。
地主们形象好不好，一点都不重要，这不就是很多人赞同的——平庸之恶麽？
末了，我还附送一个下载链接：
求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电子版，最好是PDF版的，谢谢！———————————————————————————————————————————
在这里按本人惯例，我还是要说一些私货，不喜勿看：
看民国穿越，多的是看张爱玲、章诒和，人家是天潢贵胄、进步人士，对人家而言，想想自己在民国时的倾城之恋……唉，往事并不如烟喏……皇帝换了又怎样，我们这些蓝血理当继续人上人。
而你们自己呢，翻翻《定县报告》，看看里面的出生率、识字率、死亡率，在这样一个就在紧挨着中国最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近郊县城里，连自耕农都吃不饱穿不暖，你们的投胎技术又能有多好？
个人经验在赤裸裸冷冰冰的历史数据面前，与骷髅画皮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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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有人认为这体现不出来什么形象嘛，是跑题了。我的意思还不明白么？什么形象一点都不重要——没有你很重要。
不过看官们不满意了，那我就还是描绘一个地主形象吧，这是李景汉先生在定县调查时遭遇的亲身经历， 再放送一段给大家正正三观，看看当年的地主乡绅们是个什么“形象”：
1920－1930年代，我国教育平权运动的伟大先驱、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发起了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而李景汉先生的这次社会调查，就是这次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前所述，他也是平教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
定县乡村建设实验进行到1933年，定县士绅中突然有人大肆造谣，污蔑平教会及平校毕业同学会，要求废止县政实验，撤换县长霍六丁。他们制造舆论，骂平教会人士是共产党、第三党，往平教会身上“泼脏水”；对到定县参访乡村建设的人士进行反宣传，把平校识字课中“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等歌谣（语出《水浒传》白胜语）诬为平教会所作，是宣传阶级斗争之歌；污蔑平教会把定县原有的地方自治成绩冒为己有；说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导致定县人民的生活奢侈化，并以1万名平教会员统制30多万定县民众。与此同时，他们也把矛头对准毕业同学会，指责“同学会干涉村政，争权夺利，恶劣分子则乘机肆虐，鱼肉乡里”（李明镜，1933，《＜平教会与定县＞（通信）》，《独立评论》79号）。
这些人尽管绝对数量较少，但是活动能量很大。他们为诋毁平教会，在外间进行了相当的工作，鼓动一些同情他们的学者、政要为之出头说话。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首先发难，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讥评邹平、定县的乡村建设于国事无补，靡费国帑。清华大学教授燕树棠（定县人）也撰文抨击平教会制造阶级斗争和社会恐慌。这些言论经媒体、舆论渲染后，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一时间人们对定县实验，乃至整个乡村建设运动。
实质上呢，蒋廷黻先生一语道破：“总而言之，就是定县现在统治阶级换人了。换句话说，平教会无形中在定县执行了一个大革命。那些原来得势而现在失势的人自然不满意平教会”（蒋廷黻，1933，《跋燕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74号）。
难道蒋廷黻晏阳初这些当年跑到台湾的人 也是共产党？要是他们都是共党的话，你确定地主里面真的还能有好人吗？
呵呵
PS:
@贺仙，我说这位清华大学的燕树棠教授的名字怎么这么熟，终于想起来在贵校的校史里看到过。这位先生在抗战后跑到了武汉大学法学院，后来因为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周恩来把他劝留在了大陆，可是共军一进入武大接收，头一批解聘的三位教授里就有这位燕先生。是韩德培向当年的军管组组长、新华社第一任社长、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求情，在做过检讨之后特别“开恩”留在武大法律系编译室工作，后来又调到图书馆编资料。
共产党这么讨厌他……说不定，是共党这边的人把他当年在定县的发言都记在小黑本本上了吧，连这种最温和的改良你都看不惯，你到底内心是有多反动？
啊呀又找到了一发贵校的黑历史，真的是好开心233333333333
晚清时代，中国地主的收入并不仅仅是土地收入。他们往往还经营着本地的手工作坊。农民在农闲时期，往往以手工业补充家庭收入。
到民国初年，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农村手工业产品大量被外国商品或本国新兴工厂的商品打垮，于是农村手工业经济基本全军覆没。
如此一来，地主和农民的收入相比于晚清，都有了实质性的降低。
另一方面军阀割据和战乱，使得税收、摊派极其混乱，军队和政治组织横征暴敛，这又加重了地主和农民的负担。
在当时，绝大多数地主其实也是处在贫困的边缘。地主只能把重压转移给农民，而农民因此就完全活不下去了。
我们可以这样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把别人逼上绝路的必要的。从人性来说，绝大多数人不会从压榨别人（甚至导致他人死亡）的过程中获得快感。地主对农民广泛的压榨和逼迫，并不是地主乐于此道，而是很多地主本身生活拮据，都快活不下去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民国时期地主-农民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农村不但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田园牧歌，大量地区已经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农村生活和生产关系的崩溃，导致了大量地主子女对国府期望的幻灭，纷纷投共。他们的父母压榨着农民，而他们不能认同这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明白父母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因此才致力于打翻当时的政府。还有很多小地主，自己辛辛苦苦，却都要破产了，那就直接加入革命了。这种小地主，往往还是中共基层的骨干。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越穷的地区，中共越容易发展，而越富庶的地区就越难。在富庶的江浙地区，由于产出较高，农民还没有达到活不下去的程度，而地主也没有必要去过分压榨平民。因此，矛盾就不大。那些地区的农民往往就不觉得有舍命抗争的必要。中共发展也就不容易。
因此，“地主到底坏不坏”这个问题，是要看地域的。越穷困的地区，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就越厉害，而越富庶的地区就越轻微。我们今天听说的很多好地主的故事往往出自南方富庶地区。
当然这其中必然存在反例，在贫困的地区大概也有仁慈的地主，而在富庶地区也有心狠手辣的。东北抗联里还颇有几个地主，和日本人以命相搏。但总体上的规律应该不变。
解放前的地主的真实形象如何。
地主 都会过日子，省下钱买地买房，地多了种不了，顾长工。财多气粗，最后成恶霸，与本村窮人有对立情绪。
看了不少答案评论，笑得不行，尤其是好多地主家的后代回忆往昔荣光的，还有那个统计出上海的街道店铺不够分的。这里要给地主党们站站台，人家说的不一定是假话，地主家嘛家大业大，他们不过是记错了一点，那会可没什么继承法，那会是分嫡系跟庶出的，一个家族一但散支开叶，一出五服那跟隔壁邻居也没啥两样了，明末朱家子孙都过百万了，龙子龙孙都饿死一大批。还有满遗号称自己什么格格贝勒的，翻翻清末那段历史，普通八旗就不说了，宗室子弟都有去拉洋车的，哈哈哈，就算今天还是你大清，去北京出差打一滴滴，一上车，你旁边那位司机师傅搞不好就是一爱新觉罗.的哥，说到底，你祖上阔过，不土改，跟你也没半毛钱关系，想回去攀亲戚，先打断你狗腿，你也配姓赵?
我想起了以前天涯上的超长帖子,主题是问大家祖上在民国时是做什么的.
然后下面回帖的都是些祖上是开明地主,进步商人之家.什么家里的地占了XX府的三分之一,在上海滩置办的产业有半条XX路云云.而且个个都是起早贪黑,辛苦打拼出了一分家业.教育出来的子女都是什么黄浦、辅仁、燕京、圣约翰,出去留洋的也是大把大把.
再后来共产党来了就是地主被分了田地阿,家里的老宅被原来村里游手好闲的无赖给占了阿.城里的家业被公私合营了,原来的房子被充公成了XX部门大楼..种种不一而足..
再后来有个穷极无聊的哥们,把回帖里所有的回复都统计了一遍,结果发现帖子里自称是黄浦军校毕业做到国民党将军的祖宗比历史上国民党军将领的人数还多...上海滩所有的地皮房产加起来还不够众人祖上分的..至于一个地方有七八户占了本地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田地的大地主更是满地都是.
最后想了想就一句话：人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时是真TM的能吹阿...
我搞不懂的是，
当官员手中有了点权力，有些人就怀疑得要死，认为他要贪污腐败害民了。
当商人手里有了些钱，有些人就义愤得要死，认为他要勾结欺压百姓了。
当军官手下有了几个兵，有些人就担心得要死，认为他要造反伤害人民了。
……
而解放前的地主，有权士绅，有钱富家，有粮富余，养着十几、几十个家丁甚至武装，
你反而看不清了。
那些人手里有这些东西，你倒是相信他们能控制住自己？
地主怎么样，你心里就没有点B数？
我很久以前混贴吧的时候
稍微讲了讲什么叫七出十三归什么叫驴打滚
被一群人骂五毛
随即退散····
古代皇权不下县，乡镇一级全都是乡贤来管，手里有人有粮有钱，一般宗族的族长也是这些人兼着
我就问了，天天喊权力需要制约的人，怎么遇到地主这种方圆几十里的绝对权力，就开始为他们叫屈，相信他们在儒家圣人的教诲之下都当好人？？！！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
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么，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挂职的时候，隔壁县有个地主，在邻省一个县当县长，不干了就回家，在县里乐善好施，好人啊
结果后来解放以后，他当县长的那个县，几十个人带着血衣过来讨命
兔子不吃窝边草啊····
看评论也真是醉了，平时说起赵家人都是义愤填膺的，怎么为地主翻案这种明显符合赵家人利益的事情反而很多人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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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主，吕思勉先生的评价非常到位：“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如果乡村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建立是依靠某个阶层的良知好品德，那通常是靠不住的。
传统乡绅阶层的垮掉并不是49年之后的事情，而是起源于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导致了乡村有产阶层的劣绅化。毛的寻乌调查里面列举了当地地主的出身情况，可以看到勤劳致富的才占多大的比例。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回忆当年情况的往往都是地主有产者的后代，很少看到贫下中农的后代讲述解放前的和谐生活的，这个取样就有问题的。（其实看看这个问题下面的答案就清楚了，多少人说自己是地主后代，多少人说自己是佃农后代）
另外，现在能够让这种地主翻案说流传，背后的目的也不是让那些当年的地主后代重新上位，而是新权贵分赃需要找点合理性。
******************2014.5.3更新***************************
关于解放前中国农村状况，费孝通先生的调查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费先生写《江村经济》的时候可是和共党没啥关系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蚕丝价格的降低是由于生产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
由于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两者之间选择其一。正如我已说明的，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甚至于这些也还是不够的。农村企业组织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目前的分析对那些低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改革者来说，是一个警告。
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他们将失望地放弃传统的收入来源，正如纺织工业已经发生的那样。如果从衰败的家庭手工业解除出来的劳动力能用于其他活动，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必须认识到工业发展中，某些工业并不一定适合留在农村。但就目前来说，尚无新的职业代替旧职业，劳力的浪费将意味着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减少。
当他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经济没有迅速恢复的希望时，农民当然只得紧缩开支。关于中国农民的开支有四类：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礼仪费用，生产资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税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已经尽可能地将礼仪上的开支推迟，甚至必要时将储备的粮食出售。看来，农民的开支中最严峻的一种是最后一种。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说明一下，关于百万农民的长征：江村经济最初是英文写的，后来翻译成中文，这里费孝通应该是用长征指代参与共党革命的人。
我最近在看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用还乡团可以搜索到一下几段。
“陈粟大军出击外线之后，地主武装杀回沂蒙山区。地主武装对翻身农民实施的报复，暴露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这支代表着中国最腐朽、最黑暗势力的反动武装，像一股凶恶的“泥石流”，由西向东向胶东大地倾泻。敌人所到之处，一片血海，一片废墟，一片荒芜。还乡团屠杀人民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更是闻所未闻：刀铡、水淹、开水烫、火烧、绞刑、刀子割、断肢、活埋、剖腹挖心、用烧红的铁锅烙烤……种种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活埋群众时，还把人头露在外面，然后用铲刀铲去，说是“平均地权”。井里填满了尸体，水塘被染得猩红，不少村庄成了“无人村”。在林泉庄，全家被杀害的七十五户。小朱洞村三十户人家，除三户恶霸外，其余二十七户全被杀绝。在莱阳城外，他们一次就屠杀群众三千余人。当时真是村村遭劫，户户蒙难，尸曝旷野，十室九空……左村一军属宫大娘是军属敌人先一气杀死十八个人，还打着问她：“现在你积极吧？拥军吧？”在骑马埠一个村敌人就杀七十二人，每逢一个沟，就看见血淋淋的人头、断腿、被折断的骨头…”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被胶东军区授予“支前模范”称号的贫苦姑娘解文卿被地主武装捉住了。这个半年前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村青妇会和妇救会会长，从她生下来那天起就饱受苦难，直到共产党人来到她的家乡，她才知道只有把天底下的地主老财都消灭干净穷人才能活下去。解文卿身材瘦小，但在帮助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组织妇女缝制军鞋军衣，昼夜磨米磨面，前线打起来了，她像男人们一样冲上去往下抢运伤员。在华东野战军攻击掖县的战斗中，她和七名青年妇女往返战场三次，一双赤脚磨得血肉模糊。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喊：“大姐！别为我遭罪了！把我扔了吧！”解文卿递给伤员一只煮熟的鸡蛋，说：“兄弟！你得活着！穷人指望你呢！”土改开始后，她勇敢地冲进地主家，把粮食财物抬出来，分给最贫苦的乡亲。当华东野战军转移外线作战后，村里的大地主解保国带领保安队回来了，一口气活埋了八个人，说不把解文卿交出来就把全村人都埋了。解文卿站了出来。她被吊在房梁上，手指和脚趾被剪断，四肢被打断，牙被一颗颗撬掉。最后，大地主解保国在她身上绑满了谷草点着了。贫苦姑娘解文卿死的时候刚刚年满十九岁。”
“十三纵联络了当地的民兵组织，民兵们得知要收复掖县，爆破队和地雷队纷纷集中起来，把国民党军埋设在十三纵攻击路线上的地雷挖出来，再埋到敌人的地盘里去。民兵们还和十三纵的侦察员一起，化装进城侦察守军的防御部署，民兵们只有一个要求：把残害百姓的地主还乡团全部抓起来。”
“三月九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第三厅厅长罗泽恺、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到达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伊训示对赤化区烧、杀，余甚不同意。烧杀不过引起人民反感而已，此非为国为民之道也。”
”——对了，这位听了杀戮人民会感到毛骨悚然的国民党军官郭汝槐，是共谍。说明白点，正常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这么杀人是觉得理所应当的。
“自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坚持在山东内线战场的部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移动作战中，由于兵力和武器都与国民党军相距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蚀和占领，被迫地周旋作战令他们十分痛苦，因为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地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对父老乡亲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受苦难倍感不安。而解放区内贫苦农民遭受的蹂躏，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记述道，“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许世友保存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位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将领把这信重新拿出来给部队官兵看，是想让在和平时期生活甚久的他们了解，军队在任何时候的作战都具有“复仇”的含义，军队的作战意志永远不能消沉——……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清景村一次被杀被铡十二人，军属尉传姊之母被敌人用钳子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再加上盐，活活地被折磨死了……自去年三户山战役后，才迫使敌退出部分据点，我全县党员及广大群众，始含泪忍痛收拾了死难同胞的尸体，但都骨折肉烂，不可辨认。这是潍北人民的血海深仇，永世难忘！死难的穷哥们，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报仇，杀尽蒋贼。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仗，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请求尚无前例。”
个人评论：
这样的军队，和搞南京大屠杀的禽兽日军有何区别？必须消灭！
能孕育出这样的军队的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必须推翻！
PS: 把同一答案贴了几个关于地主的问题下面。因为实在看不过去地主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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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冒出一堆没有回答没有赞没有关注的人说这些假的啊，tg也一样凶残啊什么的。怎么看怎么是水军。以后这样的用户我也不回复了。呵呵。
哦，我不是说所有的反对的人都是水军，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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