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在港台、日韩发挥的作用如何？是不是介于大陆工会和美国工会之间？

香港不清楚，不过就这几个地方可以确定的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韩国的工会影响力应该是最强。

韩国现在有两个大型工会：一个是从韩国建国以来就有的、亲建制、主张劳使协调的大韩民国劳动组合总联盟（韩国劳总，现在跟自由派的共同民主党有合作关系，但是即使这样韩国劳总也时不时公开批评文政权的劳动政策），一个是在民主化之后诞生的、更偏向劳使对立立场、反建制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民主劳总，长期支持民主劳动党、统合进步党、正义党这类“左翼进步政党”，全亚洲第一大战斗型工会）。两大工会现在各自会员都有九十多万，其中民主劳总在文在寅执政这几年人数规模不断壮大，到2019年底的时候就超过韩国劳总成为全韩第一大工会——民主劳总经常会发动工人举行“春斗“、“秋斗”斗争迫使资本家来提升待遇。

文在寅在上台之前所提出的最低工资政策某种程度上是民主劳总施压的结果，韩国现在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程度^[1]排名OCED各国垫底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韩国工会影响政府经济决策的体现，另外文在寅政权去年12月在国会强行通过的有利于劳动界的新“工会三法”也从侧面说明韩国工会的实力。

2020年7月的时候两大工会因为对于文在寅政权提出的劳资政大妥协协议（这是1998年金大中政权促成的劳资政协议之后的首份类似协议，目的是为了协调疫情时期下的劳资关系以“共克时艰”）的内容不满最后拒绝签署该协议——其中最低工资这块文在寅政权仅仅是将时薪从8300韩元每小时上调到8600韩元每小时，与民主劳总方面2021年较之于2020年最低工资水平上升25%的要求以及韩国劳总10000韩元每小时的时薪的要求均相去甚远，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无果而终。这儿还有个小插曲：民主劳总的委员长金明焕（隶属于民族主义左派“NL派”的劳动界分支“国民派”^[2]，之前被文在寅政权逮捕过）是支持这份劳资政大妥协协议的，结果反对该协议的一帮民主劳总会员们（主要是反对劳资政协议的“现场派”^[3]成员）跑到他家门口堵门使得他不能代表民主劳总在这份协议上签字，在这之后金明焕被迫辞去委员长的职务，以他这个委员长为首的民主劳总指导部也集体辞职，直到2020年12月24日民主劳总又选出来“现场派”出身的人当上了委员长。

当然，由于亚洲大区优秀的匹配机制，韩国工会较之于亚洲其他国家工会的实力实际上也只不过是“矮个子里头拔高个”，跟劳工运动发达的欧美发达国家那是真的比不上。就连在韩国享有盛名、政治光谱位于社会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家崔章集（최장집）也把民主化之后的韩国称之为“没有劳工的民主”。另外其他一些因素也束缚韩国工会的发展：

1.1998年在IMF事态背景下促成的劳资政大妥协协议^[4]对于民主劳总这类激进派工会造成了重大打击，此后劳工运动不仅陷入衰退，就连民主劳总内部也因为到底是坚持不妥协的劳动运动路线（“现场派”就倾向于这个）还是争取一个北欧式的劳资政社会协议（民族主义色彩鲜明、亲北而且跟自由主义势力关系更紧点的“国民派”挺乐呵这个）产生冲突，这种争议可谓是持续多年并且一直争论到现在，甚至引发过内部武斗，典型就是2005年2月的民主劳总代议员大会^[5]上，在讨论是否参与劳资政委会议的过程中，反对社会协议主义、主张劳资政社会协议损害民主劳总阶级性的“现场派”人士就占据代议员大会场，在现场使用灭火器，从而酿成暴力事件。

2.进入新时代的韩国企业改变了管理战略和方法，不再对正式员工的工会采取抗拒姿态（换句话来说现在的韩国企业与日本企业一样更侧重于如何从雇佣不稳定的派遣工或者说非正式职工^[6]身上压榨劳动价值），而是通过提高待遇福利缓和劳资关系，大公司的员工拥有稳定舒适的生活，他们成了“工人贵族”——在韩国劳工问题研究上享有盛名的社会学家具海根就认为他以前见到的那些开着SUV住进中产社区的工会领袖们“已经忘却自己起初的信仰了”。而在本世纪初爆发的一系列非正规职员工争取权权利的斗争中，以正式员工为主的工会并不支持非正规职员工的斗争，而民主劳总以及当时的左翼进步政党“民主劳动党”居然看正规职工会的眼色而对于非正规职员的斗争冷眼旁观，典型就是2004年非正规职相关斗争的全面化和是否建设“非正规职废除运动总部”居然在民主劳动党内部引爆党内争议（按理来说这在民主劳动党这么一个当时就对标欧洲的“激进左翼政党”的进步政党内部本应是根本不会有太大争议的事儿），以及2005年“不破斗争”（불파투쟁，现代集团职工对抗非法派遣的相关斗争）中民主劳动党与民主劳总的消极姿态导致非正式职工们对于进步政党以及工会出现普遍不信任的情绪。民主劳总自身的官僚化、行政化以及对于派遣职工的不重视给予很多敌视民主劳总的人批判其代表“既得权势力”的口实。

3.韩国政府方面也改变了镇压策略——较之于金大中、卢武铉为代表的韩国自由派执政的十年，李明博、朴槿惠为代表的更敌视劳工阶级的保守派势力执政的十年间，韩国的罢工数量反而有所减少。倒不是因为李朴之流变得仁慈（李明博可是一直寻求解体民主劳总与韩国劳总两大工会），而是因为由于企业广泛进行转包，使得罢工劳动者和警方的直接冲突变得少见，而且要求支付致命性的损失赔偿和扣押劳动运动家财产等行为也将劳工运动连根拔起^[7]，另外韩国政府镇压对象更侧重于非正规职职工和被解雇者、贫民这类劳工阶级的边缘人物。

4.以往的政治运动同盟，比如学生和社会团体，转去关注身份政治和其它议题，以社会抗争为目的的劳工运动消退了。在韩国现在这个“私塾教育”市场份额比日本还大的国家，想形成类似于80年代的“劳—学连带”更是难上加难。

5.组织率偏低。虽然按照2019年圣诞节韩国官方的数据，民主劳总人数968035人，占据全韩工会成员数的41.5%，反超占据全韩工会成员数40%的韩国劳总（932991人）时隔23年重回全韩第一大工会的位置，另外同期韩国工会参会率达到11.8%（233.1万人），创2000年（12%）以来的新高，但是真要跟其他发达国家（除却美国这个发达国家中的倒车侠）比起来水平还是整体偏低。就以欧盟国家中长期以来政治上一直最“中道”并且首创企业“共同决定制度”的德国来说，德国的工会组织率就有四成，并且可以通过集体合同的扩展其覆盖范围能达到90%。

当然，韩国工会总是爆发出与自己整体体量看似不相称的战斗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韩国的地理与工业集中度高（这实际上也是得益于韩国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加强劳工团结与战斗精神；

②韩国的大型企业的结构导致如果劳动争议发生在低层次的工作岗位就会严重损害整个企业，这也导致罢工者利用这些弱点寻求强有力的劳工运动；

③韩国工业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企业管理的高度官僚化乃至军国主义化非常有助于激励劳工阶级的斗争意识。

日本这边的情况：自从1989年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与全日本劳动总同盟（总同盟）合并为主张劳使协调的日本劳动工会总联合会（联合）之后，像昔日的“总评”那样主张激进路线的战斗性工会也就从日本彻底消失了，“联合”基本上采用的就是旧“总同盟”所采用的亲资方以及劳使协调的工会路线。"联合“的成立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工会界的彻底保守化，并且导致战后日本建制左翼重要堡垒的社会党的加速右倾化直至最终崩溃。

社会党崩溃之后"联合"大部分时间都是支持秉持中道保守路线的民主党以及后继的民进党，2017年因为民进党时任党魁前原诚司谋求跟小池百合子的“希望党”合流导致的大规模分党事件中，“联合”中的总评系工会支持民进党党内自由派组织的立宪民主党、同盟系工会则支持原民进党党内保守派组织的国民民主党。而在2020年出现的国民与立民大规模合党事件中总评系工会支持立宪新党（仍然叫“立宪民主党”），而同盟系工会甚至出现了倒向自民党一方的情况。

总而言之，“联合”现在是现在这个立宪民主党的重要支持母体（某种程度也是对“总评”与社会党两者彼此关系的一种继承）， “联合”仍然像昔日的总评一样可以提名议员挂靠到立民党的麾下参加选举，“联合”出身的议员仍然在立民党内部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但是“联合”自身的保守化也同立民党这个自称比自民党还“保守”的“左系党”简直可以说相互映衬、相辅相成。

考虑到2012年民主党政权倒台后日本实际上又进入了一个类似于55年体制的政党对垒格局，而较之于“总评”已经显得相当温和的“联合”工会其支持的立宪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也就是能拿到1/3的席位，短期来看根本无力靠自己实现政权更迭。又考虑到立宪民主党除却在LGBT群体权益方面以及去核电方面比较激进之外其生态位大体上跟韩国的共同民主党差不多，这实际上也从侧面说明日本工会力量已经孱弱到一定程度。

日本工会自身衰弱除却经济与社会上的新自由主义进程导致工会组织瓦解与工会组织的右倾化，还有就是自身原本就比较脆弱———日本战后工会力量的壮大有不小因素跟GHQ占领时期占领军当局的有意扶植有关而不是通过群众运动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积累的结果^[8]，另外长期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以及日本特色的协同主义^[9]使得企业工会对于企业管理层往往有一种依附心态，企业工会其活动范围普遍局限于企业内并不对外发生组织上的联系^[10]、不吸收临时工、斗争目标上往往局限于本企业内的经济斗争等都严重限制了日本工会的发展。1980年日本工会组织率还有30.8%的水平，2009年就只有18.5%了，到2015年只有17.4%，而且这些工会绝大多数都是日本特色的黄色工会。

事实上自从1960年三井三池斗争失败之后，像“总评”这种左翼工会只能局限于国企与事业单位进行活动，私企工会基本被黄色工会同盟系工会控制；1970年代的“顺法斗争”之后，除却每年象征性的“春斗”之外，日本基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台湾的工会我觉得都没什么提的必要（准确说华人圈地区的劳工阶级实力已经普遍弱鸡到不值一提的程度，如果说韩国劳工阶级的实力是小升初水平，华人圈地区各地劳工阶级的实力普遍在胎教到幼儿园大班这个区间内），除却桃园这样的地方还有小型的战斗型工会之外，其他的工会基本上就是民进党或者国民党的“党工会”，尤其是民进党的“党工会”（典型就是民进党孵化的“台湾工会联合会”，可以说民进党学列宁党治理术真是学到家了）使得台湾的左翼劳工运动基本就没有生存空间，连想搞劳工运动的真左派“夏潮派”人士也不得不寄生在民进党下辖的“党工会”系统。所以大家才会发现蔡英文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修改《劳动基准法》，就是算准了台湾的劳工阶级在民进党集团面前基本上没有什么议价权。

台湾地区社会福利领域的各种政策成果，与其说是劳工运动的产物，不如说是得益于蓝绿两党的政治博弈。这种博弈是否对工人有利，并不受劳工运动控制。

与韩国相比台湾的工会与劳工阶级力量薄弱有以下几点历史原因：

①历史上国民党在1952年之后确立了一个近似于苏东阵营的政党-国家体制使得国民党通过党团组织抢占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组织异议资源，这是同期的韩国军事独裁政权所做不到的。国民党党员对工会的先发制人的政治渗透从根本上消除了这类团体在工人运动中的参与，通过把反抗消灭在萌芽状态阻止了一个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出现。这种治理术实际上一定程度也被现在党团组织强大的民进党沿用；

②台湾实际上在产业发展上远不如韩国那么讲究产业集中，而更偏向于产业分权，除却一些重工业和大型企业是政府所有的外，占据经济主体的多半是家族管理的中小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政经勾结与腐败遭到集火的往往是国民党官僚管理的国营企业或者党营企业而非韩国那样的私人大财阀，这也是台湾的绿营政客在经济议题上整体比韩国进步改革阵营的政治人更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一大原因；

③自国民党迁台开始，官方就鼓励雇主与雇员之间依靠家长式的强烈依赖关系，另外涉及家族企业家的小公司也为工人提供了一个替代目标使得不少台湾工人形成“工厂工作不过是职业生涯的临时部分与最终创业的手段”这样的意识，从而对工会运动普遍兴趣不大。

最后放一个彩蛋：

神接力!台劳团休兵后 韩国劳工竟"接班"找蔡英文抗议

也不是人家外国劳动者不来团结中国劳动者（除非你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前提是自己总得弄个响，哪怕就是放屁也得让人给听见不是。

参考

1. ^ 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程度实际上跟企业使用临时工的比例以及企业解雇员工的容易度成正比，而劳动力雇佣的不稳定性以及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临时工）实际上也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
2. ^ 民主劳总分为国民派、中央派与现场派，这个名字的称呼来源于1998年金属工会的自由公告栏上出现了将各单位工会领导层分类评价的匿名文章。当时这篇文章旨在抨击工会活动家的不积极行动，并且按照作者自己对于他们的行为的判断将他们分成以上三派。国民派是NL派在民主劳总乃至整个劳工运动界的分支势力，在政派进行分类之前，在民主劳总内部已经存在想要引领民族解放和群众斗争的活动家，他们试图以NL派的总指挥民主主义民族统一全国联合的组织力量和以权永吉、赵俊浩等人为首的民主劳总建设运动的领头人为首，将劳动者运动组织成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在当时，这种倾向在大众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度，而且是民族主义倾向，因此在民主劳总内部构成了“右派”势力。国民派的活动家们是在“与国民共同进行的劳动运动”的口号下，想要建立大众支持基础的稳健派运动家和NLPDR系活动家们，他们支持与民主党系的自由派政治人们（从金大中时代的新政治国民会议到文在寅的共同民主党）进行联合，特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执着于NLPDR论进行在“自主、民主、统一”的旗帜下进行反美自主化斗争，但是他们与劳动运动外的全国联合派系的NL派最大区别在于他们以“与国民在一起的劳动运动”的口号，侧重大众性，并为了直接进入制度圈政治，加快了创建民主劳动党的步伐。为了表达他们对于“国民”二字的喜爱（准确来说NL普遍喜欢这个名字），昔日权永吉（后来任民主劳动党首任党首）在1997年大选在与以李昌镐为代表的全国联合派系的NL携手创建进步政党时，把党名定为“国民胜利 21”。他们凭借庞大的组织力，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到2010年初为止，一直主导民主劳总
3. ^ “现场派”是对于在劳工界活跃的、上世纪80—90年代一度还是PD派主流的“反帝反法西斯民众民主派”（缩写为“帝法PD”，제파PD）人士，马克思主义派系现场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干部们的代称，奉行不妥协、变革、试图通过斗争和罢工来争取劳动者权利的斗争路线，典型代表就是根据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在劳动现场重视罢工斗争的李甲龙、刘德相、赵敦熙等工会领导人，因为在民主劳总内部也受到激进的评价所以也被视作民主劳总内部激进左派的代表，虽然常年在民主劳总代议员大会仅仅有10%的席位，但是得益于战斗的劳动运动和为最底层的劳动者献身的精神，进而拥有坚实的组织，并且常常跟做为实际上做为“反垄断资本主义民众民主派”（제독PD, 반독점PD，AMC/Anti-Monopoly Capitalism）在劳工界的分支、在民主劳总处于中道左派立场的“中央派”紧密联系，在组织内的强硬斗争氛围达到高潮的情况下，掌握民主劳总主导权的情况也很多，例如朴槿惠时代主导2015年光化门示威的民主劳总时任委员长韩相均就是“现场派”出身
4. ^ 在这份协议中，参与签署协议的民主劳总在雇佣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允许公司大规模地解雇员工，以短期合同代替长期雇佣
5. ^ 相当于中文语境下的“代表大会”
6. ^ 韩国在1988-1997年期间非经常性就业人数从276.6万上升到420.4万，年均增长4.8%（相比之下全日制雇员人数从534.8万上升到713.3万），1997年韩国进入IMF体制之后由于对于劳务市场的“弹性改革”，非经常就业人数暴增，因而使得韩国有“临时工共和国”称号，据统计1999年一半以上（大约52%）的工人是临时工或者日工
7. ^ 事实上后来的文在寅政权也沿用了这种策略压制民主劳总——在民主劳总2019年6月下旬就文政权拘留民劳总委员长金明焕一事的声明中有这么一句：“文在寅政府至今也未撤回上任保守派政府提起的一系列针对劳工的诉讼，这些诉讼要求工会成员赔偿因涉及罢工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和警察伤害，企图利用巨额赔偿威胁来挫败劳工的斗志。”
8. ^ 以大名鼎鼎的日本教职员组合（日教组）为例子，这个教师工会在整个55年体制时期一直支持立场接近于激进左翼的日本社会党与比社会党反而更温和点的日本共产党，一直反对在学校升国旗、唱国歌，里头甚至有知名人物跟北韩关系密切，但是其组织率在1950年代后期居然高达80%（此后一直在下降）——而日教组的诞生跟文部省根据GHQ指示发表的《新教育方针》密切相关，换句话说1947年是在GHQ和文部省的支持下才会出现日教组这个超级工会
9. ^ 在日本转入总力战体制的1940年，日本官方为调节劳资关系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政府主导设立的这一机制由劳资双方共同参与，以各企业为单位，以促进劳资双方沟通以提升员工福利为目的，在内务省指导下得以普及。GHQ占领时期虽然根据《五大改革指令》诞生了很多工会，但是这些工会基本上都是从原“产业报国会”系统的官方工会蜕变而来，基本就是换汤不换药，就连旧社会党成立时当时做为其支持母体的工会系统也是社会党右派拉过来的原产业报国会工会系统的人马。这种“协同主义”使得不少工会并不把与资方的斗争做为工作重点，而是尽力协调劳资关系，推动经济增长
10. ^ 战前的日本工会基本也是由本行业的各企业联合组成，但是因为总力战体制下日本官方设立“产业报国会”这一组织等一系列骚操作，使得日本工会逐渐演变为现在我们认识的各企业单独设立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