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浙江和杭州在古代不是江南，而是东南？

要理解为什么说古代的浙江和杭州不属于“江南”，而更多地被归为“东南”，我们需要深入探究“江南”这个词汇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内涵，以及古代的地理认知和行政区划。这其中涉及到地理、文化、政治等多个层面，并非一个简单的二分法就能概括。

一、 “江南”的定义演变：一个动态的地理与文化概念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江南”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名词。它的指涉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差异的，并且更多地承载着一种文化和经济上的意涵。

早期概念：淮河以南的泛称
在先秦时期，“江南”常常是相对于“江北”（黄河以北）而言的，泛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这时候的“江南”概念是比较宽泛的，包含了今天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大片土地。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经济的重心北移，江南的概念开始聚焦
随着中原战乱和人口南迁，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开发，经济和文化发展起来。尤其是在淝水之战后，北方政权南侵受挫，江南政权得以巩固，成为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
此时，“江南”的地理概念开始发生一些变化。虽然整体上仍指长江以南，但更倾向于指代那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例如，吴国、东晋时期的统治区域，也就是今天的江淮地区南部、长江下游两岸，以及太湖流域一带。

唐宋时期：“江南”的概念进一步固化与地域化
唐宋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长江流域的开发程度空前。在这个时期，“江南”的内涵更加清晰，通常是指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江淮地区以南，太湖流域以及钱塘江（今浙江境内）流域。
“江南”逐渐与富庶、秀美、文雅的文化意象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最发达的经济文化区域之一。尤其是在宋朝，杭州作为临安（南宋都城）所在，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无疑是“江南”的核心区域。

元明清时期：“江南”的地域划分更为细致，但也出现了相对的“外围化”
随着行政区划的细分，“江南”作为一个笼统的地理概念，其具体指代范围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调整。
然而，有一个重要的趋势是，虽然浙江和杭州在经济、文化上都非常发达，甚至成为政治中心（南宋），但从更宏观的地理认知和行政区划上看，“江南”这个词汇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官方或更传统的语境下，更侧重于指代以江苏南部（吴语区）为核心的区域。

二、 “东南”的概念：更宽泛的方位与战略视角

与“江南”的聚焦于长江下游的特定区域不同，“东南”是一个更具方位性的、宏观的地理概念。

“东南”的定义：中国东南方向的广阔区域
“东南”是相对于“西北”、“西南”、“东北”等方位而言的，泛指中国东南部广阔的土地。这个区域的地理范围非常大，可以包括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份，甚至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也可以包含长江以南的许多地区。

战略与行政意义上的“东南”
在古代，尤其是从国家治理和战略角度来看，“东南”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1. 抵御外患： 东南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就面临着海洋民族的威胁，如海盗（倭寇）等。因此，朝廷会将东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其军事防御和治理。
2. 经济重心： 东南地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特别是海上贸易的中心。
3. 行政区划的调整： 在历史上，朝廷会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东南”方面的军事或行政机构，如“东南安抚使”、“东南总督”等。

三、 为什么说浙江和杭州古代不是“江南”，而是“东南”？

理解了“江南”和“东南”的概念后，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解答这个问题。这并非否定浙江和杭州在历史上对“江南”文化和经济的贡献，而是从更宏观的视角和历史语境来审视。

1. “江南”核心区域的转移与聚焦：
如前所述，虽然历史上的“江南”概念一直在变化，但在唐宋以后，“江南”的文化与经济核心更趋向于集中在以江苏南部（江淮下游地区，如南京、苏州、无锡等）为中心的区域。这个区域在历史上的文化代表性、经济发达程度，以及行政上的“江南”称谓，都更为突出。
虽然杭州在南宋时期成为国都，经济文化达到顶峰，但从一个地域文化认同和历史习惯用法的角度来看，“江南”这个词汇的经典指代，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更北方的江淮地区。

2. 浙江地理位置的相对偏南与“东南”的边界：
浙江位于钱塘江流域，地理上比江苏的苏锡常一带更偏南一些。如果以长江为大的地理分界，那么浙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江南”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尤其是在区分不同经济文化区域时，浙江的独特之处就显现出来。
从古代中国的视角来看，与江淮地区相比，浙江地区在一些时期，其文化特质、发展路径、乃至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如海疆问题）与更北方的“江南”核心区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将浙江笼统地划入“东南”这个更宽泛的概念，更能体现其在地缘和战略上的特点。

3. 行政区划与历史上的“江南”官职：
在许多历史文献和官方记载中，涉及“江南”的官职或行政区域划分，常常是以当时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为基准。例如，宋朝时有“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等，但这些划分也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
更关键的是，在某些时期，虽然浙江非常发达，但在官方称谓和行政划分上，“江南”有时会与江东（江苏地区）有所区分。例如，唐朝的“江南道”后来分裂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但这里的“江南”依然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体。到了宋朝，虽然杭州是“江南”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有人将浙江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或更倾向于用“东南”来概括其地理方位。

4. “江南”与“吴”文化的紧密联系：
“江南”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吴”文化、特别是吴语区（以苏州为代表）的文化高度融合。浙江虽然也受到吴文化的影响，但其自身也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如越文化。将浙江放在更广阔的“东南”框架下，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与其他地域的联系和区别。

总结来说：

说古代浙江和杭州不是“江南”，而是“东南”，并非否定它们在“江南”经济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而是在于强调：

“江南”概念在历史上的核心区域倾向于更北方的江淮地区（今江苏南部一带）。
浙江及其杭州，虽然是长江以南的富庶之地，但从更广阔的地缘方位和战略视角来看，更适合被归入“东南”这个涵盖范围更广的概念。
这种区分更多地是一种历史地理认知和文化划分的细微差别，而非绝对的界限。

就像我们现在说“南方”，会包括很多省份，而“江南”则更多地指向江浙沪一带，古代的“江南”和“东南”也是类似的动态概念，其侧重点和内涵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调整。从这个角度看，将浙江和杭州放置在“东南”的语境下，更能反映古代历史发展中对该区域的地理认知、战略考量以及与其他地域的相对关系。

网友意见

这个题主是不是混多了什么XX城市吧之类的贴吧论坛？这写了一大堆，简直没眼睛看，无非就是想搞地域黑罢了，XX城市吧整天就是这些玩意儿。

还特么“切记：浙江和杭州不是江南，而是东南！没有权威证据能表明古代浙江和杭州属于江南。”

还什么“南宋时候，大量的河南人涌入杭州，使得杭州成为了一座河南化的城市，所以杭州也是河南。按照历朝历代的政府官方权威定义，江南主要是指以南京为中心的苏南、皖南和扬州4个地区。”

你要权威证据是吧，那我就给你来点权威的东西。

明代曾设置过一个南畿浙西巡抚，有些时候随着辖区的变化，又或者可以称为南直隶巡抚、江南巡抚、应天巡抚、苏松巡抚。

其实在明朝官方史料《明实录》中，以及当时一些官员的著述和笔记信件中，就常称之为“巡抚江南”。

其始置于洪熙元年，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较为狭义的江南行政区。虽然其管辖地域范围时有变化，但在很多时候都是包括杭嘉湖三府的。

在最初设置之时，辖南直隶之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浙江布政司之杭州、嘉兴、湖州共八府，据《明史·熊概传》记载：

洪熙元年正月，命（熊概）以原官与布政使周干、参政叶春巡视南畿、浙江。同年八月，擢大理寺卿，与春同往巡抚。南畿、浙江设巡抚自此始。

雍正《浙江通志》也记载：

（熊概）洪熙初以布政使巡视应天、苏、松、常、镇、嘉、湖、杭八府，宣德初擢大理寺卿巡视如故。

宣德五年，为便于督催税粮，析为应天、浙江二巡抚。

宣德五年九月，周忱巡抚南直隶，赵伦巡抚浙江，二巡抚自此析置。

此处“南直隶”专指南直隶之江南，不包含长江以北地区。因为此时南直隶江北地区属山东淮扬巡抚管辖。也即南直隶虽然可视为整体的高层级行政区，但江南、江北从有设巡抚开始基本就一直是分置管辖的。

《明史·周忱传》记载：

宣德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学士杨荣荐，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但到了正统初年，浙江之杭嘉湖三府又被建议合并进到南畿巡抚辖区：

正统三年十一月戊戌（十一月十八日），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俞本奏：江南浙西一带地广民稠，税粮浩繁，国用所资。而地低滨海，水之蓄泄，利害甚重，必得人综理其事。是以永乐中特命大臣于苏、松、嘉、湖、杭、常六府治水劝农，催督粮税。近年亦命侍郎巡抚，苏松常则周忱，嘉湖杭则王瀹。二人各守一方，民情不能相通，水利不能兼济。臣询之舆论，忱比之瀹，政事稍优，往来经过，浙西人民咸相仰戴，请以浙西粮多府县令忱兼之，其浙东事简之处仍令瀹巡抚，则民情以慰，国计可充。
上命行在户部议行之。

不过此议直到景泰六年才真正得以完全实施。

我们还可以来看看周忱本人以及当时的朝廷官员是怎么说的，当时人自己是怎么认知的：

据《明英宗实录》记载：

正统五年十二月庚辰（十二月十二日），行在工部左侍郎周忱奏：浙江输纳行在光禄寺白熟糯粮，近以米色不纯，责令换纳，仍令纳户楝选。查得今年起运并补纳共米二万八千六十四石有奇，若令每粒拣选，务在精纯，一时卒不能备，况江南小民所种糯米最少，收成之时，必日色晴明、晒晾透彻，方得米色精纯。比因水旱相继，天时既失，人力不齐，米不精纯，实此之故，请敕有司选其精纯者进造。
上用酒未纯者造支应酒，庶供应不亏，粮用亦足。
从之。
正统六年二月乙未（二月二十八日），户部左侍郎徐晞言：盐课盈亏，边储盈亏之候也。比见淮、浙岁课较其簿籍则有余，验其实积则不足，盖由官不得人，非贪饕坏法则柔懦废事，是以商贾守支动经数岁，每遇开中，人坏疑贰，莫肯争趋，其妨边务，诚非细故。今行在户部主事邹来学廉洁有为，见在江北公干，乞以两淮盐课委之兼理。工部左侍郎周忱，练达老成，见在江南巡抚，乞以两浙盐课委之兼理，则彼必能肃清前弊，盐课充而边储实矣。
事下行在户部，尚书刘中敷等议曰：晞言切当，宜从所请。今又两淮运司缺官，本司同知耿九畴处事公廉，见在淮安掣盐，乞令回司理事，必能有济。
上悉从之。
甲子（五月二十七日），礼科都给事中金达奏：江南钱粮先被巡抚尚书周忱通同官吏侵盗，花费动踰万计，今事败露，乃于民间追徵，小民受迫鬻妻卖子，而忱犹任巡抚之寄，彼受诬累者能不切齿邪！愿取忱回京，以明黜罚之公，少慰愁怨之望。
从之。

周忱巡抚江南，督催税粮，他认为浙江（至少是杭嘉湖三府）一带就是江南，“浙江输纳.......”，“江南小民所种糯米最少”，“两浙盐课委之兼理”，你认为浙江杭嘉湖不是江南，朝廷和巡抚都认为是，你比他们权威？

其实所谓东南、江南，无非一个泛指，江南反倒是更常见，更偏向于行政区，所指地区互相包含，很难具体分明界限，本身并无板上钉钉的定论，但有些无聊之人偏偏用来搞地域黑，真他M吃饱了闲着蛋疼！

比如《寓圃杂记》记载：

嘉兴叶某尝掾为府，后仕至通政参议。宣德中与大理寺卿熊概巡抚东南。一日同至嘉兴公馆......

怎么着，他这里又把这江南八府称为东南，不满意你咬他啊！

又比如《明宪宗实录》记载：

成化六年六月己未（六月十二日），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泰卒。泰字吉亨，邵武人，......，丙子巡抚江南苏松嘉湖诸郡，英庙复辟，被譛，左迁广东按察司副使，连丁内外艰，复起为左佥都御史，巡抚四川，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北淮扬诸郡兼督漕运。

巡抚江南苏松嘉湖诸郡，嘉兴、湖州就是江南诸郡之一，淮扬诸郡是江北，朝廷认证的，权威吗？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不再列举。按照明朝官方的认知，浙江全省不敢说，至少是认为杭、嘉、湖三府是属于江南的。

其实考察之后的江南巡抚辖区的变革，至景泰天顺以后，所谓的江南巡抚，或者南畿浙西巡抚，或者应天（苏松）巡抚，其辖区或增或减，变化较为频繁，但杭嘉湖仍然不时包含在内：

天顺五年，去嘉兴、湖州二府，增南直隶之应天、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安庆、镇江七府及广德直隶州。
成化元年，去安庆府；
成化四年，安庆府还属；
成化二十年，嘉兴、湖州二府还属；
弘治六年，增杭州府。
.......

下面一张图可以参考，南直隶地区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长江以北属于凤阳巡抚（或者称淮扬巡抚）管辖，长江以南归南畿浙西巡抚（或者称南直隶巡抚、江南巡抚、应天巡抚、苏松巡抚）管辖，后者基本上就是明朝所谓的江南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时在时不在，但就巡抚辖区来看，浙之三府跟江南苏松常镇应等府的关系远比江北淮扬诸府要密切得多。

江北地区从一开始就有凤阳巡抚管辖，江北只有安庆是个例外，时属凤阳时属江南（应天、苏松）巡抚。崇祯十年以后，特置安庆巡抚。实际上明朝中晚期以后，南直隶横向分省为江南和淮扬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里多说一句，对于南直隶的分省，我个人一直认为该像明朝那样横切为江南省（可以包含少部分江北地区如安庆、扬州等）和江淮省（或淮扬省、淮海省），这样两省都能沿海、沿运河，都能享受一部分运河漕运、海运、盐税的利益。而不应该向清朝及其以后那样纵切一刀成江苏和安徽，这把安徽堵死了，彻底成了内陆省，啥也没有。

关于“江南”地域变迁的的问题，以前有写过类似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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