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中，为什么浙江的农民不愿意改稻为桑？

《大明王朝1566》说的就是一件事: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的本质是利用自然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实现的。

也就是利用灾年，以远低于土地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自耕农的土地，迫使他们成为佃农。

没有水旱灾害，就无法实现兼并。

然后你说雇佣种桑，那就进入了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的阶段了……

好个屁啊。神经病啊。

农民就和你必须靠房子遮风挡雨一样，

是要靠土地种出来的粮食吃饭的，

这是独立根生必要的生产资料。

如果改成种桑，他们吃什么？

问别人买？这不就是让你把房子卖了租房子住吗？

让你把房子卖了租房子住，给你三年免税，你干不干？

如今社会，国家要是逼你把房子卖了，上街排队都是轻的……

大美利坚放点钱，立马就和平演变了你信不信？

更不要说生产力及其落后的明朝了，这种兴师动众的事情，完全就是不顾百姓死活。

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计划得好虽然可以带你上天堂，计划得不好，让你住茅房。

这等于把你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计划者”的头上。也就是“食肉者”来决定你生死。

我们就不谈这个食肉者是不是圣母，这个时候计划还能不能为你好。

我们就说，万一计划出了技术性问题，明朝给你负责吗？国家给兜底吗？

不给的嘛。

计划生育好，来给你养老。

养了吗？

没有理想状况那么好嘛。

连生产力如此发达的今天延迟退休都遮遮掩掩地搞，

当年弄这个还急吼拉吼，你还来质问为啥老农民都跳起来了？

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这事。。。所以呢 这事和明官员腐不腐败无关 和老百姓短不短视也无关 只和编剧制造矛盾冲突的能力有关

当然我也不是说这片子多乱编乱造 毕竟整体来说还是挺有章法的

我只是想说 这片子的主旨 不是“复现明事” 而是“讽古谕今” 记住这一点 啥疑问也不会有了。

最后 替自己的旧作再拉点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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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1566 修不完的宫殿

《大明王朝1566》之所以堪称神剧就是因为它的剧眼——“改稻为桑”，一个无法用忠奸、是非、好坏来评价的问题。

先看一下原文:

张居正向裕王解释：“在御前，严嵩提了个方略，要将浙江百姓一半的农田改成桑田，说是只要今年江浙能多产二十万匹丝绸，就能弥补国库的亏空。当时我们就想到，他们这是又想出了一个名头借机兼并浙农的田地。利令智昏，全不想一个省一半的百姓失去田地，又是倭寇闹事的地方，不出数月大乱将至。”
“你们当时为何不向皇上陈奏？”裕王一听便又急了。
高拱答道：“严嵩的话一落音，皇上立刻便准了旨。同时恩旨农田改成桑田以后不得加征赋税。皇上怎么也就不想一想，这个方略一旦推行，严党在浙江的那些心腹立刻便会勾结富商巨贾不要命地争买百姓的田地。”
“高大人张大人所虑极是。”谭纶接话了，“农田改成桑田以后且不加税，一亩桑田比一亩农田的收成便要高出五成以上。这些桑田如果都在浙江那些官商手里，从种桑养蚕到织成绸缎中间便又能省去了买丝的环节，利润可想而知。”

单纯以商品经济的逻辑分析“改稻为桑”，确实是既能解燃眉之急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
1、于皇帝而言，皇家利益不受损而党争局面和解，百姓又因为桑田增值与朝廷免税得到实实在在利益；
2、于严党，浙江从行政、经济、司法、军务都是自己人在掌管。“改稻为桑”如若成功，论功行赏都是严党获利，这将极大稳固严党的政治地位。
3、作为经济活动直接参与者的阉党，办好了差事，对于依附皇权又不受地方钳制的他们而言自然是财源滚滚，这一点就决定了严、阉两党相互默契。
4、于徐阶为首的清流以及裕王，虽然理性上情感上排斥，但“改稻为桑”的推出缓和了与严党因为周云逸事件、财政危机而一触即发政治危机。这背后实际上也是渴求长生的嘉靖与将继大统但却如履薄冰的太子之间危机的化解，对于辅佐太子的徐、高、张而言，这是比打击严党更加核心的利益。

但实际操作中“改稻为桑”的国策农民不愿配合，无法推行成功的背后有三个层面的因素:
1、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看:
吏治腐败下，处于底层的农民常年被压迫盘剥，因此官府决策逐渐失去民间信任。为追赶工期进度，官府的急功近利又恶化农民的安全感从而更加不愿意放弃赖以生存的稻田。于是“改稻为桑”国策的正常推行进入了越改越难改的死循环。
2，从经济发展角度来分析:
“改稻为桑”这一国策的思路本质是早期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经济取代以粮食种植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参考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纺织业手工工场的发展中的“羊吃人”圈地运动，“改稻为桑”实质上就是以朝廷行政命令所推动的“蚕吃人”运动。这一过程中，无论预期经济效益如何，自给自足的稻农自然经济是一定要被消灭掉的，也必然会出现源自本能的反抗。
3、从朝廷政治角度来看:
本剧开篇年末内阁财政会议上由于预算超支，清流、严党、阉党、皇帝（隐含）四方争执僵持不下，于是沉老练的严嵩提出“开源节流”“。会议结果:“节流”方面仅仅做到了不新增非必需开支，而“开源”就是大力“改稻为桑”扩大浙江丝绸纺织业，以商业利润弥补财政亏空。
所以，从这个政策诞生的源头来看，作为封建时代统治根基的农民阶层的利益优先级被压到了最底层。

“改稻为桑”的政治层面的本质就是各方政治势力博弈后拿体系外的底层农民开刀从而达成政治系统内部的稳定。

谭纶所说的利润落差是早期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背景下土地兼并的动力所在。

一亩桑田比农田收成高五成，根据后来沈一石的说法，平时四、五担粮食才能买下的农田被水淹后只需要一担就行了。这中间差了7、8倍的利润也就是那些人为什么敢冒着杀头的风险毁堤淹田了。

胡宗宪在剧中说如果谭纶不来，没有了政治斗争的牵绊，他就可以缓步推行“改稻为桑”。但是哪怕胡宗宪如愿以偿，但对于这个帝国而言，内部体制与外部环境上有两个致命问题决定了看似最优解且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改稻为桑”只会最终失败。

第一个致命问题:
从统治阶层到统治机器，国家政治上层已经被贪污腐败侵蚀了个透。

剧中从头到尾都观众都能很明显的感受到:
从地方大员郑泌昌何茂才到无品县丞田有禄、从江南制造局的监工太监到以沈一石为首的丝绸商人，从内阁的严世蕃到帝国核心嘉靖帝，几乎每一个都在剧中中表达过对于他人攫取私利的嫉妒、猜疑、戒备甚至愤怒。

在国家政策落实的过程中，“改稻为桑”带来的土地增值以及税收优惠就直接把本来就鱼肉百姓的官商利益集团吸引了过来，于是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为什么剧中要把带头反抗“改稻为桑”的齐大柱设定为桑农而非利益直接相关的稻农？目的就是暗示观众，无论是稻农还是桑农，不论在那种经济形态下百姓都是被压榨的对象。
类似的例子比如元末治理黄河的脱脱，本为匡扶国本的修河在地方官僚趁机鱼肉百姓的情况下，反而引爆了葬送帝国的农民大起义。

所以即使嘉靖不着急开展丝绸贸易，地方官僚、地主商贾们会用为了各种手段迫使农民破产从而掀起一波“蚕吃人”的残酷运动。这是强行踩踏青苗、毁堤淹田这种恶行会发生的必然因素，没有绝对的政治意志农民是不会收到保护的。另一方面，在利润上收的过程中因为皇帝本人缺乏直接管理手段而不得不依赖听话的严党、阉党，但反而使得嘉靖皇帝能获得的财富被层层贪墨。于是没有缓解的财政紧张下，又会有下一次“改x为x”的运动，进而又是一次对民众的掠夺，同样也是非政治变革无法缓解的恶性循环。

第二个致命问题比较隐晦，藏在剧中通商、倭患的历史大背景中，即:

大大航海序幕的年代，明朝体制已经失去了对外开放的活力，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开花结果。

前面把“改稻为桑”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圈地运动”做了类比，可能就会引发如下疑问:既然都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代价，那么为什么要认为“改稻为桑”没有好结果呢？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尽管无产阶级受到剥削但比起封建时代的农民依旧享有了更多的物质财富。

如果结合第一点那么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英国当年制度更加先进、官员商人职业素养商业道德水平更高或者类似其他……虽然我没办法证伪这一点，但是我想要证实这一点直接决定了圈地的最后的结果恐怕比证伪更加困难。当无法从内因上评判高下的时候，个人倾向于从外部大环境出发做对比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说第二个致命缺陷隐藏在倭患之中。

先说英国，与嘉靖同时代的16世纪中后期，在北美殖民地尚未到手之前，英国人已经开始了对老牌殖民帝国海上霸权的挑战。以德雷克为首的一大批亦官以盗的私掠船长成为了英国日后击败无敌舰队建立殖民帝国核心力量。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与海上霸权的关系就在于，开发北美殖民地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土地的诱惑就让大量破产农民以“契约奴”的形式到达北美，从而缓解了因为国内农民破产而造成的严重社会与政治问题。自然经济进步到早期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经济形态的代价被对外殖民带来的海量资源所抵消。
为什么无法从官员素质上判断孰优孰劣？这是因为“契约奴”（或者白奴）本质上就是一种有条件的奴隶，这种人格在数年内彻底剥夺的英国农民境遇并不比中国稻农好甚至悲惨得多。唯一的不同就是在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他们有一个可憧憬的未来——北美的辽阔土地。

然而经历郑和时代海权巅峰的明帝国在嘉靖时期早已失去了在大洋上的主动权与进取心。（剧中内阁财政会议上，兵部战船被用来运木料、做生意这种舍本逐末、因果颠倒的情况就反映了这一点。）

不论是剧中外来的非洲、阿拉伯、欧洲商人还是杀人越货、劫掠百姓甚至威胁官员更让帝国捉襟见肘的倭寇，这些真实历史背景都揭示出这个帝国已经失去了对外攫取养分、转移内部矛盾与压力的机会与能力。

这也注定了同时期早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对于已经走上全球化的欧洲人的滞后与失败。所以服务于政治博弈的“改稻为桑”经济国策将遭遇无可避免的失败。

剧情不完全遵循史实，但所有人物情节、冲突确实那个时代的的确确存在过的。政策形成机制、执行效果、必然的代价是百姓不愿意“改稻为桑”的执行层面原因，内部体系腐朽、外部失去发展的空间则是根本因素。

尽管剧中多有表现清流们为百姓叫屈不平、能臣干吏积极运作，但作为统治阶级权力交错制衡体系的一部分，这不是哪个官员个人品德、能力改变的结果:
身后站着裕王的着眼于帝国未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在内阁会议上妥协了；

夹在中间的胡宗宪鞠躬尽瘁却左支右绌、高翰文书生之见身败名裂；

有意思的是赵贞吉，他早早看透挑明了“这事不死人就没完”——哪怕胡宗宪拖延执行或者借粮能成功；

哪怕高翰文的“以改兼赈、两难自解”能实现，也只是把矛盾往后累积爆发必然的政治冲突，根本改变不了历史的轨迹。但看到这一点的赵贞吉也最终止于一个坐观虎斗的政治投机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正面或者复杂的人物，而本剧全名《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要凸显这两个几乎没多少对手戏的角色。

因为唯有海瑞，不管你什么人际关系、商业逻辑、经济原理、权力制衡、党争博弈、君臣礼法，只有他不结党、不营私，始终坚持守护着这个政治体系存在与运行的根基——国法与百姓。

而最后，那个站在权力顶点飘然得意、自以为掌控群臣后来却发现反被严党玩弄、阉党蒙蔽、清流背弃的嘉靖皇帝和那个在滚滚历史潮流中同样孤独的海瑞达成了内心的真正和解。

参照圈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