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收益是增加的,而且有政策,为什么推行不下去呢?

回答
《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之所以推行不下去,尽管嘉靖皇帝和严嵩集团提出了政策并看到了“收益”增加的潜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场看似为国库增收的政策,触及了社会最根本的利益结构,并与现实的农业生产、农民生计、地方官员的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权力博弈相互冲突。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详细解析:

一、 政策的“收益”并非全民共享,而是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

嘉靖皇帝和严嵩集团眼中的“收益”: 嘉靖皇帝需要钱来维持他奢靡的宫廷生活和修道炼丹,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严嵩集团的权力。严嵩集团则将改稻为桑视为搜刮民脂民膏、打击政敌、巩固自身利益的手段。他们看到的“收益”是财政收入的增加,是丝绸出口带来的白银回流,是能够满足他们私欲和政治野心的“钱”。
农民的“收益”是什么? 改稻为桑意味着减少粮食种植,转而种植桑树养蚕。然而,这个转型过程中:
初期投入巨大: 种植桑树需要时间才能产出,前期需要投入劳力、资金购买桑苗,这对于本身就靠天吃饭、积蓄不多的农民来说是巨大的风险。
风险转移: 养蚕同样充满风险。天气变化、病虫害都可能导致蚕丝产量锐减甚至绝收。而粮食一旦歉收,虽然艰难,但至少还有基本的生存保障。
市场波动: 丝绸的市场价格并非一成不变,一旦价格下跌,农民的收入会受到直接影响,而他们已经放弃了粮食种植,也就失去了最基础的食物来源。
税赋加重: 政策的出台往往伴随着额外的摊派和税赋。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可能会强迫农民改种桑树,甚至以各种名目加征赋税,让农民的负担比过去更重。

所以,政策的“收益”是面向嘉靖皇帝和严嵩集团的,而对广大农民而言,他们承担了主要的风险,但获得的“收益”却非常不确定,甚至可能是灾难。

二、 政策推行的阻力来源与对抗:

农民的抵制(最直接的阻力):
饿肚子是最大的恐惧: 农民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粮食是他们活下去的保障。改稻为桑直接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能力,让他们面临饥饿的威胁。
反抗的勇气: 虽然影片中没有直接展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温饱都无法保障时,农民的反抗是必然的。他们会通过消极怠工、破坏桑苗、甚至直接与官府对抗等方式来表达不满。
缺乏保障: 政策并没有提供任何保障措施,例如政府收购蚕丝的保底价、失收补贴等,让农民的转型变得孤注一掷。

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与算计:
官场生态的逻辑: 地方官员的仕途和利益与“政绩”息息相关。严嵩集团推行改稻为桑,是为了向上邀功。但地方官员更清楚地方实际情况。
不愿得罪人: 强行推行政策意味着要压榨农民,这会激起民愤,影响地方稳定,甚至可能招来弹劾。
寻找“替代”方案: 一些官员为了两边讨好,可能会采取一些折衷的方式。例如,表面上同意改种桑树,但实际执行过程中阳奉阴违,或者在征收赋税时留有余地。
利用政策牟利: 也有官员会将改稻为桑变成自己的敛财工具。例如,以权谋私,低价收购桑叶,高价卖给丝厂,或者将征收的丝绸据为己有。
“看戏”心态: 很多官员并不真正关心政策的成败,只关注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全自己,甚至从中捞取好处。他们更倾向于观望,而不是积极推行。

胡宗宪的“困境”与“两难”:
忠君与民生的矛盾: 作为剧中关键的改革推动者,胡宗宪面临着巨大的两难。他既要执行嘉靖皇帝的命令,又要考虑东南百姓的生计,避免民变。
战略调整的无奈: 胡宗宪为了筹集军饷,一度支持改稻为桑,但这背后是为了应对海盗和北方边患。然而,当他看到政策对农民造成的灾难,以及严嵩集团的滥用时,他的立场发生了动摇。
“粮”与“丝”的权衡: 在他看来,粮食是百姓的根本,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丝绸虽然能带来白银,但如果以牺牲百姓的生存为代价,那么这种收益就是饮鸩止渴。

“国策”背后的权力博弈:
严嵩集团的私利: 改稻为桑的本质是严嵩集团为了巩固自身权力、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他们将政策包装成“国策”,以此来压制反对声音。
徐阶、高拱等人的反对: 以徐阶为代表的反对派,他们看到了政策的弊端,以及严嵩集团的阴谋。他们反对改稻为桑,不仅仅是因为反对而反对,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百姓的福祉,更是为了打击严嵩集团的势力。
嘉靖皇帝的“棋局”: 嘉靖皇帝将改稻为桑视为他宏大“棋局”的一部分,用来消耗政治对手,搜刮钱财,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并不关心政策是否真正有利于百姓,只关心是否能服务于他的个人意志。

三、 政策本身的缺陷与脱离现实:

“头痛医头”式的决策: 嘉靖皇帝和严嵩集团看到的是国库空虚的“病症”,于是想到了用丝绸贸易来“治病”。他们没有深入分析导致国库空虚的根本原因,例如官员腐败、冗官冗兵、税制不合理等等。
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复杂性: 农业生产不是简单的种什么就能收获什么,它受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政策过于简单粗暴,忽视了这些复杂性。
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配套措施: 一个成功的经济政策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金融支持、市场保障、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改稻为桑的推行,几乎是“光杆司令”,缺乏任何有效的支持。

总结来说,《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推行不下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核心的原因是:

1. 政策的“收益”被少数统治者和既得利益集团垄断,而广大农民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和牺牲。
2. 政策触及了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存,引发了农民的本能反抗。
3. 地方官员的算计和不作为,以及政治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使得政策难以真正落地。
4. 政策本身脱离现实,缺乏科学性和配套措施,是一种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发展的短视行为。

因此,尽管嘉靖皇帝认为“收益”增加,并下达了政策,但在强大的现实阻力和复杂的政治博弈面前,这场以牺牲百姓利益为代价的“国策”最终难以真正推行下去,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暴露了明朝政治体制的弊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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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几次自然灾害就让全国陷入了普遍性饥荒之中,西北地区更是出了李自成这种人,最终亲手葬送了明王朝。

如果改稻为桑推行下去,把当时明朝最富庶的农耕区都改成桑田,等天下大饥的时候,你是准备让老百姓吃丝绸吗?

实际上,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前,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粮食不够吃,所以才有了马尔萨斯陷阱。古代所谓的盛世,其实标准并不高。“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孟子这里,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老人有肉吃,就能行王道了。明朝的情况虽然好些,但粮食短缺的问题也未改善。到清朝,虽然有了高产作物,但人口也爆炸式增长,饥馑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古代为什么始终强调农业重要性的原因。将农业称为“本”,将商业称为“末”,也由此而来。而今天,中国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视,几乎所有人也都能感觉到。

而在改稻为桑之后,剧中说可以将浙江人所需的粮食从省外运入。虽然《1566》这部剧确实不错,但在这件事上,我只能说编剧的脑洞简直比《流浪地球》还大。在当年的交通水平下,浙江一省1000多万人的粮食到底要有多大的运力才能保障?

如果走陆运,古代的兵书早就讲得清楚,千里运粮送一斤粮食到前线,路上要吃掉20斤粮食,百里运粮也至少要吃掉三五斤。明朝要是能额外生产出够3亿人吃的粮食,李自成还用得着造反?

如果走水运,那就是运河,也就是明代的漕运系统。到崇祯年间,明朝漕运一年的总运量也才400万石左右。明代一石米大约是150斤左右,这也就是一个人半年的粮食。也就是说如果要供给浙江省的粮食,每年漕运要有3000万石的运量——明朝要是有这个运输能力,早就踏平东南亚,剑指阿拉伯了。

接下来再说说地理条件。在明朝,华中和华东地区的主要产粮区就是图中红线圈出来的这一块。

如果从地理条件来看,浙江周边的省份中,江西、福建多山,自己的老百姓都还吃不饱呢,哪有多余的粮食给浙江吃?就算有,翻山越岭上千里运粮食,这是要把人累死吗?安徽、湖北这些地方要是富裕,能有后来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么。在当时浙江周边,唯一称得上富庶的就是苏南——然而,苏南的粮食除了自己吃,一大部分是要走漕运北上给直隶和京城吃的,就这都已经把苏南累得够呛,没什么多余的粮食给浙江。苏北、山东、河南这些地方虽然可耕地面积大,但明朝年代的黄河水患可是三年两头不断,隔上几年就给你来个“时大饥,人相食”,根本不可能成为稳定的供应千万人口粮的基地。

当时唯一有可能给百万级人口稳定供量的地方应该也就是两湖和四川,可那时候三峡可都还在呢,恶劣的水文条件使得从四川运粮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总之就是,《1566》编剧完全低估了在明朝的生产力水平下,给一个千万人口的大省运粮的难度。如果这个建议是出现在真实的历史中,就是个完完全全的笑话。

其实也不用说明朝了,就是今天,你把浙江的耕地全占了改成工业用地,让浙江的粮食全部依靠临省或者进口,你看看这提议能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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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另一个例子给你说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另一个星球另一个时空有个地方,准备把松松散散居住的居民给聚集到一起来居住,本来大家是东边一家西边一户,房子有大有小有新有旧,现在准备在集镇附近建造统一的住宅区让大家住,然后原来的那些房子可以拆掉,腾出来的地方也能用于屯种或者养殖。对于普通居民来说,能住上好房子,而且耕地也增加了,医疗、工作、教育、生活等也更方便了,政府这边则减少了管理的难度,怎么看都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可为什么推行不下去呢?

因为好的政策需要有好的执行方式来配套,否则好政策就成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

如果说,这种集中居住的模式是把安置房及配套设施全部搞好,周围住户可以做到直接搬家入住,那确实是好事一件。而实际操作中,是先拆再建:先把周围住户的房子拆掉,然后再规划去哪儿建集中居住区。至于集中居住区是否方便,是否有配套设施,在拆掉现有住所的时候是不考虑的,更重要的是,至于你在拆掉了现有住房而又没有集中居住区可入住的这段时间,短则一年,长则数年,这段时间你住哪儿,执行者也不考虑。

所以,换做是你,你同意吗?

当然,有的人就很好奇了,这么明显的问题,执行者不考虑吗?当然考虑啊,正是因为考虑了,所以才要这么干。你看啊,你现有的住所被拆了,但是安置区还没好,这之间你需要一个新的住所吧,这是刚需;正好,我这里还有一批商业住房,你要不要先买一个住着呢?

思考题:既然政策没问题,百姓也没问题,而最终却搞出来一堆问题,是谁之过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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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稻为桑就是一个拙劣版的羊吃人圈地运动,在大明朝里处处透着别扭。从来没有听说封建官僚能够办好资本主义的。

明末中国江南地区已经出现较大规模的雇佣劳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个萌芽并没有成长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全世界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往往从纺织业开始发端呢?因为纺织业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一般产业。在封建时代,农业生产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在一定条件下,产出同劳动量成正比,投入多少人力大体上就能打多少粮食,所谓“天道酬勤、地不欺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劳动力投入和最终产出密切相关;二是农业生产有天然上限,达到某个极限之后,在怎么投入劳动力,再怎么改良技术改良管理,也打不出多的粮食了;三是市场天然受限,粮食容易腐坏,粮食种类多样,难以标准化衡量质量,而且人的肚子有限,突然产出十倍的粮食那铁定吃不完(虽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四是不怎么需要高级协同劳动,除了少数大型水利,一般一个村子庄园内部就能满足产业合作要求。所以封建社会的经济一般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一般是本村本庄园自己消费,只有少量产品用于商品交换。而种生产模式也就造成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对佃农来说,由于人口数量总是倾向于无限膨胀,所以想要租种一份土地就需要竞相压价,最终缴纳的地租,总是让农民处于勉强不饿死的境地。农民一方面在可控的范围内十分勤劳,积极的用劳力换粮食,另一方面厌恶任何风险。因为一旦这种勉强维持的生产关系失去平衡,青黄不接时候的粮食不够,那么农民将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放贷的往往和地主有关联)。而对古代的高利贷者来说,把钱放出去的经营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借钱的基本都是穷鬼(找个像《活着》里边福贵这样的地主傻儿子太难了),还不起逼急了大不了找个绳子上吊,所以为了抵冲风险,利息必定很高。而对农民而言,他们一旦借贷,其高昂的利息增速必定超过农业社会的缓慢积累,最后结局注定是卖儿卖女之后被“驴打滚”的利息逼死。其实这种观念一直遗留到现代,几十年前许多国人都视借贷为天大的祸事,宁可攒一辈子钱再买房,也不愿意考虑贷款。

这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生产关系自然造成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虽然不像奴隶社会那样,奴隶主必须随时用皮鞭棍棒监督奴隶,但农民的抗租行为是非常常见的,地主不养几个打手别想把租子收上来。把农民逼急了,直接半夜砍了地主头的也不少见。所以,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很多社会福利一样,封建社会也有自己缓解阶级矛盾的办法。在中国而言,主要是依靠发达的宗族势力。

与西方的种植园经济不同,中国的农村大多数是“王家庄”、“李家村”这样的单一姓氏村落。在这样的村落里,其实土地产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清晰。你很难说清土地究竟是地主(族长)所有,还是整个宗族共有。宗族内部的规则虽依然残酷,但却包装在人情和伦理的遮羞布之下。对比小村里“小姓”、“外姓”的待遇,普通农民还是不敢脱离宗族的。最起码在宗族内部,佃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租种权的,理论上婚丧嫁娶等大项事还是会互相帮衬的,就算是孤寡老人,只要还有一口余粮,一般也不会眼看着活活饿死。此前笔者在一篇答案里说过,现代人不肯生育,主要是负不起养育孩子的无限责任,即使政府给予有限的补贴也不行。而宗族,恰好会担负其这个无限责任,但前提是个人也对宗族承担无限责任,自由意志是绝不允许的。要知道,在古代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和几乎为零的社会保障,决定了各个家族其实和固定在某块土地上的狼群没什么区别。一旦脱离了宗族的穷保障,个人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对这种穷保障,农业社会的人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一方面是永远化解不开的、深刻的、寻死觅活的家庭矛盾,一方面又是长年的压抑和隐忍,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中国直到十几年前,自杀率最高的群体都是中老年农村妇女,可为明证。

顺便说一下,美洲作物引进之后,中国人口又一轮膨胀,有的宗族势力本身就不发达的地区,人们会结成教团以自保,这就是雍正乾隆年间中国西北苏菲教团迅速膨胀的原因。

宗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整个社会文化深受影响。比如收地租,一般约定的租子都是天价。为什么?因为地主也没指望能把约定的租子全部收上来。比如纸面上写的是十斗粮食,到了年底,农民一哭,地主一吓,最后博弈的结果能收六斗就不错了。官府也是一样,上级催着收粮,下级各种为难,最后能完成七八成任务就算优秀。换句话说,在整个社会,契约里约定的本来就是不打算彻底执行的,谁要是不讲情面,非要完全落实,那就会被认为是故意找事(一般是提醒你赶快把孝敬送上去),不是每个人都是张居正。这种思维惯性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时期,九十年代每年都要评“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回到上面的问题,为什么纺织业往往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呢?因为纺织业的特点同种植业、畜牧业不同。上面说农业一般产出和人力投入正相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在纺织业不是这样。纺车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纺一根纱也是纺,纺五根纱也是纺。你想想看,一般纺纱的都是妇女,没多少体力,能干这个活说明纺纱不怎么费力。经过精巧的设计,几根平行的纱线可以让劳动效率成倍提高(黄道婆还记得吧)。而且,只要把原料供上,理论上纺织品产量可以无限。而且,与粮食需求的制约不同,一般人的饭量不会突然扩大,可对服装的需求可以几乎无限的提升。过去一件衣服够过一年,现在只要有钱一年可以买十件,穿不了可以放着。而且可以对衣服材料、经纬密度、花边工艺不断改进。纺织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摆脱农业社会生产规律,资本投入的作用超过劳动力投入的产业。英国的珍妮纺织机为什么有名?因为它不断改进,可以同时纺几十上百根纱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可是啊,如果没有蒸汽机,这种效率的提升还是有限的。因为纺织机再改进,它也是个手工业。纺织机内部摩擦是有阻尼的,尽管人们采用了金属轴套,添加润滑脂等办法拼命降低这种阻尼,但总有个极限。前面提到的可以同时纺几十上百根纱的珍妮纺织机,其实大多数是利用水力工作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如果靠人力,十几根就到头了。没有稳定的动力来源,人类又会在某个限度上达到极限,回到农业社会的模式,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只能是萌芽而已。

当瓦特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结合的一刻,资本的神龙才解除了封禁,开始发挥它无与伦比的威力,人类社会才被以空前的力度被改造,并永远也不会回到过去了。

回到本问题。“改稻为桑”就是拙劣版的“羊吃人”圈地运动。皇上为了填补亏空,异想天开要求江南地区把一部分土地从种粮食改为种桑树,产出的蚕茧由纺织大户收购,纺成丝绸卖给洋人,这样可以大赚一笔白银。理论上,农民的收入更高了,商户能赚钱,朝廷能收税,看起来不错,可一推行就是处处梗阻。

首先第一个环节,把种粮食的土地改成种桑树。这意味着什么?本来自己种地自己吃的自然经济被彻底改变了。农民要想吃粮就要到市场上去买。可粮食又没有一个稳定的市场供应,鉴于这种需求是绝对的刚需,少量的缺口必定会造成粮价飞涨,农民那点固定的蚕茧收入必定跟不上市场,这是农民的老经验,自己不种地,靠买米过日子,肯定不靠谱。那英国是怎么解决问题的?一个是欧洲大陆粮食相对充足(农业技术改进造成有余粮),欧洲海运又方便;第二,有爱尔兰这样的殖民地,整个爱尔兰的地形就像一个高尔夫球场,全是肥沃的耕地,而且就算你爱尔兰人饿死、造反,你也没办法影响英国本土;第三,还有土地无穷尽的美洲。你大明可是早早扩张到了地理极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可以让那一块儿地烂掉呢?

第二个环节,买地。农民不愿改稻为桑,就要想办法逼他们。一开始杭州知府马宁远的办法比较笨,带兵踏苗,逼农民改作物。后来严世蕃比较聪明,知道只有让农民把地卖了,失去所有权,自然就听人摆布了。可农民只要有一口吃的,谁会把土地卖了?就算卖也是高价,沈一石这样的商人承受不起。怎么办?毁堤淹田。当年的收成全泡汤了。农民还要吃饭,只能想办法搞钱(或者粮)。严世蕃想的比较周密,敢进口粮食的,扣上通倭罪名;临省也不准支援借贷粮食。这就逼着农民卖地,唯一的买家就是沈一石等官商,价钱自然不会高。可是啊,农民也不是傻瓜,特别是好几个县的农民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的时候,蕴含的能量是完全可以掀翻当地统治秩序的。这就像是按着狗头去钻洞,十之八九会被狗咬。

这里有一个悖论。收购土地的价格一般是有一个市场公允价的,就是该土地年产量的倍数(比如一年能收二百斤粮食,那地价就是两千斤粮价,换成钱就是五十两)。本来呢,按照严世蕃的计划,把农民弄得没饭吃,就只能低价卖地。可现在粮食缺乏,粮价飞涨,你要按照公允价计算,花的钱应该更多(比如钢铁价格上涨,铁矿价格是不是也要涨?)。如果你用钱买地,价格低了农民肯定不肯卖。如果你用粮食买地,那么农民之间互相周济一下,挺过今年是没问题的,你就只能买到一小部分地。电视剧里自以为是的高翰文,一到杭州就被人仙人跳,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签字承认一个比实际低的多的粮价,这样沈一石才能低价拿地,出了事也有人背锅。当然这个被霸气侧漏的海瑞和王用汲阻止了。

看明白没有?严世蕃就是想利用粮食这个刚需逼农民。想用可流动的银子(还不给够)去换不可流动的土地。其实这就是考验农民,看你敢不敢造反。这不是玩火是什么?他敢这么玩,其他官僚都不敢这么玩。胡宗宪生怕农民造反,千方百计想办法找粮食;海瑞想尽办法维护农民利益,保持地价;严嵩知道真相后气的要死,大叫早晚被严世蕃害死;几个清流倒是希望把事情搞大,反正他们不在台上;织造局连坏名声都不想担,沈一石打一个织造局的灯笼都能逼着大太监装疯……你又想立封建社会的牌坊,不想乱,又让农民一步到位变成产业工人,可能吗?任何社会解体,都会先制造海量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多了,怎么可能不造成政治动荡呢?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电视剧默认被淹的都是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地。现实中,江南地区土地兼并严重,地大部分是大地主的。如果这么搞,恐怕早就有高官手撕严世蕃了。

历史上英国是怎么办的呢?没啥办法。继承危机、新旧贵族内战、宗教改革、砍国王头到最后光荣革命,整个天翻地覆。嘉靖想在封建社会的框架下搞一个有限的官僚资本主义,怎么可能?

第三个环节,雇佣生产。按照严世蕃的算盘,农民失了地,就会转变为农业工人,替他们种桑树。女人将会变为女工,进厂子纺织。可是这还是违反了封建社会的逻辑。一方面,封建社会最怕什么?最怕流民。流民都快饿死了,自然什么都赶干,每到一处就会破坏当地封建秩序,制造更多的流民。严世蕃幻想着这些流民(流氓无产者)能够直接就地转化为工人,只能说想的太简单了。种稻子的农民能直接种好桑树吗?会采蚕茧吗?土地被重新划分界限,多少人会失业?多出来的劳动力怎么办?历史上英国怎么办的?羊吃人搞出来一大堆失地农民,宁可流浪也不进工厂(进去几年就被累死了),英国直接《济贫法》、《新济贫法》,要么进劳改营,要么进工厂,要么吊死。“亨利七世在X年内吊死的人,比此前XX年吊死的还要多。”(忘了谁说的,好像是列宁)。

还有,农民都是活在宗族里的。过去一个村的人合作种地,宗族里对农民实行穷保障。这个穷保障,对农民是很重要的。现在呢,改由商家发钱。很明显,这会让原有的“互相负有无限义务”的宗族社会破产。地主抵制这种变革可以理解,那农民为什么也抵制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关系。”大凡社会变革的时代,普通人都是被甩出原有社会关系的。那个时代又不像今天可以出门打工,旧的社会关系没有了,新的社会关系又没有建立起来。谁来管他们的死活?电视剧里因为改稻为桑没成功,所以没演这些,但是后代义和团的事大家都知道。

总之,封建社会的母鸡孵不出资本主义的蛋。一个拍脑袋决策的皇帝,想要搞一个局部的官僚资本主义弥补封建社会的亏空,刚刚开始就困困重重。社会的进步不是原有的上层建筑能够把控的,要么变革变不起来,要么把那个“控制者”扯的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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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的时候,桑苗确实比粮食贵,种桑苗确实可能比粮食划的来。

但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万一大旱,水灾,粮食即便收益低,也可以勉强糊口,不至于饿死。就好比21世纪吃喝不愁的各位,都明白不能把自己仅有的房田卖掉去买股票,基金,比特币,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才能去博取更高收益。

而种桑苗收益高风险更高。先不说大旱,水灾。万一朝廷明年不需要那么多丝绸,到时卖给谁?我们上帝视角也看到了是今年谈成了50w匹丝绸生意,明年还有50万匹丝绸生意吗?好的,明年有没有50万匹丝绸生意我们也暂且不说。只说今年,今年这么多人改稻为桑,没有人种粮食,明年虽然蚕丝有了,但老百姓都没有种粮食,到时候吃什么?明年大家都盼着朝廷高价收蚕丝,但朝廷是为了补亏空才改稻为桑啊!朝廷没钱啊!!没钱!!!朝廷收蚕丝可能也要赊账!!!朝廷赊百姓账明显不现实,一个没有钱,一个让你赊了账自己就得喝西北风!那怎么办?朝廷只能赊大户的,而且还不能坏朝廷名声。结果就是干脆让大户去办。大户去办是要有好处的,要不然谁吃饱了撑的啊。像不像现在的某些事?

真的到了明年,大户一看你们老百姓没有粮食都会被饿死啊,而我收不到蚕丝虽然也很难,但死不了啊,急的是朝廷。这样老百姓和大户的地位会处于极端不平等的状态,那老百姓的蚕丝还能卖上价吗?之前比蚕丝便宜的粮食成了活命的东西,还能那么便宜吗?不坐地起价就不叫商人了。大户那边蚕丝疯狂压价,这边粮食坐地起价,到时候百姓可能不贱买自己的身体劳动力就要饿死,就问你死不死啊?这分明是逼着老百姓往火坑里跳,而且还是明文规定的国策。。。

生存是第一原则,在吃不饱饭的年代,没人愿意改稻为桑,而且是大面积的改稻为桑。根据上面的分析,改稻为桑是步死棋,即使来年风调雨顺,朝廷不需要那么多丝绸了,改稻为桑的人民也会被逼死。所以胡宗献不干。

后来严党看老百姓不干,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竟然淹了几个县,逼百姓卖田,然后直接让大户买了田自己改。

正常的老百姓谁会卖自己家的田?但现在不卖就得饿死,因为庄稼和房屋,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水淹了。只有糊口的田还值钱,现在被逼着卖,这已经到了丧心病狂,官逼民反的阶段了,但老百姓不知道这是人祸,也还有退路,因为还可以卖田,还可以苟活一段时间,所以还不会马上造反。海瑞说过,丰年一亩田50担,欠年好像是40担,最低好像也不能30担。但遭灾的百姓有口饭吃,为了活命,可能到时候10担也得卖。什么?你不卖?那人家还不收了呢,看谁饿死。所以等10担,20担收了你的田,来年没灾了,即便人家40担卖掉也是百分百到百分之四百的收益。N多年后的马克思对此有批注,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且,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还得感谢人家没让你饿死。但没饿死也是暂时的,没有田之后,来年靠什么活?是不是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本来自己家的田自己种,现在都贱卖到大户手里了,来年还是种的那亩田,但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想想自己的下场。敢不听话?你饿死吧。到时候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到时要想反抗剥削,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造反!所以胡宗宪说来年会多了30万反民。

至于以改兼赈。。。赈灾的话,这个粮食是谁出。。朝廷粮食有限,就是为了补亏空才想出来改稻为桑,后来又水淹9个县,虽然只淹了两个。结果书生高瀚文提出了以改兼赈,这个时候恐怕严世蕃做着梦都要笑醒了。废了这么大的劲,都要死棋了,居然还有人雪中送炭,真是天降福星啊!!

回到以改兼赈,朝廷没钱没粮食,那谁出?朝廷还是只能逼大户出,但大户不是商人就是权贵,赔本的买卖肯定不干,借你粮食要收利息的。面对会饿死的人借粮食,高利贷了解一下,实在不行校园贷了解一下。借了看你能不能还的起,不借就得饿死。借了到时候你整个人都是人家的,让你干嘛就得干嘛,干了才能赏你口饭吃。

所以遇到贪官,本来和大户就有生意往来,普通人看来是灾难,却不知人家看到的是机会,坑百姓赚大钱的机会。直到百姓再也榨不出油来,或者忍到极限,反正不是饿死就是累死,逼反!!!

遇到海瑞这样的,朝廷出面去借,甚至不给大户讲道理,不用出利息或太多利息,甚至就是让大户吃亏,百姓还有活路。但绝大部分时候,或者说所有时候,既然朝廷出面了,官差去办事了,看着这么多粮食经过自己手,想想自己上有70岁老母下有小孩嗷嗷待哺,是不是得伸两手?一伸手,就得有人吃亏。总不能又让大户吃亏,还有没有王法了!大户一毛钱利息没要,朝廷出面连本也收不回来吗?所以老百姓乖乖把朝廷拿的当利息补上吧。那公差如果想继续伸手,是不是就要保证大户愿意把这个生意继续做下去啊?所以大户的利益最好也要保证,直到干脆就是狼狈为奸,黄四爷准备出一百八十万两!出的多赚的多!到时候黄四爷的钱如数奉还,共同分其他人的那点dollar。这就在逼民反的边缘疯狂试探了。所以只要是政策,只要有人去施行,不管你是清流还是浊流,绝大部分的政策,最后的利息都是老百姓买单。因为老百姓不买单,负责施行的权贵就得买单。权贵如果买单,你让谁去施行?而且你当官也得为自己的手下考虑一下吧!朝廷的俸禄养得活一大家子人吗?你自己清贫不要紧,这么多手下听你使唤,叫往东不敢往西,到最后连自己一家人都吃不饱穿不暖吗?时间长了谁还替你卖命!说的就是你海瑞!谁愿意和你在一个地方为官啊!所以说书生误国啊,高翰文提出个看似可行的方案,结果竟做了权贵资本家的推手,出发点是好的,却把百姓合理化的往火坑里推。强如国之栋梁胡宗献也是抱到严阁老大腿才能肆意施展自己才华,一个翰林就敢妄议国策,该不会真的以为朝中无人吧!

商人也会悲剧,给宫里当了几十年差的沈一石,战战兢兢,如屡薄冰,虽然干了不少坏事,但都是没办法的事,也没有什么疏漏,相反还干的不错。但到了百姓逼不得的时候,主人直接把刀砍在了他的头上,抄家筹集军饷。严阁老说得好啊,重来造反的都是农民,还没有听说过商人会造反。所以不管是一二十年忠贞不渝的沈老板,还是胡部堂的亲戚,不管是红顶商人还是做着正正经经的生意,你们以为黑是黑,白是白,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吗?结果是只要朝廷需要,管你黑还是白,管你哪条船上的,只要威胁到了我,你们连狗都做不了!!!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其实反过来看,一个云娘20万两银子,冒青烟一个戏班子20万两银子,严嵩暖脚丫鬟,嘉靖一个宫殿几百万两等等。这些权贵动不动就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两的开销,而且都是享受的开销。这边却在疯狂得逼民反与不反中疯狂试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又或者说,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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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政策推行都有一个问题,即听起来理想的政策,实施起来效果却是为与民争利。

两千年前有桑弘羊的均输法,一千年前有王安石的青苗法。这两条法,其核心皆离不开一句”损有余而补不足”。在丰年国家收购产品,在歉年出售产品或国营放贷,听起来很美好是不是?

但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封建官僚不受制约的权力,落到百姓头上就是一座摧毁一切的大山。

均输法到最后,是百姓在丰年只能无限贱卖粮食,因为官府层层盘剥。在歉年则务必高价购粮,因为官府要KPI创收。

而青苗法更离谱,理想中的歉年官营放贷,变成了”你不缺也得借因为我们要收利息”。官府上下吃的盆满钵满,百姓一年不如一年。

改稻为桑也是如此。且不论改为桑树减少了粮食总产量,光是下面的执行从开头就出了大问题。

首先是种桑树的百姓缺少粮食,只能跟官府大户借粮,于是出现了被坐地起价的现象,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

接下来是,即使有足够的粮食熬到收丝,定价权呢?是否在自己手里呢?

最关键的是,百姓有没有选择、可不可以不改?答案是不可以。于是从官府到大户,各个知晓今年缺粮,人人明白来年收丝;于是从头到尾吃干抹净的伟大计划自然而然出炉,甚至不用花时间思考,只需要顺势布局。

均输法、青苗法和虚构的改稻为桑,实实在在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其一是开支无度的帝王。汉武帝要开疆拓土超越高祖,朝廷需要白花花的银两来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宋神宗想励精图治千古留名,朝廷需要漂亮的税收数据来印证他的伟大。嘉靖皇帝欲望滔天妄求永生,朝廷需要养着敛财能手满足他的虚荣心和长生梦。

其二,这三件事中,朝廷无不把百姓当傻子,然而百姓是不是傻子呢?均输法的时候,大概百姓是不懂的,也许做过梦——像朝廷画的大饼那样的梦。青苗法时,百姓将信将疑,也许还指望着”主要是地主大户的利益被剥夺了朝廷的初心还是好的”。转眼到了1566,百姓再也不相信这一套了。傻子不傻了,朝廷怎么办呢?剧里面告诉了我们答案——他们如果不傻,那就用拳头把他们都揍成傻子,或者逼他们装傻。

其三,三件事中一个巨大的共同点是官府高度介入与破坏现有的价格体系。而官府是好是坏,定义权也不在百姓手里;官府是对是错,百姓说了不算,皇帝说了算。而对于刘砌、赵顼和朱厚熜,百姓如何并不重要,百姓不反很重要。顺民才能够给国家不断创造价值,从而填饱自己的私欲。

所以,说到最后,最重要的共同点,依旧是法治体系的腐朽和权力缺乏制约。封建时代的帝王,权力永远不来自百姓,也不受百姓制约。

龙椅谁来坐,从来都是内阁丞相、门阀世家、王公贵族关起门来开个小会,也许这个小会欢声笑语,也许这个小会刀枪铮鸣。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欢声是白银落袋的喜悦,他们的铮鸣是家族没落的悲歌,从来、从来与百姓没有一点关系。大汉、大宋再到大明,从来、从来就不曾变过。

于是所有的权力,自然会从下到上逐层递增,并以此保证帝王的至高无上。

而至于法治,封建时代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吗?封建时代有的不过是基于”圣君无过”的一套家法罢了。不讲平等的大明律,算什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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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的时候,你家种了三亩稻子,稻苗长势很好,正是需要河水灌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水渠里的水干了。

还没来得及查明白哪里出了问题,就有一大队官兵来到村里。

你以为他们是来解决水源问题的,热情的打了招呼,他们没理你,你还和同乡夸他们不愧是戚家军,军纪就是严明。

你们还在观望着,突然,众马骚动,冲着已经发干的稻田冲了过去,嫩绿的稻苗成片成片倒下。

你拼了命想阻止,领头的官员却说你是海盗汪植的奸细,直接抓走。

你不认识汪植,准确的说,听都没听过这个人。

好在还有戚将军,你最后被无罪释放,回到家,看着满田的马蹄印,你突然想起放牛的时候听私塾先生讲过的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你的眼中出现了迷茫。

很快,汛期来了,家门口的那条大河水位涨得很快,戚将军带着士兵用命在抗汛,你突然就明白了如何才是“民为贵”!

于是你请命入水,以血肉之躯顶住沙包,戚将军没有同意。

堤坝终究还是没守住,但你认为你懂了,懂了什么是“君为轻”!

你和同乡大肆夸奖着皇帝圣明,或许之前都是误会,大家都是粗鄙之人,想着明天就去府台解释清楚,顺便领一些赈灾粮。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再次嘲笑了你的年轻,你和同乡到了府衙门前,却被士兵拦住,你笑着说明来意。

很快,一个身穿官服的人走了出来,他身后跟着的,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

他态度高高在上,你忍了忍,赔着笑,还没开口,那个官员大手一挥,士兵冲了过来。

要想粮?拿田来换!

你愣住了,这和你预想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你以为圣上还是体恤百姓的,没想着在这等着你们,没了田,以后的口粮怎么办?

最终你们还是走了,离开了府衙。

回去的路上,你想了很久,突然又搞不清楚“民为贵”这句话了,贵在哪里?跪在膝盖吗?

雨季很快过去了,家里的口粮也已见底,市面上粮价飞涨,府衙那边也已经放出明话,要粮?可以!

十石谷子换一亩粮田,你沉默着,眼中燃着火焰,往日四十石起步的田价如今被压到不足三成。

可是看着日渐消瘦的妻儿,你决定做点什么。

你找到了同乡们,在一个夜晚,商量了整夜,最终决定每家每户按人口出钱,去外省买粮。

买粮很顺利,回来的时候又是顺风,船行的飞快,眼看就进入了浙江水面。

迎面你们看见一艘官船,两船靠近,对方二话不说直接动手抓人。

你和同乡被府衙抓了,绑在木杆上示众,粮食也被没收了,罪名是私贩粮食,你不明白,为什么花自己的钱买粮也是犯法的。

最后,是海大人出面抗下这件事。

你可以回家了,走在人群里,你感觉很孤单,回过头,你看到杆子上还挂着几个同乡,府衙说他们是领头的,暂时还不能放。

你看着他们在风中飘荡,突然想到还在家中等待的老人和小孩。

人被抓了,粮也没收了,今年夏天的口粮在哪里?

没人可以告诉你,海大人和戚将军也不能。

你最终还是狠心地扭过了头,感觉有什么东西流进了嘴里,咸咸的,还带着点苦味。

你低头往前走着,莫名想到那个老先生说的另外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你眼底忽有火焰燃起,烧干了泪水,烧进了心里,就这样日日夜夜灼烧着!

那好,本官再问你最后一遍:

堂下刁民,这三亩水田,你到底是卖不卖给本狗官啊?


哈哈,抖了个机灵,下面说回正题。

既然是从《大明王朝》里提出的问题,那我们就回到书里去找答案。

第一点:推行的季节

江浙一带推行“改稻为桑”的时间是桃花汛之后,田中青苗已成,如果这个时候改,整个季度农民毫无收成,而且国家不会给予补贴。

为了生计,百姓当然不会同意改。

第二点:处理手法

任何朝代,想推行大的改革都会有阻力,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执政者的管理水平。

浙江知府是怎么做的?

带兵踏苗!

遇到百姓抵抗,直接诬陷为通倭罪!


所幸还有戚继光。

可是一计不成,又生毒计。

趁着汛期,不管抗汛官兵和当地百姓的死活,严党一派竟然决堤毁田!

换成是你,你会选择怎么死?

忍气吞声而死?还是憤而怒起?

第三点:吃相难看

先决堤淹田,毁了你的口粮,然后压低田价,趁你病再要你命。

什么?你还不卖田?那我借赈灾之名,禁止市面上的粮食买卖。

要粮,拿田来换。四十石起步的良田,只出价八石,不得不说这些富商官僚打的好算盘。

何况粮田改桑,三年不上税,这其中利益,常人难以估量。

总算还有个沈一石,总算还有个海刚峰,总算还有个胡宗宪!




2021/3/10更新:

今天是被大佬翻了牌子吗?沉寂月余后突然新增十几个点赞,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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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稻田全种了桑,定价权在官府,不在你,桑又不能吃,你要花钱买粮食,到时侯,假如桑贱粮贵,你怎么办。你干一年才够口粮,很可能还不够,那这时怎么办呢,你把地卖给我吧,几轮下来,你就一无所有了。总不能饿死吧。

剧中的农民除了种粮食没有别的收入,改稻为桑等于掐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除非改的同时要保证定价,要有自留地足够自己的口粮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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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因为老百姓不相信官府啊。至于老百姓为什么不相信官府,那就是域外人才知道的事情了。毕竟通倭的帽子可不是乱盖的,今天你都敢收小东洋50w石稻米活命,明天又做出什么危害东南抗倭大计的事情,我想都不敢想。

当然,万岁爷还是好的,裕王也是好的,这些都是受灾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实心用事的青天大老爷也是好的,都是只动嘴不动手的清流文人和几个贪官污吏把事情搞坏的。

像严嵩,严世蕃,鄢懋卿,郑泌昌,何茂才等少数贪官污吏,腐化掉了,正月十五年关内阁议事后,仍然不知悔改,给大明朝带来深重的灾难。还有常伯熙、张知良、马宁远这种小官巨贪,也值得注意。

但是朝廷大方向还是好的,改稻为桑的国策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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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老百姓已经穷困到等不及了。

大户和官府不缺钱粮,可以进行长线投资,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五载获取回报都等得及——只要回报够大,他们自然沉得住气。

但屁民等不了。屁民见不到明天的米就意味着明天会挨饿,连续几天见不到米就会有人饿死。

大户以年为单位进行投资,而屁民以天为单位掐着指头过日子。

要想让屁民动起来,行啊,你得给实际的好处。发钱,发粮食,发衣服,给房子。当他们不种地都能过上不缺钱不缺粮,衣食住行充足的日子时,自然什么都好说。

你要是能保障到这种程度,别说改稻为桑,你改成试验场搓原子弹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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