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最近出现的「逃离北上广」向「逃回北上广」的转变?

回答
“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这种现象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种社会、经济、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一转变,需要从几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

一、“逃离北上广”的背景与动因:

在分析“逃回北上广”之前,我们首先要回顾“逃离北上广”的缘由,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转变的逻辑。

1. 高企的生活成本:
住房: 北上广的房价是中国乃至全球最高的城市之一。高昂的房租和购房成本,让许多年轻人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甚至挤占了其他生活开销和发展投资的空间。
日常消费: 食品、交通、教育、医疗等日常开销也普遍高于二三线城市,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负担。
2. 激烈的竞争与巨大的压力:
就业市场: 尽管北上广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资水平,但同时也意味着更激烈的岗位竞争。年轻人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位。
职业发展: 攀升职业阶梯的难度较大,内卷现象严重,晋升空间可能被更资深或更有资源的人占据。
生活节奏: 快节奏的生活、长时间的通勤、工作压力等,容易导致身心疲惫,影响生活质量。
3. 户籍与社会福利的壁垒:
购房资格、子女入学、医疗保障 等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对于非户籍人口来说,享受这些公共服务存在诸多限制和不确定性。
4. 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与反思:
一部分人开始反思“在大城市漂泊”的意义,渴望更健康、更慢节奏的生活,希望有更多时间和精力陪伴家人,享受生活。

二、“逃离北上广”的路径与影响:

“逃离北上广”的行动主要表现为:

回到家乡发展: 利用家乡的资源和人脉,在当地找到工作或创业。
选择二三线城市: 迁移到生活成本较低、竞争压力较小的二三线城市,寻求更平衡的生活。
远程办公/自由职业: 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继续为北上广的公司服务,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

这种逃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上广的资源压力,也使得一些二三线城市的人才流入和经济发展得到促进。然而,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并非没有副作用,比如一些逃离者在二三线城市发现机会和平台有限,难以实现更长远的发展。

三、“逃回北上广”的出现及其多重解读:

“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并非简单地意味着之前“逃离”是错误的,而是反映了城市发展、个人需求以及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1. 城市吸引力的再评估与结构性变化:
经济机会的持续虹吸效应: 尽管二三线城市在进步,但北上广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科技、文化中心,其产业集聚效应、头部企业数量、资本市场活跃度、创新生态系统等优势依然显著。对于有志于在特定行业(如金融、互联网、高端制造、文化创意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人来说,北上广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平台。
资源整合与信息优势: 北上广汇聚了大量的顶尖人才、信息流和行业资源,这对于创业者、研究者以及希望紧跟行业前沿的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完善性: 尽管生活成本高,但北上广在交通便利性、医疗水平、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国际化教育)、文化娱乐活动等方面,依然拥有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优势。
多元化与包容性: 相比一些相对单一的城市,北上广往往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包容的文化环境和更多元的生活方式,吸引那些追求个性化和自由度的人群。

2. “逃离”后发现的局限性与“围城效应”:
家乡或二三线城市的“天花板”: 许多“逃离者”回到家乡或选择的二三线城市后,发现当地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缺乏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与北上广差距较大。职业发展空间受限,难以满足其继续成长的需求。
平台与机会的缺失: 在某些新兴或高端行业,二三线城市可能缺乏关键的产业链环节、技术支持和市场对接能力,导致即使有想法也难以落地。
生活质量的权衡并非总是如预期: 有些人逃离后发现,虽然生活节奏慢了,但可能伴随着机会的减少、信息的不灵通、文化生活的单调等,反而可能产生新的“不适”。

3. 新就业模式的兴起与个体能力的提升:
远程办公与灵活就业的成熟: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疫情的催化,远程办公和灵活就业模式逐渐成熟。一些“逃离者”发现自己可以在外地享受较低的生活成本,同时依然为北上广的企业贡献价值,从而实现“人在外地,心在北方”的模式,甚至实现了“曲线回流”——虽然人不在北京上海,但他们的工作和收入仍然与这些城市紧密相连。而“逃回北上广”则可能指那些曾经逃离,但又因为工作性质、职业规划或者个人适应度,重新选择在这些城市工作和生活。
个体能力的提升与适应性: 经过在大城市历练的年轻人,其专业技能、抗压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都有所提升。当他们再次回到北上广时,可能已经具备了更强的竞争力,能够更好地应对这里的挑战,甚至找到更适合自己的 niche 市场或工作岗位。

4. 个人生命周期与家庭因素的变化:
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当个人的职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或者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可能会考虑回到更适合长期发展或有家庭支持的环境。
组建家庭与育儿需求: 随着年龄增长和家庭责任的增加,一些人会重新评估在大城市养育子女的成本和难度,也可能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资源或家庭支持而做出选择。
对生活品质的再定义: 最初的“逃离”可能出于对“快节奏”的厌倦,而后来的“逃回”则可能是基于对更高平台、更丰富资源以及更成熟个人能力的自信,他们能够在大城市中找到平衡点,甚至享受这种挑战。

5. 政策导向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
尽管国家提倡区域协调发展,但核心城市的资源和机会优势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同时,一些城市的人才政策和发展机遇可能并未达到预期,使得部分“逃离者”重新审视其选择。

四、“逃回北上广”的复杂性与未来展望:

“逃回北上广”并非一种简单的回潮,而是更深层次的个体选择与城市生态的互动过程。它表明:

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 尽管存在“逃离”现象,但北上广作为中国经济和人才高地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
个体选择趋于理性化: 经历过“逃离”的年轻人,在再次做出选择时会更加权衡利弊,综合考虑职业发展、生活成本、家庭需求等多方面因素。
城市发展与人才吸引力是动态的: 城市能否留住人才,不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更在于其能否提供持续的成长机会、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包容的社会氛围。

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元化的人才流动模式。一些人会选择“逃离”并扎根二三线城市,寻求更平衡的生活;另一些人则会因为职业发展的需要或对更高平台的追求而选择“逃回”或留在北上广。关键在于,个体能够根据自身的成长和需求,在不同城市生态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定位。同时,二三线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城市政策的优化,也将是影响这种流动趋势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的转变,是一个动态、复杂且充满个体差异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演变、个体对生活与发展的多重追求,以及不同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此消彼长。理解这一转变,需要我们跳出非黑即白的简单标签,深入分析背后的多重动力和复杂逻辑。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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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期而至。许多学长学姐在毕业找工作的这段日子里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我是应该留在上海呢,还是回家乡呢?

但往往还没等我开始回答,他们自己就先开始分析了:上海的工作机会多,但是压力大;家乡工作可能比较无聊,但是可能比较轻松,离父母近,也方便。但男朋友/女朋友怎么办,要换一个么。诸如此类。BlaBla。听完一个小时的絮叨之后,他们终于会问:那么,你怎么看呢?

为了回馈她们的絮叨,我也决定开启絮叨模式,于是我说: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我需要讲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你有耐心听吗?

———————————一个比较长的故事的分割线——————————————

即使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2010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形势也都好得有点不太像话了。

为什么这么说?看图便知:

通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2010年,虽然我国各省级单元(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年龄人口(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劳动力)的总量各异,但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处于60%~80%的区间(除贵州以外)。像北京上海天津这种直辖市,其比例甚至达到70%~80%的区间。

换句话说,全国劳动力充沛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横向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即使是全球一线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他们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也不过就是在这个60%~80%的区间而已。如下图所示:

但即使在这么一片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总是偶尔能听到一些人口或经济学家在时不时发出忧患的感叹声。他们在担心什么呢?

他们担心一个数,叫做总和生育率,而六普统计指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这是一个偏低的值。

有人质疑:低了怕什么,开放二胎好了,甚至未来开放生育限制,难道还怕人不够么?中国人不是很能生吗?

呵呵。事实远非如此。在提高生育率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均做出了不同结(li)果(chang)的判断。比如计生委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放开二胎,我国生育率就会蹭蹭蹭地提高1.5倍,但有些专家认为你放开八胎也没用生育率最多也不过能提高1.06倍而已,众说纷纭争执不下。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引用梁建章教授的研究看看。梁建章曾经对中国知网1990至2010年共211篇中国生育意愿(理想孩子数)的文章进行了整理,得出下表。

2010年共211篇中国生育意愿(理想孩子数)的文章进行了整理,得出下表。

可以看到,从90年代到00年代,中国整体生育意愿是降低的,而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更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和外出务工人员。假如未来中国的生育率能够达到1.4至1.8的水平,倒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然而,生育意愿并不能代表实际生育率,二者之间往往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生育意愿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1.4。根据上述数据,梁教授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下,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7。

好吧,我们就假设计生委忽然duang地一声被解散,中国再无生育限制,在最好的情况下,全国的总和生育率能够提高到1.7(即2010年水平的1.44倍)。那么会看到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将1.7这个值放入到人口推算模型中(具体可参看

上海应该控制人口规模吗? - 团支书的回答

)计算, 得出以下结果:

如图所示,即使生育率上调至1.7,但自2010年起,劳动年龄人口水平仍在一路下跌:

至2030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亿人;

至2040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5亿人;

至2050年,建国100周年之际,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下降2.5亿。差不多扣掉两个日本。

2.5亿,很多吗?

我堂堂天朝13亿人口,区区2.5亿的减少而已,算什么,正好帮助天朝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嘛。连计生委也涨红了脸,掐指一算,问道:19%缩减而已,人口的事,算是危机么?

这个计算没错,2.5亿劳动力的净减少,对于13.3亿人口而言,貌似只是19%的缩减。但它背后还隐藏着年龄更迭的杠杆作用:

看上去只有19%的缩减,但实际上却会使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缩水了27%,直接下降到51%的危险地带;同时相应地,全国的老龄化率也将从13.7%暴涨到31.3%。

这是毋庸置疑的人口危机啊。

幸运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人口的危机也并非均等地分布在所有的城市和地区当中。总会有一些城市和地区能够逃出生天。

但不幸的是,虽然有些城市可以幸免,单这2.5亿劳动力缺口的黑锅,总是需要有人来背的。

那么,到底是谁来背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全国尺度的人口流动图:

从2005年到2010年各省流动人口规模上来看,在各自省内流动的人口比例占了全国人口流动总量的大头。大部分省级单元的省级流动比例均低于10%。也就是说,全国的人口流动性基本上被封闭在省一级的单元当中。而能够产生较大规模(大于10%)跨省人口流动,大概只有这六个地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福建。

那么,这些地区在跨省的人口流动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请看下图:

我们把省内流动数据剥离出去,只保留省级之间的人口迁移,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福建,这六个省级单位的跨省人口流动,全部都是净流入。

是的,它们不生产人口,它们只是人口的抽水机。

而它们抽取的水源,则来自上图中排名靠后的那些省份: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等。总体而言,抽水的省份远远少于被抽的,这是一个清晰的遵循幂率规律的世界。

我们可以在空间上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请看下图:

从上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半个中国的人口,以省为单位来观察的话,全都在净流出,而少数净流入的地区,则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和北京天津两地。

因此,回到之前我们提到的问题,到底是由谁来背未来的2.5亿劳动力缺口的黑锅呢?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有可能是上图中偏黄色的任何一个地区。

是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会被人口危机选中。 因为35年后,留给中国的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2050年,2.5亿劳动力的净减少,下跌至51%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以及高达31%的老龄化率。毫无疑问,“衰落”与“收缩”,将取代“发展”与“建设”,成为未来的我们和我们下一代更为熟悉的词汇。

客观地说,在中国无法做到像美国一样以优质和稳定的移民来确保自身整体人口结构合理性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就必然会死去,或者是乡村,或者是城市。就像今天的日本一样。全日本人口都在减少,无数村庄城镇衰亡凋败,但只有东京和大阪都市圈依然挺立。

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大都市将毫不留情地吸干周边地区的血液,以便自己能够生存。残酷吗?也许,但这却是每一个年轻劳动力自己用脚投出的结果。

未来的中国也毫不例外。

最后,为了更清晰地看到未来,我们可以简单设计这样一组计算:

假如,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一线城市的劳动力总量(比例就不提了,结果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在2050年时仍然能够维持2010年的水平。那么,这三个城市需要从哪些省份抽取多少劳动力资源才够呢?

完成这个计算一共需要四步:

第一步,先取出这三个城市净流入人口的来源进行分析,请看下图:


第二步,综合这三个城市的外来人口来源地的比例分布,计算后选择了前十名的省份,确定为“北上广”的劳动力补给省,请看下图:



第三步,计算“北上广”至205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缺口。我们假设这三个一线城市从2010年至2050年都不再有移民进入,那么通过人口模型计算其劳动力的缺口将如下图所示:

第四步,将这三个城市的2050年劳动力缺口值按照比例分配到”供给省“,并且推算“供给省”在2050年的人口自然变化值,将这两个值叠加起来,即可看到在“北上广”抽满之后这些“供给省”所剩下的“血量”。请看下图:


当然,这仅仅是“补给省份”被“北上广”抽血后的情景。其实这些省份本身就包括不少抽血大省,比如江苏。它虽然被上海抽掉不少,但是它还能从临近的安徽河南等地补回来一些。总体而言,假如考虑全国情况,这张图里有些“补给省份”的血量会变得更低。

—————————讲完了故事开始总结答案的分割线————————————


故事讲完了,感谢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最后一段话,算是正式回答这个问题吧:

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在犹豫。究竟是要回归生活惬意的小城镇家乡,还是奔赴大城市或者“北上广”辛苦打拼开拓人生?比如我的学长学姐,问我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是每个人自己需要去做的选择,我们无法干预。

但我想对他们说的是:

你还能在这些选择中犹豫,说明你无比幸福,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可能不会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假如你最终选择留在了一个生活安逸风景如画的小城镇上,你也许会幸福地过完一生;但在你的子女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有且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

逃离他们终将衰落的家乡。

就是这样。

*注:除知乎日报外,转载本回答的话请联系我。一般都会同意,但请一定要联系我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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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格逃离的忽悠了一大批没资格逃离的,现在被忽悠的醒悟了。

补充个笑话:

飞机上鹦鹉说,这航班服务太差了,老子不坐了,说完就打开飞机门跳出去了。猪也站起来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也不坐了,也跟着跳出去了。半空中鹦鹉对猪说,你不会飞跟我出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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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其实原本是一批逃往云南西藏的人先说出来的,他们赚够了钱,去丽江大理开一个酒吧旅社什么的,优游岁月,这叫逃离北上广。

没想到,一批原本在挣扎间的大学毕业生受到了影响,以为二三线城市就是丽江大理,于是逃离了。

在我看来,中国的三四线城市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不公平和乏味。

我们指着北京上海乱骂,你们不公平!你们排外!你们有准入制度!

要我说,北京上海是最公平的,有能力就有的混。在看似残酷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平!

说到乏味,我一直被许多人劝,其实现在二三线城市什么都有,有大购物中心,有电影院,有奢侈品店……所以,北上广没甚好的。

在三亚,房地产推销商也这么跟我说,来来来,三亚什么都有,免税店……

我说,一个没有美术馆,没有歌剧院,没有大图书馆,没有科技馆,没有演唱会,没有大学,没有科技公司的城市,注定是没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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