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最高法等5部门出台的最新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
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这项新规定，可以说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直接触及了刑事诉讼的核心原则——“任何人不负有自证其罪的义务”。这项原则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被视为人权保障的基石，而此次五部门的联合发声，意味着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将得到更明确、更强有力的贯彻。
要理解这项规定的重要性，我们得先从“自证其罪”这个概念说起。简单来说，它指的是在刑事案件中， acusado（被告人）没有义务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有罪。相反，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完全在于控方（通常是检察机关）。控方必须通过合法的调查取证，收集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才能说服法官或陪审团做出有罪判决。
过去，我们或许会听到或看到一些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因为各种原因，在侦查、审讯过程中被“引导”或者“被迫”说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话，甚至主动承认自己有罪。这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不当的审讯方式，比如长时间审讯、剥夺睡眠、威胁利诱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所谓的“口供”并非完全出于被告人的真实意愿，而是为了摆脱当下的困境。
这项新规定，正是要斩断“强迫自证其罪”的这条非法途径。它明确了几个关键点，并且要求落实到具体环节：
严禁变相的“逼供”和“诱供”： 规定会具体列出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例如，禁止通过疲劳审讯、诱导性提问、威胁、利诱等方式，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这不仅是对审讯方式的约束，更是对侦查人员职业操守和法律意识的严苛要求。
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不自证其罪”原则的必然延伸。它意味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任何可能令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问题。这项规定无疑会进一步强化对这一权利的保障，确保任何强制性的逼问都不能转化为合法的定罪证据。
明确证据的合法性与关联性： 规定会强调，只有通过合法途径收集到的、与案件犯罪事实有直接关联的证据，才能被采纳。那些通过非法手段（包括任何形式的“强迫”）获取的口供，将不被法院采信，甚至可能成为排除非法证据的根据。
加强对侦查过程的监督： 为了确保规定的落地，这项规定很可能配套有更严格的侦查过程记录和监督机制。比如，对审讯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引入律师在场的权利，以及对侦查人员的行为进行事后审查等。这些措施都能有效防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发生。
这项规定的深远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
1. 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它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避免了无辜者因为遭受不当压力而被迫承认不存在的罪行，也防止了真正的罪犯通过“配合”审讯来逃避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例如，通过承认小罪来掩盖大罪）。
2. 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个公正、文明的司法体系，必然是以尊重人权为前提的。当公民知道自己的权利在法律面前得到充分保障时，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感自然会增强。这项规定的出台，有助于塑造一个更加理性、更加注重证据、更加尊重个体的司法形象。
3. 促进刑事侦查方式的现代化： “强迫自证其罪”往往是侦查效率低下、技术手段落后的一种表现。为了克服这一弊端，侦查机关将被迫去探索和运用更科学、更先进的证据收集方法，比如技术侦查、法医鉴定、物证分析等等。这实际上是在推动整个刑事侦查向专业化、科技化方向发展。
4. 强化依法治国的理念： 任何一部法律或规定，最终都是为了维护法治的权威。这项规定是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确保刑事诉讼始终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任何超出法律允许范围的行为都将被否定。
当然，一项新规定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没有挑战。如何确保“不强迫”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办案人员的意识和行动中，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如何在实践中平衡控辩双方的权利，如何界定“强迫”与“正常讯问”的界限，这些都是需要持续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项由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规定，是对中国刑事司法领域一个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信号。它表明了国家在推进法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决心，也为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公正、文明的法治社会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严格的执法监督以及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才能真正转化为司法实践中的生动现实。
要理解这项规定的重要性，我们得先从“自证其罪”这个概念说起。简单来说，它指的是在刑事案件中， acusado（被告人）没有义务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有罪。相反，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完全在于控方（通常是检察机关）。控方必须通过合法的调查取证，收集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才能说服法官或陪审团做出有罪判决。
过去，我们或许会听到或看到一些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因为各种原因，在侦查、审讯过程中被“引导”或者“被迫”说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话，甚至主动承认自己有罪。这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不当的审讯方式，比如长时间审讯、剥夺睡眠、威胁利诱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所谓的“口供”并非完全出于被告人的真实意愿，而是为了摆脱当下的困境。
这项新规定，正是要斩断“强迫自证其罪”的这条非法途径。它明确了几个关键点，并且要求落实到具体环节：
严禁变相的“逼供”和“诱供”： 规定会具体列出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例如，禁止通过疲劳审讯、诱导性提问、威胁、利诱等方式，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这不仅是对审讯方式的约束，更是对侦查人员职业操守和法律意识的严苛要求。
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不自证其罪”原则的必然延伸。它意味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任何可能令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问题。这项规定无疑会进一步强化对这一权利的保障，确保任何强制性的逼问都不能转化为合法的定罪证据。
明确证据的合法性与关联性： 规定会强调，只有通过合法途径收集到的、与案件犯罪事实有直接关联的证据，才能被采纳。那些通过非法手段（包括任何形式的“强迫”）获取的口供，将不被法院采信，甚至可能成为排除非法证据的根据。
加强对侦查过程的监督： 为了确保规定的落地，这项规定很可能配套有更严格的侦查过程记录和监督机制。比如，对审讯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引入律师在场的权利，以及对侦查人员的行为进行事后审查等。这些措施都能有效防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发生。
这项规定的深远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
1. 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它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避免了无辜者因为遭受不当压力而被迫承认不存在的罪行，也防止了真正的罪犯通过“配合”审讯来逃避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例如，通过承认小罪来掩盖大罪）。
2. 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个公正、文明的司法体系，必然是以尊重人权为前提的。当公民知道自己的权利在法律面前得到充分保障时，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感自然会增强。这项规定的出台，有助于塑造一个更加理性、更加注重证据、更加尊重个体的司法形象。
3. 促进刑事侦查方式的现代化： “强迫自证其罪”往往是侦查效率低下、技术手段落后的一种表现。为了克服这一弊端，侦查机关将被迫去探索和运用更科学、更先进的证据收集方法，比如技术侦查、法医鉴定、物证分析等等。这实际上是在推动整个刑事侦查向专业化、科技化方向发展。
4. 强化依法治国的理念： 任何一部法律或规定，最终都是为了维护法治的权威。这项规定是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确保刑事诉讼始终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任何超出法律允许范围的行为都将被否定。
当然，一项新规定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没有挑战。如何确保“不强迫”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办案人员的意识和行动中，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如何在实践中平衡控辩双方的权利，如何界定“强迫”与“正常讯问”的界限，这些都是需要持续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项由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规定，是对中国刑事司法领域一个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信号。它表明了国家在推进法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决心，也为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公正、文明的法治社会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严格的执法监督以及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才能真正转化为司法实践中的生动现实。
网友意见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在我国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在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有了禁止自证有罪的规定：
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操作：
“(被告人）自侦查、审查起诉至庭审中，均能稳定地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真诚悔罪，因而得以从宽处理。该四人的供述也与被告人......的原供述一起共同印证了本案上述查明的事实。犯罪事实只有一个，如果都按事实真相供述，必然会出现一致，如果有的说真话，有的说假话，则不会出现所谓的“雷同”。四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义务，也是他们享有从轻处罚的权利。这种“有罪自认”绝不是被告人…所谓的“自证有罪”。检验一个证据的真伪，应当考察其与其他证据能否印证一致，能否证明案件事实。被告人的供述也是如此，供述稳定且与其他证据一致，能够证明本案事实，这种供述就足以采信。
（节选自（2016）鲁17刑终452号刑事判决书，上述为一审法院的意见。）
当然，我不是要说这个案件本身有什么问题，这只不过是我用关键词在案例库中随便抽出来的，这里只是为了说明一个现象：
你看，”强迫自证有罪“和”有罪自认”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受到刑讯逼供，被逼无奈认罪，和在得知可能得到从轻判决时，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选择认罪，其中的界限到底算不算黑白分明？
--
有趣的是，上述判决书，还有一句话也能说明一些道理：
“......至于证据中有些词语例如将筹集资金称为“集资”还是“筹资”，将橡胶“促进剂”称为橡胶“防老剂”，等等，只不过是枝节性问题，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也不影响本案性质的认定。”
也许，就是一个用词的枝节性问题吧，
也许，如同很多法律人所期望的一样，这不要是一个枝节性的问题，同样的话，通过法律和法规反复多说几次，多敲打几次，就能敲到脑袋里，让更多的人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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