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父子割据台湾的时候，没有立朱姓皇族，为什么不曾引起物议？
关于郑成功父子割据台湾期间，为何没有选择册立朱姓皇族成员以巩固统治并避免引发物议，这其中涉及明清鼎革时期复杂的政治现实、郑氏政权的性质以及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认知，并非简单的“不立”就能概括。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是郑氏父子在当时极端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基于现实考量所做出的艰难抉择。
一、 郑氏政权的“借明伐清”性质与合法性困境
郑成功起兵反清，其政治旗帜是“奉明正朔”，以复兴大明为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册立一位朱姓皇族成员作为名义上的君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现实远比这复杂得多。
1. “拥立”的局限性： 郑成功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江南士人和南明朝廷残余势力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打着“奉明”的旗号。一旦他自行册立一个朱姓皇族，这个“册立”的合法性来源何处？是明朝宗室会议的推举？还是郑成功自己的“拥立”？后一种情况很容易被清廷和反对者抓住把柄，指责郑成功是“挟持宗室”、“假托明朝以自尊”，从而削弱其反清的正当性。郑成功深知这一点，他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无可争议合法性的“明朝”，而不是他个人“创造”的“明朝”。
2. 明朝宗室的混乱与不可靠： 明朝灭亡后，虽然有福王、唐王、桂王等相继称帝，但这些南明政权政局混乱，各自为政，互相倾轧，且大多缺乏实际的统治能力，最终都被清军消灭。郑成功虽然一度奉隆武帝，后来也曾与永历政权有过联系，但这些南明政权本身就充满了争议和合法性危机。此时再去寻找并册立一位朱姓皇族，很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找到一个同样不被广泛承认、甚至连自身都难保的“空头皇帝”。郑成功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统御全明、号令天下的“君主”，而非一个傀儡。
3. 郑成功自身地位的微妙： 郑成功作为平倭成功、军事力量强大的首领，在反清阵营中已经具有了事实上的领导地位。他可以凭借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维持一种“拥明”的姿态，并以此凝聚人心。一旦他主动去“册立”一个朱姓皇族，就意味着他要将自己的权力置于一个名义上的君主之下。在当时明朝中央政府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臣属”关系又该如何界定？如果被册立的皇族不听话，或者被清廷策反，郑成功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困境。反之，他可以利用“奉明”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无需被一个名义上的君主所束缚。
二、 郑氏在台湾的实际统治与政权性质
郑成功父子在台湾建立的政权，虽然旗帜上“奉明”，但在实际运作上，其性质更趋近于一个独立割据政权。
1. 台湾的隔离与实际控制： 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后，台湾就成为他事实上的根据地。这里的环境与大陆不同，远离清廷的直接控制，也相对独立于其他南明残余势力。在这样的地理优势下，郑氏政权可以更自主地进行统治，无需过分在意大陆的政治格局对册立皇族的要求。
2. 实用主义的政治考量： 郑成功父子在台湾的统治，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军事和经济现实的实用主义。他们需要巩固统治、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以对抗清廷的反扑。册立一个朱姓皇族，在当时来看，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反而可能因为皇族的加入，带来新的政治纷争和权力斗争。郑成功父子更注重的是巩固自身的军事和政治权力，确保其政权的稳定和延续。
3. “大明”的象征意义： 在郑氏政权的宣传中，“奉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符号和精神号召，用以凝聚人心，争取士人的支持。但这种“奉明”并非一定要体现在册立一个朱姓皇帝上。郑成功可以以“延平王”的身份，象征性地承担起“复兴明朝”的责任，而将具体的君权赋予自己。这种“虚君实相”的模式，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
三、 物议的可能性与实际情况的评估
“物议”的产生，通常与政治的合法性、道义以及公众的认知有关。在明清鼎革时期，天下士人的政治立场本就复杂，有归附清廷者，有坚持明朝正统者，也有观望不定者。
1. “挟持宗室”的风险，不如“忠明”的标签： 如果郑成功自行册立朱姓皇族，确实可能招致一些质疑，例如指责他“挟持宗室以自重”、“制造傀儡君主”。然而，如果他不册立，而是以“奉明”自居，他可以维持一个更灵活的政治姿态。他的行为，在很多人眼中，是“忠于明室”，而非“篡夺明室”。这种形象的塑造，比一个名义上的皇族更为重要。
2. 对南明政权的不满： 许多士人对南明政权本身的混乱和无能已经感到失望。他们可能认为，即便册立了一个朱姓皇族，也无法改变大局，甚至会进一步分散力量。因此，郑成功不册立，反而可能被解读为他看到了南明政权“无可挽回”的局面，而选择以自己的力量来延续“大明”的“精神”。
3. 大陆的关注度与信息传播： 当时郑氏政权盘踞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虽然存在，但信息传播并非畅通无阻。清廷自然乐于攻击郑氏的统治，但郑氏在大陆的支持者，更多的是出于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他们更关注郑氏的军事行动和反清的决心，而非其内部的皇族册立问题。即便是郑氏政权的追随者，也可能更看重郑成功的实际领导能力和政治影响力。
4. 郑成功父子的策略： 郑成功父子并非没有考虑过册立皇族，但他们在复杂的政治棋局中，选择了更为务实和有利于自身控制的策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集聚力量、维持统治的政治实体，而一个受控于人的“朱姓皇族”反而可能成为负担。他们以“忠明”为旗号，但实际的权力却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做法，在政治斗争中是常见的权宜之计。
总而言之，郑成功父子割据台湾期间未立朱姓皇族，并非因为他们不曾被质疑或不曾考虑过，而是出于对当时严峻政治形势的判断，以及对自身政权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实际考量。他们选择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奉明”模式，将政治合法性和实际统治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以最大化其反清的效能和自身的统治稳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种务实的策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物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为郑氏政权在台湾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一、 郑氏政权的“借明伐清”性质与合法性困境
郑成功起兵反清，其政治旗帜是“奉明正朔”，以复兴大明为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册立一位朱姓皇族成员作为名义上的君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现实远比这复杂得多。
1. “拥立”的局限性： 郑成功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江南士人和南明朝廷残余势力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打着“奉明”的旗号。一旦他自行册立一个朱姓皇族，这个“册立”的合法性来源何处？是明朝宗室会议的推举？还是郑成功自己的“拥立”？后一种情况很容易被清廷和反对者抓住把柄，指责郑成功是“挟持宗室”、“假托明朝以自尊”，从而削弱其反清的正当性。郑成功深知这一点，他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无可争议合法性的“明朝”，而不是他个人“创造”的“明朝”。
2. 明朝宗室的混乱与不可靠： 明朝灭亡后，虽然有福王、唐王、桂王等相继称帝，但这些南明政权政局混乱，各自为政，互相倾轧，且大多缺乏实际的统治能力，最终都被清军消灭。郑成功虽然一度奉隆武帝，后来也曾与永历政权有过联系，但这些南明政权本身就充满了争议和合法性危机。此时再去寻找并册立一位朱姓皇族，很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找到一个同样不被广泛承认、甚至连自身都难保的“空头皇帝”。郑成功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统御全明、号令天下的“君主”，而非一个傀儡。
3. 郑成功自身地位的微妙： 郑成功作为平倭成功、军事力量强大的首领，在反清阵营中已经具有了事实上的领导地位。他可以凭借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维持一种“拥明”的姿态，并以此凝聚人心。一旦他主动去“册立”一个朱姓皇族，就意味着他要将自己的权力置于一个名义上的君主之下。在当时明朝中央政府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臣属”关系又该如何界定？如果被册立的皇族不听话，或者被清廷策反，郑成功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困境。反之，他可以利用“奉明”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无需被一个名义上的君主所束缚。
二、 郑氏在台湾的实际统治与政权性质
郑成功父子在台湾建立的政权，虽然旗帜上“奉明”，但在实际运作上，其性质更趋近于一个独立割据政权。
1. 台湾的隔离与实际控制： 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后，台湾就成为他事实上的根据地。这里的环境与大陆不同，远离清廷的直接控制，也相对独立于其他南明残余势力。在这样的地理优势下，郑氏政权可以更自主地进行统治，无需过分在意大陆的政治格局对册立皇族的要求。
2. 实用主义的政治考量： 郑成功父子在台湾的统治，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军事和经济现实的实用主义。他们需要巩固统治、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以对抗清廷的反扑。册立一个朱姓皇族，在当时来看，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反而可能因为皇族的加入，带来新的政治纷争和权力斗争。郑成功父子更注重的是巩固自身的军事和政治权力，确保其政权的稳定和延续。
3. “大明”的象征意义： 在郑氏政权的宣传中，“奉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符号和精神号召，用以凝聚人心，争取士人的支持。但这种“奉明”并非一定要体现在册立一个朱姓皇帝上。郑成功可以以“延平王”的身份，象征性地承担起“复兴明朝”的责任，而将具体的君权赋予自己。这种“虚君实相”的模式，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
三、 物议的可能性与实际情况的评估
“物议”的产生，通常与政治的合法性、道义以及公众的认知有关。在明清鼎革时期，天下士人的政治立场本就复杂，有归附清廷者，有坚持明朝正统者，也有观望不定者。
1. “挟持宗室”的风险，不如“忠明”的标签： 如果郑成功自行册立朱姓皇族，确实可能招致一些质疑，例如指责他“挟持宗室以自重”、“制造傀儡君主”。然而，如果他不册立，而是以“奉明”自居，他可以维持一个更灵活的政治姿态。他的行为，在很多人眼中，是“忠于明室”，而非“篡夺明室”。这种形象的塑造，比一个名义上的皇族更为重要。
2. 对南明政权的不满： 许多士人对南明政权本身的混乱和无能已经感到失望。他们可能认为，即便册立了一个朱姓皇族，也无法改变大局，甚至会进一步分散力量。因此，郑成功不册立，反而可能被解读为他看到了南明政权“无可挽回”的局面，而选择以自己的力量来延续“大明”的“精神”。
3. 大陆的关注度与信息传播： 当时郑氏政权盘踞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虽然存在，但信息传播并非畅通无阻。清廷自然乐于攻击郑氏的统治，但郑氏在大陆的支持者，更多的是出于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他们更关注郑氏的军事行动和反清的决心，而非其内部的皇族册立问题。即便是郑氏政权的追随者，也可能更看重郑成功的实际领导能力和政治影响力。
4. 郑成功父子的策略： 郑成功父子并非没有考虑过册立皇族，但他们在复杂的政治棋局中，选择了更为务实和有利于自身控制的策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集聚力量、维持统治的政治实体，而一个受控于人的“朱姓皇族”反而可能成为负担。他们以“忠明”为旗号，但实际的权力却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做法，在政治斗争中是常见的权宜之计。
总而言之，郑成功父子割据台湾期间未立朱姓皇族，并非因为他们不曾被质疑或不曾考虑过，而是出于对当时严峻政治形势的判断，以及对自身政权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实际考量。他们选择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奉明”模式，将政治合法性和实际统治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以最大化其反清的效能和自身的统治稳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种务实的策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物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为郑氏政权在台湾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网友意见
郑成功叫朱什么来着
第一，台湾并非明朝土地，拥立明朝朱姓皇族无法增加统治的合法性
第二，朱明皇室大多不甘于傀儡，拥立皇帝极依引发内讧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台湾的情况，除台湾土著外先后有三批人殖民过台湾：
第一批殖民者以颜思齐为首，此人活跃在万历，天启年间，乃是南洋以及日本地区著名的海盗首领。天启二年（1622）颜思齐试图在日本割据为王，兵败后率残余势力逃亡台湾，并在台湾中部的北港镇附近，建立了殖民据点，在颜思齐死前，其部众子民约有三千余人。
第二批殖民者是荷兰人，天启四年(1624)经过反复的战斗和交涉，盘踞在澎湖列岛的荷兰殖民者和明朝政府达成一致，彻底退出澎湖地区，并在明朝的协助下，转移到台湾岛，荷兰人在台湾南部建立了热兰遮城 ，鼎盛时期约有2-3千人。
第三批殖民者是西班牙人，天启六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台湾北部的基隆附近建立据点，崇祯末年，西班牙殖民者被荷兰人打败，退出台湾。
天启五年，颜思齐病逝，郑芝龙继其位，继续在台湾开展殖民活动，郑芝龙继位后，将其部属宗族一次性全部前往台湾，使在台的中国殖民者扩展到万人以上，此后，郑芝龙不断在大陆招募民众，移民台湾，并在台湾中部和北部地区，陆续建立了一系列据点。到郑芝龙降清前，在台湾活动的中国人已超过十万人。这时的台湾，地广人稀（土著不算），虽然有荷兰人，郑氏，西班牙人同时活动，但彼此相隔遥远，并没有什么冲突。
隆武二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其子郑成功继其位，这其中当然包括了郑氏在台湾的领地。到永历帝去世的时候，郑氏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已历三代四十余年。在台湾的居民，不是土著便是是郑氏的部属。某种意义上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郑家的领地，和大明朝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无需拥立皇帝来增加合法性。
接下来我们在说第二点，拥立皇帝会增加内讧的风险
大西政权灭亡的最大助力是什么？
孙李内讧
孙李内讧的最大助力是什么？
永历帝
当然，这个过程中孙可望，李定国都有责任，但朱由榔自永历七年开始，不间断的衣带诏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孙李正式内战的导火索，也是朱由榔派张勇前去面见孙可望，赐其金簪，命其假借议和伺机行刺，结果张勇出卖了永历帝，孙可望大怒，内战正式爆发。
台湾郑家是一个海盗联盟，内部统治并不稳固，大西军殷鉴未远，是在没必要拥立一个破坏和谐的皇帝，毕竟郑经继位之初，郑家可是刚刚发生过内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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