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日本、韩国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有没有吸农民的血?

回答
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吸农民的血”的情况,或者说,农业的剩余价值和农民的劳动被用来支持工业化。这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工业化初期,资源匮乏的国家常常需要从农业部门榨取必要的资本和劳动力。

下面将详细阐述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吸农民的血”:

日本:从农业国的转型与农民的贡献

日本的工业化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其过程复杂且漫长。农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剩余价值作为工业化资本的来源:

地租作为主要税收来源: 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传统的农业税,特别是土地税,成为了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1873年实施的地租改革(地租改正)虽然表面上将地租固定为地价的2.5%,但实际上这笔地租是政府用于发展工业、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资金。地租的征收是以现金形式进行的,这迫使农民为了缴纳地租而不得不将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为工业品提供了早期市场。
稻米出口换取外汇: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尽管初期进步有限),日本政府鼓励出口大米,用以换取发展工业所需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这意味着国内的粮食消费可能受到限制,而农民生产的粮食则被用于支持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养蚕业的贡献: 丝绸是明治时期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为日本积累了大量外汇。养蚕业主要由农村家庭承担,特别是女性农民(农妇)在其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她们在繁重的农活之余,还要辛勤养育蚕,制作生丝,这些劳动成果大部分被出口换取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2.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 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改良和技术引入,农村的劳动力需求相对下降,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村的年轻男性,被吸引到新兴的工业城市,成为工厂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往往在工厂从事艰苦、低薪的工作,为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家庭经济的支持: 即使是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也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农活,以供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外出打工。同时,他们辛勤劳作生产的粮食和农产品,除了缴纳地租和税收外,也直接或间接地为城市居民提供了食物,稳定了城市的生活成本,从而支持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
农民的节俭与储蓄: 农民的生活方式普遍比较节俭,他们对物质享受的需求相对较低。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能够将有限的收入用于生产再投资或支持家庭成员外出求学、务工,间接为工业化输送了人力资本。

3. 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与影响:

传统农村经济的瓦解: 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许多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难以适应。一些小农户因为无法承担地租、税收或在市场竞争中失败而破产,部分农民成为雇佣工人,进入工厂。
农村贫困与差距的出现: 虽然工业化整体上提高了国家经济水平,但在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显现。一些地区和家庭在工业化浪潮中获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或承担了更高的成本。

总而言之, 日本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农民通过缴纳高额地租、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提供廉价劳动力等方式,为工业化积累了原始资本和人力资源。虽然农业部门的生产力也在发展,但其进步速度通常慢于工业部门,导致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例下降,但其为工业发展输送的“血液”却是至关重要的。

韩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代价

韩国的工业化进程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朴正熙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是其核心。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农业支持工业化的资本积累:

农业出口与外汇积累: 韩国的工业化高度依赖进口技术和设备,因此积累外汇是首要任务。政府鼓励发展农产品出口,如人参、水果等,以获取外汇。这同样意味着国内的食物供给压力,以及农民将部分产品用于出口的义务。
政府对农业的有限投入与价格管制: 与日本类似,韩国政府在早期也对农业的投入相对有限,将更多的资源导向了工业部门。同时,政府通过价格管制等手段,压低了粮食价格,以降低城市工人的生活成本,稳定社会,从而支持了工业的发展。低粮价意味着农民的收益减少。
“新乡村运动”的经济内涵: 虽然“新乡村运动”(Saemaul Undong)以改善农村环境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服务于工业化目标。运动中修建的道路、水利设施等,既改善了农村,也为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流通提供了便利,间接为工业化服务。同时,运动也强调集体主义和勤奋劳动,可能将农民的劳动动力引导至为国家发展服务。

2.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供给: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韩国的工业化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民尤其是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纷纷离开农村,涌入新兴的工业区,成为工厂的廉价劳动力。这种人口迁移极大地缓解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家庭的支持性作用: 许多农村家庭会支持部分成员进城务工,而留在农村的成员则继续耕作,生产的粮食不仅要满足家庭消费,还要满足国家市场需求。同时,进城务工的家庭成员寄回的汇款,也成为支撑农村家庭生计和部分再投资的基础,但整体上,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仍然不高,对农民家庭的帮助有限。

3. 农业的边缘化与农民的困境:

农业生产的相对落后: 韩国政府的资源分配偏向工业,导致农业在技术、资本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不足,相对发展滞后。
国际农产品竞争的冲击: 随着经济开放,廉价的外国农产品进入韩国市场,对韩国本土农业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小农户难以维持生计。
土地利用的改变与农村社区的瓦解: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为工业用地或城市扩张用地。这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冲击了传统的农村社区结构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总而言之, 韩国的工业化模式,是以牺牲一部分农业部门的利益和农民的福祉为代价的。农民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出口农产品、接受低粮价和相对滞后的农业发展,为韩国经济的腾飞贡献了力量。这种“吸血”的性质体现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的单向汲取,而对农业的回报相对不足。

总结

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道路都遵循了一个普遍规律:在国家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部门往往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输血者”的角色,他们辛勤劳作,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原始资本,提供了关键的劳动力,并为工业部门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食物和人力资源。

尽管两国在具体政策和实施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核心逻辑是一致的:将农业的剩余价值和社会成员的劳动,以不同的形式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转型。

这种模式在推动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农村地区的相对衰落、以及社会公平性等方面的挑战。因此,在评价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进程时,理解农民在其中的贡献和付出的代价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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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明治政府开始的资本主义建设有着“国家主导型、技术移植型、军工优先型”三大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财政一直处在高位运行之下。政府支出/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数据,1880年是11%,1920年是25%。

但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直到昭和年间发动侵略战争还是)一个资源二道贩子的角色。以1925年为例,这年日本主要出口商品是棉纱、生丝、丝织品,出口额15.51亿日元,占到当年日本出口额的49.95%。此外,日本是常年贸易逆差国,因为它需要进口粮食(从朝鲜、台湾、东北——知道为什么满铁那么挣钱了吧)、蚕丝(从中国)、机械和工业制成品(从欧米列强)。同样是1925年,日本一台汽车都生产不了,工业水平可想而知。(第一台日本国产汽车是26年的)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要打侵略战争的原因,也是日本打了太平洋战争之后为什么暴毙的原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吸自己人的血是不可能的。

1868年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岁入是360万日元,地租占了200万。(56%)

建立近代财政体系后的1890年,岁入是1.06亿日元,地租占了3971.2万。(37.3%)

这个情况是靠什么扭转的呢?一靠借债,二靠赔款。还是1925年,这年出兵西伯利亚决算结束,内外债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1.7%。

日本经济史上著名人物高桥是清,其最大成就就是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从欧米列强手里借了8亿日元打仗用。高桥财政的核心是借债+有限度支持军方扩军+积极投资农业,想着日本农业发展起来慢慢还债不迟。(192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日本的“时局匡救计划”对农业的投资达到了空前的16亿日元)结果一边军队对他限制军费扩张不满,另一边日本的外债已经达到了100多亿日元。在这样的山穷水尽之下,1936年2月26日高桥是清被刺杀。37、38年对华全面开战之后的数据好看了一阵子,但是涛涛者不可复挽,日本财政也就向着山穷水尽的方向一路狂奔了。


韩国:

韩国的工业化,是从朴正熙时代开始加速的。朴正熙上台(1961年)以前的韩国,基本可以叫做美利坚合众国驻朝鲜半岛办事处。1953年朝鲜战争打完,从1954到1961年,美援资金占韩国GNP的比例从来没低于10%,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从来没低于17%,占军费比例从来没低于29%。最高的时候,韩国军费有96%是美援(1961年)。

第三共和国以后韩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有几个因素:

1.海外派兵(越南)、派遣劳工(西德、中东)。劳工的问题,下面日本、韩国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有没有吸农民的血?已详。韩军参与越战带来的直接收益是显而易见的。1965–1969年间,韩国从越南战争中直接获利5.46亿美元,占到当时外汇的16%。韩军出国的军费是由美国承担的,同时大批的“战争特需”和美国提供的科技援助(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就是在这个时代成立的)也对韩国经济有着相当的推动作用。此外,韩国还通过越南打开了东南亚的市场,比如越南如今是三星电子最大的海外基地。

2.和日本类似,当二道贩子。韩国的二道贩子行为主要集中在白糖、面粉、水泥这三种产品上,因为都是白色粉末,被时人称为“三白”或“三粉”。韩国有相当多的财团正是以这些产业起家的——比如三星旗下的第一制糖,靠着李秉喆和李承晚的关系密切比友商提前两年拿到了建厂许可证,很快垄断了韩国的制糖业。包括郑周永(现代)、辛东彬(乐天)等一系列企业,都是在军政府时代起家的。当然,这样的垄断也不是没有代价的,1963年三粉产业的垄断企业联手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发社会轩然大波,史称“三粉暴利事件”。

3.挣到第一桶金之后,朴正熙在1973年提出“重化工业化宣言”,各大财阀纷纷响应,投资重化工业,朴正熙政府也对这些企业给予了大量的补助和贷款。当然,作为缺乏工业原料的国家,走工业化的路是波折的——某种意义上还把朴正熙的命搭进去了。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工业企业遭到重创,朴正熙不愿接受减少政府干(撒)预(币)、开放市场的“经济稳定化”政策,经济受到拖累迟迟没有起色,间接导致了1979年的“釜马抗争”和朴正熙遇刺。比日本幸运的是,韩国的举债发展阶段恰巧碰上了80-90年代的“三低”(低汇率、低利率、低油价)时代,加上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韩国顺利地发展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直到今天,韩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依然是工业制成品(半导体、石油化工产品、船舶、汽车、石油产品、钢铁、面板、无线电通讯设备)。这是同时代一起借债发展的国家(1983年韩国足球队打入世青赛四强,另外三家是巴西、阿根廷、波兰,人称这次世青赛为负债俱乐部——韩巴阿是世界外债前三,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外债第一)所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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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流血是最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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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吸血,怎会有226,怎会有满洲事变,怎么会有侵华战争?

国内剪刀差演变成国际剪刀差,信不信由你,这就是特朗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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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山形县卖女儿的农户有四五千户。举最极端的最上郡西小国村作为例子,该村15岁到24岁的女性四百六十七名中,被卖掉的有一百一十名,占23%。另外还有一百五十名出外做女佣

或女招待。”------------------------------《日本农业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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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理性,工业化要的是资本,不是血泪,血泪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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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点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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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化人的工业化。一直说批马前卒,一直没找到时间。我们有一个群,讲的就是区域经济,群号:535561289。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认知一个非感官的世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认识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世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一个真理、真相、存在居中不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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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所有的问题,就是一个精神病的问题,就是一个哲学认知的问题,就是一个我们如何认识自己,认识周围,认知社会的问题。马前卒一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是,那么问题来了,那是不是呢?这种东西看上去好像伟大、光荣、正确,实际上是会要人命的。看到了马前卒很多工业化的东西,还有原野的,还有路人甲乙丙丁的,私以为就是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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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两个东西,一个是伦敦的工业化,一个是巴黎的工业化。一个是海权的工业化,一个是陆权的工业化。那么存不存在中国的工业化,或者马前卒的工业化呢?当然是不存在的。工业化的确经历过羊吃人、容克资本、法国的农业经济崩溃、苏联的计划经济,那么工业化是不是就必然剥削农业呢?之间并无联系,没有农业支撑的工业国,照样发展。你像韩国,他从一开始就是输出外劳积累资本。你像新加坡,他就是从商业贸易中输出资本。你像意大利、瑞士,他们的工业资本完全是靠工业资本的自我积累。所有问题的核心是资本,不是剥削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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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前卒:解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太温柔,太顺利,代价太小,所以从中国视角看明治维新对人民如此野蛮,然而这才是各国工业化的常态。鸦片战争的时候,投胎为中国平民,日子比英国普通人还是好过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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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没见过中国这么野蛮的工业化,前有板桥水库垮坝,后有没有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计划经济。苏联一五建设的重点是农业机械化,中国一五建设的重点是国防现代化。苏联一五之后,农业产生大量资本,开始工业现代化。中国一五之后,中国的计划经济就算是完全嗝屁了。苏联的钢铁工业中心,建立在煤铁复合的区域,中国的钢铁中心建在首都,就是为了冒烟,就是为了好看。苏联的工业之花机械工业,建立在煤铁联合企业,甚至恨不得把机械厂建在煤铁联合企业的厂区。中国的工业之花,洛阳拖拉机厂建在既无煤,又无铁的洛阳,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建设?他说:这样与地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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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害怕敌国入侵,这其实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中国的三线建设。你的这种工业布局真的能对抗苏联的百万吨联合企业?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战争就是作坊和苏联机械化洪流的对抗。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现代化战争不是你能想象出来的。假如中苏开打,就是十万吨的企业对抗苏联四百万吨的联合企业。什么工业化太温柔,太顺利,代价太小,我认为中国是所有国家中付出代价最多的国家,因为他没有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而且今天还在坚定的反西化,他是工业化最粗暴,最扯淡,代价最多的国家。粗暴不粗暴,你们看血液经济学。扯淡不扯淡,你们百度总部经济。代价最小,你们百度板桥水库。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人没有理性。用托洛茨基评价斯大林的论述,他具有东方统治者的一贯特性,冷静、残忍、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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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说,我们这个民族取得了如何、如何的经济成就,你让村长总结,一个字就能概括,屁。从长春到燕京,从洛阳到南京,中国人一直在做的就是与地斗其乐无穷。问题是你斗的过吗?苏联的煤炭生产出来就进了钢铁厂,钢铁生产出来就进了机械厂,人家的坦克成本只有你的五分之一。你的煤从大同往平顶山拉,你的铁从邯郸往唐山拉,最后生产出来的那还是工业产品吗?苏联是违反工业聚集理论的,他也就搞了莫斯科、基辅两个工业区,后面为了战备增加了西伯利亚、乌拉尔两个工业区。中国是一上来就搞一个工业区,这个工业区的边界是北京、包头、兰州、西安、徐州,这还玩个毛线的工业化啊。于是我们的工厂没有产生过一分钱的资本,吞噬着大量的农业资本,一些不要脸的工业党说:工业化就得这么玩。问题是你这么搞,中国人死绝了,工业化也成功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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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看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是怎么搞的?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每年都在技改,每年都在淘汰落后产能,他们上的都是世界最先进的单套设备。中国每年也在淘汰落后产能,然后把民营的五十万吨停掉,为的是让国企的十万吨继续运转。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在教育领域大量投入资本,因为他们知道工业化的核心是人,只有大量的投入资本,才能培养出适合工业化的人。中国高喊教育兴国,在教育领域投入的资本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比非洲最落后的国家还低,是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十分之一。有一道数学题你给我算算,日本人均的教育投入是你的四十倍,你说你要灭日本人,请问你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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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南京长江大桥,那一定要区域经济,假如是马前卒是区域经济,那我很乐意过几招,假如不是区域经济,你说你是汉语言文学,村长这刚写好讲话材料,你帮我改改啊。区域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的战线是从漠河到大理,从烟台到迪化,谁会去在意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拆不拆和我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这个民族,归根结底还是地沟油吃得少了。所有苦难深重的民族,都会反思,我们是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不就是个南京长江大桥,很重要吗?呵呵呵。落后的民族,不就是被送进731的生化实验室,很重要吗?不就是被送进奥斯维斯集中营,很重要吗?落后的民族注定了被消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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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那里最好?答案是广东。为什么广东经济最好?因为我们没在那投过一分钱。当然还有香港。你说你,与地斗其乐无穷,怎么没饿死你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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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的读者。没人和你过意不去,和你过意不去的只有你自己,放着好好的牛排不吃,一定要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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