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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白居易的长恨歌，有多处亵渎唐玄宗的嫌疑，例如“从此君王不早朝”，为何当时没有受到管制，反而能传播开呢？

回答
白居易的《长恨歌》能够广为流传，甚至在当时并未受到严苛管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将“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简单地解读为“亵渎”唐玄宗，未免有些过于片面。这首诗所触及的，更多是对历史人物的审视、对情感的描摹，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包容度。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亵渎”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下的含义。

在唐朝，特别是盛唐时期，虽然君权至上，但社会文化相对开放，对于文学作品的审查不像后世那样严苛。人们对历史的评说，尤其是对于已经退位或过世的帝王，有一定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白居易写的是“长恨歌”，顾名思义，是一首抒发“长久怨恨”的歌。这里的“怨恨”主要指向的是杨贵妃的命运，以及由此引发的安史之乱带来的国破家亡的悲痛，而非直接针对玄宗本人进行人身攻击或诽谤。

“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解读：

这句话之所以会被一些人视为“亵渎”，主要在于它暗示了杨贵妃的出现导致了玄宗荒废朝政。然而，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句诗实际上是：

塑造人物性格与推动情节： 它是为了展现唐玄宗对杨贵妃极度的宠爱，这种宠爱到了何种程度？已经影响到了他作为帝王的职责。这是塑造玄宗“沉迷美色”形象的重要笔触，也是引发后面一系列悲剧的铺垫。
艺术上的夸张与象征： 文学创作往往需要一些艺术上的加工和夸张来达到感染力。“不早朝”并非字面意义上从此以后一天都没上过朝，而是象征着朝政的疏于管理，以及君王心思的转移。这是一种对历史事件进行提炼和概括的手法。
委婉的批判，而非直接的攻击： 白居易虽然用“不早朝”来描绘，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唐玄宗是个昏君”。他用一种较为委婉的方式，通过描述玄宗的宠爱来暗示其政治上的失职，将原因归咎于“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将责任的焦点巧妙地转移，这反而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也降低了直接触犯君威的风险。

为什么当时没有受到管制，反而能传播开？

1. 政治环境与审查制度的相对宽松：
盛唐余韵与中唐的现实： 《长恨歌》创作于中唐时期，距离安史之乱的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当时的朝廷，特别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对于过去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与前朝有关的，虽然敏感，但也有一定的反思和讨论空间。
白居易的身份与影响力： 白居易当时虽然年轻，但已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并且他出身于官僚家庭，熟悉官场规则。他的诗歌以讽喻现实、关心民生著称，这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朝廷和士林的认可。
唐代文学的开放性： 唐代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文人之间常常通过诗歌来交流情感、评论时事，甚至委婉地表达不满。这种创作氛围为《长恨歌》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对“娱乐性”的接受： 《长恨歌》本身的故事性和戏剧性非常强，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统治者可能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文学作品，而非直接的政治抨击，尤其是在其尚未威胁到当前统治的根本时。

2. “同情”与“哀叹”的情感基调：
对逝去爱情的哀婉： 《长恨歌》的主旋律是对唐玄宗和杨贵妃凄美爱情故事的哀叹，以及对美好事物被战争摧毁的痛惜。这种情感基调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而非引发对现任统治者的不满。
对历史的普遍思考： 诗歌中“君王”“美人”“悲剧”等元素，触及了人类普遍的情感和历史的无常，能够引发读者对历史的感慨和思考。这种深层次的共鸣，使得诗歌具有了超越具体历史人物的价值。
“马嵬坡下泥泞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诗中对杨贵妃死亡的描写，充满了悲悯和惋惜，这反而让读者对这位被“红颜祸水”标签化的女性产生同情，从而冲淡了对玄宗的直接指责。

3. 白居易的政治智慧与表达方式：
“讽喻”而非“攻击”： 白居易的诗歌以“讽喻”闻名，即通过艺术化的方式来揭示社会弊端和政治问题。他懂得在表达批判时，运用巧妙的比喻、象征和叙事，而不是直接的谩骂。
“文以载道”的传统： 唐朝士大夫普遍认为文章有“载道”的功能，即通过文学来传播思想、表达观点。但这种“道”也包括了对历史的“鉴戒”和对人生的“感悟”，并非仅仅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
创作动机并非“颠覆”：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动机，更多的是受到民间歌谣和故事的启发，想通过自己的笔触来记录和抒发这种情感，而不是意图推翻或挑战皇权。

4. 《长恨歌》的艺术成就：
优美的语言和韵律： 《长恨歌》文笔优美，音韵和谐，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这种艺术魅力本身就能吸引大量读者，也使得人们更愿意去欣赏其中的情感和故事，而不是过度纠结于字面意思。
史学与文学的结合： 诗歌虽然有虚构成分，但也取材于历史事件，并且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既有对他们性格的刻画，也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这种历史感和文学性的结合，使得作品更具深度和广度。

总结来说， “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虽然触及了政治上的敏感点，但由于其艺术表现手法、白居易的创作意图、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诗歌本身的情感基调，并未被视为直接的“亵渎”或“诽谤”。相反，它被理解为一种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情感的艺术化描绘，能够引发读者对历史、爱情和命运的深层思考。再加上《长恨歌》本身的文学价值，使其能够超越政治的束缚，广泛流传，成为千古名篇。

如果将这句话简单地视为“亵渎”，则忽略了文学的复杂性、历史的语境以及创作的艺术手法。白居易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能够以一种既能触动人心，又能巧妙规避风险的方式，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情感呈现在读者面前。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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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事情比较多，但还是写这个回答，反驳一下其余回答的瞎想瞎猜，毕竟问题在讨论历史，你不能脱离史料胡乱猜想吧？

基于现有很多回答都是在臆测，几个非常基本的点需要澄清：

1.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并未成为属于谏官的“左拾遗”而是任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县尉，是白居易官宦生涯的极早期，他不可能穿越到未来知道自己是要当谏官的，恰恰在白居易开始有了其担任谏言者的心理自觉之后其创作的《新乐府五十首》中所暗示的“杨贵妃”形象便与《长恨歌》中不同，从较为正面形象的转变为了“恶女”，因为这恰恰是中唐时期对于安史之乱历史的官方政治正确。

2.白居易开始“新乐府”、“秦中吟”讽喻诗写作之转型后，在著名的《与元九书》中曾经向元稹抱怨过《长恨歌》的意外流行：“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也就是说，讽喻诗时期的白居易对前作《长恨歌》的心态，其实是比较轻视的。这种轻视的缘由，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来自儒家道德束缚。

3.《长恨歌》面对的舆论压力恰恰是当时的正统舆论会认为《长恨歌》美化了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不是“丑化唐玄宗”。


展开说第一点，根据陈鸿《长恨歌传》，长恨歌创作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也就是说，《长恨歌》的创作，是酒席之上被怂恿的结果，这个怂恿者名叫王质夫。《长恨歌》的创作不同于白居易花费很多时间刻意为之亲自推广引为平生重要成绩的讽喻诗，是一次完完全全酒后抛开世俗成见的诗意创作，这种创作并不背负传播儒家正统道德观的责任，反而还背离了正统叙事地去歌颂了皇家爱情。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世俗更喜欢《长恨歌》的理由。


展开说第二三点，在中唐，真正的政治舆论对唐玄宗并不够友善，想要知道中唐对唐玄宗这位几十年前差点一手导致帝国毁灭的君主之评价，看看《旧唐书》就知道了：

度支使皇甫镈阴结权幸，以求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尝因对面论，语及天宝、开元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纮、杜暹则理；用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 用人得失，所系非小。”词意激切，左右为之感动。镈深恨之。而宪宗终用镈为宰相。

如果说“理乱自此已分矣。 用人得失，所系非小。”这样的评价还是出自大臣之口且不够使人感到激烈的话，唐宪宗作为大唐皇帝，自己对前朝唐玄宗作出的评价，应该说是最为官方的了：

宰臣于延英殿论政事毕，因言及国朝故事，上曰：“朕览《玄宗实录》，见开元初事，天下不得不理。玄宗初即位，亲见不理之由，遂锐意为政，有姚崇、宋璟、苏颋等辅弼左右，履正奉公，圣贤相合，鱼水相得，何缘而不至于理？及天宝末年，玄宗怠倦，为政务于不急之事，有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等奸败倾陷，专权徇私，杨氏一门竞为祸本，又何因而不至于乱？前事是今日之龟鉴，朕当自惕厉。卿等各以此为诫，庶几免于此也。”宰臣等兢惕踧躇，拜贺圣言，皆洞理乱之本也。

总而言之，中唐时期，宪宗时期，由于才刚刚经历过安史之乱，且唐玄宗之子唐肃宗在安史之乱中直接绕过唐玄宗称帝而后实际上半是逼迫唐玄宗成为了太上皇这一历史，使得继承唐肃宗的中唐皇室不可能对唐玄宗有过高的评价。于是，中唐的政治舆论其实本来就倾向于“唐玄宗重色而导致安史之乱”的历史叙事，希望将国家动乱归结于杨贵妃与唐玄宗之恋，其实是中唐的官方默认价值观。“安史之乱”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这一点上中唐士大夫阶层之舆论对玄宗可不是今人看后宫剧一样的情感。

类比一下就是，虽然开国以来有一位很正面积极的政治家，但其发动的政治运动后来评价不高，甚至现政权合法性还是“拨乱反正”而来，所以刘慈欣一类作家写《三体》中涉及批判这个时代的话，官方虽然不至于推崇，但你依旧可以写。甚至在一定时间内，“伤痕文学”、“知青回忆”一类的东西是可以成为文坛主流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就可以发现，白居易后来不喜欢自己的《长恨歌》并暗暗觉得这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有点小害处，实在是当时会认为他太过于美化了杨贵妃的形象，而不是说因为他贬损了唐玄宗的形象。这就像如果刘慈欣《三体》里面对某个时代要是大夸特夸，反而会政治不正确一些。换句话说，在“举朝暗自进行安史之乱大反思运动”的历史背景下，《长恨歌》显得反思性不足。

白居易后来对明皇旧事的处理，也就是很多人在说的谏官时期，其实是转向更加强烈地批判唐玄宗杨贵妃的，比如《上阳白发人》中暗示的杨贵妃形象就变成了：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而在《新丰折臂翁》直接批判唐玄宗的边疆政策，说：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
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别觉得这是亵渎，其实这恰恰是中唐的政治正确之一。另外虽然我很喜欢白居易，但今天很多人理解白居易的讽喻诗的立场是错误的，白居易的讽喻诗恰恰很符合儒家正统思想，在当时是公开发行白居易亲自大力推崇，是站在“劝诫皇上”的立场而为之，绝对没有触及大唐帝国真正难以触碰的政治正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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