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为什么能那么红？
梅兰芳先生之所以能红遍大江南北，甚至享誉世界，绝非偶然，而是他将毕生的才情、精湛的技艺、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时代的需求完美结合的结果。这背后是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细细品味：
一、无与伦比的艺术造诣：中国京剧的巅峰代表
这无疑是梅兰芳先生“红”的基石。他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明星，而是真正用一生去打磨、去升华一门艺术的大师。
“梅派”的创立与发展： 梅兰芳先生并非仅是表演者，他更是京剧旦角艺术的革新者和集大成者。他打破了传统旦角表演的某些局限，比如在唱腔上，他的声音圆润悠扬，细腻婉转，极富感情，能够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身段和表演上，他注重身法与情感的结合，塑造的角色不仅有程式化的美，更有人性的光辉。他将女性的柔美、端庄、哀怨、坚韧等不同特质，通过精妙的动作、眼神和唱腔，展现得丝丝入扣，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梅派”表演风格。
对经典剧目的精研与创新： 像《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断桥》等等，这些经典剧目在梅兰芳先生的演绎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他不仅能够准确传达剧目的精髓，更能在遵循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比如在《贵妃醉酒》中，他对杨贵妃那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又深感寂寞的心理描绘，通过一个“海岛冰轮初转动”的唱段，便将那种孤寂、哀怨、酒后泛起的思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为之动容。他不是简单地复述，而是赋予角色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表现。
“四大名旦”的领军人物： 梅兰芳先生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并称“四大名旦”，但他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星。他的艺术成熟早，影响力大，并且在与同行们的互相学习和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他是“四大名旦”中第一个走向世界，并引起国际轰动的。
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格魅力：传统文人的风骨
梅兰芳先生不仅仅是一个艺人，他更是一位集传统士大夫情怀于一身的文化符号。
“文人戏”的大家： 他擅长演绎那些带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剧目，如《游园惊梦》、《凤还巢》等，这些剧目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诗词、典故、礼仪，梅兰芳先生的表演将这些文化元素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使之更具艺术品位。他本人也热爱诗文书画，与当时的许多文人墨客如齐白石、徐悲鸿、鲁迅等都有深厚交情。这种与文人阶层的融合，使得他的艺术更被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化象征。
高尚的人格与职业操守： 在那个年代，艺人往往被视为“倡优”，社会地位并不高。然而，梅兰芳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他为人谦逊有礼，不摆架子，对弟子关怀备至。他曾对弟子说：“学戏先学做人。”这种对艺术和人品的双重追求，为他赢得了“伶王”的美誉。
家学渊源与早期经历： 梅兰芳先生出生于梨园世家，自幼耳濡目染，有着扎实的京剧功底。他的伯父梅雨辰是著名的京剧旦角演员，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早年视力不佳，但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困难，最终成为一代宗师。这种成长经历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三、时代的选择与国家形象的投射：时代造就的巨星
梅兰芳先生的走红，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身上所承载的国家文化使命。
从“乱世枭雄”到民族艺术的代表：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社会思潮涌动。京剧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国粹，承载了国人的情感寄托。梅兰芳先生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人们对美好艺术的渴求，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以精湛的艺术抚慰了动荡时代人们的心灵。
走向世界的“文化使者”： 梅兰芳先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走向世界的艺术家。他曾于1919年和1930年两次赴日本演出，1930年更是赴美国巡演，引起了巨大轰动。在美国，他与卓别林等国际巨星交流，他的艺术不仅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喜爱，更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京剧的魅力。他用艺术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这种国际化的视野和影响力，更是将他的“红”推向了新的高度。
抵制日货，展现民族气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兰芳先生坚决拒绝在日伪政权下演出，蓄须明志，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抗议。他为了不给日本人演出，宁愿不染胡子，他认为“我作为中国人，不应该为侵略者服务”。这种民族气节和高尚品德，使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敬仰，成为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红”也因此染上了更深厚的家国情怀。
四、媒体的推波助澜与大众的心理认同
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那个年代，媒体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报刊杂志的重点报道： 当时的报纸杂志，如《申报》、《时事新报》等，对梅兰芳的演出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甚至出现了“今日之梅兰芳，明日之梅兰芳”的讨论，将他塑造成了京剧界的超级巨星。
商业推广的初步运用： 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包装，但梅兰芳先生的演出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商业吸引力。他的剧院，如北京的吉祥剧院，也成为了当时的文化地标。
大众的情感寄托与文化认同： 广大普通观众对梅兰芳先生的喜爱，更多的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在动荡时代中对艺术能够带来的慰藉和寄托。他的演出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烦恼的审美体验。
总而言之，梅兰芳先生的“红”，是艺术造诣的巅峰、人格魅力的感召、文化使命的担当，以及时代机遇的垂青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更是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并将其推向世界舞台的杰出文化代表。他的名声，是经过时间检验、艺术沉淀和民族精神升华而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的。
一、无与伦比的艺术造诣：中国京剧的巅峰代表
这无疑是梅兰芳先生“红”的基石。他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明星，而是真正用一生去打磨、去升华一门艺术的大师。
“梅派”的创立与发展： 梅兰芳先生并非仅是表演者，他更是京剧旦角艺术的革新者和集大成者。他打破了传统旦角表演的某些局限，比如在唱腔上，他的声音圆润悠扬，细腻婉转，极富感情，能够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身段和表演上，他注重身法与情感的结合，塑造的角色不仅有程式化的美，更有人性的光辉。他将女性的柔美、端庄、哀怨、坚韧等不同特质，通过精妙的动作、眼神和唱腔，展现得丝丝入扣，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梅派”表演风格。
对经典剧目的精研与创新： 像《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断桥》等等，这些经典剧目在梅兰芳先生的演绎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他不仅能够准确传达剧目的精髓，更能在遵循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比如在《贵妃醉酒》中，他对杨贵妃那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又深感寂寞的心理描绘，通过一个“海岛冰轮初转动”的唱段，便将那种孤寂、哀怨、酒后泛起的思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为之动容。他不是简单地复述，而是赋予角色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表现。
“四大名旦”的领军人物： 梅兰芳先生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并称“四大名旦”，但他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星。他的艺术成熟早，影响力大，并且在与同行们的互相学习和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他是“四大名旦”中第一个走向世界，并引起国际轰动的。
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格魅力：传统文人的风骨
梅兰芳先生不仅仅是一个艺人，他更是一位集传统士大夫情怀于一身的文化符号。
“文人戏”的大家： 他擅长演绎那些带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剧目，如《游园惊梦》、《凤还巢》等，这些剧目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诗词、典故、礼仪，梅兰芳先生的表演将这些文化元素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使之更具艺术品位。他本人也热爱诗文书画，与当时的许多文人墨客如齐白石、徐悲鸿、鲁迅等都有深厚交情。这种与文人阶层的融合，使得他的艺术更被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化象征。
高尚的人格与职业操守： 在那个年代，艺人往往被视为“倡优”，社会地位并不高。然而，梅兰芳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他为人谦逊有礼，不摆架子，对弟子关怀备至。他曾对弟子说：“学戏先学做人。”这种对艺术和人品的双重追求，为他赢得了“伶王”的美誉。
家学渊源与早期经历： 梅兰芳先生出生于梨园世家，自幼耳濡目染，有着扎实的京剧功底。他的伯父梅雨辰是著名的京剧旦角演员，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早年视力不佳，但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困难，最终成为一代宗师。这种成长经历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三、时代的选择与国家形象的投射：时代造就的巨星
梅兰芳先生的走红，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身上所承载的国家文化使命。
从“乱世枭雄”到民族艺术的代表：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社会思潮涌动。京剧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国粹，承载了国人的情感寄托。梅兰芳先生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人们对美好艺术的渴求，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以精湛的艺术抚慰了动荡时代人们的心灵。
走向世界的“文化使者”： 梅兰芳先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走向世界的艺术家。他曾于1919年和1930年两次赴日本演出，1930年更是赴美国巡演，引起了巨大轰动。在美国，他与卓别林等国际巨星交流，他的艺术不仅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喜爱，更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京剧的魅力。他用艺术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这种国际化的视野和影响力，更是将他的“红”推向了新的高度。
抵制日货，展现民族气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兰芳先生坚决拒绝在日伪政权下演出，蓄须明志，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抗议。他为了不给日本人演出，宁愿不染胡子，他认为“我作为中国人，不应该为侵略者服务”。这种民族气节和高尚品德，使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敬仰，成为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红”也因此染上了更深厚的家国情怀。
四、媒体的推波助澜与大众的心理认同
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那个年代，媒体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报刊杂志的重点报道： 当时的报纸杂志，如《申报》、《时事新报》等，对梅兰芳的演出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甚至出现了“今日之梅兰芳，明日之梅兰芳”的讨论，将他塑造成了京剧界的超级巨星。
商业推广的初步运用： 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包装，但梅兰芳先生的演出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商业吸引力。他的剧院，如北京的吉祥剧院，也成为了当时的文化地标。
大众的情感寄托与文化认同： 广大普通观众对梅兰芳先生的喜爱，更多的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在动荡时代中对艺术能够带来的慰藉和寄托。他的演出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烦恼的审美体验。
总而言之，梅兰芳先生的“红”，是艺术造诣的巅峰、人格魅力的感召、文化使命的担当，以及时代机遇的垂青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更是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并将其推向世界舞台的杰出文化代表。他的名声，是经过时间检验、艺术沉淀和民族精神升华而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的。
网友意见
谢邀。
到梅程荀那种级别留名青史的角儿，本身技艺自然都不得了。
嗓子身段之类纵然有得挑，也多是跟最顶尖的人比，哎许是哪里还有瑕疵——但肯定都还是顶尖的水平，不能差了。
靠天资技艺红，不难；这么红，红这么久，那就是天资技艺之外的本事了。都说艺术家难得的是德艺双馨，许多人会念叨说，艺德算啥，重要的是得有玩意儿！——那就想简单了。
比如，都说梅兰芳背后的梅党了得，但大家得想想：京剧这行当，都是人精，都不容人。怎么就梅兰芳有个梅党呢？
须知曲艺这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艺德，才能聚得起人，才能出谋划策增光添彩，让你一直红啊。
所以梅兰芳红，是靠艺；这么红，是靠艺德凝了背后那么一党人。
几个故事，当段子听吧。
梅兰芳从天乐园唱到文明茶园，操琴都是伯父梅大琐。后来伯父年老耳朵不行了，换徐兰沅。终身不变，始终照顾。徐先生的弟弟在北平自己组班，梅让徐去捧场，徐自己去帮了两场又回来了。算是宾主尽欢。
这行那会儿多杂啊，能做一辈子不裂穴，互相揖让，意思就出来了。
梅兰芳用王少卿拉二胡，多少是王凤卿的缘故。高亭公司给梅兰芳录《太真外传》，一段反四平调两个过门，王少卿不满意，重录四次。梅兰芳就一直陪着，等着，看着。
都说梅兰芳的梅党高手如云，但高手也不都是顺毛驴。梅兰芳身为魁首，而始终能理顺诸高手的气性，很了不起。
言慧珠的玩意儿说是师承梅兰芳，行内却都说十之八九是朱桂芳传授的，梅老板偶或指点一下。后来言慧珠在上海挂牌说是梅门高足，还跟自己爸爸不对付，这事本来大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梅兰芳是始终很给言慧珠面子的。
齐如山先生这种大才子，19岁就学德语法语俄语，又在海外生活过的人，本来是喜欢欧洲戏剧的。早年写书，都是骂中国戏剧。直到见了梅兰芳，本来是不太看得上优伶的他，最后成为梅党大军师，这事本身就听着很神奇。京剧演员能结交行内，能结交贩夫走卒不难，能把一个自诩文明开化的新派才子给勾回来，大概这算独一份。都说是齐如山成就梅兰芳，但为什么别人就无法让齐如山这么服膺呢？想一想就知道了。
临了，老舍先生写过的一个段子：
半个世纪前，朝鲜。老舍先生和梅兰芳先生一起去前线慰问。某天黄昏，他俩出去散步，听见某个营房里有京胡声。循声过去，看见一个炊事员拉着二胡，另外几个战士在唱。那是前线了。战争间隙，难得的娱乐。
梅兰芳先生就进去，很温柔地问是不是爱听，他乐意唱两嗓子。他唱了几句后，士兵们都愣住了。因为没上妆，大家也没敢认，就听他唱。唱完了，大家鼓掌。梅兰芳先生就微笑着跟每位问好。
老舍先生就介绍道：这是梅兰芳同志。
那位炊事员二胡掉了地，抢过去握住梅兰芳先生的手，翻来覆去，把五个字念了无数遍：
梅兰芳同志，梅兰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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