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的人种到底是蒙古人还是高加索人？
传统观点与“蒙古人”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中国史书描述（如《史记》中的“其父匈奴，其母，宛若美人”）以及早期西方学者东方游牧民族研究的影响，许多人倾向于将匈奴人与东亚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联系起来。
史书描述的启发： 中国古代史书，如《史记》、《汉书》等，详细记载了匈奴的社会形态、政治组织、作战方式以及与汉朝的关系。这些记载中，匈奴被描绘成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外貌特征，如“隆准”、“黑须”等，虽然并非完全清晰，但结合地理位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方的游牧民族。
“匈奴”名称的联想： “匈奴”这个词本身，在发音上与一些现代蒙古语族群的词汇之间，一些学者尝试进行过语言学上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往往是推测性的，且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地理位置的联系： 匈奴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中亚和东亚的边界地带，这片区域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也孕育了许多与蒙古人种相似的族群。
“高加索人”说与“混合说”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尤其是对匈奴墓葬中出土的遗骸进行的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匈奴人可能具有高加索人种（即我们常说的白种人）特征，或者至少是多重人种混合的结论。
考古发现的证据：
人骨鉴定： 在一些匈奴墓葬中发现的人骨，通过颅骨、面部骨骼等形态学特征的鉴定，显示出一些与现代欧罗巴人种（高加索人种）相似的特征，例如高鼻梁、较窄的鼻骨、突出的颧骨以及较窄的下颌。一些发现的头骨，其特征与生活在中亚和伊朗高原的族群更为接近。
随葬品： 匈奴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影响。除了草原文化常见的弓箭、马具等，还发现了来自西方的金属器皿、玻璃制品、织物以及一些具有希腊化罗马风格的装饰品，这表明匈奴人与西方的交流非常频繁，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口迁徙和融合。
艺术形象： 一些描绘匈奴人物形象的艺术作品（尽管数量不多且可能带有一定风格化）有时也暗示了与东亚人种有所区别的面部特征。
遗传学研究的进展：
线粒体DNA（mtDNA）研究： 对一些匈奴遗骸提取的线粒体DNA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些来自欧洲和中亚地区的母系遗传标记，这与纯粹的东亚人种的遗传构成有所不同。
Y染色体研究： 对Y染色体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虽然这部分研究的样本量可能还不够大，但有研究显示出一些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男性群体相似的父系遗传特征。
“混合说”的兴起：
考虑到匈奴作为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其活动范围广阔，征服和融合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因此，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匈奴人很可能是一个多民族、多族源的混合体。
他们可能起源于某个特定的族群，然后在扩张和迁徙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了来自东亚、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各种人群。
因此，用单一的“蒙古人”或“高加索人”来定义匈奴人可能过于简单化。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匈奴人种群中，既有东亚人种（蒙古人种）的成分，也存在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可能还有其他族源的基因输入。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理分布的不同，匈奴人群体内部的人种构成也可能存在差异。
总结一下：
目前，学术界对于匈奴人的人种构成，更倾向于“混合说”。
传统观点 倾向于将他们视为东亚人种（蒙古人种）的早期代表，这可能部分源于史书的描述和地理位置的联系，也可能受到了早期研究的局限性影响。
近年来的考古和遗传学研究 则揭示了匈奴人复杂的人种构成，显示出其中可能包含相当比例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以及来自中亚等地的其他族群的遗传成分。
因此，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相对“详细”的说法，那就是：
匈奴人是一个起源复杂、成分多样的民族。虽然他们与中国北部和东亚的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并可能包含东亚人种（蒙古人种）的某些群体，但证据（尤其是近年的考古和遗传学证据） strongly suggests（有力地表明），他们的族群中也显著地混杂了来自西方的族群成分，这些成分在形态学和遗传学上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以及中亚地区的其他族群。
简单地说，他们不是纯粹的“蒙古人”，也不是纯粹的“高加索人”，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融合体，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东亚人和欧洲人种特征的混合。当然，具体哪个族源的成分占主导，以及这种比例如何变化，仍然是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探索的问题。
网友意见
草原民族基本都是民族集合体，谁强大就依附在谁的旗帜下，下面的文章可以回答。
独家首发 - 揭开匈奴单于身世之谜

前几日，我们介绍了欧洲学者们在论文“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中摆的一个大乌龙，将两名牺牲的汉军将士当成匈奴人来测试的事情。
今天，我们则要揭开其中另一个标记为“匈奴贵族”的样本的秘密。
我们在来看一下论文里列举的5个“匈奴”样本的情况：
其中编号为DA39的样本就是我们今天要揭秘的主角，论文的附件资料显示，其来自于蒙古国后杭爱省的一个贵族（aristocrat）。然后，我们在论文主体部分，找到了这个墓葬的详细出处。

后杭爱省恩都尔乌兰苏木（县）的墓地，我们很容易就从现有资料里找到，这就是著名的高勒毛都2号墓地。根据现有资料，我们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呼尼河畔大墓。虽然最早为世人所知的，是苏联人在20年代开始发掘的诺音乌拉匈奴大墓，但是实际上真正规模最大的匈奴贵族墓葬群却是集中在后杭爱省呼尼河畔的两处墓地，分别被称为高勒毛都1号和2号墓地。而我们从原始论文中明确知道，DA39样本就出自于其中最大的匈奴贵族墓，高勒毛都2号墓地被标记为M1的1号大墓，M1大墓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大家注意到中间几个彩色小点了么？没错，那个是人，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整个M1大墓是甲字型的，甲字型大墓上部的田字部分长48米宽46米，而向南延伸的墓道长37米，整个大墓面积超过2500平方米，就是大约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是已知的最大规模的匈奴贵族墓，而墓的主人，则毫无疑问属于匈奴的统治者——单于本人！可惜的是，由于早期的盗扰，墓中出土的墓主人尸骨不全，出土的器物也不算多，但个个都是精品，尤其珍贵的是，出土了来自汉朝的玉璧和铜镜！正好最新一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探秘》一文，里面非常详细的介绍了M1大墓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来看看。
M1大墓出土的大型汉代玉璧，在匈奴墓葬中是首次发现。图片引自“河南考古”微信公众号。

同时，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马车（大约有十多辆被烧毁的马车的痕迹和一辆完整的马车），但马具却具有典型的草原风格。图片引自“河南考古”微信公众号。

还出土了精美的明显来自西方（论文的描述是罗马式样）的玻璃碗。

所以，透过论文本身的信息，我们毫无疑问的确认，DA39样本的身份就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规模匈奴墓的墓主人，是匈奴的某位单于无疑，而接下来的基因检测数据则更有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样本的父系。经过对论文所提供的样本检测的原始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其父系不是东亚和北亚常见类型，而是R1a1a1b。我们知道R1a是印欧语人群的东支，广泛分布在北欧、中欧、东欧、西亚、中亚和南亚地区。R1a1a1b是一个共祖时间约为5700年的主要分支，其下面又有两个大分支，分别是R1a1a1b2-Z93（印度伊朗分支）和R1a1a1b1-Z283（欧洲分支）。这个匈奴单于样本只测到R1a1a1b一级，但经过对原始数据的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其Z283位点为阴性，因此可以排除欧洲分支。尽管其Z93位点的结果是未测出（不确定是阳性还是阴性），但基于现有的分布结果，我们可以推测样本主人即这位匈奴单于大概率是属于Z93印度伊朗分支的。
Z93这个分支最早发现在东欧大草原的颜那亚文化中，被认为是原始印欧人的代表类型之一。以前虽然在匈奴墓葬中也发现过R1a这个类型，比如额金河墓地（Egyin Gol）和都日格墓地（Duurlig Nars），但匈奴单于本人属于这个西欧亚父系类型这个结果依然让我们感到有些吃惊，以前关于匈奴人群的来源主要来自于语言学上的推测，比如阿尔泰语系、叶尼塞语系和乌拉尔语系，但父系R1a的结果意味着这位匈奴单于最初可能来自于印欧语人群。Z93在中国男性中的比例大概有0.8%左右。除匈奴外，还包含了历史上多个时期族群流动的影响。大量来自蒙古高原、中亚及更为遥远的人群沿着草原及丝绸之路（包括陆上和海上）不断迁徙，最终来到中国境内，落地生根。
有趣的是，12世纪的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贝拉三世经过str估测的结果也属于Z93这一分支。尽管这很可能只是巧合，两位首领之间可能不存在父系上的传承关系，但这位来自东方匈奴帝国的单于与1000年后来自西方匈人所建立国家的国王确实都是一位生活在5500年前的共同祖先的后代。
R1a单倍群的分布树状图

R1a-Z93分布图

当然，根据以前的一些检测结果，匈奴的核心人群是非常复杂的，目前已知的代表匈奴贵族墓葬的甲字型大墓包括本次结果一共测出两个，另一个是韩国学者在都日格墓地（Duurlig Nars）检测的一个甲字型贵族墓葬，父系结果是C2，不过那个墓葬的规模要比M1大墓小多了。
所以我们的初步结论依然是，匈奴单于家族很可能就是属于R1a父系的，这也许是近些年来对于古代匈奴样本研究最大的发现了。如果各位观众也有检测出R1a1a1b父系下游的，那您跟这位匈奴单于可能几千年前共祖哦！
这位单于的母系属于N9a2a*，在现代日韩民族中有集中的分布，也零星见于中亚地区；但我们分析了该样本的私有突变，暂时未发现跟现代人的样本有共享，如果您的线粒体单倍型也是N9a2a*的话，欢迎来认亲。
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常染情况。我们在前文两千年前塞外乱葬坑隐藏的惊人秘密中已经提到过了DA39样本常染色体祖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再详细看一下Gedmatch网站上K12b算法的分析结果：

为了更好的区分，我们同时再用一种更适合东方人群的E11算法跑了一下DA39样本的原始数据，结果如下：
覆盖率 = 0.709709
e11
非洲: 0.00%
欧洲: 1.15%
印度： 1.19%
马来亚: 0.00%
傣族: 0.00%
彝族: 17.13%
中国东部: 29.13%
日本: 10.92%
鄂伦春: 23.28%
雅库特: 16.46%
美洲: 0.74%
从两种算法的分析结果看，这位匈奴单于具有很明显的北亚和东亚血统，我们在前文也分析过，其西伯利亚成分大致介于现代内蒙古蒙古族和蒙古国人群之间，但是其西欧亚成分却比现代的蒙古人群还要偏低一些。
也就是说，虽然从父系单倍群来看，DA39有着一位最早来自阿尔泰及以西地区的父系祖先，但在他的身上已经看不到多少来自西部欧亚地区的成分。这应该是在其父系家族来到东欧亚地区后与本地族群持续通婚的结果，甚至可能包含了汉匈长期以来“和亲”政策在血缘上所带来的影响。
但如果在东欧亚地区的族群内部进行比较，相对于华北汉族，DA39带有明显更高的北亚成分。更接近现代的赫哲、达斡尔、蒙古这类北亚地区的族群。所以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位单于的话，就是他有着一个西方的父系和一个东方人的长相。
感谢现代科学技术让我们透过2000年的迷雾，与这位匈奴单于有了一个亲密的接触，那么这个有着西方父系，东方母系，常染又像一个纯蒙古人的单于到底是历史上哪位呢？根据论文附件，该样本的碳14测年为距今2007年，就是公元前后，考虑到测量精度问题，我们把视野放宽到公元前100年到公元后100年之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期间有哪些单于在位，结果发现，这个期间居然有名有姓的单于多达30个以上（请允许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但既然这是一个超级大墓，必然这个单于在位时间不短且国力充沛。墓主人大约35-45岁的男性（根据考古报告），所以我们先把那些短命的单于过滤掉，然后公元48年以后，匈奴南北分立，国力大减，也很难建造如此大规模的陵墓，也初步排除。所以我们初步把目标定到了下面几个人身上：
狐鹿姑单于，公元前96—前85年在位。
壶衍鞮单于，公元前85—前68年在位。
呼韩邪单于，公元前58—前31年在位（王昭君第一任匈奴老公）。
复株累若鞮单于，公元前31—前20年在位（王昭君第二任匈奴老公）
乌珠留若鞮单于，公元前8—13年在位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18 —46年在位。
考虑到墓葬中出土了众多精美的汉代器物，我们猜测这位单于本人可能与汉朝有比较好的关系，大墓应该是在汉匈和平时期修建的，如果是战乱时期，肯定没财力和人力去造这么个大墓。所以与王昭君相关的两位单于首先备选，但呼韩邪单于过世时大概有50多岁了，所以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比较符合墓主的年龄。而另一位乌珠留若鞮单于也是非常可能的墓主人。根据史书记载乌珠留若鞮单于曾经收到过西汉和王莽大量赏赐。同时匈奴本身在乌珠留若鞮单于时，史书记载“人民盛壮”，可见当时是匈奴完全有能力建造这么个大墓。
虽然做出了一些猜测，但这位大墓中的墓主人到底是谁，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很难下定论。但从大墓的规模，出土器物的精美，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匈奴帝国的强盛，埋葬在这座大墓中的，也必然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在这里，再次感谢分子人类学的进步，让我们跟两千年前的古人能够亲密的接触，知道他们从何而来，知道他们跟现代人群的关系，我们期待着更多对古代样本的研究结果公布，能为我们揭开一个个历史谜团！
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大墓全景图

2003年，三名法国学者Christine Keyser Tracqui，Eric Crubezy和Bertrand Ludes对 位于蒙古北部Egyin Gol峡谷的一处墓地发现的，是一处匈奴时代尸骸遗址，共挖掘出属于不同时期的90多具尸骸进行了DNA测试，测试共分Nuclear DNA细胞核DNA和MitochondrialDNA（mtDNA）线粒体DNA两部分，最后确定了匈奴人的人种类型，他们是典型的亚洲人，和今天的蒙古、西伯利亚、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有比较近似的人类发生学关系.而且没有发现欧洲人血统的影响。 他们的论文发表在最权威的遗传学学术刊物《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
比如在中国古籍中无论是提到匈奴还是其前身荤粥犬戎，都没有刻意强调其人种外形的差异——比如羯人，其高鼻深目就是被反复强调的。
但是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复杂的，匈奴是一个民族集团，他们和东胡通古斯的关系，和月氏塞人的关系，和丁零的关系，都是复杂的，事实上南北匈奴的争执纠葛，和他们有所差异和不同的人种起源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另一层面上，匈奴在征战和灭其他部族国家的过程中，有不断掳掠女子与自己婚配结合的事件，本身的血缘和人种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特别经过西迁过程中的大量与高加索人种婚配结合，当他们出现在欧洲人面前时，欧洲人分明觉得他们是白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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