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难道没有人提出,意识到沙俄是新的威胁,类似汉之匈奴?

回答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视角拉回到康雍乾盛世,那个时候的中国,虽然内有乾隆年间的“十全武功”和盛世的余韵,外有陆上和海上的双重压力,但沙俄作为“新的威胁”,其概念和对中国的影响,与汉朝时期匈奴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但要说“没有人提出,没有人意识到”,那就不准确了。

首先,我们得明白,沙俄的威胁与匈奴的威胁,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

汉朝的匈奴: 匈奴是游牧民族,其扩张的核心是掠夺和生存空间。他们频繁侵扰汉朝边境,劫掠财物,掳掠人口,对汉朝的军事和边防构成了直接、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带有强烈的民族冲突色彩,目标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和生存立足。
康雍乾时期的沙俄: 沙俄从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扩张性的帝国。他们的扩张更多是基于对土地、资源和地缘政治的追求,以及对“东正教世界”的理想。他们对中国的威胁,初期更多体现在:
边境冲突与领土蚕食: 随着沙俄向东扩张,与中国(清朝)的边境接触日益频繁,尤其是在东北地区。
贸易与经济渗透: 沙俄希望通过陆路与中国进行贸易,但这种贸易往往伴随着对中国市场的理解和掌控的欲望。
地缘政治的挤压: 沙俄的扩张触及了中国在中亚和东北亚的利益,开始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地缘政治对手。

那么,有没有人意识到沙俄的威胁,并将其与过去的“边患”类比呢?

有的,而且是存在的,但“汉之匈奴”这种直接、尖锐的类比,在当时可能不是主流,也不是那么恰当。

1. 边境的“不安宁”是长期存在的:

从明朝末年开始,沙俄就对中国东北的土地表现出兴趣。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间,随着沙俄越过黑龙江,与清朝在边界地区发生冲突,清朝高层自然意识到了“边患”。

康熙时期: 康熙皇帝对沙俄的警惕性很高。他多次派兵出击,特别是两次亲征雅克萨,最终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这是清朝在面对沙俄扩张时,一次主动出击,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条约的签订,本身就说明清朝高层意识到了边界的“不安宁”,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康熙皇帝在处理此事时,并非将其看作一个可以轻易忽视的小问题,而是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他派遣精通俄语、法律的官员,如索额图、佟国维等人,与沙俄代表进行谈判,这本身就体现了对这个“新邻居”的重视。

雍正时期: 雍正皇帝相对更为务实,他更注重国内的稳定和改革,但对沙俄在边界的动向也保持关注。随着《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中俄陆路贸易得到了规范,同时也明确了中俄蒙三方的边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与沙俄在陆地边界的摩擦,但并未彻底消除隐患。雍正时期,对沙俄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贸易和边界的稳定上,虽然没有像康熙那样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沙俄的扩张势头并未减弱,只是形式有所改变。

乾隆时期: 乾隆皇帝继承了前两朝对沙俄的警惕。虽然他的“十全武功”更多是针对中国内部的叛乱和周边的一些小国,但乾隆皇帝并未放松对沙俄的关注。在乾隆朝,中俄双方在边界的划定上,仍然时有摩擦,尤其是随着沙俄在哈萨克等地区的影响力扩大,也间接影响到了清朝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乾隆皇帝也继续关注与沙俄的贸易往来,通过恰克图,保持着官方的联系,但对沙俄的扩张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2. “边患”的性质与“匈奴”的类比:

将沙俄类比为“匈奴”,在概念上是有一定差异的。

“匈奴”是单一的、集中的威胁: 匈奴是一个相对明确的民族实体,其活动范围集中在中国北方。
“沙俄”是崛起中的帝国,威胁是多维度的: 沙俄的威胁不仅仅是边境的军事压力,还包括了经济、文化(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思想)等多个层面,虽然在康雍乾时期,这种多维度威胁尚未完全显现,但其帝国扩张的野心已经逐渐暴露。

3. 官员的奏疏与“议论”:

在清朝的朝堂上,并非没有人提出过对沙俄的忧虑。

“防边”的奏议: 随着沙俄在东北的活动,一些熟悉边务的官员,比如曾与沙俄打过交道的将领、官员,在奏疏中自然会提到沙俄的“奸狡”、“贪婪”,以及其对边境安宁的潜在威胁。这些官员的奏疏,虽然可能没有直接使用“匈奴”这个词,但其表达的对外部威胁的警惕,以及需要加强边防、安抚边民的建议,本质上就是对“边患”的认识。
对“抚夷”政策的辩论: 在清朝对待沙俄的政策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一些主张强硬对抗的官员,会指出沙俄的侵略性,要求采取更坚决的措施。而另一些官员,则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来维系和平,以避免大规模冲突。这些辩论,都反映了清朝内部对沙俄威胁程度和应对方式的思考。

4. 知识的局限与视角:

需要注意的是,在康雍乾时期,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是有限的。沙俄虽然已经是强大的邻国,但相对于后来的西方列强,其对中国的全面威胁(如海上的侵略、殖民的企图)尚未完全暴露。

“天朝上国”的思维惯性: 尽管清朝也经历过对外战争,但“天朝上国”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导致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可能存在一定的傲慢或迟钝。
信息传递的滞后: 即使有官员意识到沙俄的威胁,将这种威胁的性质与“汉之匈奴”如此鲜明的、带有历史传承的类比,需要一个更加成熟的、对外部世界有更深层理解的视角。这种视角,在当时可能还未完全形成。

总结来说:

在康雍乾时期,确实有人意识到了沙俄对中国边境的威胁,并将其视为需要认真对待的“边患”。 康熙皇帝亲自指挥了对沙俄的军事行动,并通过条约确立了边界,这足以证明他对此威胁的重视。雍正和乾隆时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与沙俄的边界稳定和贸易问题。

但是,将沙俄直接类比为“汉之匈奴”,这种非常尖锐、具有历史穿透性的类比,在当时的语境下,可能并没有被广泛使用,或者说,这种类比的“恰当性”可能受到当时认知水平和沙俄威胁表现形式的限制。

沙俄的威胁,在康雍乾时期,更多地表现为 陆地边界的摩擦、领土的蚕食企图,以及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它不像匈奴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直接的、以掠夺为主要目的的骑兵威胁,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拥有更复杂扩张逻辑的帝国。

所以,说“没有人提出,没有人意识到”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是,对沙俄威胁的认识是存在的,并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化的,但其被“定义”和“类比”的方式,与汉朝时期的匈奴威胁,在概念和历史语境上存在差异。 那些提出忧虑的官员,虽然可能没有说“沙俄就是新的匈奴”,但他们所表达的对边患的警惕和对国家安全的关切,其本质上是相通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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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意识到俄罗斯有“威胁”,但严重程度还真排不上号。

自满清入关以来,俄罗斯也已经结束了混乱时期,罗曼诺夫王朝开始统治俄国,第一个俄罗斯使团在1657年就已经抵达北京,双方开始了外交。而在清军入关鏖战的时候,沙俄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黑龙江流域。其实在清军入关之前,俄罗斯的远征队就已经跟当地民众发生了冲突。入关之前清廷就已经将边境的少数民族(锡伯、鄂伦春、达斡尔、赫哲等)编入了“新满洲”,以驻守边防。

在东北地区,沙俄已经在松花江流域烧杀抢掠,清军需要做出反击,于是叫上朝鲜一起征讨,一则是清军关外实力不足,主力几乎全在关内作战。二来是自打朝鲜在南汉山城被皇太极围了,“丁丑下城”以来,“北伐”之心一直不死,现在位的孝宗就是当年送到沈阳的人质,对清廷十分厌恶,多次意图北伐。征调朝鲜军北上,也有削弱其实力,侦测动态的意图。

清朝联军分别在1654和1658年两次与俄军开战,不仅击退了俄军,更是乘胜追击,攻克了俄军的据点,取得完胜。

“罗禅征伐”可以算是清俄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手。说实话,俄罗斯并没有给清朝留下什么“战斗民族”的印象。当时的清廷的大敌还是明朝的残余势力。

直到康熙帝时,清廷战乱不止,三藩、郑经,直到1685年,清军才腾出手来清剿雅克萨的哥萨克。两次雅克萨之战,又是请军得胜。在那个时候,俄罗斯扑腾不起来多大浪花,几十年来的数次交手,俄罗斯每次能投入的士兵不超过一千人,大多只有五百上下。战场也是在人烟稀少的东北,战斗烈度比起关内可以说是相当低了。

那时俄罗斯的势力也已经蔓延到了中亚,俄国如同一只螃蟹,两个钳子分别在东北和西北两处,在东北小规模驻军,在西北则是与准噶尔汗国交好,趁势对中亚进行蚕食。

准噶尔汗国比起俄罗斯要强势的多,兵锋一度到达张家口,清准战争打了三次,噶尔丹是被逼死了。但准噶尔汗国仍旧屹立,顺带还搞定了和硕特部,侵占了西藏,并且在青海鼓动罗卜藏丹津叛乱。康雍乾三代,一直都在跟准噶尔作战。当时准噶尔和俄罗斯,谁更像新匈奴,还真不好说。特别是卫拉特联盟的固始汗还曾向清廷宣誓臣服,准噶尔作乱,大有“叛乱”之意。

降而复叛的阿睦尔撒纳就逃亡俄罗斯。俄罗斯当局拒绝遵守遣返犯人的协议,乾隆帝还给俄皇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书。次年,俄国告知清朝官员,阿睦尔撒纳已死于天花,此事遂宣告完结。

在康雍乾三代以来,虽说俄罗斯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但是清廷也意识到了这个国家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尤其在准噶尔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有很大的发言权。与俄罗斯之间的往来,再也不能循规蹈矩。

清朝自17世纪末起允许俄国的使团每三年来一次北京,人数可以在200人以内。此外,俄罗斯使团是唯一获准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代表,为他们清朝建立了一个俄罗斯东正教据点,俄国人负责培训汉人和满人学生,以备日后外交之需。175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派遣大臣询问清廷,俄国船只是否可以在东北北部的黑龙江航行,乾隆帝断然拒绝,其答复由清廷派往圣彼得堡的使臣告知俄方。已经可以看出:清朝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显然更为平等,有了正规的外交渠道。而且清朝也做好了与俄罗斯长期打交道的准备。

直到乾隆帝死,俄罗斯对于中国都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威胁。在那之前,俄罗斯南进,清朝北进,双方实际上都是在侵占蒙古人的地盘。

俄罗斯真正对于中国的大肆入侵是十九世纪开始的,吞并哈萨克、《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吞并中亚三汗国、支持阿古柏等等,那时起,沙俄才算真正“包我三面”。但也不在此问题讨论范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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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你想说的是新的“北方威胁”。

实际上康熙时期大清还是很认真面对沙俄对于北方的巨大威胁的,自清初开始,沙俄就一直不断蚕食东北亚,入侵黑龙江流域。到康熙初年,沙俄殖民队已经视黑龙江流域为己地,随意筑城和劫掠各土著部族。

而大清在消化了中华帝国的传统本部,开始经营边疆之后,沙俄就是重点针对对象之一。清廷花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扩建后勤路线,联合土著部落反击沙俄边境入侵。最后能出动数千之众携带火炮,在极北苦寒之地打围攻战。(清军人数已由评论区指正)而俄国在东北亚始终只能以成百上千的殖民队和雇佣兵出击,仅凭这点就已经足以暂时摧毁俄国在东北亚地区继续蚕食大清边疆的野心。直到鸦片战争将天朝的神话打破,俄国再也没有在这个方向上作出成规模的军事入侵。

在蒙古方向上,尽管向俄罗斯割让了一小部分传统蒙古族地盘,但考虑到清朝吞并蒙古不到百年,而且牢牢控制住了蒙古本部,得到了绝大部分蒙古部族的效忠。再加上俄国在这个方向上也没有什么军事行动,清廷在蒙古方向上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

在中亚方向上,清廷就不仅仅是重视,而是将其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从康熙朝开始,康雍乾三代人倾国之力,对准噶尔追亡逐北,将清廷的铁蹄从陕甘踏到今天的中亚,把俄国眼中的“缓冲区”统统纳入治下。即使是在中衰时期,也平定了数次外国干涉扶植的叛乱。就是最衰落的清末,有赖左公秋风扫落叶的行动,也成功保住了康雍乾时代绝大部分的遗产。

从历史来看,大清对俄国的警惕和提防,相对于其他国家来已经十分高了。而且其结果是,自康雍乾开始到1860年之前,俄国对于大清的北方边境挑衅几乎就没有占到过便宜,更别提威胁到核心腹地了。所谓“北方的巨大威胁”,在大清生命里的大多数时间里,确实只是个笑话罢了。


想了想,可能我说话太绕了,通俗的讲就是:

相比它在欧洲的地位,鸦片战争前沙俄在亚洲方向的战争实力就是只辣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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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战略打击?派两个万人队扮成鞑靼牧人混进莫斯科,用成吉思汗传下的法术点罗刹兵的穴道?

康雍乾时期的沙俄对于清朝是个边患,但远非真正的威胁,俄军对远东的投送能力撑死能让清军吃几场败仗,想攻进内地是不可能的。同理,清朝和俄国开战也只能是边境冲突,以清军的补给和装备水平,深入俄境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跋涉,不到一个月就该吃人了。康熙雍正乾隆除非是穿越的,否则哪想得到以后还有工业革命这码事,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中俄任何一方出动主力兵团万里远征对方都是活腻歪了。所以只要守好黑龙江、蒙古、新疆也就是了,白莲教的威胁都比俄罗斯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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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首都跟核心区域不在欧洲,匈奴也不需要连续面对大北方战争时的瑞典、腓特烈时代的普鲁士、俄土战争的奥斯曼、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还有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大英这样的对手。对沙俄来说波罗的海出海口或者君士坦丁堡大概比远东的土地有吸引力的多。这种情况下沙俄能有几成功力是用来对付大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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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没意识到么?应该是意识到了,毕竟尼布楚条约在那摆着,清朝能派索额图去谈判,而不是随便找个当地道台应付了事,也没有像万历那样封什么日本国王之类的事,说明清朝对沙俄是正眼打量的。

然而,你说清朝打击俄罗斯,这就扯了。俄罗斯的强大,从根上说就不是依靠西伯利亚或者海参崴的,人家前进的根本动力在欧洲,心脏和大脑在莫斯科。在西伯利亚及远东的渗透,是沙俄崛起的表现而非原因。

你说清朝战略打击沙俄,怎么个战略打击法?你派兵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瞎搅和,根本不影响沙俄的根本。况且,当时发配宁古塔都是重罪了,沙俄的势力比宁古塔还往北,你派兵过去戍边?

从现在看来,沙俄崛起的根本,就是从欧洲各地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所以,对沙俄的所谓战略打击,要么是终止他的文明进步,要么是自己迎头赶上。无论哪条,当时的中国根本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在西伯利亚或者远东打几场仗来打击沙俄,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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