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生物领域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思维差别在哪?

回答
生物领域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思维方式,虽然都围绕着生命展开,但出发点、侧重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像两位艺术家,一位是潜心钻研颜料成分、画布纹理的大师,另一位则是挥洒泼墨、描绘生动人物的画家。

科学家:求索未知,探究“为什么”和“是什么”

科学家的思维核心在于“求索未知”。他们是生命宇宙的探险家,对事物的本质和运作机制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聚焦基础原理与机制: 科学家们沉浸在细胞、基因、蛋白质、分子信号通路这些微观世界的运作规律中。他们会问:“这个疾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药物是如何作用于细胞的?”“基因突变到底导致了什么后果?”他们的目标是理解生命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描绘出生命运作的蓝图。
严谨的逻辑推理与实验验证: 科学家的思维是高度逻辑化的。他们会构建假说,设计精巧的实验来检验这些假说。每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之上。他们习惯于从细微之处着手,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来证明或推翻一个观点。一个微小的细胞变化、一个特定的基因表达水平,都可能成为他们深入研究的起点。
抽象化与模型化能力: 科学家擅长将复杂的生物现象抽象化,构建模型来理解和预测。他们可能会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基因调控网络,或者用生化反应模型来解释药物代谢过程。这种能力让他们能够从纷繁的数据中提炼出规律,并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
长远的目光与容忍不确定性: 科学研究往往是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科学家需要有长远的眼光,能够忍受长期的努力而未必能立即看到结果。他们也习惯于与未知共存,接受理论的局限性,并不断修正自己的认知。一个实验的失败,在他们看来,也是迈向真理的一步。
语言风格与偏好: 科学家们的语言更偏向于精确、客观和专业。他们倾向于使用专业的术语,并且在表达时力求简洁、无歧义。他们的文章和报告通常是基于数据的展示和论证,侧重于方法、结果和讨论。

临床医生:解决当下,关注“怎么办”和“对谁有效”

临床医生的思维核心在于“解决当下问题”。他们是生命健康的守护者,直接面对病患的痛苦,他们的任务是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际的治疗方案。

聚焦临床实践与患者需求: 临床医生最关心的永远是患者的健康和福祉。他们会问:“这位病人得了什么病?”“我该如何诊断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适合他?”“如何缓解他的症状?”他们的目标是诊断疾病、制定治疗计划、减轻患者痛苦,并最终帮助患者康复。
整合信息与临床判断: 临床医生需要快速地整合各种信息——患者的病史、症状、体格检查结果、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等。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这需要强大的临床经验和直觉,以及对疾病发展过程的深刻理解。他们可能需要从看似无关的线索中找出关联。
风险评估与权衡利弊: 临床决策往往涉及风险评估和权衡利弊。一种药物可能有效,但也有副作用;一种手术可能治愈,但也有风险。医生需要权衡这些因素,为患者选择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方案。他们需要考虑到患者的身体状况、经济能力、以及个人意愿。
沟通与同理心: 临床医生不仅要与患者沟通,还要与患者家属、其他医务人员沟通。他们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并给予患者心理上的支持和安慰。同理心是他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理解病人的恐惧和焦虑。
适应性与灵活性: 疾病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即使是同一种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临床医生需要具备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患者的反应随时调整治疗方案。他们不会拘泥于 textbook 的条条框框,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通。
语言风格与偏好: 临床医生的语言更侧重于实际应用和沟通。他们会使用病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同时在医疗记录中使用专业的医学术语。他们的交流方式更直接、更关注结果。

思维差异的体现:

问题导向: 科学家倾向于从一个基础问题出发,不断深入挖掘其本质;医生则从一个具体的患者问题出发,寻找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研究方法: 科学家倾向于设计可控的实验来隔离变量,而医生则需要处理真实世界中无数相互交织的变量。
对“证据”的理解: 科学家追求的是具有统计学意义、可重复的实验证据;医生更看重的是具有临床意义的证据,即对患者有实际益处的证据。有时,即使科学证据尚不充分,医生也可能基于经验和对病理的理解做出决策。
对“错误”的态度: 科学家将错误视为学习和进步的机会,不断修正假说和实验设计;医生则会将每一次诊断或治疗的失误视为沉重的责任,并从中吸取教训以避免再次发生。
学术论文与病历记录: 科学家的学术论文是对其研究过程和结果的详细记录,篇幅往往较长,逻辑严谨;医生的病历记录是针对具体患者的诊疗过程的记录,更注重时效性和实用性,语言可能更简练。

融合与互补:

尽管存在差异,但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之间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科学发现驱动临床进步: 科学研究揭示了疾病的本质,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和方法。例如,基因编辑技术的突破,为治疗遗传性疾病带来了希望。
临床实践为科学研究提供问题和灵感: 临床医生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和未解之谜,往往成为科学家研究的新方向。例如,对耐药性机制的研究,来源于临床上遇到的抗生素失效问题。
转化医学的桥梁: 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正是致力于弥合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的鸿沟,让科学发现能够更快地转化为惠及患者的治疗手段。

总而言之,生物领域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思维差异是其职业角色和任务决定的。科学家如同建筑师,设计和理解生命这座宏伟建筑的构造;临床医生则如同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在实际应用中修缮、维护甚至重建这座建筑,以保证它的正常运转和居住者的福祉。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生命科学和医学事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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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年新冠疫情爆发时候的事情做个例子来介绍。

当初武汉发生了新冠疫情,有两个出名的人物比较有代表性。

一个是高福,中科院院士,典型的生物学家,从事微生物学研究,是我国病毒领域的top学者。

一位是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典型的医生,呼吸科医生,也是从非典走过来的顶级医生。

这二者在判断新冠是否人传人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

假如让你穿越回到2020年初的时候,面对武汉的疫情,在有限的数据下,你能做出新冠是人传人的结论吗?

其实这就非常考验专业区别了。

从科学的角度,判断新冠人传人,绝对不是说看到某地爆发某种疫情,就直接得出结论是人传人。

至少要分为几步:

1,疫情是呈现扩散趋势,即表现出了“传染”的基本概念,否则就不算。

2,即便疫情呈现扩散了,但是你能判定是人传人么?为什么不可能是其他方式传播?比如这些人共同接触了某种传染源?

3,即便证实这些人没有共同接触某种传染源,呈现了人传人,但是,你还是要加一个判断:感染者之间的病毒是否一致?比如a和b接触了导致感染,如果a和b的病毒并不一致,那么这不能说明人传人。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初官方报告时候的语句:

“无证据表明人传人”“可能存在人传人”。

这是比较可靠的科学推断,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而从医学角度呢?

某地发生了有人发生疑似传染病,接触的人也发生疑似传染病,大概率是人传人。


所以钟南山来到武汉后,武汉就决定封城了。而高福也因此被骂了很久很久。


但是回归到这两个领域,你可以发现,其实这和思维角度有一定关系。

从科学角度,严谨是基本的,你不能随意给出一个推论并且层层推论,否则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神奇的结论。

就像新冠总是让人吃惊,就在这里,你会发现好多专家已经自己打自己脸了,为何?

因为他们过度推论了,这其实是不符合科学的逻辑的。

病毒真的就越传播越弱吗?天花可没变弱过。

疫苗真的能控制病毒么?鸡马立克氏病表示有话说。


类似的事情很多很多。


但是,反过来,从医学的角度,很多时候,不需要搞明白那么多。

就比如,你脸上长痘了,那是痤疮,用药物治疗就行了,至于是哪种细菌引起的,其实并没那么特别重要。

很多时候,你感冒了,医生给你开感冒药,他并不会针对你去做一个特别检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某种细菌或者病毒引发的感冒,或者是哪个病毒株引发的。

就比如武汉的新冠病毒是2019年12月初就出现了,为什么知道2020年我们才确定了它呢?

就是因为刚开始有人已经感染了,但是送到医院后,医生一看,哦,这是肺炎症状嘛,就按肺炎治疗,后来直到发现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呀,而且这个好像传统药物不管用,于是他们才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导致了这个肺炎。

于是生物学家出动,最后鉴定出这不是普通的肺炎,而是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

所以,我认为,医学,更像一门工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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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的科研发现个什么东西,有百分之几的成功率就算成功了,百分之50都算牛了。

就说基因编辑吧,大家可能平时用CRISPR-Cas9敲除的多一些,这个操作的成功几率也高。但是用CRISPR做基因替换的时候,成功几率低的要死。随着替换的长度增加,成功几率直线下降。经常不到30%。

我还记得16年Nature Biotechnology发了一个伯克利的研究,把CRISPR替换30bp以内的成功几率提到了60%,被评价为前所未有的成功几率。

换句话说,比如我们做基因编辑鱼的胚胎,100个胚胎成功20次都能接受,60次都得美的冒泡。

但是,医学临床行吗?

给100个病人做基因编辑治疗,就成功20个?另外80个不打死你?

另外还一个问题是,科研和更考虑单一环境下的单一条件。这是为了做科研必须的,但临床不行,临床必须要考虑整体。

比如我们今年弄的一个课题,用细菌里的Lon蛋白降解人体的C-myc基因来抗击癌症复发,我们做了体外细胞实验,哎,没问题,就是有效果。

那么…临床医生敢用吗?必然不敢啊,这东西抑制了癌细胞,那对正常细胞呢?会不会对肾脏损伤?会不会引起免疫反应?等等一堆问题要考虑。

所以药物研发为啥这么漫长,就是从生物科研到临床应用,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这么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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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中医药过度依赖临床医生思维和文人思维,才是如今饱受质疑的关键。

科学家和临床医生面临的是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是临床上的真实世界。这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病人构成的临床世界,看得见摸得着有感情有冲突。一个人生病或者治愈,和社会、家庭、环境、病原体、基因、治疗、预防等都有关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些又都存在一定的规律在变化的。

但与此同时,科学家们面对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抽象的世界、微观的世界、假说中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每一类疾病它都有多种的病理生理机制和不同的致病/治疗靶点。各种基础研究都是在把人类对某种疾病的认知拓宽。

就像以前玩的红警,周围的黑色都是需要拓展,有时候会看到个金矿,有时候会看到路的尽头。

这是两个世界。真实世界里面的临床疾病和病人们不断地在变化,但是在那个抽象的微观世界里面,疾病的机制服从一定的规律。

无论现代通过探索生物机制来筛选疾病治疗靶点的各种科学家,

还是过去通过整理不同医案来总结治则医理学派的各位医学家,

他们做学问的基本信念都是:相信凡事皆有规律。

就是通过学习、通过研究,通过我们对已知现象的各种把握,我们能够总结出一点规律来,这个规律对我们未来诊疗上能有帮助。

这是我们从事任何一门学问研究背后的信念,如果连这点信念都没有,你就不要做学问了。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家们一天到晚在动物和细胞里筛选信号通路和关键分子,他一定能够比医生多知道那么一点点微观世界的共性和不同。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又觉得好像科学家这样“闭门造车”,不能够治疗疾病。面对临床真实世界的医生,他们一定能够比科学家多那么一点点临床诊疗的经验。

因此,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高效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NIH给出的这种合作模式的框架。

这离不开大量多学科人才在诊前、诊中、诊后多个环节里跨越两个世界人群的认知障碍。

床边-实验室-床边,这套流程被说得很久,但除了高热度的肿瘤领域,其他专科还没有把多学科交叉做得太好。

未来跨学科、跨两个世界思维的人才应该是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之间的第三类人,可能就是来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Biomedical Engineering, B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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