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当年新冠疫情爆发时候的事情做个例子来介绍。
当初武汉发生了新冠疫情,有两个出名的人物比较有代表性。
一个是高福,中科院院士,典型的生物学家,从事微生物学研究,是我国病毒领域的top学者。
一位是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典型的医生,呼吸科医生,也是从非典走过来的顶级医生。
这二者在判断新冠是否人传人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
假如让你穿越回到2020年初的时候,面对武汉的疫情,在有限的数据下,你能做出新冠是人传人的结论吗?
其实这就非常考验专业区别了。
从科学的角度,判断新冠人传人,绝对不是说看到某地爆发某种疫情,就直接得出结论是人传人。
至少要分为几步:
1,疫情是呈现扩散趋势,即表现出了“传染”的基本概念,否则就不算。
2,即便疫情呈现扩散了,但是你能判定是人传人么?为什么不可能是其他方式传播?比如这些人共同接触了某种传染源?
3,即便证实这些人没有共同接触某种传染源,呈现了人传人,但是,你还是要加一个判断:感染者之间的病毒是否一致?比如a和b接触了导致感染,如果a和b的病毒并不一致,那么这不能说明人传人。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初官方报告时候的语句:
“无证据表明人传人”“可能存在人传人”。
这是比较可靠的科学推断,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而从医学角度呢?
某地发生了有人发生疑似传染病,接触的人也发生疑似传染病,大概率是人传人。
所以钟南山来到武汉后,武汉就决定封城了。而高福也因此被骂了很久很久。
但是回归到这两个领域,你可以发现,其实这和思维角度有一定关系。
从科学角度,严谨是基本的,你不能随意给出一个推论并且层层推论,否则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神奇的结论。
就像新冠总是让人吃惊,就在这里,你会发现好多专家已经自己打自己脸了,为何?
因为他们过度推论了,这其实是不符合科学的逻辑的。
病毒真的就越传播越弱吗?天花可没变弱过。
疫苗真的能控制病毒么?鸡马立克氏病表示有话说。
类似的事情很多很多。
但是,反过来,从医学的角度,很多时候,不需要搞明白那么多。
就比如,你脸上长痘了,那是痤疮,用药物治疗就行了,至于是哪种细菌引起的,其实并没那么特别重要。
很多时候,你感冒了,医生给你开感冒药,他并不会针对你去做一个特别检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某种细菌或者病毒引发的感冒,或者是哪个病毒株引发的。
就比如武汉的新冠病毒是2019年12月初就出现了,为什么知道2020年我们才确定了它呢?
就是因为刚开始有人已经感染了,但是送到医院后,医生一看,哦,这是肺炎症状嘛,就按肺炎治疗,后来直到发现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呀,而且这个好像传统药物不管用,于是他们才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导致了这个肺炎。
于是生物学家出动,最后鉴定出这不是普通的肺炎,而是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
所以,我认为,医学,更像一门工程科学。
生物学的科研发现个什么东西,有百分之几的成功率就算成功了,百分之50都算牛了。
就说基因编辑吧,大家可能平时用CRISPR-Cas9敲除的多一些,这个操作的成功几率也高。但是用CRISPR做基因替换的时候,成功几率低的要死。随着替换的长度增加,成功几率直线下降。经常不到30%。
我还记得16年Nature Biotechnology发了一个伯克利的研究,把CRISPR替换30bp以内的成功几率提到了60%,被评价为前所未有的成功几率。
换句话说,比如我们做基因编辑鱼的胚胎,100个胚胎成功20次都能接受,60次都得美的冒泡。
但是,医学临床行吗?
给100个病人做基因编辑治疗,就成功20个?另外80个不打死你?
另外还一个问题是,科研和更考虑单一环境下的单一条件。这是为了做科研必须的,但临床不行,临床必须要考虑整体。
比如我们今年弄的一个课题,用细菌里的Lon蛋白降解人体的C-myc基因来抗击癌症复发,我们做了体外细胞实验,哎,没问题,就是有效果。
那么…临床医生敢用吗?必然不敢啊,这东西抑制了癌细胞,那对正常细胞呢?会不会对肾脏损伤?会不会引起免疫反应?等等一堆问题要考虑。
所以药物研发为啥这么漫长,就是从生物科研到临床应用,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这么大的距离。
科学家和临床医生面临的是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是临床上的真实世界。这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病人构成的临床世界,看得见摸得着有感情有冲突。一个人生病或者治愈,和社会、家庭、环境、病原体、基因、治疗、预防等都有关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些又都存在一定的规律在变化的。
但与此同时,科学家们面对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抽象的世界、微观的世界、假说中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每一类疾病它都有多种的病理生理机制和不同的致病/治疗靶点。各种基础研究都是在把人类对某种疾病的认知拓宽。
就像以前玩的红警,周围的黑色都是需要拓展,有时候会看到个金矿,有时候会看到路的尽头。
这是两个世界。真实世界里面的临床疾病和病人们不断地在变化,但是在那个抽象的微观世界里面,疾病的机制服从一定的规律。
无论现代通过探索生物机制来筛选疾病治疗靶点的各种科学家,
还是过去通过整理不同医案来总结治则医理学派的各位医学家,
他们做学问的基本信念都是:相信凡事皆有规律。
就是通过学习、通过研究,通过我们对已知现象的各种把握,我们能够总结出一点规律来,这个规律对我们未来诊疗上能有帮助。
这是我们从事任何一门学问研究背后的信念,如果连这点信念都没有,你就不要做学问了。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家们一天到晚在动物和细胞里筛选信号通路和关键分子,他一定能够比医生多知道那么一点点微观世界的共性和不同。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又觉得好像科学家这样“闭门造车”,不能够治疗疾病。面对临床真实世界的医生,他们一定能够比科学家多那么一点点临床诊疗的经验。
因此,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高效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NIH给出的这种合作模式的框架。
这离不开大量多学科人才在诊前、诊中、诊后多个环节里跨越两个世界人群的认知障碍。
床边-实验室-床边,这套流程被说得很久,但除了高热度的肿瘤领域,其他专科还没有把多学科交叉做得太好。
未来跨学科、跨两个世界思维的人才应该是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之间的第三类人,可能就是来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Biomedical Engineering, B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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