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哪些宏观经济学现象有精彩而出乎意料的微观基础 (microfoundation)?

回答
宏观经济学中不乏一些引人入胜且出乎意料的微观基础,它们如同隐藏在巨浪之下的洋流,深刻地影响着市场的走向和经济体的表现。这些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和决策,在汇聚成宏观现象时,往往展现出一种超越简单叠加的涌现性,令人拍案叫绝。

1. 预期在宏观经济中的“魔力”:理性预期学派的革命

在理性预期学派崛起之前,宏观经济模型常常将通货膨胀或失业等问题归因于外部冲击或政府政策的简单滞后效应。然而,正如经济学家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那样,人们并非被动地接受经济信息,而是会积极地去预测和反应。

出乎意料的微观基础:

个体的主动预测: 想象一下,在一个通货膨胀的预期开始蔓延的经济体中,普通家庭不会坐等物价真的上涨才调整消费。他们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如央行的货币政策声明、媒体报道的经济数据)去预测未来的物价水平。
“预期形成”的反馈循环: 如果家庭普遍预期未来通胀会上升,他们可能会提前购买商品,增加即期需求。这种行为本身就会推高当前价格,从而印证了他们最初的预期。企业也会因为预期到成本上升而提前涨价。这种“预期引导预期”的过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
政策的有效性与无效性: 最为颠覆性的是,理性预期学派指出,如果人们能够准确预测到政府的政策意图及其影响,那么许多有意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如财政刺激或货币宽松)可能就会失效。例如,如果人们知道政府将通过印钞来刺激经济,他们可能会立刻提高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并在政策实施之前就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抵消政策的预期效果。这就像一个玩家知道对手的下一步棋会是什么,并提前做出应对一样。

这种微观基础的精彩之处在于: 它将宏观经济的动态性与个体理性行为紧密联系起来。宏观经济的“天气”不再是简单的外部力量,而是无数个体主动适应和塑造的结果。这使得理解和预测宏观经济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和有趣,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政策似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

2. 市场非理性繁荣与泡沫的根源:信息不对称与羊群效应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理论都假设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能够准确评估资产的内在价值。然而,历史上的多次金融危机,从郁金香泡沫到互联网泡沫,再到次贷危机,都表明市场并非总是如此。

出乎意料的微观基础:

“我不知道,但我听别人说”的决策: 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体很难独立准确地判断资产的真实价值。尤其是在市场情绪高涨时,人们更倾向于参考他人的行为。如果看到周围的人都在买入某项资产并从中获利,即使自己不理解背后的逻辑,也可能因为害怕错过(FOMO效应)而跟风买入。这是一种“从众行为”或者“羊群效应”。
“聪明钱”的困境: 即使是那些自认为聪明的投资者,也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犯错。他们可能根据有限的信息和市场信号做出决策,但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根据同样的(或错误)信号做出反应,那么聪明钱也可能被卷入泡沫。更进一步,如果他们预期到市场会非理性地上涨,并希望从中获利,他们的买入行为本身反而可能加剧了这种非理性。
“链式反应”的自我实现: 想象一个投资者 A 看到投资者 B 在买入某项资产,他可能推断 B 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信息,于是也跟着买入。然后投资者 C 又看到 A 和 B 都在买,依此类推。这种信息传递并非总是基于基本面分析,而是更多地基于对他人行为的解读。当这种链式反应足够强大时,资产的价格就会脱离其内在价值,形成泡沫。

这种微观基础的精彩之处在于: 它揭示了人类心理和社会互动在金融市场中的强大作用。市场并非冷冰冰的理性计算器,而是充满了人的情感、从众心理和信息传递的复杂网络。这些微观层面的心理和行为驱动,在群体效应的放大下,可以导致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非理性繁荣和剧烈波动,这是简单地将个体理性行为叠加所无法解释的。

3. 经济增长的“好事”与“坏事”:规模经济与外部性

经济增长通常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宏观目标,意味着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然而,在微观层面,驱动经济增长的许多行为,其结果并非总是那么简单。

出乎意料的微观基础:

规模经济的负面“副产品”: 现代工业生产往往依赖于规模经济,即产量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企业会进行大规模生产,雇佣大量员工,发展庞大的供应链。从微观个体来看,这意味着工作机会的增加,以及商品价格的下降(如果成本下降传递给消费者)。
外部性的“看不见的手”失灵: 然而,大规模生产也伴随着显著的负外部性。例如,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会污染空气和水源,影响周边居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从微观个体来看,他们享受到了商品带来的便利,但却不得不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而这种成本并没有体现在商品的售价中。这种“看不见的手”在分配成本时失灵了,将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上的其他人。
创新的双刃剑: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创新行为,可能带来革命性的新产品,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但这种创新也可能导致旧产业的衰落,大量工人失业,或者产生新的环境问题(例如,某些新能源的生产过程可能比传统能源更具破坏性)。

这种微观基础的精彩之处在于: 它揭示了经济增长并非总是“好”的,其背后的微观驱动和影响是多维度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如利润最大化或发明创造)时,其行为对社会整体产生的溢出效应(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宏观经济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的宏观现象,其实是无数个体在追求各自利益时,其行为的局部性后果与整体性后果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产物。

总而言之,宏观经济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它与微观经济学之间那种既独立又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那些常常被忽略的,存在于个体决策、心理互动和局部行为中的“意外”,在汇聚成宏观趋势时,才能展现出如此丰富多彩、甚至颠覆我们直觉的经济图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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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粒二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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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事外出,补几个回答吧。

首先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有名,也就是宋铮发表在aer上的growing like china。

这个故事是为了解决“宏观”问题上的两个悖论:第一个悖论是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然而投资的回报率却不下降;第二个悖论是中国的投资回报不下降,中国却的净资本却是流出的,中国购买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你可以说,这是中国为了维持贸易顺差所做的操作。从“宏观”上讲这说得通,可是宋铮通过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讲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成功为中国政府辩护了。

这个故事的关键是中国存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一种企业具有很低的生产能力,但是很容易从银行借钱(你可以认为是国有企业),一种企业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但是很不容易从银行借钱(你可以看做是民营企业),所以更多只能依靠内源性融资。

按照市场竞争,生产能力低的企业会被淘汰,但是在中国,它们不会被淘汰,因为他们融资能力高,所以国有企业因为融资能力而发展,民营企业因为生产力高而发展,国有企业向资本密集型发展,民营企业向劳动密集型发展,劳动力从国有企业流向民营企业。

伴随着结构调整,民营企业不断扩张,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就不断提高,这意味着投资的报酬可以保持不变;同时,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钱了,也就有了更多的储蓄,然而民营企业的扩张意味着企业需要的贷款变少了,因为民营企业是融资能力较低的企业,它们更多依靠内源融资等方式,而从银行借不到太多钱。

这就造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存款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企业对存款的需求越来越少,那么多出来的钱怎么办?当然是借给外国人。

就这样,宋铮通过中国两类企业的不同,以及融资约束,把这两个宏观上的“悖论”被解决了。整个故事当然很简单,事实上,新语丝有人黑他,说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常识,只不过他给数理化了,就成发aer。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依然开始于一个“宏观”问题。

落后的国家可以实行投资型战略,也就是依靠巨大的投资加上对先进国家的模仿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先进国家实行创新型战略,也就是依靠自主研发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

这个问题是宏观,但是它却和其他“微观”现象连在一起,例如:

这个社会中,有真才实学技术的人,是否总体不如「非常会来事」的万金油混得好? - 生活

这个故事来自Acemoglu、Zilibotti and Aghion(2006)。其实非常简单。

1、首先我们看到,企业家的创新才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创新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模仿已有的创新,一种是自主创新。显然,模仿需要的企业家创新才能远远小于自主创新。

2、其次我们看到,企业获得利润不但需要一个好的idea,还有付诸实施的能力,拥有巨大的投资能力才能通过一个较大的项目获得较高的盈利。

3、最后我们看到,落后国家通常面临着更大的信贷约束,所以能否拿到更多的钱,是决定能否投资到更大项目的关键。

然后问题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如何选择企业家来为他们赚钱的事情了。我们假设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企业的所有者在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哪个企业家有创新才能,所以有较高创新才能的人,和有较低创新才能的人,都有可能被聘为企业家,滥竽充数嘛!然后等到经营一段时间之后,企业所有者大概能摸清他们的底,知道哪些没有创新才能,这时候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建立个筛选机制,把哪些低能力的人淘汰掉。

你也许说当然要,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嘛!但是不要忘了,把他们淘汰掉,需要新的企业家来补,诚然,新的企业家也有一些滥竽充数的,不过他们淘汰掉的全部都是滥竽充数的,而新补进来的只有一部分是滥竽充数的,所以就创新能力来说,他们还是赚了。

然而,新企业家和老企业家还有另外一个区别,就是老企业家能弄到更多的钱去投更大的项目,而新企业家缺少这样的能力。(无论你创新能力的高低,经过一段时间作为企业家的经历,你都有更大的能力搞钱,最简单的,你作为企业家的收益就很高了,你可以用自己的钱嘛!)

所以企业所有者可能面临两种方案的比较:第一、不淘汰这些老企业家,他们投资更大的项目,然后依靠模仿获得一定的创新;第二,淘汰这些老企业家,引进新的企业家,这里边有一部分是高能力的,可以依靠自主创新获得很大的创新收益,一部分是低能力的可以通过模仿获得一定的创新收益,而他们的都弄不到太多的钱,所以只能投资小项目。

也就是企业所有者面临着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取舍。那么什么在影响他们的选择呢?

第一当然是创新能力的重要程度。我们可以预见,如果通过模仿获得的收益和通过自主创新获得的收益差不多,那么就算老企业家没有什么创新能力,也问题不大。我们知道,更加接近科技的前沿,模仿获得的收益就更低,反之亦反,所以越是落后的国家,创新能力越不那么重要。

第二当然是投资能力的重要程度。我们可以预见,如果即使新企业家,也能很容易获得大量贷款或者其他方式融资方式,那么老企业的投资能力显得没那么重要,自然该淘汰也就淘汰了。而越是落后的国家,也面临着更大的信贷部完备,所以越是落后的国家,投资能力越重要。

结论自然是:落后国家的企业所有者,没有激励去淘汰低能力老企业家;先进国家的企业所有者,有激励其淘汰低能力老企业家。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落后国家的增长是投资驱动的,而先进国家的增长是创新驱动的。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些会来事的万金油为什么吃香了,因为你再会管理企业,发现商机,也不如人家多喝几瓶酒拿下贷款拿下订单,对公司贡献大。尤其中国这样一个正式制度缺失,整个资源配置是依靠非正式制度运行的国家,关系、人情,成了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在公司混上几年,人情世故更加精通,人脉也积累得不错,有又了些积蓄,虽然正儿八经的业务什么也不会,但也比新来一个名校商学院高材生贡献大吧?

好吧我知道这和问题里想问的 宏观问题有微观基础 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又跑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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