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会不会灭绝于瘟疫？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给出“是”或“否”。我们需要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审视人类自身的生理机制，就像一位深邃的历史学家，回顾过往的疫情，更需要像一位敏锐的战略家，洞察未来的挑战与应对。
回溯历史的阴影：瘟疫与人类的共舞
人类并非孤立存在于地球之上。我们与无数微生物共享着这个家园，其中一些便是能够引发疾病的病原体——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从茹毛饮血的时代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些微小的敌人。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历史上那些曾经摧残人类文明的“大瘟疫”。
黑死病（鼠疫）： 十四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夺去了数千万欧洲人的生命，其比例之高至今仍令人心惊。它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甚至宗教观念。这场瘟疫的残酷性在于其快速传播和高致死率，以及当时医疗水平的近乎于空白。人们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死亡，只能诉诸迷信和恐慌。
天花： 这种可怕的疾病，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长达数千年的印记。它造成的不仅仅是死亡，还有脸上永恒的疤痕，许多幸存者因此变得面目全非。虽然它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几乎绝迹，但它曾经造成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新大陆的发现之后，欧洲人将天花带给美洲原住民，导致了原住民人口的大规模崩溃，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物上的“灭绝性打击”。
西班牙流感（1918年流感大流行）： 虽然名字带有“西班牙”，但这场流感并非起源于西班牙，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它在短短几年内夺走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多的生命，其特点是感染了大量青壮年人群，这与季节性流感通常对老人和儿童更具杀伤力的特点截然不同。这场流感暴露了全球化传播的巨大风险。
这些历史事件，虽然没有导致人类整体灭绝，但它们展示了瘟疫作为一种生物力量，拥有颠覆社会、削弱文明的巨大潜力。
人类的韧性与演进：对抗瘟疫的自我防御
然而，我们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从瘟疫的阴影中走出，正是因为人类自身蕴含着惊人的韧性和演进能力。
免疫系统： 这是我们最强大的内置武器。每一次与病原体的接触，都是一次免疫系统的训练。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抗体，形成记忆细胞，以便在再次遭遇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将其清除。这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演进过程，使得人类在面对许多曾经致命的疾病时，已不再那么脆弱。
医疗与科学的进步： 这是我们后天发展出的最强大的武器库。
抗生素与疫苗： 亚历山大·弗莱明的青霉素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细菌感染的治疗格局。疫苗的研发，更是将人类从许多曾经无药可治的病毒性疾病中解放出来，如天花、脊髓灰质炎等。
公共卫生体系： 隔离、检疫、消毒、疾病监测，这些公共卫生措施在历次疫情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传播。
基因测序与分子生物学： 如今，我们可以快速识别新的病原体，了解其基因组，从而加速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
可以说，人类与病原体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军备竞赛”：病原体在演化，我们也同时在演化，只不过我们是主动利用智慧和科技来加速这一进程。
未来的挑战：那些可能敲响丧钟的警钟
尽管我们拥有强大的抵抗力，但将“人类不会灭绝于瘟疫”这句话说得如此绝对，未免过于乐观。未来的挑战依然严峻，而且可能会以我们尚未完全预料到的方式出现：
1. 新发与再发传染病（Emerging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人畜共患病（Zoonotic Diseases）：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我们与野生动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病毒很容易从动物宿主跳跃到人类身上，并快速适应，引发新的大流行。SARS、MERS、COVID19 都属于此类。未来，可能出现致病性更强、传播性更广的新型病毒。
病原体的演化： 病毒和细菌的遗传物质变异速度非常快。它们可能通过基因重组或突变，获得更强的毒力、更快的传播能力，或者对现有的药物或疫苗产生抗性（例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出现）。
抗生素耐药性（Antibiotic Resistance）： 这是当前最令人担忧的全球健康危机之一。滥用和误用抗生素正在加速细菌产生耐药性。一旦出现能够感染人类并对抗所有已知抗生素的超级细菌，我们将退回到抗生素发明前的时代，许多常见的细菌感染将变得致命。
2. 全球化与城市化：
快速传播： 现代交通方式（飞机、火车、轮船）使得病毒可以在数小时或数天内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人口的高度密集和流动性，为病原体提供了绝佳的传播温床。
城市化： 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加上基础设施的压力，一旦爆发传染病，可能导致医疗系统迅速崩溃，难以有效控制疫情。
3. bioterrorism（生物恐怖主义）：
虽然概率较低，但恶意制造和释放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病原体（如天花病毒或经过基因改造的流感病毒）是潜在的威胁。这种有目的的攻击，其破坏力可能远远超过自然发生的流行病。
4. 环境变化与生态失衡：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媒介生物（如蚊子、蜱虫）的分布范围改变，带来新的疾病传播风险。森林砍伐、湿地消失等生态破坏，也可能增加人类接触到携带新病原体的野生动物的机会。
人类灭绝的概率：一个复杂的计算
那么，综合以上因素，人类灭绝于瘟疫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纯粹的数学概率和生物学角度来看，要让整个人类物种因为一场瘟疫而灭绝，门槛是相当高的。人类分布广泛，个体差异巨大，加上我们所拥有的科技和智慧，要做到“清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生物学上的屏障： 即便有病毒能够感染绝大多数人，但总会有个体因为基因差异、免疫状态等原因而拥有一定的抵抗力或完全免疫。这些幸存者能够维系人类的火种。
地理上的隔离： 世界并非铁板一块。某些偏远地区或隔离的社群，可能在疾病爆发初期不被波及，或者能够依靠自身的资源坚持更久。
科技的反扑： 只要人类文明未完全崩溃，我们就不会停止对抗疾病的努力。新的疫苗、药物、治疗方法总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减缓或阻止疫情的蔓延。
更现实的担忧：文明的崩溃与大规模死亡
然而，如果我们把问题从“人类整体灭绝”稍稍偏移到“文明的崩溃”和“大规模死亡”，那么瘟疫的威胁就变得异常真实。一场失控的、高致死率、高传染性的超级瘟疫，确实有能力：
压垮医疗系统： 导致大量本可救治的病人死亡。
破坏经济与社会秩序： 供应链断裂、劳动力短缺、社会恐慌蔓延，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
削弱人类整体的抵抗力： 即使幸存下来的人类数量依旧可观，但如果社会的组织能力和科技水平大幅倒退，人类将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其他挑战的威胁，包括下一次瘟疫的打击。
结论：警惕但不绝望
人类不会轻易灭绝于瘟疫。我们的种族拥有非凡的生命力、适应能力和智慧，我们已经战胜了许多曾经看似不可逾越的疾病。然而，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瘟疫是自然界赋予我们的一项持续的挑战，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高度互联、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它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生理免疫力，更是我们社会的组织能力、科技的研发速度、全球的合作意愿以及我们应对危机的智慧和决心。
如果我们能认真对待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加强对新发传染病的监测和预警，投资于公共卫生和生物医学研究，并且在全球层面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那么我们就有很大的希望能够继续在这场与微生物的漫长博弈中生存下去，甚至继续发展。
但如果我们选择忽视警告，任由风险累积，那么瘟疫依然有可能成为我们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巨大坎坷，甚至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残酷章节。这并非是终结，但绝对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去避免的沉重代价。
所以，与其问“会不会”，不如问“我们能否准备好”。答案，就掌握在现在和未来的我们手中。
网友意见
我靠，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少瘟疫知道吗？
先来看一个猛的：
鼠疫也称黑死病，它第一次袭击英国是在1348年，此后断断续续延续了300多年，英国近1/3的人口死于鼠疫。
到1665年，这场鼠疫肆虐了整个欧洲，几近疯狂。仅伦敦地区，就死亡六七万人以上。1665年的6月至8月的仅仅3个月内，伦敦的人口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9月竟达8000人。鼠疫由伦敦向外蔓延，英国王室逃出伦敦，市内的富人也携家带口匆匆出逃，剑桥居民纷纷用马车装载着行李，疏散到了乡间。伦敦城有1万余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
在十四世纪中期，欧洲受到一场具毁灭性影响的瘟疫侵袭，即一般人所称的黑死病。它从中亚地区向西扩散，并在1346年出现在黑海地区。它同时向西南方向传播到地中海，然后就在北太平洋沿岸流行，并传至波罗的海。约在1348年，黑死病在西班牙流行，到了1349年，就已经传到英国和爱尔兰，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和俄罗斯。只有路途遥远和人口疏落的地区才未受伤害。根据今天的估算，当时在欧洲、中东、北非和印度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人口因而死亡。
许多城镇因此人口大减，上至领主下到农奴都不能幸免，而这些人都对社会都有一定价值，他们若非从事农耕便是其它工作，一旦他们移居到城市，就会加速瘟疫的传染。
黑死病盛行的后期,由于肥皂的发明,使其感染几率下降,最后直到灭绝.目前有黑死病杆菌仅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实验室存在。
黑死病是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从1348年到1352年，它把欧洲变成了死亡陷阱，这条毁灭之路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在之后300年间，黑死病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的城镇，威胁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尽管准确统计欧洲的死亡数字已经不可能，但是许多城镇留下的记录却见证了惊人的损失：1467年，俄罗斯死亡127000人，1348年德国编年史学家吕贝克记载死亡了90000人，最高一天的死亡数字高达1500人！在维也纳，每天都有500-700人因此丧命，根据俄罗斯摩棱斯克的记载，1386年只有5人幸存！
嗯嗯，征兵在咱们国家也出现过：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看看.
再来说说霍乱
霍乱是一种由霍乱弧菌感染的急性腹泻性传染病，如果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会导致脱水而死。这种传染病流行于全世界，并且至今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之一，特别是非洲有些国家，这几年疫情频发。我国政府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这种较为低端的传染病并没有在我国形成太大危害。现在威胁中国人生命健康的，是“高端”传染病，比如2003年的“非典”，以及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
然而，旧中国就不一样，即使在当时具有很高发展水准的东方第一城市上海来看，霍乱成为困扰它发展、严重威胁生活在其中的中外人士的噩梦，每隔几年都会发生一次，有些甚至延续好几年时间。
中国最早发现霍乱病是在1820年，在华南发现，很快传播到长江流域。据早期文献记载，1821、1826、1840、1841年，上海均有霍乱疫情，但没有具体的病例数目。主要是由于霍乱还不是政府的法定传染病，无须报告。租界开辟之后，外国人开始大量移民，但霍乱并没有因为外国人的优越感而放过他们，1846年就有2例西方人的死亡病例。
1862年，是上海有史以来第一次霍乱大流行，上海、松江2县患病者达总人口的八分之一，病死数千人。第二年，据英国人统计，霍乱仍然在中国人当中大流行，而且死亡极多，7月14日一天就病死1500人。实在骇人听闻！到1874年，据工部局报告，6、7两月，外国人中流行腹泻，患者当中病死三分之一。1875年，外国人有18人患霍乱，死亡11人，病死率极高。霍乱疫情引起租界的重视，之后的统计数据逐渐准确。1877年，外国人总共在华2000人，患病23人，死亡16人，中国人患病更多。1878年，外国人霍乱病死者16人，多为海员。
据统计，自1880年至1938年约60年间，上海仅有22年未发现霍乱，其余年份均发现霍乱疫情，其中尤其以1883年、1885年、1890年、1895年、1902年、1907年、1912年、1919年、1926年、1929年、1932年及1938年等12年为甚，国人和外国人均有大量死亡。而且上海的霍乱疫情有一定的周期性，间隔期为2至7年，平均为5年。
上海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年份是1926年。这次疫情从1925年开始，前后跨了三个年头，到1927年才逐渐收敛，登记收治染病者5500多人，登记病死者近600人。1938年霍乱患病和病死人数更多，8000多人患病，1700多人死亡。
再看看天花
被史学家甚至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事件不是靠枪炮实现的，而是天花。在人类历史上 ，天花和黑死病、霍乱等瘟疫都留下了惊人的死亡数字。
最早有纪录的天花发作是在古埃及。公元前1156年去世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有被疑为是天花皮疹的迹象。
15世纪末，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这里居住着2000-3000万原住民，约100年后，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万人。欧洲殖民者把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了印第安人。随后，瘟疫肆虐，由欧洲传来的腮腺炎、麻疹、霍乱、淋病和黄热病等病也接踵而至。
18世纪70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了牛痘，人类终于能够抵御天花病毒。
1820年代，英国发明了预防天花病的牛痘疫苗。天花病患者的死亡率仍高达三分之一。后来，发达国家逐步控制了这种疾病，但非洲农村仍有流行。
最后说一个常见传染病：流感
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和一般流感的0.1%比较起来较为致命。
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发生流感，接着中国、西班牙、英国都发生了流感。当时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但到了1918年秋季则在全球大量爆发，至1920年春季，在全世界造成约10亿人感染，近4000万人死亡。
其名字来源，因为当时西班牙有800万人感染了流感，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
此流感漫延全球，从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无一幸免；许多爱斯基摩部落是一村一村的死绝，在萨摩亚死亡率更高达25%。亚马逊河口口的马拉若岛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没有感染报告的人类聚集地。
大哥，四千万，什么感念？想一想。
但是，估计你会以为，这几种病理你都很久远，不好意思，流感这种东西在1968年又来了一回。
1968年的香港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不仅仅是个日夜思念期盼归家的孩子，更是个商业发达的通商口岸，但是，也正是由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条件，流感一直是香港高发的传染性疾病，每年甚至引发数十起死亡病例，流感在香港人看来，已经算是家常便饭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1968年上半年，香港开始出现流感的第一波，并在1968年7月正式分离到该流感的类型为H3N2亚型流感病毒，分离出病毒毒株的科研人员们并没有因此而重视起来。据研究显示，人群对N2抗原具有普遍的抗体水平，因此专家认为这次的H3N2亚型流感病毒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流行，尽管在当时，H3N2病毒已经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是死亡率极低，大家在家中躺5-10日便可痊愈，港英政府并未采取相应的措施抵制流感病毒的散布，有人把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形象的比喻为“闷烧”。
但是就是这个我们都以为能够慢慢过去的“流行性感冒”，在1968年末发展成为了让人闻风丧胆的“恶魔”。1968年下半年，H3N2病毒N2抗原逐渐发生变异，从而导致了难以自愈的香港流感在欧美亚大洲的广泛肆虐。据悉，该变异病毒感染了约50万香港居民，占香港人口的15%，其中死亡人数高达6万人。我国大陆地区1968年7月-9月为第一波，香港流感从南方开始向全国扩散；1970年夏季南方流行，冬季北方流行。自此开始波及全球。
第二波传染在1968年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蔓延到越南、新加坡、印度、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非洲、南美和欧洲，夺去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年末病毒横跨西海岸，席卷美国，导致了美国的高死亡率和发病率，当时美国正值越南战争时期，大多数的病毒是通过从越南战争回来的士兵身上带回来的，在美国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当时受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其中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事件就是在加州圣地亚哥市的海洋里，三只分别叫沙姆、基尔罗伊和拉穆的鲸鱼也不幸感染了香港流感，流感的感染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人传人的基础之上，海洋里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为此，政府为鲸鱼配备了医护人员，并为它们注射了抗生素药丸，以防止香港流感在海洋扩散。
1968年12月至1969年1月迎来了香港流感的顶峰，仅仅两个月时间内，就已经有近50万人死于香港流感。此后的香港流感常有反复，一共死了多少人呢？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的香港流感最终导致了100万-200万人的死亡，其中英国有3万人死亡，美国造成了3.4万人因感染致死。
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直到2009年，H3N2流感再次爆发并发生变异，在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又夺走了上千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为中老年人。
你以为这就完了？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去年报告，2019-2020年美国流感季已经导致至少1900万人感染流感，至少1万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68名儿童。
此外，至少18万人因流感并发症住院，随着流感活动的蔓延，这个数字预计还会上升。而流感活动几乎遍布美国所有地区，并在其中41个州活动频繁。天普大学刘易斯·卡茨医学院的萨沃伊（Margot Savoy）博士指出，“我们低估了流感的致命性”。
是不是很刺激？
人类灭绝了嘛？没有，还越活越健康越活越精细了。
本来一切都很美好……
最后补充一个人渣：石井四郎
你光知道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中国人，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渣利用细菌战死了近四十万中国老百姓？晋西南、鲁南、皖西的很多村子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成了无人村？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1959年10月9日），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关东防疫给水部长（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办者。以进行了许多人体实验，研制了细菌武器而知名。在当时属于满洲国的哈尔滨等地对活人进行细菌感染、解剖生化实验。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余名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在活着的情况下被进行人体实验。日本战败后，他用731部队几年来在中国进行研究获得的细菌资料私下同美国进行交易，当时美国用其细菌武器对付苏联，而逃过了战争国际法庭的审判。 1959年（67岁）因喉癌病死于日本东京。
看到没有，这个孙子竟然逃脱制裁了。
1936年，根据日本裕仁天皇的敕令，日本陆军部和陆军参谋本部在我国东北“伪满洲国”区域建立了两支细菌作战部队。一支位于长春以南5公里孟家屯附近的华人村，对外称93号军事基地“关东军兽类传染病实验局”；另一支位于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对外称17号军事基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或称“关东军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有时也称“东乡部队”。这支部队于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后，改为“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又于1945年5月，为掩人耳目再次更名为“二五二0二部队”。由日本微生物学博士、后为中将的石井四郎任部队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松村知胜少将在回忆录中，对此曾有过活灵活现的描写：“被称为‘陆军的狂人军医’的石井，是一个坚毅果断，擅长宣传，有行动能力的军医。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行为古怪。昭和12年（1937年）前后，在军医学校当教官时，当时笔者正在参谋本部编成班任职，他经常不请自来，强烈要求给防疫给水方面预算和编制。为此,或当众舔从人尿中提炼的盐，或饮用污水处理来的清水等，让参谋本部的大人物们目瞪口呆……总之是一位善于策划，富有实干能力的人……”防疫给水部成了日本疯狂从事细菌战的最好隐身衣，石井四郎以此为名，在中国东北及关各地，成立了23个以上的“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及分支。
1935年初夏，关东军强占距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并于1936年春动工，开始了营建细菌部队的设施。这是一项极为保密的巨大、综合性的工程，石井四郎在长春招募了4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承担，经时两年多才告完成，工地上使用中国劳工有时超过去1500人。
从细菌部队设施蓝图上看，区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包括指挥中枢所在的二层楼，即由3栋、4栋、5栋、6栋组成的细菌研究中心的“四方楼”，占地约为15000平方米，内有各种细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监狱、解剖室等，还有处理人体和动物尸骸的3个焚尸炉。
1936年时，平房及附属设施的年度预算为“人力费300万日元，各支队20——30万日元，试验研究经费600万日元”。所以事实上石井四郎掌握着1000多万日元的预算经费，而在当时即使指挥几个师团的将官们如果得到如此一笔预算也会高兴不已。1938年石井四郎晋升为大佐。1938年6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1539号命令，确定了平房“特别军事区”范围及规则，“特别军事区”总面积约120多平方公里。
731细菌部队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德国法西斯“波兹南细菌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杀人工厂。731细菌部队人员配备比其它培训部队高出一等，配有一名中将和四名少将，全员时为2600人。
1939年5月，日军与苏、蒙的军队发生冲突，石井四郎视为进行细菌战试验的最好机会，他制定了具体实施方针政策案。6月份石井四郎在海拉尔储备了2000多枚载有疽、伤寒、霍乱菌的炮弹，准备发射到苏军阵地。到了7月份，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为挽回日军的败局，终于答应了石井四郎所求。欣喜望外的石井四郎将731细菌部队当时仅有的400余名各种从事细菌战人员抽调一半，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并将22. 5公斤沙门菌和伤寒菌投入哈拉哈河中。在7、8月份，石井四郎又将早在6月份储存在海拉尔的细菌弹运至前线，发射到苏军的阵地上。1939年10月1日，731细菌部队作为卫生部队在日军军史上首次获得的战功奖状。由第6军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将亲自颁发，石井的正面半身照片附着报纸选择性的报道了。
1940年7月，石井细菌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在石井四郎亲自带领下，在浙江宁波上空投撒伤寒、霍乱、鼠疫菌；10月4日在衢州、22日在宁波飞撒细菌；11月和12月又在金华、上虞、汤溪等地投撒细菌。1941年春，石井细菌部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的命令，派出第二批远征队，由第二部队长太田澄大佐带领，开始时为60人，后增加到100余人，其中有30名细菌学专家。远征队在常德一带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发该地区鼠疫流行，死于鼠疫达400多人。4月21日又在新登县上空投下细菌，11月4日在常德市区投撒鼠疫菌，12月19日，日机在诸暨上空散布鼠疫菌。
1942年5月，中日展开了浙赣会站，到8月战斗结束。日军在作战中俘虏了数千名中国军人，俘虏收容所分别设在玉山等两处，每处关押1500余名。8月下旬，石井四郎从南京飞抵衢县，他首先想到是要利用这3000余名的俘虏，来传播剧烈的传染病。于是在给俘虏的3000多个馒头中注入肠伤寒菌、副伤寒菌，在饼干上也涂上了这些细菌。然后将这些馒头、饼干给又累又饿的俘虏食用，最后释放了这3000余名俘虏。数日后，在日军迅速撤离后的该地区，传染病迅猛地蔓延起来。在第731部队的基地发表了成果报告，其中记载：“派遣队在现地调查的结果，传染病突发并流行中最有效果的是副伤寒菌。”
1942年9月，石井四郎到山西，大肆布置细菌战，山西的日军曾多次使用细菌武器。
今天，大哥终于出门了，结果去超市不让进，因为我忘了戴口罩。幸亏大哥脾气好，要不然一顿揍少不了。
灰溜溜的跑回来，戴了口罩又回去，买了一瓶香草可乐，真好喝，哈哈。
关于这次疫情，全国都很重视，大哥村都让封了，孩子们高兴坏了，终于不用上学了——你想的美。
2003年的时候大哥在北京，公交车真空，我坐在后边，售票员喊我，小兄弟你坐前面来，我一天都没见着人了，咱俩聊会儿……啧啧，聊了一路，钱也没说不要。
大哥相信，有了上次SARS的经验，这次疫情一定可以很快过去的。而且终南山老爷子身体很硬朗，相信在老爷子带领下，疫情一定很快就会过去。现在是最严峻的时期，大家不要出门，实在无聊可以看看我的故事，哈哈。要是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做好防范措施。
祝各位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还要和小老太太跳广场舞呢……阿姨要给我介绍她家闺女，说是能干的很，阿姨，你有点污，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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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它触及了进化论和人类行为之间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按理说，那些选择不生育的人似乎在宏观的基因传递上“出局”了，那么为什么“不想生”这个想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基因，竟然能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甚至在现代社会中还显得愈发普遍呢？这其中涉及的因素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首先，我们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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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问题问得挺实在的，触及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矛盾：是真的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还是我们人类一厢情愿的情感寄托？我跟你说，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也比你想的更复杂。先说说那些不常见的苹果品种。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个苹果嘛，少了几个品种，咱们不是还有富士、嘎啦、红蛇果吗？吃喝不耽误。这话倒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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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物种灭绝是否会对人类造成影响的讨论又多了起来，甚至有人抛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认为这只是自然规律，与我们无关。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适者生存”就能带过的。首先，咱们得明白，“物竞天择”这话说得没错，自然界确实存在竞争，也确实有物种因为无法适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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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生物学里“灭绝”和“繁衍”两个概念的关键区别。用你说的例子，恐龙和人类的灭绝，以及苍蝇蚊子的“年年灭绝”，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物种灭绝”这个词的科学含义。真正的物种灭绝，是该物种在地球上彻底消失，没有个体存活，从而失去了繁殖的可能。 这就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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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的这句话，“不生孩子人类不灭绝了？”，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对繁衍后代的绝对化期待，其实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看法，并且在科学、社会、个人价值等多个层面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面对这样的说法，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反驳，展现你的思考深度和成熟度：一、 从“灭绝”的定义和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性反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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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它触及了化学、生物、地质以及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要说在不灭绝人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制造巨大损失，选择哪种化学元素至关重要。我想，氧（O） 可能是最能制造灾难性后果，同时又保留人类存在的选项。我知道，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毕竟氧气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但这里的“消失”，我们不妨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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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力量之大，足以改变地貌，征服疾病，甚至将足迹印上月球。然而，即便如此强大的我们，也无法做到将这个星球上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虫子彻底根除。这并非我们不够努力，而是虫子这个生命群体本身所拥有的，超越我们想象的韧性与适应力。首先，要理解虫子之所以难以被彻底灭绝，在于它们那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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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触及到生命繁衍、进化策略以及人类独特性几个核心层面。我们不妨从头梳理一下，为何人类这个物种，在一些看似“低效”的设定下，不仅没有灭绝，反而走向了统治地球。首先，我们得承认，从纯粹的生物学角度看，人类的繁殖能力确实不算“强”。与其他许多动物相比，我们一胎通常只生一个，生育间隔也相对较长，而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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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富有想象力的问题，它触及了人类最根本的繁衍方式以及性别认同的未来。如果技术进步到可以不需要交合就能生育，那么它确实可能引发一系列复杂且可能极端的社会变革，包括你提到的“性别灭绝战争”的可能性。下面我将详细探讨这个可能性，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可能的形式以及一些制约因素。一、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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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否会灭亡，这是一个极其宏大且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 与其说“会不会”，不如说“有没有可能会”，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 科学界、哲学界以及大众对此有着广泛的讨论和猜测。为了更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维度来分析：一、 人类灭亡的潜在原因（威胁）我们可以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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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否会因为资本主义灭亡，这个问题涉及对资本主义本质、历史发展以及未来可能性的复杂讨论。需要从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环境问题、技术变革等多维度展开分析，并结合不同理论视角进行探讨。 一、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与矛盾1. 资本逻辑的本质 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核心驱动力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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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足够复杂。如果我们假设清朝是由汉族人建立并统治的，那么中国封建王朝的命运，很可能会比历史实际走向发生显著的改变。但要说是否“灭亡”，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绝对性，或许用“转型”或“延续”来描述会更贴切。我们不妨从几个关键的方面来探讨一下：一、统治合法性与民族矛盾的削弱：历史上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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