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为什么救助中国人？

白求恩除了人道主义和革命精神以外，他也有个小我，他为了救赎自己的小我，惊天动地以至于不朽，也算歪打正着啊，谁都不容易。

因为中国是能吸引共产主义战士的，他们能在中国实现自己的价值。

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抱着疑惑来到了陕北，被咱们当年的精神气儿感动，写了《红星照耀中国》

后来一个叫阳早（Erwin Engst )的美国帅气年轻人，康奈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受到毛主席和《红星照耀中国》影响，为了信仰来到中国。【百度百科: 他称自己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他在延安为“小米加步枪”的精神而感动，深信得到百姓拥护和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定能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每当人们问及他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他会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为信仰而来。”】

他有个朋友叫韩丁（William Hinton)，哈佛和康奈尔毕业，1943年读了《红星照耀中国》，也来了中国，后来自愿到了我党的河北解放区，为我国培养第一代农机人员。

他把阳早忽悠来了中国。

然后阳早和他一起把他妹妹忽悠来了。

他妹妹叫寒春（Joan Hinton)，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她还是费米的助手，杨振宁的同学。

受她哥和阳早的影响来中国了，但她当时不承认，她说，我是被毛主席忽悠来的。后来跟阳早在陕北的窑洞里结婚了，俩人后半生帮中国养牛，一辈子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她和她哥，她老公，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阳早和寒春的孩子母语都是中文，他俩的大儿子阳和平在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教书。

b站有阳和平的访谈

他抹着眼泪说他爸妈

“我们所认识的人里，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他们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又是人民需要的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他有个大环境，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他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喜欢的事业上。他这属于金饭碗的人，他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也不追求比别人多。他不追求当人上人，他也不追求当人下人，他就要跟大家一样，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大家穿什么我们穿什么。这样他就能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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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一下b站的评论

"不知道在座的说洗脑的人你们学历和阅历是多少，但是人家参与过曼哈顿计8划，当时地球最强大脑中的一员，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他们更懂。自己不相信的叫别人相信那是传销，自己相信的并且感染到别人，那是信仰。人的理想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才是高尚的理想。”

“其实我能理解他父母，就是那种特纯粹的理想主义，你想想，如果今天，你们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很先进思想的学者，有一个机会让你们去见证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比你们知道的所有国家都好都新鲜，你们不想去看看不想去参与一下吗，越是思想进步的人越有劲头儿去干这种事儿，而且，讲实话，建国以后，中国人民有一段时期那精神面貌真不是吹的，特别积极向上特别有奔头"

最后借用一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名句。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左阳早 右寒春

左边是来中国后的阳早

1949陕北的窑洞，他俩和翻译的合照

1955-1966

他俩带着娃在西安郊区的农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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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什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影响这么大，能“忽悠”这么多人来中国，我觉得看了这本书就自然能理解这个问题了。

其实他写这本书直到1937年出版的时候，我党离胜利还早着呢，甚至离抗日战争胜利都还早，这本书当时压根不可能以《Red Star Over China》这个名字出版，所以改了个隐晦点儿的名字叫《西行漫记》。

斯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记者，没有偏见没有既定的立场，他是为了解答一大堆疑问拿到一手资料亲自跑去寻找真相的伟大新闻工作者。

• 译者前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

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

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这四个月的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

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地认识。”

——《红星照耀中国》译者前言

• 1938年中译本斯诺的序言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

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 《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序言

• 斯诺疑惑的问题（原文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十分详细，这里只是节选）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

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作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维护这种政见呢？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么？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么？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

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

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

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

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 斯诺和红军小战士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

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 第一次见周恩来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了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

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 斯诺问他们喜欢红军吗

他们喜欢红军吗？

我问他们。

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

“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

“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 斯诺和毛泽东（可爱）

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

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却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 采访毛泽东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 这种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呢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山，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

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

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象是一种有力的示威，象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

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时侯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

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

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象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

• 告别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来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象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做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向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蹚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白求恩是个伟人，这没什么好说。世界上就是存在这样的人，他不在乎自己个人的利益，发自内心地就是想为人类创造福祉。这样的人非常少，但却是人类之光。

但其实，现在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医生参加援非医疗队。他们同样也是受组织委派。他们的工作从本质上讲，和白求恩的工作没有太大差别。

从主观上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白求恩那么伟大。大家也是为了多赚点钱，或者快点评上职称。但从客观上讲，他们冒着极高的艾滋病和各种病毒的感染风险，千里迢迢来到落后国家，治病救人。

他们不是伟人，但并不是只有伟人才可以做伟大的事情。

一个正确的道路，可以让你我这些自私的平凡人去行高尚之事。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
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毛泽东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我一个字都不说，看看会不会再吃一个“内容违反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

因为他是国际主义者。

当时的国际主义者有一批。

国际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不同，世界主义者是精英路线，属于世界性的文化、技术、经济精英，鼓吹博爱，自由，等等，但是自己还是过的最好的生活：国际主义者是走群众路线，像白求恩这样，去到落后地区，和大家一起努力，推动国际团结，所谓的—真·无产阶级·国际合作。

历史上，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世界主义都存在过，而且是共存，有合作有斗争，不是一种单一的历史线索主导。后来国际主义式微了，国际主义者门要么牺牲，要么被边缘化，要么灰心。

再后来历史叙述重塑，多线索的历史被压缩为单一叙述，国际主义也被有意无意的遗忘了，大家都用国家利益视角看问题，结果就会怀疑国际主义者是不是真的存在过，或者是别有用心，有啥阴谋。

白求恩和全世界的国际主义者都知道中国正在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所以他们来支援我们。同邪恶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涅日丹诺夫中尉（俄语：Николай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Нежданов，1913年－1937年11月22日），父名有时音译为尼基弗洛维奇，是一位苏联航空兵，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加入苏联援华飞行队，到南京参与对日空战，期间被三架日本战斗机击落，为飞行队首位阵亡者。涅日丹诺夫获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罗伯特·麦考利·肖特（英语：Robert McCawley Short，1904年－1932年2月22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州斯特利孔（英语：Steilacoom, Washington），成长于邻近的塔科马，是一位美国陆军航空军飞行员，军政部航空学校教官。1932年2月22日，在他第二次与日军的空战中，被六架日机包围。肖特在击落一架日机和击毙一名指挥官后，遭日机击中而连机坠毁在江苏省吴县车坊镇高垫村（现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的吴淞江镬底潭河段中而牺牲。他是中国抗日战争第一位牺牲的外籍飞行员，也是对日战争中第一位牺牲的美国飞行员。

被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骗了，走了歪路并不可怕。能够迷途知返，也可以做一个好人，一个有意义的人。

宫川英男（1918年－1945年6月9日），原名宫川启吉，是一名日本士兵，参与侵华战争时被八路军俘虏，并投诚八路军。他此后一直为八路军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劝说日本士兵投降，当时，八路军为投诚日本士兵提供优于一般战士的伙食，但宫川推辞不受。最终他在日军搜捕时举枪自杀。宫川获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为该份名录内唯一一名日本籍人士。

松野觉（1918年－1944年3月5日），日本广岛县人，1940年1月随侵华日军丸山旅团到中国作战，1941年被俘后参加新四军，后任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1944年3月5日牺牲于车桥战役。1944年3月25日至5月20日，《解放日报》多次介绍松野觉烈士的事迹。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面对中外记者参观团高度赞扬松野觉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2015年8月24日公布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松野觉的名字被收录其中。

今野博（1919年－1944年），曾用化名中野博、金野博，日本秋田县人。1939年春入伍，隶属侵华日军第32师团，1939年8月在山东梁山附近的独山庄被八路军第115师俘虏，1941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支部长，因遭遇日伪军扫荡被俘，1944年被秘密杀害于济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2015年8月24日公布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今野博的名字被收录其中。

以上的抗日烈士虽然都牺牲了，但是也有活到抗战后的，尤其是日共第一书记就是我们延安培养出来的。

野坂参三（日语：野坂 参三／のさか さんぞう Nosaka Sanzō、1892年3月30日－1993年11月14日），日本政治家、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原名小野参弎。历任日本共产党议长、共产国际日本代表、日本共产党名誉议长等职务。他在中国期间的名字是冈野进，这个名字是毛主席为他起的。

野坂参三出生在日本山口县萩市的一个商人家庭里。由于出生在3月30日，因此取名参弎。9岁被送给母亲一族的野坂家为养子，改姓野坂氏。野坂参三的义兄次田大三郎是夫人野坂龙的姐夫，二战之后在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的内阁里担任书记官长和内务官僚的职务。1898年进入明伦寻常小学校学习，后来经过萩中学校，进入县立神户商业学校（今兵库县神户商业高等学校）学习。在该校学习期间，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论社会主义”（社会主義を論ず）的论文，遭到教师的叱责。

1912年进入庆应义塾大学理财科学习，在读期间加入了友爱会，参加劳动运动。毕业后担任常任书记。1919年，被友爱会派往英国，加入大不列颠共产党。回国后，加入日共。担任日本劳动总同盟产业劳动调查所主事，在职期间，庆应毕业的学弟野吕荣太郎深受其影响。在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野坂被人告发入狱，但因眼疾而被假释。获释后，野坂参三携妻野坂龙秘密流亡苏联，其间的详细情况有许多谜团。到达苏联后，野坂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接受秘密训练，成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此后被派往美国，同美国共产党联系。1940年前往根据地延安。同年10月组建日本工农学校，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结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化名冈野进，对日本战俘进行反战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野坂参三于1946年1月12日离开中国，经过苏联回到了日本。26日，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欢迎大会，共有3万人参加。大会委员长山川均、司会荒畑寒村以及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登坛祝贺。大会奏起了《英雄归来》（英雄還る）的乐曲，由四家文子演唱。薄田研二也朗诵了《同志野坂归来》（同志、野坂帰る）的欢迎诗。而在之前的14日，野坂参三以“受敬爱的共产党”（愛される共産党）为口号，与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表了在共产主义信仰基础上包容皇室存在的声明。野坂在演讲上指责日本政府对滞留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贫困状态的无视，此后葫芦岛日侨大遣返开始了。野坂参三与德田球一一起重建了日本共产党。4月10日，第22回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当选议员。在新宪法制定的审议上，他反对日本政府仅保持自卫权的草案，并主张在宪法前文里追加“主权为国民而存在”（主権が国民に存する）的语句。

在写给归国的西伯利亚滞留者（二战中被苏联红军俘虏到西伯利亚强制劳动的日本兵）的相关信件里，他赞同苏联对这些日本兵的劳改行为，要求延长劳改期限。1950年，由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和平革命路线的批判，导致日本共产党的分裂，野坂参三与德田球一成为所感派的领导人，与宫本显治的国际派对立。由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进行赤色清洗，转为地下活动，后来流亡中国，成立日共的“北京机关”，主张采取武装斗争路线。

1955年，野坂参三回国，同国际派达成和解。在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上，野坂参三否定了武装斗争路线，就任党第一书记。1956年东京都选举区的参议院议员选举中当选议员，直到1977年，共担任了4届议员（每届任期为3年）。1958年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长，宫本显治则担任书记长。在1982年7月的第十六届大会上因年事已高而辞职，此后担任名誉议长。

野坂参三在延安期间加入我党，他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在中国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党内拥有很高的地位，拥有与领导人等同的待遇。在延安活动期间，他先后使用过林哲、冈野进这两个化名，同毛主席关系亲密。

参考

（日文） 野坂 参三　／ 点击 20世纪

（日文） 梅田俊英对和田春树《歴史としての野坂参三》的书评

（日文） 加藤哲郎 歴史における善意と粛清、副标题为“国崎定洞の非業の死からみた『闇の男――野坂参三の百年』の読み方”。季刊《窗》杂志第19号（窗社，1994年）。同《モスクワで粛清された日本人》（青木书店，1994年）参照

大森实《战后秘史》3-4（讲谈社，1975年。1981年文库化。※卷末议长在任中的采访）

井上敏夫《野坂参三予審訊問調書　ある政治的人間の闘争と妥協の記録》 （五月书房 2001年）

和田春树《歴史としての野坂参三》（平凡社、1996年3月）

ジェームス・小田《スパイ野坂参三追跡 日系アメリカ人の戦後史》（彩流社、1995年）

小林峻一、加藤昭 《闇の男 野坂参三の百年》（文艺春秋　1993年）

小林峻一　铃木隆一 《昭和史最大のスパイ・M 　日本共産党を壊滅させた男》 (Wac杂志　2006年)

（日文）シネマの天使编(33). 产经新闻. 2011-03-25 [2011-04-17].

（日文）日本新闻战后编第4号｜NHK战争证言档案

^ 野坂参三的延安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搜狐读书

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白求恩

上世纪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白求恩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援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还有很多国际共产主义者跨国直接拿枪加入战斗，比如著名的国际纵队，直接加入了推翻弗朗哥独裁统治的西班牙内战，总数高达五万人之多。他们是为了自由、平等的理想而战。

在你眼里，白求恩是个加拿大人，而你是个中国人。

但在白求恩眼里，我们都是同志，都是阶级兄弟，都是反法西斯战士，我们之间没有加拿大人和中国人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