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现代医德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外国人白求恩？
一、时代背景：一个民族的危难与求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剧，国家主权岌岌可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争取民族独立，还是改善民生福祉，都成为了整个民族最迫切的诉求。
同时，中国自身的医疗卫生事业还非常落后。技术人才匮乏，医疗设备简陋，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现象极为普遍。疾病的痛苦与战乱的创伤的双重压力，使得民众对健康的渴望与对医疗资源的匮乏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国际上一些进步人士，包括白求恩，看到了中国的抗争和人民的苦难，并选择了挺身而出。他们并非出于功利或私利，而是怀揣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和对正义的支持。
二、白求恩的到来：一个选择的必然
白求恩的到来，并非偶然。他本身就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对现代医疗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法西斯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战士。他早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感到愤慨，并积极寻找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方式。
当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希望获得医疗援助时，白求恩毫不犹豫地响应了。他放弃了在欧洲舒适的生活和良好的职业前景，带着医疗器械和药品，穿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国。
他的选择，在当时具有非凡的意义：
医学使命与政治立场的高度契合： 白求恩的到来，不仅是作为一名医生，更是作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他深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医疗援助对于支持抗战、减轻人民痛苦至关重要。他把自己的医疗技术和经验，毫不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标高度一致。
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白求恩在中国期间，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和他们承受的巨大牺牲。他与士兵和普通民众同吃同住，深刻理解了他们的疾苦。他的行动，是发自内心的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超越了国界和种族。
先进医疗理念的引入： 白求恩不仅带来了药品和器械，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当时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在晋察冀根据地创办模范医院，培训医务人员，推广战伤急救技术，这些都对提升中国军队和人民的医疗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白求恩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白求恩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现代医德的代表人物”，关键在于他所体现出的精神品质，这些品质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并且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这是白求恩精神最核心的表达。他来到中国，完全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的考量。他把病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不分昼夜地工作，甚至在自己生病时也坚持救治伤员。这种忘我奉献的精神，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契合。
高度的责任感与事业心： 白求恩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极其严谨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他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对每一个病人都要尽全力救治。他身上的这种专业精神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于当时中国医疗界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和榜样。
革命乐观主义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白求恩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克服了物资匮乏、交通不便、语言沟通等重重困难，始终坚持在最需要他的地方。他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鼓舞人心、战胜困难的重要力量。
国际主义情怀与人文关怀： 白求恩是国际主义的践行者，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可以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是对每一个生命尊严的尊重，是对人类共同福祉的追求。
四、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白求恩精神之所以在中国被赋予如此崇高的地位，成为现代医德的代表，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与推广： 在白求恩牺牲后，毛泽东同志撰写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精神，并将其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篇文章的发表，极大地提升了白求恩的声誉，并将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符号。
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契合： 白求恩所体现出的奉献、牺牲、仁爱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的“仁义礼智信”、“大公无私”等价值观有着内在的共通之处。因此，他的精神很容易被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并被赋予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满足了民族精神重塑的需求：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精神力量。白求恩精神的出现，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它不仅是一种医学上的榜样，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上的脊梁。
结语
因此，说白求恩是我国现代医德的代表人物，并非简单地褒扬一位外国友人，而是对他在特定历史时期，以其高尚的医德、忘我的奉献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和赞扬。他所代表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他在中国所展现出的光辉，也使他成为了连接中外友谊的生动象征。他提醒着我们，在任何时代，医生的职责都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在于肩负起对生命的敬畏、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人类的博爱。
网友意见
以下是 @徐照青 在另一个问题下面贴出来的，白求恩的最后一幕。
亲爱的聂（荣臻）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
也要写信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
马靴、马裤，请转交吕（正操）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两个箱子，给叶（青山）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
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中国医生就连祖师爷华佗都因为医患纠纷被患者曹操杀了……没有这样的人很奇怪吗？
第一，民族主义要不得，但是现在有些人已经对此上瘾，戒不掉了。
第二，白求恩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国际主义，可惜有些人已经对此毫无概念。
白求恩当年想的是，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现在英特纳雄耐尔已经没救了。
短短几十年，真是沧海桑田。
白求恩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研究生，创造出一种肺结核外科治疗方法，发明和改进了数十种外科器械。白求恩热心社会公益，设计了西方世界的全民医保制度原型，还做出很多挖当年医疗界墙角的济贫举动。这样德艺双馨的世界级名医来中国当战地医生，又牺牲在了中国，当然要做为典型进行宣传。宣传他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获取更多的支持，一个“外人”的事迹可以感染更多的亲历者。为此，白求恩的受惠方出动了他们的最强写手兼演说家——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此后，在新政权的宣传体系内，由时间上的前效作用决定的影响性上，没有一个医务界的先进人物能企及白求恩了。
另外，纯粹从宣传的角度讲，白求恩是一位烈士，宣传他没有后顾之忧。
编者按：这篇讲演是白求恩大夫在l936年4月17日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会上发表的。这天，其他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唯有白求恩大夫为之大声疾呼。
绪论今天晚上提出了一件对这个学会来说是历来最有意思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我们既是被告，又是法官。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是社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不单纯是医学经济学问题。应当把医学看作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而不能从中分离的东西。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都是经济。加拿大的经济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来讲都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互相竞争和私人盈利的基础之上。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危机——通常叫做经济萧条。这不是政治机体的一种暂时的疾病，而是一种需要作系统治疗的足以致命的顽症。那些懦夫却把系统治疗称为激进派的药方。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治标的措施，就等于是用阿斯匹林来治疗梅毒性头痛，可以解除一些痛苦，却永远不能根治。
医疗事业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础的典型行业。在“能捞则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以私人盈利为基础的一种垄断经营。现在，医疗事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资本主义世界其他部分所经历的几乎同样的危机，也会出现几乎同样有意思并令人不安的现象。这可以概括成为“对疾病的科学知识有余而健康不足”。正如某个国家生产的食物超过人民的消费量，但同时却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烧掉咖啡，杀掉肉猪，付钱给农民要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而同时却有千千万万人衣衫褴褛；因此，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几十万人在忍受着痛苦，好几万人因缺乏适当的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疗本来是现成的，只是他们付不起钱。缺乏购买力是和分配不当有联系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问题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我们现在的医疗事业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卖的是面包，却要人们付珠宝的价钱，这种价钱，占我国人口百分之五十的穷人付不起，于是只好挨饿，而我们因为卖不出去，也得受罪，人民没有健康保护，而我们没有经济保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病人的困境
我们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分成三大阶层：第一，富裕层；第二，不富裕层；第三，穷困层。上层包括那些生活富裕的人，有钱人和大富之家；中间一层是那些不甚富裕而又没有保障的人们；下层是广大的群众，他们实在是生活在镣铐之中，辗转于勉强糊口的边缘。低收入阶层的人只能从医生的家庭诊所和医院门诊中享受到基本的健康标准的三分之一。医疗费用委员会的材料说明，按适当标准现应住院治疗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能住上，住院天数也只及实际需要的百分之五十四。唯一例外的是因外科手术住院的病人，贫富大致都能受到正常待遇。
总之，人们必须经历大手术的灾难，才能得到多少说得过去的治疗。委员会的报告还说，年收入低于一千二百美元的人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在一年之内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眼科的治疗。假如和收入一万美元或更多的人（他们中间有百分之十三点八得不到这一类治疗）加在一起，我们就面临着这祥一个可怕的事实: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八点二的人，不管收入多少，都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眼科的治疗。造成这种惊人状况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付不起钱是主要原因；第二，无知；第三，无人关心；第四，缺乏医疗设施。因此我们看到，l929年美国有一亿二千万人口，那一年一百人中只有四十八人去看内科，二十一人去看一次牙，十七人中只有一个人能住院治疗；二十六人中只有一个人检查了眼晴；九人中只有一个人受到健康检查、种痘或打防疫针。然而这一阶层人民中的发病率数字表明，同一年里每千人中就有三百四十四点五人得病。如果把加拿大看作美国这种现象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这么看，那么我们的数字不会有多少不同。
医生的难处
科学知识之博大已经使任何个人在实际上不可能掌握全部医学知识，更不用说加以运用了。这就使医生的专业化成为十分迫切的事，而集体行医也就成为必要的了。个人的专业化意味着需要人口集中。普通医生都知道，没有专科医生的相助，他们给病人的治疗就不值病人们所付的那些钱。然而专业化训练所需要的费用使许多医生不能进入该领域。年轻的医生为了支付医学教育费用，在经济上需要经过艰难的奋斗。此后，为了要挣钱，他们往往不得不去做任何有利可图的活计，不管这对于他们是多么不相宜。这样他们就被套上了经济的枷锁，千人中也难得有一人能从中挣脱出来。治病收费这一点使开业医生在道义上感到不安。病人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医生服务的好坏。1933年，佩罗特和科林斯调查了美国九千一百三十个家庭，发现特别贫困的阶层比其他阶层发病率高。医生为这个阶层的病人出诊看病有百分之六十是免费的，为中等富裕阶层的病人出诊看病有百分之三十三是免费的，甚至为那些富裕阶层病人出诊看病也有百分之二十六是不收费的。假如以三千美元的纯收入为标准，那么美国有百分之四十的医生所挣的钱不足此数。如以二千五百美元的纯收入为计算标准，那么就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医生收入不足此数。如以二千六百美元计算，也有百分之十八的医生收入不足此数。此外，有百分之五的医生总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职业上的开支。把这一情况与在陆军、海军以及医院和公共卫生事业中担任专职医生的薪金作一比较，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些人中间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二收入低于三千美元。
除了上述这点以外，委员会还认为，目前的医疗系统和分支机构，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都不能提供合乎基本标准的服务。迫切需要极大地扩充公共卫生事业。现在按人口计算，花在每人身上的三十美元中，医药费只占一美元。这是不行的，至少应该占二点五美元。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政客们对公共卫生，特别对贫困的人们却表现了漠不关心的冷酷态度，似乎不这样，就有损于他们的信条和尊严。
我们该怎么办？
请允许我提几点明确的看法。当人们犹豫不决时，来点儿说教是可以起作用的。
1.提供健康保护的最好方式是改革产生这种不健康状况的经济制度，消灭无知、贫困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药费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不公正，效率低，浪费大，完全过时了。而医生们，搞慈善事业的个人和机构，都在尽力保持这种做法。本来在一百年前，即十九世纪初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做法就该自然消亡了。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一部分群众的疾病或肌体的失调都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认识到，保护人民的健康是它对公民应尽的首要义务和责任。使医疗制度社会化并取消或限制私人行医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可行的办法。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让我们组织起来，使我们自己不再象现在这样受政客们的剥削。让我们重新给医疗道德下个定义，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陈规陋习，而是医学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让我们医学界更多地讨论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而不要尽讨论有趣的病例；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讨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和科学问题（这里指的是我们对这些词的狭义理解）。
2.医学界象今天的宗教界和法律界或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判断其领导人好坏的根据，是看他们对待当代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如何。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代医学界的第一流内外科医生，而是更多具有远见卓识和社会想象力的政治家。
医务工作必须成为传统的、一贯利于他人的人民健康的捍卫者。让我们向政府提出一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有计划的医疗服务的全面的、完整的方案。在这个方案实施以后，不管医务工作会处于什么地位，它都必须接受这种地位。这看来象是把这项事业作为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祭坛上，但其结果将使这一事业象一只光辉夺目的凤凰从它自身的死灰中再生。
医学界必须全部重新组织并统一起来。要组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大军，联合起来向疾病进攻，并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科学知识来达到这个目的。
让我们不要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是说，“我们怎样才能为你们服务得最好。”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我们是为你们的健康而工作的。”
3.医疗制度社会化意味着：第一，保健事业成为象邮局、陆军、海军、法院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第二，它要由公共基金来维持；第三，不是根据人们收入的多少，而是根据其需要，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必须取消慈善事业而代之以正义。慈喜事业使布施者降低了思想境界，使受惠者沦于堕落；第四，医务工作者应由国家支付有保障的薪金和养老金；第五，应由医务工作者自己来实行民主管理。
二十五年前，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一件丢脸的事。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才荒唐可笑。
医疗制度的改良办法，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之类，并不是医疗制度的社会化。这是那千呼万唤方始出来的人道主义出于不得已才制造出来的虚假的社会主义形式。
医疗制度社会化的反对者们所强调的三点主要反对意见是：第一，会失去主动性。在现代这种野蛮的状态之下，虽然人类这头蠢驴可能需要在它的鼻子底下挂上某种蔬菜，但是还不致于要金黄色的胡萝卜；挂上一束荣誉之花就行了。第二，会产生官僚主义。这可以由自下而上的对机构的民主管理来防止。第三，病人自己选择医生的重要性。这是鬼话，这种说法的唯一支持者是医生，不是病人。给病人一个有限的选择——比如说两、三个医生任其挑选，要是病人还不满意，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对人对己要一样——医生也应该有机会选择病人！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要的是疗效，而不是名医啊。
4.医务工作必须从它的科学偏见和强烈的个人成见中解放出来，要想到整个社会，要意识到健康和经济上的保障是分不开的。
让我们抛弃自己的孤立状态，了解当前经济危机这一现实。世界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变化。医神之舟已开始感到，在它的龙骨底下日益高涨的世界潮流正在汹涌澎湃，奔腾向前，不顾一切地洗刷着昔日的陈迹。我们必须顺应潮流前进，否则就要葬身波涛。
5.今天的世界上有两种人在竞争：一种是那些相信为了生存必须进行残醋斗争的旧的个人主义者；另一种是那些相信为了使大家都生活得好一些，就必须进行共同努力的人们。
人民已经准备实行医疗制度的社会化。保障人民健康的障碍来自医学界内部。要承认这个事实。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人摆出一副反动派的讥讽面孔或者装出宿命论者没精打采的神情，他们打着“保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神圣关系”，“非盈利性的国有化企业没有效率”，“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和“个人自由”等等旗号来宣传他们的主张。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医学界的敌人。
今天医学界所面临的局面是医学界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派主张，要紧的是维护我们既得的传统利益，维护我们的私有财产和支配医药的垄断权。另一派主张，医学界的作用比保持医生的地位要重大得多；保障人民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职责，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权应高于职业的特权。因此，莎士比亚《亨利第四》中一个剧中人的挑战性的话，虽然说了几世纪，今天仍然在回响着:“白莎尼安啊，你生或死于哪个国王的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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