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做过哪些恶？
首先，我们得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像韩国这样经历了剧烈变革的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过程中，都可能留下一些让其他国家感到不适或不满的痕迹。这不是要一概而论，而是要尝试理解其中的复杂性。
历史遗留的伤痛与现实的摩擦：
提到“恶”，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与日本和中国。
与日本的关系： 韩国在面对日本的历史问题时，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韩国人普遍对日本在殖民时期的暴行记忆犹新，那种被压迫、被剥夺的经历是难以磨灭的。慰安妇问题、强征劳工问题、以及对历史教科书中扭曲事实的愤慨，都是韩国社会一直以来非常敏感和激动的议题。韩国政府和民众在这些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要求日本真心道歉和赔偿，这一点很多人都能理解。
但是，有时候这种坚持也会让一些人觉得“过犹不及”。比如，在处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时，一些韩国政治人物可能会利用历史问题来争取国内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双方的对立。而且，虽然韩国自身也曾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但在某些时刻，韩国在某些国际场合或者在处理与日本相关的问题时，会表现出一种近乎“以牙还牙”的态度，有时甚至会将国内民众的情绪过度地投射到外交政策上，导致关系紧张的循环。
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韩国在地缘政治上，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受到了美国很大的影响。作为冷战的前沿阵地，韩国一度是反共的堡垒。这种历史背景使得韩国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时，始终带着深深的戒备和敌意。
而与中国，虽然现在两国经济联系紧密，但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仍然存在摩擦。比如，过去韩国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中国的反对声音非常强烈，认为这会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当时韩国政府的决策，虽然有其自身的安全考量，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美国压力的影响，这让中国感到被动和不被尊重，导致了后来的“限韩令”，虽然最终有所缓解，但那段时期对两国关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做法被一些人看作是过于倾向于美国，而忽视了周边大国的感受。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韩国在朝韩关系上的努力，比如过去的“阳光政策”，虽然最终未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但其初衷是为了缓和关系，避免冲突。但有时韩国在处理与朝鲜的互动时，也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利用”的姿态，试图通过接触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不是纯粹为了和平。
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代价”：
韩国在短短几十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背后无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我们也看到，这种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虽然这些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恶”，但可以说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侧面：
财阀的垄断与社会不公： 韩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几大家族企业，也就是所谓的“财阀”主导的。这些财阀在发展初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对韩国经济的过度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裙带关系、权力寻租等问题，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比如，曾经发生过的“坚果门事件”，就生动地展现了财阀家族成员滥用权力的丑态，这让很多韩国民众感到愤怒和无奈。这种对经济资源的过度集中，也限制了市场的活力，并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
过度竞争的社会压力： 韩国社会以其高强度的工作文化和激烈的竞争而闻名，这种竞争渗透到教育、就业的方方面面。为了在一线城市获得更好的资源，年轻人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和职业压力。这种“内卷”的社会氛围，导致了严重的青少年心理问题，甚至是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虽然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问题，但韩国的表现尤为突出，有时会让人感觉整个社会都在一种近乎疯狂的模式下运转。
文化输出中的争议：
韩流文化风靡全球，这是韩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并非没有争议：
文化挪用与“起源说”： 有时候在推广韩流文化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对其他国家文化的挪用，或者过度强调其“韩式特色”，甚至出现一些“文化起源说”的讨论，比如泡菜、韩服等究竟源自何处，就常常引起与中国等邻国的争议。虽然文化交流和融合是常态，但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文化上的对立和不满。这背后可能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被过度放大，并试图将文化认同与国家利益紧密捆绑的表现。
过度商业化和同质化： 韩流产业的巨大成功也带来了过度商业化的倾向。为了迎合市场，很多娱乐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趋于同质化，追求流量和话题，有时会忽视内容的深度和原创性。这种商业驱动下的文化生产，虽然带来了经济效益，但长远来看，也可能削弱文化的生命力和多样性。
总的来说， 如果要从一个更具“人性化”的视角去看待韩国的“恶”，那更多地体现在：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有时会因为历史的伤痛或者地缘政治的现实，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和复杂。 这种情绪的爆发，有时候会冲破理性的外交考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追求效率和速度，可能会牺牲一部分社会公平和个体幸福。 财阀的强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是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痛点。
在文化传播中，有时候会因为过度自信或者商业驱动，而产生一些不当的举动，引发与其他文化的摩擦。
要理解这些，我们需要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历史包袱，不能简单地用非黑即白的标准去评判。韩国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也是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关键在于，如何在追求国家利益和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反思和修正那些可能伤害到他人或者自身社会公平的问题。
这并不是要为韩国辩护，也不是要夸大其辞，而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更全面、更 nuanced 的视角，去理解一个复杂国家的真实面貌。就像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一样，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网友意见
抗日功臣窘境令人惭愧
《韩国日报》12日发表多篇大幅报道，介绍了韩国抗日有功人员后代的生活近况，并用“抗日穷三代”来形容当前的现实。根据该报在韩国光复70周年委托专业调查机构进行的调查，大部分抗日有功人员幸存者及其后代生活窘迫，这显示了当今韩国社会令人羞愧的一面。调查对象共有1115人，其中包括26名幸存的独立有功人士、32名有功人士配偶、469名子女、509名第三代。在个人收入方面，75.2%的受访者月收入低于200万韩元(低于韩国社会平均水平)。其中月收入在100万-200万韩元的最多(占43%)，收入在50万-100万韩元的占20.9%，甚至有10.3%的人收入还不到50万韩元，属于赤贫阶层。令人关注的是，韩国抗日有功人员的低收入现象正在出现世代遗传。以抗日有功人员自身为例，月收入不足200万韩元只占总体人数的38.4%，他们的第二代(72.2%)和第三代(79.2%)占比更高，第四代(62.2%)略有好转。实际上，绝大多数抗日有功人员的后代处于贫困阶层，有73.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底层。
有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抗日有功者后代教育水平不高有关。从最高学历看，这些子女中比例最高的是高中毕业(占25.7%)，以下依次为小学毕业、初中毕业、没上过学。低学历导致这些人难以在韩国社会成为领导阶层。曾出版《亲日人名辞典》的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事务总长方学真表示，原本应该对抗日有功人员及其子女进行经济补偿的政策推行时间，从原本应该的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1945年)延迟到1961年实施，这带来了抗日有功人员贫困世袭的直接后果。
韩奸后代多名校毕业
韩国《国民日报》12日的报道也介绍了该调查结果，并认为“抗日独立有功人员后代陷入贫困，但韩奸后代执掌大权”，这就是韩国当今的现实。与抗日有功人员及其后代大多在经济方面成为韩国社会底层不同，韩奸后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并成为掌握韩国经济的实权派。
根据韩国某调查机构11日公布的对列入韩奸后代的1177名人士进行调查的结果，其中1/3毕业于韩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且有27%的受访者在韩国名牌大学毕业后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被调查的韩奸后代中，有376人(占总数的32%)是企业家，以下依次为大学教授(191人)和医生(147人)。值得注意的是，韩奸后代有163人(占总数的14%)成为掌握韩国实权的社会精英阶层，职业包括政治人物、公务员、法律界人士、媒体人等。还有346名韩奸后代抛弃了韩国国籍。针对这种现象韩国网民也是议论纷纷，表示“如果亲日就能子子孙孙过得好，如果进行韩国独立运动就会世世代代贫穷，这是什么世道!”“这只能证明韩国至今没有清算亲日韩奸”。
“抗日穷三代，韩奸掌实权”。为了国家、民族未来流血牺牲的人没有得到相应的优待以及照顾，没有的得到国家与社会的礼遇和回报，而当初与殖民统治者紧密合作、亲密无间、卖国求荣者却仍然能以“社会精英”的身份成为国家独立后的权力精英，主宰乃至肆意蹂躏千万国民包括当年那些独立运动参与者及其后代的未来，这就是大韩民国对于其国民犯下的最大的罪过之一，也让这个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缺乏国民的认同以及正义的合法性。
另附文在寅总统在韩国3.1运动100周年的讲话内容:
尊敬的各位国民，清算亲日残渣是我们拖延了太久的课题，在反省错误过去的时候，我们才能一起走向未来。纠正历史，才是后人可以光明正大走下去的道路。
树立民族正气是国家的责任与义务。现在才拨开过去的伤口，并不是要引起分裂或者与邻国制造外交矛盾，这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事情。无论是清算亲日残渣，还是对日外交，都应该面相未来。“亲算亲日残渣”是亲日派应该反省的事情，是独立运动应当得到礼遇的事情，这是纠正最单纯价值的事情。
这个单纯的真相就是正义，立足正义才是公正国家的开始。左右敌对、理念烙印是日帝为了分裂民族关系而使用的手段。解放后，这也成为了阻碍亲日清算的工具。祖国解放后，还有曾当过日本警察的人，将独立运动家当成“赤色分子”加以拷问，许多人被当成“赤色分子”并因此而牺牲，家人和遗属们也在社会的烙印中过着不幸的生活。如今在我们社会中，“赤色分子”仍被使用着做为诽谤与攻击政治竞争势力的工具，这种变形的“颜色论”正在肆虐，我们应该尽快清算具有代表性的亲日残渣。
当抹去我们内部分裂的理念和敌对时，我们心中的“三八线”也会消失。当我们抛弃对彼此的憎恶时，我们心中的光复便能够完成。新的百年便从那时才是真正的开始。虽然不能改变过去，但是我们能够改变未来。以历史为鉴，当日本和韩国紧密携手时，和平时代才会一步步来到我们身边。当我们齐心协力治愈受害者的创伤时，韩国和日本便能成为真正心灵相通的朋友。
韩国是我见过最恐怖的国家。
甚至超越了某些非世俗化的国家。
我从未有见过如此奇怪的拼接式国家
在西方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的伊朗，中国，都属于有活力，且正常，而且被西方敌视的新兴国家。
而韩国的社会分为五块
政府，财阀，教团，军队，平民。
政府的资金，军队的武器来自于财阀企业，再加上政府是选举制，因此政府对财阀缺少制约力，哪怕三星总裁试图强暴幼女，那也可能是无罪释放。更不要说李胜利和张紫妍了。
因此财阀在韩国就是天一样的存在。法律无法约束，因为执行法律的人是财阀饲养的，且财阀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军队，并且代表美国利益。甚至可以让韩军没有弹药可用。哪怕是一位政界强人，以极大的力量试图让韩国财阀把口中的肉吐出一点给底层，都需要极大的代价与契机。
你想削弱财阀根本？
那不好意思，被收买与经费控制的韩国军警都不会听他的，除非鼓动民粹把韩国民众绑上战车。
然而韩国民众没这勇气，所以只有“陛下何故造反”了，如卢武铉般，身死政息。
教团的空前壮大也是诡异的一点。
韩国的教团教主，是可以到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死了之后，朝鲜领导人还会赠送勋章，强人总统朴正熙的军官培训班，如果没有教主帮助居然根本没有人来，在韩国几乎没有邪教这一说，而韩国的那些新兴宗教几乎全都是邪教标准。
请注意，我提到的这位邪教教主所创立的邪教早在十几年前就被不止一个国家认定是邪教
平民在韩国的政治下发出无谓的怒吼，然而他们却也依附于财阀，没有能力反抗。莫忘了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可都是依靠财阀，万一这些普通民众试图反抗？
怕是就要出现第二个光州惨案了。如果拿来镇压自己人，有中产阶级与财阀的支持，加之教团必然对反抗活动保持极大的恶意与渗透能力，那可就真的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武器有武器了。这帮中产或者财阀子弟，社会明星组成的军官，哪怕被中国按着摩擦，被日军按着摩擦，被朝鲜按着摩擦，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让他镇压反抗民众试试？他能瞬间爆发出十倍的战斗热情来！被嘲笑的南朝鲜军瞬间就能变成百战雄师，只要他们面对的是财阀的敌人！打败敌人之后就是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而且那些女人或者这些财阀军官，身边的家人亲朋甚至会真心的把你当成英雄！因为他们所有人的利益哪怕小孩的奶粉，都来自于财阀！
那教团起到什么作用呢？
韩国的教团多半是家庭教会之类的方式，对每一个有父母妻子儿女的家庭，都用有很大的渗透能力，如果你要反抗财阀，你需要准备资料或者工具吧？只要教主一声令下，轻则买不到印刷油墨，重则准备的地点被某个成员老母亲告知教团，如有任何一点借口，韩国军警甚至情报厅必然动手镇压，如果没有借口？
那简单，教团出动人手镇压就是了
因此，韩国就算外战外行，但镇压同胞，他们是绝对的内行。
反抗？
你怕是连水都买不到一瓶。
韩国目前想要从内部改变这种情况，几乎是永远不可能的，理论上如果不是美国倒台/朝鲜起兵，那么韩国民众永远只能被财阀强暴。而且还觉得挺好
而最强大的四个集团，都是美国的提线木偶。
在现代国家出现如此强大而且不受制约的，甚至连朴槿惠都试图活人献祭的邪教活动，简直匪夷所思。
上一个例子是南越
南越的和好教教团武装部队拥有八万名士兵。佛教武装部队拥有6万名士兵，平川会之类黑社会组织拥有三万名士兵，且都装备了起码的轻武器和重武器。
然后这帮溃兵要么被南越军（吴庭艳曾经组织镇压）干掉，要么在北越进攻的时候一触即溃，冲散友军
韩国的政府其实是很无力的，哪怕是强力部门也很难反对教团和财阀，即使教团看起来相对软弱，但他们依旧拥有恐怖的底层控制力。教团可以直接在平民之间进行大量事务，朴正熙的军官培训班居然都要依赖文鲜明来拉人才能开课，韩国的教团居然已经影响到民，军，政三界。而财阀的任命权之类虽然难以插手，但财阀本身就有与教团的金钱往来，更谈不上敌人。
然而拥有如此长的触角，这五块板块依旧要依靠美国。
谈一下韩国国家情报院。
这个东西本身不是很特别，是从属于韩国政府的，根据美国中情局模板建立的情报组织。
它的特别在于，情报院贯彻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做法，即暗杀退休后或结束工作的情报人员，哪怕没有这么做的必要。
因此经常有韩国情报人员在任上逃往他国，甚至与情报院的追击者在韩国街头公然枪战也时常出现，他们杀害自己人的比例，在全世界都是第一，甚至超越了isis。而且这种杀戮往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武装人员用于解决这种情况。
韩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是一个穿着现代国家的皮的，诡异的拼接式封建国家。但他不是四分五裂的拼接，而是克苏鲁一样的章鱼触手一样，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部坚不可摧，外部一攻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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