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不喜欢天津，落户天津只为了享受高考红利”的言论？
“不喜欢天津，落户天津只为了享受高考红利”这种说法，触及了一个相当敏感且复杂的话题。它既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也暴露了一些价值观念的冲突，更值得我们从多个角度去剖析。
首先，我们得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及其背后逻辑。
为什么会有人选择“不喜欢”一个地方，却“只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高考红利）而去落户？这其实是一种理性决策的体现，尽管这种理性显得有些冰冷和功利。
“高考红利”的吸引力： 天津作为直辖市，其高考政策对于本地户籍考生确实存在一定的优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相较于一些高考大省，天津本地考生的升学压力可能相对较小，一本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或者说，相同分数在天津能进入更好的大学。尤其对于那些分数段在全国平均线上徘徊，但希望冲刺名校的学生而言，这种“红利”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是一种在激烈竞争中寻求“最优解”的方式。
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落户天津并非没有成本，可能意味着要在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生活习惯、城市文化都不契合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然而，与考上更好大学的“收益”相比，很多家庭和考生会认为这种成本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大学教育资源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职业发展机会，对许多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投资。
信息不对称与机会主义： 这种行为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信息不对称的利用。当某些地区的教育资源和升学机会存在显著差异时，一些家庭就会积极寻找利用这些差异的方式，以最大化自己孩子的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试图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为自己争取最有利的条件。
然而，这种言论也引发了许多不适甚至批评，原因也同样深刻。
“不喜欢”与“占便宜”的道德审视： 当一个人明确表达“不喜欢”一个地方，却又为了从中获利（高考红利）而选择在此定居时，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占便宜”或“寄生”的感觉。这触及了人们对“情怀”、“归属感”和“贡献”的朴素认知。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地方的户籍、教育资源等，是当地居民通过纳税、建设、贡献社会而形成的，理应服务于认同和建设这个地方的人。仅仅为了“占便宜”而涌入，似乎是对这种公共资源的“不尊重”，甚至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
对城市认同感和社会融入的挑战：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数据，更重要的是居民的归属感和对城市的认同。如果大量人口涌入，仅仅是为了一个短期目标（高考），而对城市的文化、生活、发展没有任何情感投入和贡献意愿，这无疑会削弱城市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群体在享受完“红利”后可能会迅速离开，留下的更多的是户籍人口的增加，而非真正融入和建设城市的力量。
教育公平性的讨论： 这种现象也必然会引发对教育公平性的讨论。一个地方的“高考红利”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会挤占了那些真正热爱并为这座城市做出贡献的本地居民的教育资源？这种政策设计是否无形中加剧了地区间的教育机会不均？虽然政策本身可能在设计时有其合理性，但实际操作中产生的社会影响，是绕不开的争议点。
价值观的碰撞： 这句话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一种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强调结果导向，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另一种是情怀主义和奉献主义，强调情感连接、热爱和为共同体贡献。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会更加明显。
更进一步说，这种言论折射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1.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症结”： 说到底，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广阔地域内存在显著的经济、教育资源不平衡。正是因为一线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才催生了这种“逐利”的迁徙。如果各地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都足够均衡，也就没有所谓的“红利”可言。
2. 户籍制度的“双刃剑”效应： 户籍制度在保障本地居民权益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壁垒，并催生了各种规避户籍限制的策略。天津的例子，就是户籍制度与教育资源挂钩后产生的一种复杂效应。
3. 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竞争的残酷性： 高考作为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其竞争的激烈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当优质教育资源成为稀缺品时，任何微小的机会都会被无限放大，人们也自然会趋之若鹜。
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理解其行为逻辑： 作为个体，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化自身利益是人之常情。父母为子女的教育前途考虑，做出最优选择，也无可厚非。
反思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行为对城市社会结构、文化认同可能造成的潜在冲击，以及对教育公平可能带来的挑战。
关注政策设计与调整： 这种现象也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反思。如何才能设计出更加公平、更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户籍和教育政策？如何才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让“红利”不再是唯一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不喜欢天津，落户天津只为了享受高考红利”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表达，它揭示了在资源不均的社会背景下，个体为了追求更大利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这种选择在个体层面可以理解，但在集体层面，它也触及了社会公平、城市认同和长远发展等一系列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评价它，不能简单地一褒一贬，而需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潜在的价值冲突。它更像是一个社会肌体上的一个“信号灯”，提醒我们关注更深层次的区域发展、教育公平和制度设计问题。
首先，我们得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及其背后逻辑。
为什么会有人选择“不喜欢”一个地方，却“只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高考红利）而去落户？这其实是一种理性决策的体现，尽管这种理性显得有些冰冷和功利。
“高考红利”的吸引力： 天津作为直辖市，其高考政策对于本地户籍考生确实存在一定的优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相较于一些高考大省，天津本地考生的升学压力可能相对较小，一本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或者说，相同分数在天津能进入更好的大学。尤其对于那些分数段在全国平均线上徘徊，但希望冲刺名校的学生而言，这种“红利”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是一种在激烈竞争中寻求“最优解”的方式。
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落户天津并非没有成本，可能意味着要在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生活习惯、城市文化都不契合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然而，与考上更好大学的“收益”相比，很多家庭和考生会认为这种成本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大学教育资源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职业发展机会，对许多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投资。
信息不对称与机会主义： 这种行为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信息不对称的利用。当某些地区的教育资源和升学机会存在显著差异时，一些家庭就会积极寻找利用这些差异的方式，以最大化自己孩子的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试图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为自己争取最有利的条件。
然而，这种言论也引发了许多不适甚至批评，原因也同样深刻。
“不喜欢”与“占便宜”的道德审视： 当一个人明确表达“不喜欢”一个地方，却又为了从中获利（高考红利）而选择在此定居时，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占便宜”或“寄生”的感觉。这触及了人们对“情怀”、“归属感”和“贡献”的朴素认知。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地方的户籍、教育资源等，是当地居民通过纳税、建设、贡献社会而形成的，理应服务于认同和建设这个地方的人。仅仅为了“占便宜”而涌入，似乎是对这种公共资源的“不尊重”，甚至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
对城市认同感和社会融入的挑战：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数据，更重要的是居民的归属感和对城市的认同。如果大量人口涌入，仅仅是为了一个短期目标（高考），而对城市的文化、生活、发展没有任何情感投入和贡献意愿，这无疑会削弱城市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群体在享受完“红利”后可能会迅速离开，留下的更多的是户籍人口的增加，而非真正融入和建设城市的力量。
教育公平性的讨论： 这种现象也必然会引发对教育公平性的讨论。一个地方的“高考红利”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会挤占了那些真正热爱并为这座城市做出贡献的本地居民的教育资源？这种政策设计是否无形中加剧了地区间的教育机会不均？虽然政策本身可能在设计时有其合理性，但实际操作中产生的社会影响，是绕不开的争议点。
价值观的碰撞： 这句话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一种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强调结果导向，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另一种是情怀主义和奉献主义，强调情感连接、热爱和为共同体贡献。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会更加明显。
更进一步说，这种言论折射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1.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症结”： 说到底，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广阔地域内存在显著的经济、教育资源不平衡。正是因为一线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才催生了这种“逐利”的迁徙。如果各地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都足够均衡，也就没有所谓的“红利”可言。
2. 户籍制度的“双刃剑”效应： 户籍制度在保障本地居民权益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壁垒，并催生了各种规避户籍限制的策略。天津的例子，就是户籍制度与教育资源挂钩后产生的一种复杂效应。
3. 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竞争的残酷性： 高考作为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其竞争的激烈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当优质教育资源成为稀缺品时，任何微小的机会都会被无限放大，人们也自然会趋之若鹜。
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理解其行为逻辑： 作为个体，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化自身利益是人之常情。父母为子女的教育前途考虑，做出最优选择，也无可厚非。
反思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行为对城市社会结构、文化认同可能造成的潜在冲击，以及对教育公平可能带来的挑战。
关注政策设计与调整： 这种现象也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反思。如何才能设计出更加公平、更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户籍和教育政策？如何才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让“红利”不再是唯一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不喜欢天津，落户天津只为了享受高考红利”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表达，它揭示了在资源不均的社会背景下，个体为了追求更大利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这种选择在个体层面可以理解，但在集体层面，它也触及了社会公平、城市认同和长远发展等一系列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评价它，不能简单地一褒一贬，而需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潜在的价值冲突。它更像是一个社会肌体上的一个“信号灯”，提醒我们关注更深层次的区域发展、教育公平和制度设计问题。
网友意见
落户北京的很多人也不喜欢北京，住在上海的很多人也不喜欢上海，骂天津最多的就是天津人自己——其中不乏居住了一代以上的本地人。不信你可以看看有多少一线土著打算移民外国，多少天津人要到外地生活。
但是，就这次天津事件而言，和喜欢不喜欢根本扯不上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和移民在做交易啊！交易不需要喜欢，只需要讨价还价、各取所需。你希望有人来，就要给好处；你希望自己能来，就要让对方从你身上得到好处。
所以，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能否明码标价。
交易好坏，关键看交易成本高低，而最大的交易成本来自标价模糊，模糊就会导致预判出问题——或者导致潜在的交易者高估风险不来，或者导致不合适的交易者错估价格来了。明码标价，明确给出的需求和提供的好处，才能避免这些无谓损失。
本次事件之所以引发这么多争议，不是因为定价高了或者低了——更高或更低的城市都很多。而是因为天津政府屡次修改规则，三个星期打了三个补丁，把开始的高调唱腔变成了最后的嘶哑小曲，这才被考虑移民的人抱怨，被围观群众耻笑。
当然了，从长期来看，没有什么价格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一方都有修改出价的权利。但问题在于，从交易角度说，这次天津政府挂出的是要约——单方面制式合同，任何接要约的人都等于自动成为交易人。
要约不同于事实行为。要约作为一种缔约的意思表示，它能够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一种拘束力。尤其是要约人在要约的有效期限内，必须受要约内容的拘束。要约发出后,非依法律规定或受要约人的同意,不得擅自撒回、撤销或者变更要约的内容。
所以，要修改要约可以，但最起码，你不能在别人办手续办到一半的时候修改，不能宣布修改后的补丁也适合这些正在办手续的人。这不是调整价格，是毁约，是诈骗！天津市政府既不遵守法律，也没有守住江湖规矩，规则朝令夕改，被喷一下理所应当。
实际上，天津户口本来就不是高不可攀，我前一篇文章写过，2014年天津还在卖蓝印户口，40-60万买一套武清烂尾房，就能把子女的高考权利迁进来。即天津靠出售封建特权来给经济吊命，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当初赤裸裸明码标价的交易是天津自己提出来的，怎么不问来人喜不喜欢天津？因为天津政府自己也知道这是交易啊。当初赤裸裸卖高考特权，喷的人倒不多，当前的天津政府应该反思自己为什么比当年挨骂更多。
总之，公开说清自己冲着什么来的才是好交易者。在交易里面谈感情的，不是想套近乎骗你的钱，就是想搅混水掩盖自己违法。老板谈感情的时候你会警惕，这种靠封建特权来保护财政的政府，怎么可以掉以轻心？
其他的观点都写在上一篇文章了，这里不再多说：
说句题外话。过去的青帮有一条奇特的规矩：“许充不许赖”，即江湖好汉遇到麻烦，可以在不开香堂的情况下，自行宣称是青帮成员，获得青帮的支持和对手的让步。只要事后收尾体面，青帮可以不追究你冒充的责任。但是，如果冒充青帮成员，事后不承认，或是不愿意承担作为青帮成员的义务，那就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全青帮共讨之！
现在天津的“抢人”计划就走到了“充帮”的这一步，即用40岁本科生无条件落户的政策起了个高调。这个高调貌似超过了天津眼下的承受能力，但从长远来看是天津重回一线城市行列的唯一机会。何去何从，要看天津的政策“补丁”要打多厚。如果天津到此为止，撕掉补丁，继续敞开大门吸引人才，长远的好处会压倒一切眼下的麻烦。但如果天津一步步把“补丁”贴到比当年的蓝印户口政策还要难以逾越，那就只能在房产税铺开后安享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岁月静好了——在高质量劳动力日益稀缺的今天，其他城市不会给天津留太多犹豫的时间。
上一篇文章写完，到现在不到一周，天津政府又打了一个“2年清理集体户”的补丁。
勿谓言之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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