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什么是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真的在抛弃凯末尔主义吗?这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回答
凯末尔主义,或者说凯末尔革命,是土耳其共和国创建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所倡导的一系列改革和思想体系。它不仅仅是一套政治纲领,更是一种旨在将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传统、宗教束缚和落后生产方式彻底推翻,建立一个现代、世俗、民族主义的共和国的全面社会改造运动。

我们可以从几个核心的支柱来理解凯末尔主义:

共和主义 (Cumhuriyetçilik): 这是凯末尔主义最根本的原则。它意味着结束君主制,建立人民主权的共和国。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不是神圣的君权或宗教权威。
民族主义 (Milliyetçilik): 凯末尔强调建立一个基于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这与过去奥斯曼帝国以宗教和王朝为基础的“乌玛”概念截然不同。他致力于将不同民族、宗教背景的奥斯曼帝国臣民重塑为具有共同土耳其民族认同的公民。
民粹主义 (Halkçılık): 这个原则强调社会公平和人民的福祉。它主张消除阶级差异,让人民能够公平地分享国家的发展成果。虽然有时被理解为社会主义,但更侧重于实现社会公正,而非激进的经济平等。
改革主义/革命主义 (İnkılapçılık/Devrimcilik): 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在于不懈的改革和进步。它鼓励拥抱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并勇于打破旧的传统和习俗。这种改革是激进的,旨在彻底变革社会结构。
世俗主义 (Laiklik): 这是凯末尔主义中最具争议也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它将宗教从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分离出来,确保国家不受宗教教义的束缚,也限制宗教对公民生活和教育的干预。例如,关闭了宗教法庭,废除了哈里发制度,禁止了宗教服装在公共场合的使用(如头巾),并引入了世俗法律体系。
国家主义 (Devletçilik): 在经济领域,凯末尔主义早期采取了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考虑到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

土耳其真的在抛弃凯末尔主义吗?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更准确的说法是,土耳其社会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关于凯末尔主义遗产的辩论和重新评估,一部分政治力量正在显著地偏离其核心原则,尤其是在世俗主义和一些民族主义的解读上。

为何会有这种说法?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正义与发展党(AKP)的崛起: 自2002年上台以来,埃尔多安及其政党一直在缓慢但稳步地对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调整。AKP起源于伊斯兰主义政治,虽然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守的民主主义者”,但他们的政策和言论与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原则存在明显冲突。
削弱世俗主义: AKP政府放松了对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限制,例如允许女性在政府部门和大学佩戴头巾,增加了宗教教育的投入和影响,并试图重新引入奥斯曼时期的某些象征性元素。埃尔多安本人多次批评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过于激进,并呼吁建立一个更符合国家“精神”的社会。
民族主义的重塑: AKP的民族主义更多地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联系,有时也倾向于伊斯兰的统一性。虽然他们也强调土耳其民族的独立和强大,但其方式和侧重点与凯末尔主义的民族构建有所不同。
对民主的解读: AKP强调“人民的意志”,有时将其置于某些世俗化和民主制度的约束之上。对一些批评者来说,这可能削弱了凯末尔主义所强调的制度性保障。
对历史的重新解读: 随着AKP执政时间的延长,他们也试图对土耳其近现代史进行重塑,部分淡化凯末尔及其改革的重要性,或者对其进行负面解读。

社会思潮的变化: 土耳其社会并非铁板一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思潮的影响,一部分社会群体对凯末尔主义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其强硬的世俗化政策)感到不满,转而寻求更符合自身宗教和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

但说“抛弃”可能过于绝对。

凯末尔主义的深远影响: 尽管存在挑战,凯末尔主义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石,其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教育体系、国家认同等许多方面依然打着凯末尔主义的烙印。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凯末尔主义的胜利。
“凯末尔主义者”的韧性: 土耳其仍有大量坚定的凯末尔主义者,他们来自世俗主义家庭、军队、教育界等领域,他们仍然捍卫共和国的世俗化原则,并对AKP的政策持批评态度。
政治斗争的常态: 土耳其政治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辩论和斗争。对凯末尔主义的解读和实践一直在变化,这是政治多样性的一部分。

所以,更恰当的说法是:土耳其正处于一场关于其建国原则的深刻争论之中,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正在推动一种不同于传统凯末尔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尤其是在世俗化和宗教的界限问题上。这是一种“削弱”或“重塑”凯末尔主义,而非完全“抛弃”。

这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这种土耳其政治走向的变化,对中国而言,虽然不是直接的地缘政治冲击,但可以从多个层面带来间接的影响:

1. 中土双边关系中的政策考量:
政治互信和意识形态差异: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土两国在某些问题上的对话提供了一定的契合点,尤其是在国家主权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如果土耳其世俗化程度下降,宗教影响力增强,那么在人权、新疆问题等敏感议题上,两国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可能会更加凸显,影响双方的政治互信。中国可能会觉得在国际舞台上,土耳其不再是那个强力倡导世俗化的国家,这可能影响到其在中亚、中东等地的形象塑造和外交策略。
经济合作的稳定性: 尽管政治意识形态存在差异,但中土两国有着重要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往来。土耳其国内的政治走向变化,特别是可能引发的社会思潮波动,理论上会影响其国内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如果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得更加不稳定,或者经济政策出现大的转向,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在土耳其的投资和项目进展。
地区影响力与中国在中东的布局: 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其内外政策的调整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有重要影响。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安全、反恐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的推进,都需要稳定且可预测的地区环境。如果土耳其的政策调整导致其与地区其他国家(如埃及、沙特等)的关系出现大的变动,或者其在某些国际组织(如北约)中的立场发生变化,都可能间接影响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和利益。

2. 中国对“伊斯兰国家”的认知和策略调整:
“伊斯兰世俗国家”模式的代表性减弱: 土耳其曾是中国在理解和与伊斯兰世界打交道时,一个重要的“伊斯兰世俗国家”的样本。它的动摇可能会让中国在评估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时,需要调整其原有的认知框架。中国在处理与具有伊斯兰背景国家的交往时,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政教分离和国家主权,土耳其的转向可能会让中国对这类国家政治演变的复杂性有更深的认识,也可能促使中国在支持或合作时更加谨慎。
对中国自身“去极端化”和宗教治理的启示: 土耳其在凯末尔主义时期对于宗教的强力管控,以及当前AKP政府对宗教的松绑和重新引入公共领域,都为中国在处理自身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时提供了反思的素材。土耳其的经验教训,无论其世俗化程度的增减,都可能为中国提供借鉴,但具体如何借鉴,则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政治考量。例如,中国可能会关注宗教自由的界限如何划定,以及宗教的社会影响如何管理,这些都是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在经历的挑战。

3. 国际秩序和价值观的博弈:
“文明冲突”论和价值观差异: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和现代化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在非西方社会落地的一种尝试。如果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在“世俗”和“民主”的道路上出现明显调整,朝着更具宗教色彩或更强调国家主权、人民意志优先的方向发展,这可能会被一些西方国家解读为“西方模式的衰落”或“文明冲突”论的又一个例证。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往往强调“不同文明可以和平共处,并行不悖”,并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他国内政。土耳其的例子可能会被用来讨论“普世价值”的局限性,或者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不同道路的权利。中国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强调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对土耳其的内部政治选择保持相对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会关注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影响。

总而言之,土耳其是否“抛弃”凯末尔主义是一个进行时的问题,其国内政治和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这种调整虽然主要影响土耳其自身及其周边地区,但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其政治方向的变化也会通过政治、经济和地缘战略等多个层面,对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产生一定的间接影响。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土耳其的国内动态,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其对土耳其的战略认知和合作方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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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其执政时期(大约是1920—1935年)提出和实践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凯末尔本人的思想和行动就很复杂,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因此这套体系很难说是完备的。今天的凯末尔主义,更多的是一部分当代土耳其政治势力的自我标榜。

凯末尔主义的主要内容有:

1、政教分离而政高于教。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就废除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宣布信仰自由,不再支持泛伊斯兰主义。但是,即便是在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也通过国家宗教事务局牢牢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信奉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宗教机构(这是延续了奥斯曼时期的政策),对土耳其国内逊尼派的宗教组织乃至教义大力干涉。因此倒不如说,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教分离事实上是排斥伊斯兰教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影响来得更合适些。

2、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凯末尔本人作为一个青年土耳其党高层人士,实际上也是一个泛突厥主义信徒,在其当政时期也曾鼓吹图兰主义。不过,凯末尔本人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失败,坚决反对利用泛突厥主义指导外交政策、反对土耳其干涉其他突厥民族的内部事务,主张将民族主义限制于国境之内,大力制造土耳其国族的概念。因此,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共和国对外实施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如在二战前后的20年间游走于苏联、德国、英法、美国四大阵营之间),对内则对库尔德人、拉兹人、阿塞拜疆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大搞强制同化。

3、国家主导的强力现代化。这一点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因此凯末尔主义除了强调文化领域的西化之外,还特别强调国家机器对土耳其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资本对土耳其经济的领导作用。凯末尔主义特别强调少数精英通过国家机器来改造社会,进而实施赶超战略,完成国家复兴。

事实上这一套凯末尔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逐渐被土耳其所抛弃。

二战后从共和人民党里分裂出来的民主党强调“自由”,反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垄断,在1950年通过多党选举上台,开启了土耳其的自由化时代。而民主党自由化政策的矛头就对准了凯末尔主义的核心也即国家主义。通过放宽国家对社会和宗教的全面控制、通过一系列的私有化,民主党政府在1950年代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凯末尔主义的基础。

然而此时凯末尔时代的国家资本已经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以军官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其中因私有化而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亦不容小觑。在私有化中获益最少的军官团,成了民主党政府最大的敌人。1957年以后,民主党政府和它所代表的私营企业主们面临一系列的经济困难和激化的阶级矛盾,试图重新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此举引起业已多元化的社会强烈反弹,结果土耳其社会陷入混乱。军官团看准时机在1960年发动了第一次军事政变,抬出凯末尔主义为神主牌,推翻了民主党政府。在此以后,军官团又在1971年和1980年如法炮制,发动了第二和第三次政变,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一时期,凯末尔主义已经成为【秩序】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与军部对立的民主党和正义党也是打着凯末尔主义旗号的,实际上其最初的领导人曼德列斯、拜亚尔等也都是凯末尔时期的革命元勋。只不过双方各自从凯末尔的教导里引用一些不同的话,互相打嘴仗而已。比方说土耳其军方当时打着凯末尔主义保护官僚资本,可它同时又加入北约、出兵塞浦路斯(援助当地土耳其族搞分裂)、在义务教育中加入宗教课,作出如此种种与凯末尔教导背道而驰的事情,可见此时凯末尔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大杂烩和神主牌,逐渐地丧失了它原本所具有的内容。

1980年政变推翻正义党(民主党的后身)政府以后,军政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在当时人口仅4500万的土耳其拉黑180万人、逮捕65万人、判刑23万人、杀害上万人。在此之后,军政府一反过去“尊重民主”的表象,公开执政三年多,而且开始思考确保军官团利益永久不受损害的一劳永逸之策。最终军官团想出的万全之策是解散所有既成政党,组织几个效忠于军政府的傀儡政党左右互搏,以便在幕后永远操纵土耳其政局。

然而军官团的美梦完全破碎了。既成政党的瓦解和军部的暴政,反而导致伊斯兰主义政党依托宗教组织的快速崛起。他们捡起了过去民主党对民间资本的自由化口号和泛左翼势力对底层群众的福利承诺,很快成为土耳其政坛上最强大的势力和土耳其军官团最大的威胁。1993年、1997年和2001年,土耳其军队先后发动三次政变和准政变,力图阻止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由于此时伊斯兰政党成了最大敌人,因此土耳其军队嘴巴里的“凯末尔主义”的重心也从【秩序】变成了【世俗】,其核心思想在于维护政教分离、维持国家对宗教的全面控制、保护少数教派不受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的迫害,拉拢的对象主要是阿列维派和信仰淡泊的西部沿海市民。

但是丧失人心的军部最后还是无力回天,埃尔多安领导他那伊斯兰主义色彩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最后还是成了长期执政党。其实,埃尔多安也打着凯末尔主义的旗号,毕竟这个东西是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正确了(“侮辱凯末尔”在《土耳其刑法》里是一条罪名,近乎“大不敬罪”),除了少数极左翼政党谁也不敢碰。不过,他的凯末尔主义就比军部的更加空虚了,几乎完全是同凯末尔反其道而行之:

1、凯末尔主张政教分离,同时国家保持对宗教的优势地位;而埃尔多安则提倡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宗教组织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

2、凯末尔主张对内民族主义,对外孤立主义;而埃尔多安则对内尝试与库尔德人和解(失败),对外提出新奥斯曼主义积极谋求充当中东伊斯兰世界乃至中亚突厥世界的霸主(失败)。

3、凯末尔提倡国家资本主义,而埃尔多安则大搞经济自由化。至于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埃尔多安倒是不反对(比如埃尔多安在台上大搞封网、控制媒体等),但管控的内容和管控措施维护所维护的利益已经是大不相同了。

这样看来,埃尔多安确实是抛弃凯末尔主义了。可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军部的所谓凯末尔主义本身也是距离凯末尔十万八千里了。这样看来,凯末尔主义早已被当代土耳其人所抛弃,徒具一些形骸被不同的人窃用来装点自己的旗帜罢了。

至于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题主是想多了。从近代以来,土耳其的各种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等突厥语民族的知识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这里不展开讨论。但是土耳其从来也没有能够直接干预和影响新疆政治和社会形态的走向,这是她的国力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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