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但是宣战/媾和权在国会，这在实践中会不会产生问题？
美国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同时国会拥有宣战和媾和的权力，这确实是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一个设计得相当精巧，但也可能在实践中引发一些张力的地方。要理解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美国宪法对这三权分立的划分，以及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案例。
宪法的框架：制衡与权力的模糊地带
美国宪法并没有为“战争”这个词下明确的定义，这本身就为日后的解读留下了空间。
总统作为总司令（Article II, Section 2）： 宪法明确规定，总统是“陆军和海军的统帅”，以及“各州民兵，被征召服美国勤务时”。这个角色赋予了总统指挥军队、部署部队、制定军事战略的巨大权力。这使得总统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成为最直接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国会宣战权（Article I, Section 8）： 宪法赋予国会“宣战”的权力。这被认为是美国宪法中对总统军事权力最直接的制约。宣战，在概念上，意味着国家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这通常伴随着巨大的资源投入、人力征召，以及对国内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
国会媾和权（并非明确列出，但隐含）： 宪法中并没有直接写明“媾和权”，但通常认为，既然国会有宣战权，那么结束战争也应该在国会的权力范围内。更直接的权力体现在国会批准条约，而和平条约需要参议院的批准。
潜在的问题与实践中的张力
这种权力划分在理论上是制衡，但在实践中，尤其是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确实可能产生一些问题：
1. “战争”的定义模糊与总统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的先发制人： 现代战争的性质使得“宣战”这个行为变得复杂。总统作为总司令，可以调动军队，在海外进行军事部署，甚至发动一些“有限的”、“非宣战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击恐怖分子、营救人质、保护在海外的美国公民、执行人道主义干预等。
“被卷入”的陷阱： 当总统派遣部队进入冲突地区，即使没有正式宣战，这些部队也可能在交火中被卷入战争。一旦美军开始流血伤亡，国内政治的压力会非常大，国会即使不情愿，也很难在此时撤兵或拒绝支持，因为这可能会被视为“不顾士兵安危”。
“韩战”和“越南战争”的例子： 著名的例子是朝鲜战争（Korean War），杜鲁门总统派遣军队支援韩国，但并未获得国会正式宣战。越南战争更是经历了长期的军事介入，直到《东京湾决议案》才在国会获得广泛授权，但其后也引发了深刻的政治辩论。这些都展示了总统通过“军事行动”而非正式“宣战”来启动冲突的趋势。
2. 信息不对称与国会的监督难题：
总统掌握信息优势： 总统及其行政部门，特别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掌握着关于国家安全威胁、敌方意图、军事计划等最直接、最全面的信息。国会虽然有情报委员会等机构，但其信息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部门的提供。
“国家利益”的单方面解读： 总统可以以“国家利益受损”、“紧急情况”、“保护美国人”等理由，迅速采取行动。国会需要时间来审议，收集信息，进行辩论，但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国会的审议可能已经滞后于事实。
《战争权力法案》（War Powers Resolution）： 为了应对总统过度的军事行动，国会在1973年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统在派遣美军进入敌对行动地区时，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国会，并且在60天内（可延长30天）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兵。然而，这个法案在实践中也备受争议，不同总统对如何解释和执行都有不同的理解，有时总统会声称其行动是在总司令权限内，不属于法案管辖的“部署”或“军事行动”。
3. 效率与责任的矛盾：
军事行动的快速反应需求： 现代冲突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发生，需要国家快速、果断的反应。总统作为总司令，可以立即调动军队，做出决策，这符合军事行动的效率要求。
国会的程序性延误： 国会的宣战过程需要立法程序，包括两院的投票、可能的委员会审议、辩论等，这需要时间。如果遇到政治分歧，整个过程可能非常漫长，甚至无法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会因为政治考量而拒绝宣战，而总统又认为必须采取行动，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严重的冲突。
责任分散： 如果一项军事行动失败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那么责任该如何界定？是总统作为总司令的决策失误，还是国会在审批或授权时的判断失误？这种权力划分有时会让责任变得模糊。
4. 长期战争与国会的“甩手”：
“授权”的模糊性： 有时国会会通过“授权使用武力”（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的决议，而非正式的“宣战”。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国会通过了针对基地组织和与其相关联国家使用武力的授权。这项授权被后续的几届政府用于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其范围和持续时间远超最初的设想，引起了关于国会是否因此“甩掉了”对战争的监督责任的讨论。
渐进式战争： 总统可以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逐步升级，最终导致一场事实上的战争，而国会在过程中可能只是被动地回应，而非主动发起。
媾和权的问题：
虽然宣战权更容易引起争议，但媾和权也可能存在问题。
总统的谈判主导权： 作为国家元首和外交的代表，总统通常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主导者，包括与他国的谈判。因此，在媾和过程中，总统通常处于谈判的前线，而国会更多的是事后批准。
条约批准的政治化： 参议院的条约批准权（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有时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导致重要的和平协议难以获得通过。例如，在一战后，美国参议院未能批准《凡尔赛条约》，其中就包括了国联的条款，这被认为是美国没有积极参与战后世界秩序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非条约”的和平协议： 有时，国家之间可能通过协议而非条约的方式结束冲突，这会绕过参议院的批准程序，进一步加强总统在结束战争中的主导地位。
总结：
美国总统作为总司令，与国会拥有宣战权的设计，其核心在于防止总统滥用军事力量，确保战争的开启和持续得到民选代表的授权和监督。然而，在现代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快速变化的军事技术面前，这种设计并非没有挑战。
总统通过“军事行动”和“有限干预”来规避正式宣战程序，信息不对称导致国会监督困难，以及《战争权力法案》执行的模糊性，都使得总统在启动和进行战争方面拥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反过来，这又可能削弱国会对战争的实质性控制。
这种权力划分更像是一个动态的博弈，总统倾向于扩大其军事行动的范围，而国会则试图通过立法和监督来收紧缰绳。这种张力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固有特征，反映了在国家安全与民主监督之间的持续权衡。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设计，但正是这种相互制约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走向，也考验着美国民主制度的韧性。
宪法的框架：制衡与权力的模糊地带
美国宪法并没有为“战争”这个词下明确的定义，这本身就为日后的解读留下了空间。
总统作为总司令（Article II, Section 2）： 宪法明确规定，总统是“陆军和海军的统帅”，以及“各州民兵，被征召服美国勤务时”。这个角色赋予了总统指挥军队、部署部队、制定军事战略的巨大权力。这使得总统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成为最直接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国会宣战权（Article I, Section 8）： 宪法赋予国会“宣战”的权力。这被认为是美国宪法中对总统军事权力最直接的制约。宣战，在概念上，意味着国家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这通常伴随着巨大的资源投入、人力征召，以及对国内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
国会媾和权（并非明确列出，但隐含）： 宪法中并没有直接写明“媾和权”，但通常认为，既然国会有宣战权，那么结束战争也应该在国会的权力范围内。更直接的权力体现在国会批准条约，而和平条约需要参议院的批准。
潜在的问题与实践中的张力
这种权力划分在理论上是制衡，但在实践中，尤其是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确实可能产生一些问题：
1. “战争”的定义模糊与总统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的先发制人： 现代战争的性质使得“宣战”这个行为变得复杂。总统作为总司令，可以调动军队，在海外进行军事部署，甚至发动一些“有限的”、“非宣战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击恐怖分子、营救人质、保护在海外的美国公民、执行人道主义干预等。
“被卷入”的陷阱： 当总统派遣部队进入冲突地区，即使没有正式宣战，这些部队也可能在交火中被卷入战争。一旦美军开始流血伤亡，国内政治的压力会非常大，国会即使不情愿，也很难在此时撤兵或拒绝支持，因为这可能会被视为“不顾士兵安危”。
“韩战”和“越南战争”的例子： 著名的例子是朝鲜战争（Korean War），杜鲁门总统派遣军队支援韩国，但并未获得国会正式宣战。越南战争更是经历了长期的军事介入，直到《东京湾决议案》才在国会获得广泛授权，但其后也引发了深刻的政治辩论。这些都展示了总统通过“军事行动”而非正式“宣战”来启动冲突的趋势。
2. 信息不对称与国会的监督难题：
总统掌握信息优势： 总统及其行政部门，特别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掌握着关于国家安全威胁、敌方意图、军事计划等最直接、最全面的信息。国会虽然有情报委员会等机构，但其信息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部门的提供。
“国家利益”的单方面解读： 总统可以以“国家利益受损”、“紧急情况”、“保护美国人”等理由，迅速采取行动。国会需要时间来审议，收集信息，进行辩论，但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国会的审议可能已经滞后于事实。
《战争权力法案》（War Powers Resolution）： 为了应对总统过度的军事行动，国会在1973年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统在派遣美军进入敌对行动地区时，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国会，并且在60天内（可延长30天）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兵。然而，这个法案在实践中也备受争议，不同总统对如何解释和执行都有不同的理解，有时总统会声称其行动是在总司令权限内，不属于法案管辖的“部署”或“军事行动”。
3. 效率与责任的矛盾：
军事行动的快速反应需求： 现代冲突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发生，需要国家快速、果断的反应。总统作为总司令，可以立即调动军队，做出决策，这符合军事行动的效率要求。
国会的程序性延误： 国会的宣战过程需要立法程序，包括两院的投票、可能的委员会审议、辩论等，这需要时间。如果遇到政治分歧，整个过程可能非常漫长，甚至无法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会因为政治考量而拒绝宣战，而总统又认为必须采取行动，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严重的冲突。
责任分散： 如果一项军事行动失败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那么责任该如何界定？是总统作为总司令的决策失误，还是国会在审批或授权时的判断失误？这种权力划分有时会让责任变得模糊。
4. 长期战争与国会的“甩手”：
“授权”的模糊性： 有时国会会通过“授权使用武力”（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的决议，而非正式的“宣战”。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国会通过了针对基地组织和与其相关联国家使用武力的授权。这项授权被后续的几届政府用于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其范围和持续时间远超最初的设想，引起了关于国会是否因此“甩掉了”对战争的监督责任的讨论。
渐进式战争： 总统可以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逐步升级，最终导致一场事实上的战争，而国会在过程中可能只是被动地回应，而非主动发起。
媾和权的问题：
虽然宣战权更容易引起争议，但媾和权也可能存在问题。
总统的谈判主导权： 作为国家元首和外交的代表，总统通常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主导者，包括与他国的谈判。因此，在媾和过程中，总统通常处于谈判的前线，而国会更多的是事后批准。
条约批准的政治化： 参议院的条约批准权（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有时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导致重要的和平协议难以获得通过。例如，在一战后，美国参议院未能批准《凡尔赛条约》，其中就包括了国联的条款，这被认为是美国没有积极参与战后世界秩序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非条约”的和平协议： 有时，国家之间可能通过协议而非条约的方式结束冲突，这会绕过参议院的批准程序，进一步加强总统在结束战争中的主导地位。
总结：
美国总统作为总司令，与国会拥有宣战权的设计，其核心在于防止总统滥用军事力量，确保战争的开启和持续得到民选代表的授权和监督。然而，在现代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快速变化的军事技术面前，这种设计并非没有挑战。
总统通过“军事行动”和“有限干预”来规避正式宣战程序，信息不对称导致国会监督困难，以及《战争权力法案》执行的模糊性，都使得总统在启动和进行战争方面拥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反过来，这又可能削弱国会对战争的实质性控制。
这种权力划分更像是一个动态的博弈，总统倾向于扩大其军事行动的范围，而国会则试图通过立法和监督来收紧缰绳。这种张力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固有特征，反映了在国家安全与民主监督之间的持续权衡。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设计，但正是这种相互制约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走向，也考验着美国民主制度的韧性。
网友意见
从美国建国到现在，国会一共宣战5次。
从二战以后，国会未宣战过一次。
二战后的美国历次战争，都是总统挑起来的。
宣战权类似于美联储的“央行独立”，法律规定是有，但是到底有没有谁也不知道。
行政实质上一直在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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