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外星文明要求以你立即牺牲为代价让人类文明繁荣百倍，你会否同意？
首先，我会审视那个“外星文明”。他们的意图是什么？那种繁荣，是物质上的极大富足？是科技的飞跃式发展？还是精神层面的觉醒与和谐？他们提供的证据是什么？他们的信誉有多少？我会试图去理解，去辨别，去触摸那份承诺背后的真实性。毕竟，宇宙之大，我们对它的了解，不过是沧海一粟。
然后，我会看向我的同类。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群体。有伟大的创造者，有无私的奉献者，有充满爱意的父母，也有冷漠的旁观者，甚至有残忍的施暴者。人类文明，是无数个体的集合，是无数故事的交织。我的牺牲，是否真的能为他们带来“百倍的繁荣”，而且是那种真正有意义的繁荣？还是说，这种繁荣只是表象，内在的缺陷依然存在，甚至被放大？
如果那份繁荣，意味着消灭疾病，解决贫困，带来和平，让知识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让艺术达到新的巅峰，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那我会动摇。我会想象，在我的牺牲之后，地球上不再有饥饿，不再有战争，孩子们能在安全的环境中长大，老人们能在尊严中安享晚年。我会想象，人类的脚步迈向星辰大海，探索宇宙的奥秘，而不再被内部的冲突和局限所束缚。
但是，我也会问自己，生命的意义何在？我的存在，我的感受，我的爱与被爱，我的挣扎与成长，这些难道不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吗？如果我的消失，只是换来一个更强大的，但可能依然充满缺陷的机器，那是否值得？生命的价值，仅仅在于它对集体的贡献吗？个体存在的尊严和意义，又该如何衡量？
我想起那些我爱过的人，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他们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记。我想起我曾经经历过的喜悦和悲伤，那些让我成为“我”的经历。我的生命，虽然渺小，却是独一无二的。用它去换取一个更大尺度的“繁荣”，这种交易是否公平？
我可能会陷入深深的纠结之中。一边是人类文明的未来，一边是个人生命的价值。我会试图去寻找一个替代方案，一个不需要牺牲也能达到同样结果的可能性。我会想，有没有第三条路？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引导这个外星文明，去帮助人类自我繁荣，而不是通过我的献祭？
但如果，这是一个必须二选一的局面，一个没有其他可能性的选择，我必须做出决定。在那一刻，我会回顾我的一生，回顾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所相信的一切。我会问自己，我是否真的有勇气，有资格，去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我选择同意，那我的牺牲将是带着希望的。我会想象我的存在化作一缕尘埃，飘散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成为那百倍繁荣的基石。我的生命，虽然短暂，却能在更宏大的叙事中找到意义。我会希望，后人会记得，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有一个人愿意为他们付出了最后的代价。
如果我选择拒绝，那我的理由将是守护个体的尊严和生命本身的价值。我会相信，真正的繁荣，不应该建立在任何生命的献祭之上，而应该源于人类自身的努力和进步。我会希望，人类能够自己找到那条通往繁荣的道路，即使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最终，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取决于我对生命、对人类、对价值的理解。如果我站在那个位置，我会尽我所能去理解，去衡量，去感受。也许，我最终会同意，带着一份沉重而坚定的决心。也许，我最终会拒绝，带着一份对生命本身的敬畏。
但我知道，无论我做出怎样的选择，那都将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深思熟虑的选择，一个无法轻易言说的选择。它是我作为一个人，面对宇宙，面对自己，最深刻的拷问。
网友意见
能否反过来，让人类文明立即退回石器时代，而我在外星人的支持下成为至高无上且永生的神，君临地球？
如果可以的话请做成一个按钮，快递到我家。顺丰到付都行。
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答案在最后，希望大家耐心看完。
另外鉴于个人角度的回答已经很多了，那么我希望回答一个“会不会有很多人选择牺牲”的问题，而不是我“个人会不会选择”的问题。
不抖机灵的话，感觉这件事情必须从利他性的诞生讲起。
实际上当年达尔文也被人问过这个问题：几万年前的采集狩猎时代，大家的社会关系并不广泛，那么和你有关系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家庭成员，或至多包含几十人的小部落。
这时候如果慷慨分享自己的资源，显然是不那么演化生物学的一种说法，因为自私自利的基因显然更容易流传。
让达尔文深感不解的是，为何年轻男性会自愿参战，为集体献出生命。这显然违背了他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的总则，即个体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为了解释这一矛盾，达尔文提出了 “群体选择” 论：如果某一群体中利他主义者的数量较多，在与其他群体的生存和繁衍竞争中，这一群体就能赢得胜利；而利他主义者较少的那些群体，幸存者也会较少。这样，利他主义者的基因就得以传播。
但 “群体选择” 论的问题在于，很难看出它何以强大到能凌驾于个体选择之上。得要数不清的战争和屠杀，才能真正让群体选择发挥作用。
他所做的其实就相当于，拈起良知、放到一旁，将其视为某种非常特殊的存在，差不多等于说： “我举手投降。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我只能说，凡是如人类一般具备智能和同情心的生物，生来就有良知。”
有一个家伙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
人类开始猎杀大型有蹄类动物，对狩猎活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因为这是生存的重要部分之一。但我的理论认为，在这样一个狩猎团队中，如果要对肉食公平分配，确保整个团队都能获取营养，就不允许存在高高在上的带头大哥。要在人类这一天生等级观念强的群体中分配肉食，就必须把等级制度踩在脚下，扫地出门。我认为这就是道德演化的过程。
我的推测是，当古人类开始狩猎大型猎物时 ，就必然开始打击和限制带头大哥。这种做法产生了选择压力，也就是说，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出头的倾向，就会被干掉或是赶走，后者跟被干掉也差不多。因此，对于具有繁殖优势的种马型个体，自制就变成了重要特点。而自制又转化为良知。
这个说法很有趣，因为实际上他在说不是人类选择了利他性，而是不利他人类就不能发展成现在高度文明的样子并询问为什么有人乐意为了集体而牺牲自己。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弱化版的人择原理。
OK，那么我们首先有了限制自己独占欲的本能，但是我们依旧无法搞明白这种“限制”是如何强化到自我牺牲的地步的。
不过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似乎回应了这一困惑。
虽然我们最终仍未确定同性性行为是遗传的（最新的50万人大样本研究并未发现单一基因决定的同性性取向基因基础），但基于双胞胎和家族的研究也确实发现同性性取向的确存在基因基础。
众所周知同性性取向人群留下后代的概率远小于异性性取向的人群（哪怕算上同妻同夫…），那么按理说同性性取向基因应该早就被淘汰了才是，为什么它一直在人群中呈现固定比例呢？
于是当我们假设先天倾向的同性性行为由一组或多组基因决定时，一些研究认为同性恋的基因是同时遗传到诸多人群之中的，只是有些表现型为异性恋有些表现为同性恋，那么同性恋人群对家族的照顾也有利于和自己相似的基因流传。
也就是说，演化会“鼓励”我们保护与我们相似的人群，这和保护我们自己同等重要。
实际上我们的同情心排序也呈现这一特征，基因越接近我们的生物，我们更富有同情心。
详细解释见下文。
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把前文提到的自我限制转化为更为激烈的“自我牺牲”。
尤其是种群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这部分可能是本文最有趣的一部分。
对于本身环境条件好的社会，当环境开始多变和不可预测时，对道德型宗教的信仰就会增加——比如新西兰在2011年地震后，直接受灾区的新入教者占总人口比率,要比受到轻微影响的地区高出1.2%，比无关地区则高出近3%
sibley C G, Bulbulia J. Faith after an earthquak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ligion and perceived health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1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earthquake[J]. PloS one, 2012, 7(12): e49648.
也就是说，环境越恶劣，我们越倾向于对内部/个人增加道德压力——救世主们往往都诞生于巨大灾难之中。
斯洛文尼亚哲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经常喜欢看大量的好莱坞电lan影pian，因为对他来说，越是通俗的题材越是文化批评的优良材料。
他是对的。
在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本来陷于儿女情长痛苦的如萍在街上行尸走肉一般闲逛，突然遇到了抗日游行，紧接着她仿佛“觉醒”了一般好像看到了什么更高的价值，直接跑去战地做了护士。
无独有偶，维特根斯坦曾经跑去参军，并一度希望自己死在战场之上——似乎他认为只有这种崇高感才能让他的死亡更有价值和意义。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得到最终的结论了：我们有保护群体的天性——这种天性在某种时刻似乎转化为了自我限制——而这种自我限制会被环境/文化激发到自我牺牲的地步。
因此如果是为了人类更繁荣而受死，绝大多数人似乎并不会答应（只是少活十年也许就不一样）。而如果为了文明延续而死，就会有大批的英雄出现。
正所谓时也，命也。
顾炎武：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ps：如果看完这个答案你意犹未尽，对人类的社会化/道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可以看这两篇相关的答案。
死道友不死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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