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Ramanujan，Grothendieck这类喜欢自创体系的数学家在清华北大就读，会否被埋没？
想象一下，如果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和格罗滕迪克（Alexander Grothendieck）这两位数学界的巨匠，他们那颠覆性的思维，不是在印度乡间、不是在巴黎街头独自摸索，而是同时出现在清华大学的数学系或者北京大学的数学科学学院，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这个问题触及到了天才与制度、创造力与教育体系的深层碰撞，非常值得我们细致地探讨一番。
首先，我们得理解这两位数学家的特质。
拉马努金，这位几乎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天才，他的数学才华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他直觉性的洞察力，对数论、无穷级数、连分数等领域提出的定理和公式，常常是“神来之笔”，缺乏严谨的证明过程，但却准确无比。他的数学语言，甚至很多时候是直接源于梦境和灵感。他更像是一位独立的数学炼金术士，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创造着奇迹。
格罗滕迪克，虽然接受了相对更系统的教育，但他所开创的代数几何，其抽象程度和理论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提出的“范畴论”、“概形论”等概念，极大地拓展了数学的边界，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自洽且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他的工作充满了哲学性的思考，对数学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他的表达方式也非常个人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数学哲学语言。他同样是一位构建宏大理论帝国的思想家。
那么，将他们置于当今的清华北大数学系，会发生什么？
一、课程体系的适应性问题：
拉马努金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最初的学习是基于一本英国的《纯粹数学概要》。他能迅速掌握那些抽象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超越式的创新。但清华北大的数学系，其课程设置是高度系统化、结构化的，从微积分、线性代数开始，循序渐进地深入到抽象代数、实分析、拓扑学、复分析等经典领域。
对拉马努金而言： 他的直觉和跳跃性思维，很可能在初级的、高度模式化的课程中感到“无聊”或“格格不入”。他或许会轻易地理解那些课程的内容，但那些循序渐进的证明方法、标准的解题技巧，可能不是他最感兴趣或最擅长的方式。他更擅长的是直接看到问题的本质和结果。如果他被要求花费大量时间在标准化的习题和考试上，可能会压抑他的创造力。他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去“重写”这些课程，使其符合他对数学的理解，但这可能会被视为“不守规矩”或“不按要求学习”。
对格罗滕迪克而言： 他对数学的抽象程度和哲学深度有极高的追求。一旦他掌握了基础知识，他会迅速跳到更深邃、更前沿的领域。清华北大数学系当然有研究生和博士的课程，提供非常深入的领域。但如果他在本科阶段，就展现出对现代代数几何等领域超前的兴趣和理解，学校的课程体系是否能及时“跟上”他的步伐，或者是否能提供足够多的能够激发他进一步思考的“难题”，这是一个关键。他的很多想法，是需要在他自己的领域内不断探索和构建的，这和完成一份门门功课优秀的成绩单是不同的任务。
二、评价体系与学术氛围的潜在冲突：
当今的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在评价学生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试成绩、科研论文发表（往往需要遵循导师的思路和课题）、学术竞赛等量化指标。
对拉马努金而言： 他的很多工作是独立完成的，缺乏早期发表的论文，也没有参与过当时类似的学术竞赛。他的贡献更多的是通过与哈代的书信交流才逐渐被世界数学界认识。如果他身处清华北大，他那不走寻常路的数学“语言”，以及缺乏“规范”的证明过程，很可能在最初不被理解和认可。他可能难以通过那些“标准”的学术评价渠道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导师可能会觉得他的“方法”太不严谨，学生之间也可能因为理解差异而产生隔阂。
对格罗滕迪克而言： 虽然他有更强的理论基础，但他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论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可能对某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理论证明感到不耐烦，而更专注于构建他自己的宏大理论框架。如果学校的研究项目和导师的指导方向，与他内心深处的探索不完全契合，他可能会感到被束缚。他不是那种“按部就班”完成导师课题的学生，而是一位会为自己的“项目”倾注一切的研究者。
三、导师与学术指导的匹配度：
找到能够理解并引导这两位数学巨匠的导师，将是至关重要的。
拉马努金： 他最需要的是一个像哈代那样，既能识别他的天才，又能帮助他规范化他的思想，同时又给予他足够自由空间的伯乐。在清华北大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中，这样的导师是否容易找到？即使找到了，他的“非主流”研究方法是否会被导师接受并鼓励，还是会被要求“回归正轨”？
格罗滕迪克： 他需要的是一位能够与他进行深刻学术对话，并且能够在他构建抽象理论时提供支持和挑战的智者。他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可能超越了当时许多学术界的普遍认知。如果导师更倾向于“已知领域”的深耕，而非“未知领域”的开辟，格罗滕迪克的才能就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激发。
四、潜在的“埋没”风险分析：
基于以上几点，这两位数学家在清华北大，确实存在被“埋没”的风险，但这并非绝对，而是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遇到的“人”。
“埋没”的表现形式：
精力被消耗在非核心工作上： 过多的标准化课程、考试和论文要求，会分散他们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领域的时间和精力。
思想不被理解和接受： 他们的创新性思维，如果与当时的学术主流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被视为“异类”、“不务正业”甚至“错误”。
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学术支持： 缺乏能够理解他们思想深度和方向的导师或同行，他们的进步会受阻。
成果难以发表和传播： 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不符合当时的学术规范，或者表达方式过于个人化，可能难以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从而影响其传播和进一步发展。
“不被埋没”的可能性（但需要特殊的土壤）：
遇到“哈代式”的伯乐： 如果在清华北大，有极少数顶尖的、有远见卓识的教授，能够敏锐地识别出他们的非凡之处，给予他们极大的自由和支持，甚至允许他们不按照常规路径毕业和评价，那么他们依然能够绽放光彩。例如，允许他们跳过某些课程，或者以非传统的方式提交研究成果。
学校制度的灵活性： 如果清华北大能够建立起更灵活的学术评价和培养机制，鼓励和支持“异质性”的学术探索，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脱颖而出。例如，为他们设立特殊的课题组，或者允许他们以学术报告、专著等形式替代传统的论文发表。
同行间的化学反应： 如果他们遇到了一些同样具有创造力、愿意接受新思想的同学，也可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和激发。
结论：
总的来说，如果拉马努金和格罗滕迪克，以他们各自独特的才华和研究方式，出现在当今的清华北大数学系，存在被“埋没”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源于现有教育体系的标准化倾向、评价机制的量化导向以及导师匹配度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创新性、跳跃性思维和对数学的独特理解，可能难以在高度结构化的课程和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的释放和认可。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可能性。如果学校能够提供足够灵活的学术空间，并且有具备非凡洞察力和包容度的导师出现，甚至校内有鼓励创新和容忍“另类”的文化土壤，那么他们依然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甚至将清华北大数学系的学术氛围推向新的高度。
但从他们各自的经历和特质来看，他们更可能在相对宽松、鼓励个人探索的环境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他们的才华之光，可能更适合在一种不设限的、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探索空间里燃烧，而不是被一种高度统一的模具所塑造。 这也并非是对清华北大教育体系的否定，而是说明了像拉马努金和格罗滕迪克这样的“超级个体”，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理解并容纳他们“超级特质”的特殊环境。而这种环境，在任何一个庞大而成熟的教育体系中，都可能是稀缺的。
首先，我们得理解这两位数学家的特质。
拉马努金，这位几乎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天才，他的数学才华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他直觉性的洞察力，对数论、无穷级数、连分数等领域提出的定理和公式，常常是“神来之笔”，缺乏严谨的证明过程，但却准确无比。他的数学语言，甚至很多时候是直接源于梦境和灵感。他更像是一位独立的数学炼金术士，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创造着奇迹。
格罗滕迪克，虽然接受了相对更系统的教育，但他所开创的代数几何，其抽象程度和理论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提出的“范畴论”、“概形论”等概念，极大地拓展了数学的边界，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自洽且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他的工作充满了哲学性的思考，对数学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他的表达方式也非常个人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数学哲学语言。他同样是一位构建宏大理论帝国的思想家。
那么，将他们置于当今的清华北大数学系，会发生什么？
一、课程体系的适应性问题：
拉马努金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最初的学习是基于一本英国的《纯粹数学概要》。他能迅速掌握那些抽象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超越式的创新。但清华北大的数学系，其课程设置是高度系统化、结构化的，从微积分、线性代数开始，循序渐进地深入到抽象代数、实分析、拓扑学、复分析等经典领域。
对拉马努金而言： 他的直觉和跳跃性思维，很可能在初级的、高度模式化的课程中感到“无聊”或“格格不入”。他或许会轻易地理解那些课程的内容，但那些循序渐进的证明方法、标准的解题技巧，可能不是他最感兴趣或最擅长的方式。他更擅长的是直接看到问题的本质和结果。如果他被要求花费大量时间在标准化的习题和考试上，可能会压抑他的创造力。他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去“重写”这些课程，使其符合他对数学的理解，但这可能会被视为“不守规矩”或“不按要求学习”。
对格罗滕迪克而言： 他对数学的抽象程度和哲学深度有极高的追求。一旦他掌握了基础知识，他会迅速跳到更深邃、更前沿的领域。清华北大数学系当然有研究生和博士的课程，提供非常深入的领域。但如果他在本科阶段，就展现出对现代代数几何等领域超前的兴趣和理解，学校的课程体系是否能及时“跟上”他的步伐，或者是否能提供足够多的能够激发他进一步思考的“难题”，这是一个关键。他的很多想法，是需要在他自己的领域内不断探索和构建的，这和完成一份门门功课优秀的成绩单是不同的任务。
二、评价体系与学术氛围的潜在冲突：
当今的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在评价学生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试成绩、科研论文发表（往往需要遵循导师的思路和课题）、学术竞赛等量化指标。
对拉马努金而言： 他的很多工作是独立完成的，缺乏早期发表的论文，也没有参与过当时类似的学术竞赛。他的贡献更多的是通过与哈代的书信交流才逐渐被世界数学界认识。如果他身处清华北大，他那不走寻常路的数学“语言”，以及缺乏“规范”的证明过程，很可能在最初不被理解和认可。他可能难以通过那些“标准”的学术评价渠道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导师可能会觉得他的“方法”太不严谨，学生之间也可能因为理解差异而产生隔阂。
对格罗滕迪克而言： 虽然他有更强的理论基础，但他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论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可能对某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理论证明感到不耐烦，而更专注于构建他自己的宏大理论框架。如果学校的研究项目和导师的指导方向，与他内心深处的探索不完全契合，他可能会感到被束缚。他不是那种“按部就班”完成导师课题的学生，而是一位会为自己的“项目”倾注一切的研究者。
三、导师与学术指导的匹配度：
找到能够理解并引导这两位数学巨匠的导师，将是至关重要的。
拉马努金： 他最需要的是一个像哈代那样，既能识别他的天才，又能帮助他规范化他的思想，同时又给予他足够自由空间的伯乐。在清华北大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中，这样的导师是否容易找到？即使找到了，他的“非主流”研究方法是否会被导师接受并鼓励，还是会被要求“回归正轨”？
格罗滕迪克： 他需要的是一位能够与他进行深刻学术对话，并且能够在他构建抽象理论时提供支持和挑战的智者。他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可能超越了当时许多学术界的普遍认知。如果导师更倾向于“已知领域”的深耕，而非“未知领域”的开辟，格罗滕迪克的才能就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激发。
四、潜在的“埋没”风险分析：
基于以上几点，这两位数学家在清华北大，确实存在被“埋没”的风险，但这并非绝对，而是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遇到的“人”。
“埋没”的表现形式：
精力被消耗在非核心工作上： 过多的标准化课程、考试和论文要求，会分散他们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领域的时间和精力。
思想不被理解和接受： 他们的创新性思维，如果与当时的学术主流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被视为“异类”、“不务正业”甚至“错误”。
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学术支持： 缺乏能够理解他们思想深度和方向的导师或同行，他们的进步会受阻。
成果难以发表和传播： 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不符合当时的学术规范，或者表达方式过于个人化，可能难以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从而影响其传播和进一步发展。
“不被埋没”的可能性（但需要特殊的土壤）：
遇到“哈代式”的伯乐： 如果在清华北大，有极少数顶尖的、有远见卓识的教授，能够敏锐地识别出他们的非凡之处，给予他们极大的自由和支持，甚至允许他们不按照常规路径毕业和评价，那么他们依然能够绽放光彩。例如，允许他们跳过某些课程，或者以非传统的方式提交研究成果。
学校制度的灵活性： 如果清华北大能够建立起更灵活的学术评价和培养机制，鼓励和支持“异质性”的学术探索，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脱颖而出。例如，为他们设立特殊的课题组，或者允许他们以学术报告、专著等形式替代传统的论文发表。
同行间的化学反应： 如果他们遇到了一些同样具有创造力、愿意接受新思想的同学，也可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和激发。
结论：
总的来说，如果拉马努金和格罗滕迪克，以他们各自独特的才华和研究方式，出现在当今的清华北大数学系，存在被“埋没”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源于现有教育体系的标准化倾向、评价机制的量化导向以及导师匹配度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创新性、跳跃性思维和对数学的独特理解，可能难以在高度结构化的课程和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的释放和认可。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可能性。如果学校能够提供足够灵活的学术空间，并且有具备非凡洞察力和包容度的导师出现，甚至校内有鼓励创新和容忍“另类”的文化土壤，那么他们依然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甚至将清华北大数学系的学术氛围推向新的高度。
但从他们各自的经历和特质来看，他们更可能在相对宽松、鼓励个人探索的环境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他们的才华之光，可能更适合在一种不设限的、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探索空间里燃烧，而不是被一种高度统一的模具所塑造。 这也并非是对清华北大教育体系的否定，而是说明了像拉马努金和格罗滕迪克这样的“超级个体”，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理解并容纳他们“超级特质”的特殊环境。而这种环境，在任何一个庞大而成熟的教育体系中，都可能是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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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努金数学成绩很好的，他是因为其它课程实在跟不上才退学的。如果他生在中国的话应该不会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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