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不是,实际上,从各种数据来看,最适合当代中国经济的转折点的年份是——1969年。那年可以视作当代中国经济超长期上升趋势的起点,直到今天这个趋势似乎都还没结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展的三年恢复计划和一五计划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但好景不长,58年大跃进,然后又是自然灾害,直接脸接地。中苏交恶,三年调整后又接着天下大乱了三年。不管你怎么看也好,58-68这十年整体来说是摸鱼摸过去了,这一时期很多重要经济数据都是在一个区间内浮动,可以说经济没什么进展。
1969年,开始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年按国家统计局数据,当年gdp增长16.9%,次年gdp增长19.3%,重要经济数据基本突破了58-68年的区间,自此开始了头也不回的上升趋势。
下面列数据:
数据基本用这个,从网上下载来的,虽然糊了点,但我也懒得换了。
大家都列过的粮食产量数据,可以看出58-68年基本都是区间浮动,69年开始(70年开始也行)有明显增长势头,从69年到76年,粮食产量从21095万吨增长到28630万吨,7年增长36%。
隔壁的农业生产指数也一样,之前可以视作区间浮动,1969年(1970年也行)开始有明显增长,之后一直飙升。
不变价格的工农业总产值。
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工业,嗯,大跃进还真是名副其实啊,可惜步子跑到太快直接扑街了,也是直到1969年才突破1960年的高点。1976年翻倍了,之后仍然在持续上升。
农业,农药、化肥投资,大体也是上升趋势。
农业机械数量
机械面积,机械化水平,这些数据70年代开始数据都彪的很快。
财政支农,1975年才超过1960年的金额,所以你会发现大跃进是真的夸张,高低点都很离谱……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是70年代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量,69-76也是翻倍了,隔壁还有四大件的年销量
发电量,煤炭产量,69-76要么翻倍,要么接近翻倍。
工农产品交换,看着不像存在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剪刀差啊。
城乡存款,也是70年代开始才快速增长。
《中国农村40年》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 1989.12
改开后的粮食产量,随便找的表。
好吧,想列的暂时列完了,从这里列出的数据,我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是不需要怀疑的:从69年开始我国工业农业迅速发展。
嗯,怎么说呢,虽然时间短了点,70年代也称得上是算的上是人民公社的黄金年代了,工业也不错。用粮食产量算一下1969-1978年粮食增长可比1978-1987年快啊,这被硬生生说成国民经济崩溃边缘也是挺惨的……
当然当时副业确实一般般,生活水平进展也确实不快,不过从当时形势出发,大概也没啥其他办法吧同时兼顾吧。
至于79-84年的粮食快速增长嘛:
《中国农村经济分析》北京:农业出版社 , 1990.12
你看当时专家这些总结,第一条我没截,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条,农产品提价的,确实是很重要的因素,没钱谁跟你积极。第三条解释了当时副业发展。第四、第五条关于科学技术、水利工程,哈,跟很多左派网友言论差不多嘛。当然,这里我倒是想说,79-84年的农业增长,其实也是70年代以来农业增长的延续,太过割裂开并不合适。
至于被誉为“最具深刻意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81年还微不足道,似乎是在82年以后才开始大范围铺开。然而在这之前,农业增长就已经很快了,所以我认为,关于产量提升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说法——很可疑。
《中国农村40年》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 1989.12
放在最后,补充下84年以后的农村状况。
《中国农村经济分析》北京:农业出版社 , 1990.12
这一时期设施开始荒废,投资减少,收入增长速率快速减慢。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和对策研究 1992-1997》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1998.02
这三年收入每年增长0.7%……还是增收不增利那种。然后这里还提了下剪刀差扩大,之前几次剪刀差是1962、1963、1964、1977,不是过热就是扑街啊。
之后倒是好点,又高速增长了几年,之后97年开始跟工人一起扑街了……再再之后就是新千年了,梳理一下后就能发现除了78-84年,其他时间农民生活也好,农业发展也好,也就那样吧。
《中国农民收入研究》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07.12
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化发展,嗯,正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确实不咋地,根本比不上70年代。
《中国农村50年》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 1999.09
因为不咋地,所以他在这里搞对比的时候都不敢比百分比了,直接比增加额度,我看了直接一句卧槽……当然他上一页也承认70-78年农业确实是迅猛发展,难得。
《中国农村50年》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 1999.09
有些资料我经常看,但有些就是临时找的,写的比较乱,见谅。
因为税
不同时期对公社和家庭承包收的税是不一样的,重税之下的公社和承包制积极性都一样低,轻税下积极性都一样高。
首先要知道一个高中历史常识。新中国农业所有制分成了好几个部分:农民所有制——农业互助组——农业初级社——农业高级社——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其中人民公社早期、后期、承包制中后期积极性都很低。
1.和小岗村一样,人民公社的出现也是某个地区的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然后由中央推广的。1957-1958年农业水利大会战,一些高级社发现单凭自己一个社很难完成大规模水利工程,于是和其他高级社联合自发组建了“联社”,这是人民公社的雏形,也就是说,组建人民公社一开始是为了修建农田水利。农民积极性当然高。
2.然而很不巧,第二年大跃进,初创的人民公社迅速向共产风迈进,迅速变成了能管控农村一切的超级组织。我们对人民公社一多半恶感基本上都出自这里。毫无疑问,农民积极性暴跌。
3.1961年人民公社改革,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农村形成“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模式,大队就是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基本是原来的初级社。“队为基础”就是生产队一级占有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进行收益分配,是基本核算单位。 这才是长期实行真正的人民公社模式。
简单来说,耕畜、农具、队营企业不再归人民公社,仍然归生产队所有。属于个人的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生产队对其所有的土地、牲畜、农机具、山林、水面、草原及生产经营安排都拥有自主权。毫无疑问,这又一次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4.重点来了,上边这个看起来不错的制度怎么就变成了78年那个效率低下没有积极性的东西了?
原因很简单,交公粮征购基数大大提高了。
1966-1976,因为中苏交恶,备战备荒等等原因 ,公购粮征收名目越来越多,除了一般的公粮,还有“超购粮”,“备荒粮”,“忠”字粮、“爱国粮”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收了一拨又是一拨。
当时生产队集体打下的粮食首先要选最好的风干扬净给国家上缴公购粮。其次留足种子和储备粮,剩下的才能分给社员们。
现在交的公粮越来越多,种子和储备不能动,土地和亩产有没有明显增加,分给社员的当然越来越少。
这种无限制征购下,你积极性再高也玩不下去,你公社投入化肥机械产的粮食多了,那就给你在加一个公粮税种。最后就变成了无论是农业总产量还是平均亩产年年增加,但是农民积极性却越来越低。(这也是其他高赞回答里没解释清楚的问题)
5.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开始偷着进行承包制。承包制并不是小岗村开始的,是小岗村开始闹大的。我们老家公社至少在1974年就开始在收割小麦上进行承包。比如之前收割一片地,割完工分均摊给所有人;之后这片地划分成一百块,谁割的块多谁的工分就多。效率和积极性明显提高。当时只能偷偷摸摸搞,在小岗村彻底闹翻之前,基本上各地都有或多或少的承包制。
6.1978年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原来公社各种公粮摊牌基本上全部取消,属于基层农民的粮食大大增加。当时无论是实行承包制地区还是尚未改革的人民公社,积极性都大幅提高。
这也就能解释明明78年农村还是以人民公社为主,承包制还没推广,人们却一直认为78年以后农村生活就开始好了。并把这个功劳给了新出现的承包制。(人民公社是逐步解体的,不是78年一夜之间消失),
但总的来说,因为留的更多,还是承包制积极性更高。
(因为公社有大量社队企业水利工程卫生社农用机械之类的需要投入维护,承包制后这些东西能丢的都丢了。间接导致了农村医疗卫生水利灌溉等体系的崩溃。)
(打个比方,你不交五险一金工资收入当然高了,那医保社保你自然也就没了。)
然后更大的麻烦来了。我们的教材只讲了这次78年减税,对几年后的大规模增税只字未提。
7.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改革开放需要的大量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自然就瞄准了承包制下刚刚温饱的农民。于是各种杂税(比如三提五统)又回来了。这次农民积极性遭到重创程度比人民公社还要大。
而且为了解决农民屯粮的问题,交公粮从交粮食实物变成交人民币(1993农业税),交的粮食开始和粮价绑定,受物价和通货膨胀影响,税收摊派也更方便。同时农民丧失了集体时代的医疗教育福利,医疗全是自己出,因病返贫越来越严重。自身因为承包制也被沙粒化,丧失了组织和集中力量的能力,日子就更惨了。
这就使刚刚尝到种地甜头的农民陷入了新的困境,躲避各种税费、田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同当地政府 的现象。农村地区的各种问题也是这个阶段开始爆发。
反而是维持集体化,坚持工业化,获得工业红利的某些村子在这个阶段日子过得不错。
这个阶段网上说的人不多,因为大多数人学习的高中历史教材不讲这里了;然后网上的“农民子弟”在这个阶段基本上都开始脱离农村,所以大多数人对农村的回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积极性”就戛然而止。
8.2000年后农业税废除
略
好家伙,四个问号我文中都回答了,还能问得出来?
人有多积极,地有多大产。
说句题外话,哪怕是春秋战国的耕地技术,如果没人收粮,吃饱饭也不是什么难事。
举个例子
嘎措乡位于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北部,面积2.74万平方公里,那里平均海拔高达4900米、曾经被称为“生命禁区”。从双湖县再向北沿着一条2003年建成的沙石土路,翻越70多公里的高山草原,一路所见,地鼠野兽,河湖雪山,偶尔路过一两个放牧点,牛羊成群,忙碌的牧民在帐篷里烧火切肉,做酥油,做酸奶……给苍茫的草原增添了一点人烟。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户,578人,分布在两个行政村,玛威容那村(简称一村)和瓦日香琼村(简称二村)。1982年,西藏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解散了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嘎措按照70%社员的投票意愿,保留了集体经济体制,至今是全自治区唯一实践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在生产上,嘎措两个村的劳动分工和管理都依据全乡统一的254条《工分细则条例》,但是两个村各自独立核算。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由村集体所有,集体以按劳分配、劳动均衡为原则。每年年末,社员们根据自己全年的工分,从集体获得现金分配和包括奶制品及牛羊肉在内的实物分配。但是酸奶和燃料(牛羊粪)则分别按人均和户均分配。嘎措的集体制度从一开始就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其人均收入水平在双湖县的七个乡镇中历年名列第一。
集体制度不仅让社员们多劳多得,而且还能保护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维护社员们与生产资料的紧密联系。比如,如果集体的放牧点上有社员突然病倒,集体可以当天换人,既让病人养病,同时也使牲畜继续得到看护,两不相误。这是集体制度的优势。那曲的草场有九成已经承包到户,如果单干的牧民在放牧点上突然病倒,那么他就陷入了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看护牲畜,因而损失甚至失去生产资料,要么放弃自己看病就医的机会。在藏北草原上,如果牲畜无人看护,两个小时后,它们或可能走失,或可能遭遇野兽的袭击。
2016年,嘎措乡人均现金收入18494元,远高于那曲本地区的人均8638元,也高于同年西藏各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见表1)。2016年嘎措乡人均纯收入中,集体各项分红为人均11145元,占纯收入的60%,政策性收入占40%。因为嘎措草场面积大,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高于其它地方。不过,即便完全不算政策性收入,2016年嘎措人均集体分红就与西藏人均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区(含政策性收入)几乎齐平。2017年全乡人均现金收入达19461元,其中集体各项分红所得为12125元,占纯收入的63%,政策性收入占37%。
在分配上,集体组织兼顾养老、医疗、教育等人的再生产的需求。对于缺少劳动力的贫困家庭,集体会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安排在工分比较高的岗位上;对于有长期病号的家庭,集体会尽量安排他们的子女学习兽医、驾驶等技能,来增加他们的未来收益。
与内地一些著名的集体经济村庄相比,纯牧业的嘎措乡集体经济有它自身的、值得称道的特点:
第一,它依靠自身的劳动力,以内需为导向。嘎措产出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产品大约70%用以满足社区需求。
第二,针对牧业自身的特点,它发展出一套精准的按劳分配制度,也兼顾“劳动均衡”原则,既保证了大多数人的劳动效益,也能惠及部分劳动力弱势家庭。嘎措还领先全国,首创为牧民提供“退休”基本保障,同时也使他们能积极养老,继续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发挥余热。
探索出了一个“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再所有的人监督干部”的循环式民主治理模式。其中,尤为突出的措施是村干部的收入由全体村民来评估和决定,将群众监督干部落实到实处。
第四,嘎措既兼顾集体生产的生态化,同时也坚守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牧民们保持了传统信仰和传统对待牲畜的方式,从不轻易给牲畜施用疫苗或兽药。集体也极为严格地维护草场和周边生态的可持续性。嘎措乡地处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北跨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集体也极为严格地维护草场和周边生态的可持续性。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测试,嘎措的草场资源可畜牧21万只绵羊单位,但是嘎措的畜牧总数低于5万只绵羊单位,而且为保护草场实行严格的轮牧时间表。
懒得搬了,
本农村人表示没那夸张 都是一点点变好的
先说小历史 再说看法 您要是心急就直接翻到到后面看看法
先说收购顺便分好时间 省得出现“大锅饭=饥荒=公社” “高价收购几年=积极性=吃饱=好日子=大包干 ”这种笑话
50s是 收购价固定 物价降低(这时生活不错 我们这土改早 听说是合作自发的)
60s是 收购价提高 物价降低(饥荒,后来xxx主抓还搞“四清” 抓资本主义尾巴 上面压的很厉害 这时 修水库 开荒 购置水泵 拖拉机 农技站 气象小组)
70s 是超价收购 队里超额完成任务 收购价提三成 (wg夺权,革委会,69年稳定之后,合作医疗,社办学校,知青下乡,大规模育种选种运动←那时好像叫“群众办科学”,这时比较强调自主管理(学大寨),粮食压力变轻,不抓资本主义尾巴了,集市自留地恢复,不少大队都能攒钱办起小工业 77年又抓过一小阵资本主义尾巴 好在影响不大)(产品出售交易靠采购员打白条,银行委托收款,有的公社还能接到城市厂子的外包,羡慕~)
超价收购大概实行到85年吧 后来物价飞涨 我就不比了 本人水平有限 (到手粮食多了 副食品较为好转 总体不错 不过后来高中变的难上了 看病还是找赤脚医生和镇卫生院 但是没有合作医疗了)
后来 三提五统 不说了 剪刀差x10 农村xxx的顺口溜都是这时候编出来的 农村生活过你肯定听过 我不发出来 发出来太危险(生活拮据 有的破产当盲流 治安很差 )(说点我自己的歪理,我认为这才是包干目的,取消基本保障让农民破产。然而破产之后,2000年才取消盲流放开进城以前都是要买户口的,这段时间嘛。。。)
再说说这几个图和一点别的
这砖房74年盖的
这木匠盒 两个 俩人一人一个 73年大队成立建筑队给人盖完房子 直接给打家具
大队60s进的第一台拖拉机 镇上老机修厂推平了 可惜! 图找不到了
缝纫机 70s买的 黑白电视80s买的
家里电视90s换了个彩的
偷懒和积极性
然后 有的在那说公社全都偷懒的 过于极端了 甚至都埋汰人了 这时候你又不说农民淳朴勤劳了
真偷懒 试试看你能不能找到对象 农村统共就这么点人 有点事全村都知道 农民是非常讲脸面讲面子的 一说哪家的谁谁谁是生产标兵 青年突击队 霍 倍儿有面子 哪家哪家有懒汉 那也是十里八乡都扬了名的
村里老人威信不是吃素的 队长都得悠着点 你以为是一手遮天?不不 都不配合你 你遮谁去 互相可都知根知底的
经济上是有加价收购的 超出标准给加钱的 效益越好 工分越值钱 这是实打实的把人绑在一起的集体利益。
谁都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当然当你的“理性人”
大家互相都认识 好几十年都是这些人 这时候 你当懒鬼一个试试 看你承受不承受的住损害集体利益之后 所有人都排挤你 可怕~
(管理上的小歪理)
你不能拿现在那套 “陌生人社会” “精密绩效管理” “把人当机器计算” 来硬套当年的情况 你要真搞“科学管理” 没准还闹意见呢 “你是不是不信任” “是不是破坏革命友谊”(这是玩笑话,不是扣帽子上纲上线那种) 一旦没了信任反而不好了 )
老马说的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现在社会是高度流动性 又认钱 像以前那样“培养关系和信任 集体制裁 评先进” 成本高不适用 而且很荒唐 ;同样的,你在以前的那种固定圈子和稳定社会 不认钱,你用你的“科学管理”一样是,成本高效果差甚至是荒唐的(除非你打算一辈子你都不来往,玩陌生人,玩高冷,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这在那时你玩高冷可是政治问题)
(有时真的是农闲)
当然了,有时就是单纯的农闲,就是没活,那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也不能不让休息了不是
包干一开始积极性在种地上,这点是确实,不过跟大跃进那时是似的,都是有时间的,不可能天天玩了命的干,不那么紧绷绷的,有说有笑什么的才是日常(也是苦中作乐,别误解了),后来税收上天也就没那积极了性,单纯没选择罢了。
(经济作物和副业)
经济作物 自由选择 那是真有积极性 一窝蜂种一窝蜂亏 以前经济作物是统一指导的 后来公社拆了 也没人教怎么种 闹几次灾害 亏几次钱 有的破产当盲流去了
真积极性都在搞副业办工业上 五七指示 号召大办工业 队里73年办了建筑队 生活比较宽裕
84s之后开始难受了 后来那都别说了 进城盲流打黑工 腐败横行 三提五统 赌高速 强盗 黑帮开矿抢地盘 烧林子 哒哒哒枪战 流窜犯 什么的别说了都 那可真是山高皇帝远 生活好了 过的提心吊胆
吃饱饭
有人说一年吃饱了 那是变魔术 粮食多了是真的
但是你还是得卖 还是得省 后来是越来越攒不下钱 后面三提五统那就更是了 单就那时候是真不如以前
(除了自然灾害时 非收获季半年+半年饥荒,几乎不挨饿,说天天都挨饿的可能不知道挨饿啥滋味 吃的没现在好 现在回想起来真苦 但是以前那时候好像没啥感觉?)
到97年不养黑皮猪了换白皮猪 肉才多起来 这时候吃的彻底好起来了 过年头回吃的纯肉饺子
其他
小趣事:当时都传谣“先富带后富”是二次下乡 上次是派知青技术骨干带农民搞工业 以为这回是派人带我们致富。
化肥:化肥队里掏钱 化肥厂就在县里头 没那金贵。
题外话:关于画像 刚包干那几年真流行挂()像的,不过没几年就画像换回来了,扶贫很得人心 现在有的人家挂两个人的像,年轻点的不挂画像了。
自发合作: 种地本身就是合作 后来改了 一样是合作 全村共用,三头灰驴,几个晒谷场,石碾子,和一个没人修的东方红拖拉机上拆的发动机。可惜!
憧憬:那时幻想的哪一天咱们也在村里竖起个大烟囱,后来是不可能了,毕竟,那些 小机床 还有那个建筑队,他们觉得可能不如后来那个来镇上骗钱的洋鬼子开的粮食加工厂更能搞政绩。
我的看法:
就感受来讲,每次改制度(4次)都有新鲜劲,都会给些好处,都会有积极性,但是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下降了。而且人也不能天天那么干活,积极性无限上升。所以说,短期来看,是有效果的,长期来看,它是波动的。根本上还是得靠一些可以留存下来的东西。
这些还是是只看种地的的情况,考虑到那时,非农忙季,推土车修水坝,跟着拖拉机后面平整田地,甚至到70s时期参与副业生产,以至于有时种地人手不够要从副业组抽调人手,我觉得的以前农闲季(半年时间,什么都不干)其实已经消失了。我不知道这又算不算积极性呢。你也不能让我们农民一年都干活,还又像以前那样“积极性”“一心一意”在种地上吧。城里上班族都是8个小时工作制,我们农民一年都上班,“偷偷懒”(要是真像他们说的那样)也不过分吧。
科技发展不就是可以让人不那么有“积极性”吗
哈哈 以上都是歪理 不信别骂我 我水平有限
题外话和一点感慨:这世界上没有一下就“天翻覆地”的变化,
只有慢慢变化的现实
所以说 没那夸张 种了一辈子地 早就成了习惯
积极性?您可真有闲心 每天早上想今天我是积极的干 还是偷懒着干
你觉得“天翻覆地” 是因为有人想让你那么想。
中学时代,假期的一天,我跟着我妈在玉米地里干活,我妈跟我说描述过她十几岁的时候大队(公社)时代干农活的情景:
白天在农田里劳作不休;干的活儿好不好都有人检查,如果支差应付(家乡土话,大致就是只做表面功夫,敷衍塞责的意思),比如翻地深度不够啊之类的,要被批斗(在当时很丢人的),还要被责令返工,另加别的农活儿作为惩罚。
到了晚上,还有选择性的“自愿加班”,就是体力好的年轻人,可以去参加推土(用独轮小推车,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孩子估计见过),推到几公里之外的滩涂地,平整成农田。到了深夜(凌晨)停工,干活的人可以喝一碗稀粥,吃一个饼(很薄的那种。我妈说自己舍不得吃,拿回去给我年幼的舅舅姨姨吃)。
当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无休止的饥饿!
当时我就奇怪了:这劳动积极性,没问题呀!
怎么可能土地在家庭联产承包后,大家就因为所谓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而突然吃饱肚子了?
于是我好奇的问过我妈。
我妈说:“那时候种的玉米,两株之间的距离有这么大。”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大概有七八十公分,甚至快一米了(这个距离当时着实让我震惊)。“哪跟现在这样,种的这么密,人过去还得钻。”
“当时为什么不种的密一点呢?”
“那时候没有化肥,全靠粪肥,就那也远远不够,地里的肥力撑不住,只能那么种。况且当时的种子也不好,都是大队培育的:比如玉米,一株玉米上长了好几个玉米穗,但是很小,加起来也比不上现在的一个玉米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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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回忆起这件事,又查了一些资料,就不怎么相信课本上那套了。
对于某位季姓大V关于小岗村的几个说法进行一下确认探讨(他原文设置是非关注者不能评论,所以我只好在这里写个回答),季先生的意思是小岗村是“山坳里的石漠化退化土地,被公社强迫种20多年的水稻,所以不可能种的出产量,所以所以包干后随便种点别的啥的(实际上是种植花生+玉米),产量就大幅上升了 ”。
这我倒有疑问,第一,小岗村包干后产量上升是靠“种花生+玉米”取代了“低产的水稻”吗?根据当年报纸报道,小岗村的粮食生产构成是“社员严付昌,。。。两个劳力,划地36亩,开荒五六亩.今年共收小麦3 600斤,稻谷4 200斤,玉米400斤,黄豆300斤,山芋2万斤(折主粮4 000斤),杂豆500斤,收花生4 300斤,芝麻60斤.。。。。。。.收入最少的关有江,全家7口人,两个劳力.收小麦2 500斤,稻谷2 700斤,山芋10 000多斤(折主粮2 000多斤),黄豆2 500斤,高粱200斤,花生600斤,。。。。。。”,看一看,严付昌,关有江两家分别应是收入最高,最低的两户,这两家共收小麦6100斤,稻谷6900斤,山芋折主粮6000多斤,花生4900斤,另有豆类三千斤,高粱,芝麻若干,明明是小麦,稻谷共计产量一万三千斤占大头,其中稻谷产量比小麦还高。怎么到季先生嘴里就成了“种花生+玉米是增产的主要因素了”?小岗村“粮食总产132 370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总和”,也就是说66年至70年平均每年粮产量仅两万六千斤,而单干后仅两户人家的稻谷产量就是6900斤,小岗村在1966—1970年期间粮产量低,怕是怪不到水稻头上吧?
第二,季先生又说小岗村是“山坳里的石漠化退化土地”,不知具体出处在哪里?小岗村地势特点是“小岗村地处江淮分水岭,都是丘陵地,土地高低不平,落差最大达3米;地块小”,这是“小岗”一词的由来,但这和“山坳”还沾边不大吧?至于石漠化,查一下中国当前是“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八省都有石漠化现象”,请问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有石漠现象吗?还是小岗村有什么特殊地质?
季先生说别人对小岗村是“真话只说一半的Anti-MarxLeninism典型手法”那么季先生自己的上述说法有多少是准确的呢?
顺便说说第三条, 季先生拿1976,1980,1984年的粮食产量和化肥施用量作对比,得出“80年到84年新增加的粮食产量比80年到76年的多,而同期新增加的化肥使用量少,是因为生产积极性提高化肥使用效果”的结论,这说法似乎也有点真话只说了一半,我们看看随后的数据就可知道,从85年到89年,中国粮食产量始终徘徊在3.8亿吨到4.08亿吨的范围内,除89年和84年持平(超出范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外,其他年份的产量连84年都不如,同时期的化肥施用量可是从84年的1739万吨一路上升到89年的2357万吨,这是为什么?难道化肥失效了,还是农民积极性突然又没了?都不是,总所周知化肥施用量是粮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1984年中国耕地的受灾面积仅仅为3188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1560万公顷,无论受灾面积还是成灾面积都是整个八十年代最低的,而1980年中国耕地的受灾面积高达5000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2977万公顷,其成灾面积是整个七十,八十年代里最高的,甚至比三年困难时期都高。也就是说,季先生是拿一个最为风调雨顺的1984年和一个灾害奇重的1980年做比较,这未免也有些不太全面吧?
再增加一条,关于80年代农业机械化方面,我查了查大中型拖拉机的相关数据,季退思先生又在说“一半真相”,他故意只拿1976年大中型拖拉机39.7万台的数据和1990年81.42万台的数据作比较以显示成绩,却隐瞒了1985年农村大中型拖拉机已达85.26万台,1990年大中型拖拉机81.42万台较85年减少了近四万台,而1992年而是跌到了75.81万台的数量(出处: 《农村拖拉机保有量预测》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籍国宝)。真是好笔法。
而作为增长主力的“小型拖拉机”的增长,1980年中国小型拖拉机数量为近二百万台,1990年近七百万台,数量增长了几倍。可有个背景,1980年生产队体制下,每台小型拖拉机可以服务于至少几十亩,上百亩的集体耕地,分田单干后土地碎片化,农民私人购置的小型拖拉机也就对应其分到手的少量土地,不觉得浪费的比例很大吗?
积极性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个定性的描述,我看来到目前的回答也基本没有进行定量的分析。对一个问题没有定量分析就下结论盖棺定论实在是太可惜了。
选择农业的粮食亩产作为因变量,然后选取一个或者几个对粮食单产有影响的指标——化肥的施用量、农业受灾情况等,再对粮食单产进行回归。如果确实有积极性这个影响,那么积极性肯定是对粮食单产有正的影响。如果我们再假设人民公社的积极性不高,那么就会出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残差是用真实的数据减去拟合的结果得到的值),而人民公社解除以后回归趋势线明显偏低(残差为正)的情况。
使用中国统计年鉴1984、1989的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我们引入一个成灾比的变量,他的意思是成灾面积比总的耕种面积
我们引入一个公式
β0表示不使用化肥且没有受灾时的粮食单产,β1与β2分别表示化肥和受灾情况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回归之后的结果为
粮食单产=122+12.65×化肥每亩施用量-119.34×成灾比
(0.71) (47.16) R2=0.9755
括号里的数字是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误差相对回归系数越小,说明回归系数的可信度越高。R2是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拟合优度越高说明回归方程刻画的程度越好。
方程里的数字的含义:
122说明在1970-1980年的技术条件下,不施肥,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全国平均亩产是122公斤,基本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
12.65说明在1970-1980年代,每施用1公斤的折纯化肥,粮食单产能提高12.65公斤。从化肥施用量的回归系数标准误差仅0.71来看,这个数据是相当可信的。此外,这个数字相比农业部在2000年前后进行的化肥施用效率田间调查得出的9.5公斤要大一点,考虑到2000年前后已经有相当的过施肥情况,因此7-80年代的数据比2000年前后要大一些也符合实际情况。
-119.34表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自然灾害最终成灾后粮食单产将下降119.34公斤。这个数据的标准误差比较大(47.16),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成灾情况下粮食减产的幅度跨度比较大,二是统计范围内粮食单产的变化幅度比较大,线性拟合的精度不高。
考虑到最终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975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影响农业生产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均属于技术发展的产物,他们在1970-1980年的发展趋势是相似的,具有共线性的特征。因此化肥的12.65这个系数里同样包含良种、农药等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因素——好肥还得良种配,才能发挥化肥的最大功效。
最后我们看看最终拟合的残差:
年份 残差
1970 -7.93
1971 -3.04
1972 -3.42
1973 -5.41
1974 1.53
1975 6.82
1976 5.84
1977 3.87
1978 5.99
1979 5.01
1980 -6.60
1981 -8.86
1982 -4.01
1983 3.86
1984 11.22
1985 7.09
1986 0.17
1987 -1.86
1988 -10.27
从残差来看,我们无法得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积极性不高的结论。事实上我们统计人民公社时期的残差和为9.27,而人民公社开始解体的1980年-1988年则为-9.27。
考虑到问题的设定,一般认为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将提高积极性,以HRS的施行比率作为一个自变量
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粮食单产=123.9+11.74×化肥施用量-103.06×成灾比+5.8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比率
(1.96) (58.34) (11.65) R2=0.9759
引入HRS后拟合系数R2几乎不变,从HRS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来看,11.65比系数5.81还大,这意味着我们引入HRS这个变量,HRS能提高积极性增加粮食单产的假设哪怕在要求很低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成立。
这与我们的常识认知不符,其实我也是认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提高了,但是于此同时:
一、HRS的施行使农村田间土地碎片化,增加了农民往返田间的时间成本。分田后,为了保证各家都拥有近似水平的耕地质量,一般会把水田、旱地按照远近距离,田的土壤肥力等多方面因素进行通盘考虑后分田。以我家为例,家里是9亩田竟然分成了14块地,最大的一块地也只有2亩左右,各种两三分的田,全部跑一趟要一个多小时。
二、HRS施行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停滞甚至毁坏,单一农户家庭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下降,成灾率竟然比70年代高出近2成。而农田灌溉面积也也一改人民公社时期的快速上升势头,在公社解体后进入逐年缓慢下降的节奏。
以我老家肥东县为例,肥东县在70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将店埠河重新开挖成河面宽40米,底面宽30米顶面宽80米,河道总深20米的人工河,总土方量2000多万方,全人力开挖。为了开挖这条河,全县1976年农闲动员全县壮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是远离开挖干道地区,也就算说开挖这条河所带来的旱涝保收没有影响到他们。上面是县里修的,我老家村子在河边,当时生产队动员全村力量,还开挖了3公里长的灌溉干渠,修建了泵站。省里则是修了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全工程土方量大概在62000万方,肥东县作为收益县每年也需要动员上万的劳动力开展人力开挖作业,这么大的作业量。在公社解体的1980年代全村再没开挖过一米的河道,到了90年代,80年代前村集体修的小水利因为失去养护大部分失去作用,灌溉干渠因垃圾淤塞严重,最终导致灌溉效率大幅下降,农民的抗灾能力大幅度下降。不仅如此,村里还出现了大家族欺负弱小家庭的情况,遇到干旱年份势力强大的家族拥有优先浇水的权利,而家族与家族之间为浇水而斗殴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HRS施行后农机销售陷入停滞,以联合收割机的拥有量为例:1965年为6704台,到了1978年达到18987台,增长近3倍,1983年HRS基本在全国推行时达到35728台,结果到了5年后的1988年只有35004台了,同时农业机械的总动力虽然在HRS之后仍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却比之前有所下降。总之,人的劳动积极性被各种客观因素抵消了,对农业单产的增加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
在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鼓励积极性因素提高产量是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生产力面前,人的积极性因素已经大大降低了——在工业化时代前农民拼死拼命收集几千斤农家肥,肥效甚至没有一小袋化肥高;在田间地头拼命拔草期望杂草少和稻子争水肥,抵不过一袋除草剂;一百个壮劳动力割麦子也比不过一台联合收割机。提高粮食产量,还是要老老实实靠化肥农药,靠良种水利,靠农业机械。
最后讲下很多人对公社时代吃大锅饭的理解有很大偏差,以为公社里干多干少都一样,其实不然。公社里有各种各样的活计,一般按劳动强度计入公分,以我老家为例从五分工到十三分工不等,生产队长一般会根据劳动能力分派工,每日工作结束后由大队会计根据工干的好坏程度计分并向全部队员公布计分结果。举例来说,某两人分派了犁田,这个工本身是十二分的工,甲干的好可以计十二分甚至十三分(少见),乙干的不好只能计十分,这就体现了劳动质量的好坏带来的公分差异。工分的记录需要客观公平,不能有明显的猫腻——这是向全体社员公开的,如果有明显猫腻社员当场翻脸会计就很不好干了。此外,如果乙总是不好好干,那么像犁田这样工分高的工,生产队长就不再派高分的工给乙干,这样会大大降低乙的实际收入。生产队里干的好的与干的不好的收入差距差不多有两到三倍,这已经是非常大的收入差距了。以我老家生产队为例,十分工是九毛钱,干得好的几乎能干到一个月二十三四元,干的不好的只有十元多一点。(老实讲,我老家属于公社时代效益非常好的,公社解体后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
现在在单位里上班,各位想想有多少单位能公开全体员工的收入情况,列举收入的细项并在大体上保证干得多的拿得多,干得少的拿得少?
以甘肃省为例,1979年后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生产队合作化解体,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变小,因农机作业成本较高,加之国家取消了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使得原有的农机具失去了使用价值,农田作业又变为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根据宣传称小岗村包产到户第一年便实现了人均产粮575公斤,等于66—70年五年的总和。按照当时小岗村115人,517亩土地。换算一下亩产约128公斤。75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156.5公斤。在把五年总和一除,66-70年小岗村平均每年粮食亩产25公斤多。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
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我稍微偏个题,
家庭联产承包改变的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一点点粮食的单产,
最最更迭的,
其实是人才选拔机制和劳动力流动渠道。
举个例子,
假设你生在农村,成分好,没有49年加入国军的舅舅,长得就跟这两张图里的人一样,
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笑起来牙齿雪白非常的有亲和力,家中老母亲和蔼可亲,正直善良,
那大队里的要职,
或者说大队书记其实早就内定了也说不定了,
大队里的男女老幼,都乐于选这么一个小伙子来当领导。
当然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
谁说女子不如男。
很多人觉得,大队就是集体力量,包产到户就是个人单打独斗,这其实是片面的。
广袤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农村大队、军垦农场,
其实是把劳动力给分散化了,聚落化了,彼此孤立非常严重,因为人的社会关系被牢牢绑缚在自己的大队中,
而这时候,无论是遴选人才还是拔擢领导,
逻辑都类似,
就是在一个网格,一定的样本中,选择成分,品行,家庭背景,劳动智慧,体能,谈吐,亲和力,领导能力,甚至是容貌符合劳动大众审美的,
这样一选拔,就把一定人数中那些素质相对较高的人牢牢绑缚在自己对应的土地上了,
对于他们而言,集体生产中遇到的困难,队里经济,人事,芝麻谷子事无巨细,包括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切的一切都是工作的内容,
而城镇居民也相对封闭,在自己的人口基数中,用巨大的教育差距和产业差距来维持自己的人才流动管道,
换句话说,一个资质平庸甚至远低于一般水平的适龄城镇人口,可以在师傅在工厂里传帮带,悉心教导下,做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和创造力的工人,
而这样的劳动力,假如挪到农村,有可能并不具备种地养活自己的能力,甚至会因为没有师傅带,禀赋不适合农业劳作,堕落成所谓懒汉也说不定。
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
能力值远远溢出承包土地的适龄劳动力,失去了大队集体这样承接他们的平台,于是其中的一部分开始琢磨干点别的,不适宜种地的但是心思活络的,也不能躺着饿死在家里,还是得出门谋生,
包产到户后,农业对人才的需求没那么高了,大量有专业文化知识,懂管理,机械,财务等方面的人才被释放到社会上,他们身上网格化的晋升渠道被逐渐打破,
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群英荟萃,在城市中麇集,互相竞争和激励,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眼界的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中,资本开始富集,追逐人才,形成公司企业产业,然后就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了。
白龙马被封为八部天龙后,原来在他身上的三只跳蚤也跟着上了天。于是三只马蚤变龙蚤的成功人士,开研讨会总结成功经验。
第一只说:“这是因为我改变了吸血的方式,原来都是一口气吸到饱,后来改成了吸三口喘口气,这种健康吸血法使我从马蚤变成了龙蚤。”
第二只说:“不对不对,因为我采取了正规的爬行方式才从马蚤变成龙蚤的。以前爬的时候随便迈腿,后来我改成了统一先迈左腿,才有了后来的成功。”
第三只说:“你们说的都不对,事情的根源在于白龙马又变成了龙,如果不是我每天在马头上吸血,为他打通顶路,他也变不成龙。”
当三只跳蚤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南无八部天龙广力菩萨开言点化他们:“你们这些跳蚤从祖宗开始就只会吸血、爬,怎么都没从马蚤变成龙蚤。要不是我跟着师父取经,你们早就被我带到海里淹死了!”
劳动力效率与全要素效率之别,有正相关协同关系。
其实背后的原因超简单的。
土改、相当于被拿走70-80%,变成拿走30%。积极性自然大幅提高。
公社化,相当于拿走30%提高到拿走60%。积极性自然就不好。
包干,相当于又从拿走60%降低到拿走30%。积极性自然就翻过来又变好了。
土改之前,地主要拿走产出的40-60%,还有政府加派劳役,相当于被拿走70-80%。49-52年土改后,当时交给国家的是15%,劳役负担也降低了。相当于只拿走30%。积极性自然大幅提高。
包干之前(如1978年),农民交给公社产出的45%,还要给公家出劳役,而公社交给国家的是15%(这里面7%是公粮/农业税,和强制征购约8%)30%归公社中间商了。加上劳役,相当于拿走30%提高到拿走60%。积极性自然就不好。
1981年包干之后,农民交给国家的是25%(这里面7%是公粮/农业税,和征购约18%)然后另外交5%给三提五统。相当于又从拿走60%降低到拿走30%。积极性自然就翻过来又变好了。
由于90年以后地方五小工业破产,基层财力急剧恶化,91年以后三提五统出现了急剧增长,到1999年国家被迫干预之前,大概从5%涨到了25%。这就是三农问题急剧恶化的背景。但这是90年代的问题,和80年代并不一样。
国家能从人民公社那里征收公粮和征购粮食,仅仅占到当年粮食产出的13-15%。这个水平实际上还略低于解放初刚土改时土地私有自耕农时期的征收率。
也就是说国家可以供养的工业人口,平白少了一半人,或者说,少了一亿工人。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保持合作社制度,而非搞人民公社,国家可以有两倍的工业人口。工业产出和工业化速度固然不能简单的认为也会相应翻倍,部分行业达不到翻倍,部分行业可能超过翻倍,但总体可以大大增加是毫无疑义的结论。从史实而非概念想像的角度看,人民公社严重阻碍了中国工业化速度。
76-79年,嗯,80年据说受灾不算好了,那76-79年,纸面上产量从2.8亿吨到3.3亿吨,也就是6600亿斤,纸面上产量增加了1000亿斤,但是公社卖给国家的粮食,只从755亿斤增加到805亿斤。只多了50 亿斤 !可牛逼坏了。
1981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社改为包干制,但是这部分的影响,导致卖给国家的粮食,一共是960亿斤,多了100多亿斤,到包干更多的1982年,多了300亿斤,更多的1983年多了500亿斤。1984年国家粮库爆满不肯买粮了,农民卖粮难了。
按公社76-79年,这个增产1000亿斤粮食,实际才多卖给国家50亿斤粮食。你就是吹搞公社不包干,也能1984年产量4亿吨,纸面上人均增长有个屁用啊,真的粮食拿出来啊
统购统销,那压任务可儿是专政铁拳压下来的。结果只多卖给国家50亿斤粮食。国家敢继续信人民公社好?
所以我得出 人民公社严重阻碍了中国工业化速度。这个结论。
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国当时穷,无法大量生产尿素(尿素生产线国产化则要到1990年),化肥大量生产的是最廉价的碳酸氢铵、甚至是不结晶的氨水,然而这特别易分解,对劳动积极性又特别敏感。
1976年的粮食总产量为:28631.0万吨;化肥施用量为: 582.8万吨
+3425万吨 ;+687万吨
1980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2056.0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269.4万吨
+8675万吨 ;+470万吨
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0731.0万吨;化肥施用量为:1739.8万吨
为什么会新增加的粮食产量多,而同期新增加的化肥使用量少?就是因为我国大量生产的化肥是最廉价的碳酸氢铵、甚至是不结晶的氨水,特别易分解,对劳动积极性又特别敏感。必须提高劳动积极性才能提高化肥使用效果,否则增加化肥产量的效果就越来越低了。
最后做一点补充说明:80年代农业机械化速度、农业机械保有量增速都是大大超过之前的,农用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1976年为39.7万台,1990年81.42万台;农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保有量1976年82.5万台,1990年697.99万台。国家允许农户个体拥有拖拉机后,农户在三年内购买的拖拉机就超过人民公社在整个70年代购买的拖拉机的总和。
而人力修筑的土水利、土水库的顶峰是1972年,此后以新中国建立以来首次黄河断流为标志,土水利被气候变化打击而逐步失效,1965年才20万口机井,1980年都270万口机井了,1990年才超过300万口机井。放弃水利投劳而转为大量机井抽地下水,是70年代就已完成的转变,不应当移花接木归到包干去。75-80年期间冬季水利投劳量已经暴跌了8成。在85和90年实际上相比80年有所反弹。
以前讨论过的车轱辘话题就不提了。
PS那小岗村举例,却真话只说一半,就是Anti-MarxLeninism典型手法。小岗村按手印包干是什么背景下呢,实际上78年安徽已经包干过,当时叫“借地渡荒”,然后后就开始搞反包干,收回包干地,全省反对一把手万里,全省大搞收回包干地,搞了三年(79、80、81),这都查得到的,当时各地署、各县的一号文件,都是反包干。结果就是安徽1980年的粮食产量还低于1978年。
小岗村,是在这种搞反包干风的情况下搞包干,所以才要按手印,承诺谁被抓走了,别的人要照顾他家小。
小岗村是什么地方呢,一个山坳里的石漠化退化土地,被公社强迫种水稻!被公社强迫了20年,山坳里的石漠化退化土地,种水稻怎么可能种的出产量呢?!所以包干后随便种点别的啥的(实际上是种植花生+玉米),产量就大幅上升了。
但肯定还是低于全省或全国平均产量的!这不是废话吗?谁家山坳里能和平原比产量啊!
本来小岗村这20户118口人,是完全可以富裕起来的。每一次搞一点什么,就被县里故意破坏或者抄没走。这还不算,每次小岗村富裕起来了,就故意把小岗村和其他村合并,让他们内斗不休。以至于终于产生了一个需要扶贫的、“重走集体化”的、贫穷的、足有4188人的“小”岗村。
这和本来那按下18个血手印立誓的20户118口人,究竟有何关系?
说人民公社好的那些同学 你们喷我之前动点脑子啊。
本来潜在产量500斤,而实际被坑到50的地方,包干后自然就变成500了,看起来是涨10倍啊
本来潜在产量1000斤,而实际公社时代只有到800斤的平原地方,包干后变成1000了,看起来是涨的不多,才涨了25%,那不是废话吗?
包干又不是黑科技 只能解除束缚解放生产力 又不是凭空增加的
所以平原地方800斤涨到1000斤 = 山沟里50斤涨到500斤是假的 不可能涨十几倍?
山沟里50斤涨到500斤是真的 就必须给平原变一个800斤涨到八千斤一万斤出来 否则就不配是真事迹?!
吓死人,我还以为70年代后半怎么大灾了,我怎么不客观了 结果一翻资料 80年代后半的受灾面积也有那么大嘛
客观地讲,按70年代后半一吨化肥新增粮食的比例,这意味着大概要1990年以后才能达到4亿吨,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反正那时候也徘徊在4亿吨?
这就回到 公社对积极性有多大的危害了 呢,76-79年,嗯,80年据说受灾不算好了,那76-79年,纸面上产量从2.8亿吨到3.3亿吨,也就是6600亿斤,纸面上产量增加了1000亿斤,但是公社卖给国家的粮食,只从755亿斤增加到805亿斤。只多了50 亿斤 !可牛逼坏了。
1981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社改为包干制,但是这部分的影响,导致卖给国家的粮食,一共是960亿斤,多了100多亿斤,到包干更多的1982年,多了300亿斤,更多的1983年多了500亿斤。1984年国家粮库爆满不肯买粮了,农民卖粮难了。
按公社76-79年,这个增产1000亿斤粮食,实际才多卖给国家50亿斤粮食。你就是吹公社不包干,也能1984年产量4亿吨,纸面上人均增长有个屁用啊,真的粮食拿出来啊
这意味着什么,少五千万份商品粮饭碗。意味着返城知青那一波人潮足以导致粮食供应崩溃。不搞包干,1983年就不是严打成功 而是城市要吃不上饭揭竿而起了 总不能搞成波尔布特
统购统销,那压任务可儿是专政铁拳压下来的。结果只多卖给国家50亿斤粮食。国家敢继续信人民公社好?
不谈1984年秋收后,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粮食多到粮食系统爆满 国家不愿继续收购。所以接下来粮食产量徘徊在4亿吨。 光谈粮食产量怎么没有直线上升。
那我问你 现在每年总有几个地方 农产品滞销卖不出去吧 你出钱全买下来啊 你买吗?你负责全买下吗? 你抬杠我也抬杠 互相抬杠有意思吗?
本来潜在产量500斤,而实际被坑到50的地方,包干后自然就变成500了,看起来是涨10倍啊
本来潜在产量1000斤,而实际公社时代只有到800斤的平原地方,包干后变成1000了,看起来是涨的不多,才涨了25%,那不是废话吗?
包干又不是黑科技 只能解除束缚解放生产力 又不是凭空增加的
所以平原地方800斤涨到1000斤 = 山沟里50斤涨到500斤是假的 不可能涨十几倍?
山沟里50斤涨到500斤是真的 就必须给平原变一个800斤涨到八千斤一万斤出来 否则就不配是真事迹?!
用所谓“化肥”“技术改良”云云来诋毁联产承包的人,不知道我国在60年代初就进行过一轮包产到户的尝试,当时在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施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在生产表现上也完全超越了继续实施集体化的地区。
以安徽省为例,繁昌县峨山公社铁厂生产队从1961年3月施行“责任田”,全年粮食平均亩产638斤,比条件相同但没有施行责任田的宋堂生产队的亩产402斤高出58.7%。地处淮北,条件恶劣的阜阳、宿县出现了40多年来罕见的丰收,粮食除自用外还有余力支援河南、江苏、山东等部分灾区。其中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后,在完成了80万斤的上缴任务后,全队人均口粮仍达440斤,高的多达600斤,该大队曹西生产队55户人家,超产21000多斤粮食。
太湖县桥西大队在1961年实施责任田后,粮食产量从1960年的11.4万斤增加到20.78万斤,增长率高达81%,油从278斤上升到1860斤,棉花从62斤上升到676斤,生猪家禽也是呈几倍的增长。
在1961年安徽省因为包产到户全省增产粮食近30亿斤,之后在1962年粮食产量继续增加17.6%,油料增加95.9%,生猪增加52.7%,除超额完成国家增购任务外,还增加了粮食库存1.14亿吨,由于连续丰收,在粮食收购时不得不增加2万名临时工完成购粮工作。
根据1961年10月安徽省委对36个县的调查,在条件基本相似的情况下,实施包产的生产队平均每亩增产比集体田高出27.9%。
除安徽省外全国各地也有部分施行类似制度的地区,如河南浏阳县在推广包产到户后,1962年全县粮食产量44482万吨,比前一年增产57%。
江苏金坛县,包产到户的田里三麦平均单产184.5斤,而集体田评价单产只有93斤,金华大队谢家生产队包产后101亩三麦产量达15432斤,增产40.4%,与条件相当但没有包产的谢干店队相比,平均产量高出23.9%。
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对社员施行超产奖励,结果在1961、1962年实现近30%的产量提升。
因为对农业的大幅投资正是在公社化之后的六七十年代啊。
以“臭名昭著”的CR时代为例:
新品种作物、水利建设、机械化推广、化肥的使用等一系列成就也正是在国家财政扶持的背景下得来的,从而推动了产量的提升。
不然你真以为“积极性”能带来产量的提高?这跟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又有啥区别呢?
惊了,一百五十多个答案,竟然没有几个人引用学术文献的。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广泛讨论,90年代初,就由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给出了回答:1978-1984年间,中国农业生产增长最大贡献力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
林毅夫在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稍微懂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论文发表在这个杂志上意味着什么) 上的论文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中,使用了28个省份 1970到1987年的农业生产数据,以要素四项投入: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化肥为常规变量,并加入了时间趋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变化等变量,并把省份作为dummy variable,构建以下模型:
使用OLS,EGLS等方法进行拟合后,林毅夫得到了主要结果:在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解释了48.64%), 而所有的要素投入贡献不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的贡献(45.79%),其中众多其他回答者津津乐道的化肥使用贡献了32.2%。
[1] Lin J Y .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1):34-51.
先占个坑吧。
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刚玩知乎的时候就遇到过,当时一个哥们一直在怼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工业党。
简单的说,粮食产量的提高首先可以分为两种:1、投入要素的提高;2、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例如,1单位化肥产生1单位粮食,那么2单位化肥就能产生2单位粮食,这样的提高就是投入要素的提高。
但是2单位化肥却产生了3单位粮食,那么其中1单位粮食的提高,就是由全要素生产率引起的。后者是扣除了所有要素投入之后的“剩余”。
接下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分为好几类,最简答的,可以分为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一种制度改善。
通过制度改善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了粮食产量。
不能因为投入要素的扩张(如化肥、水利工程)就否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反之,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也不是否认其他因素的贡献。
以后看心情更新吧。
这里面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先不去讨论积极性的影响。
有人支持公社破坏积极性说法,有人反对公社破坏积极性的说法。
其中支持“公社破坏生产积极性”说法的人认为:
公社工分制度下,干多干少都一样。所以破坏了积极性。
那问题来了,既然干多干少都一样,我还计工分干什么?反正最后都是一样分劳动果实,为什么要计分?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是的,承包头几年产量真的是提高积极性带来的。
我家长辈回忆,刚搞公社的时候,大家积极性都很高,还学习人家红旗渠的先进事迹,几乎没人故意犯懒以及拖后腿,因为当时的公社让大家从吃不饱穿不暖到有大锅饭吃了。
但是呢,可能是人的欲望永远都是超前于发展,慢慢的,吃大锅饭大家就觉得理所应当了,不过很多人还是老老实实干活,但是队里面就有几个“二流子”就在那里磨洋工,慢慢的大家积极性都是很受打击。
而且长辈回忆,大队领导积极性也不是很高,很多不太好垦的地大家都不愿意去干,领导也不愿意得罪人,这地方也就将就了。
后来就是搞联产承包。初期大家是真疯狂呢,我们那里大部分是平地,还给我们分的有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设备(你能想?我们那里七十年代就有小型农机作业了,不过因为油料什么分配有限,也不是全部都用)。承包到户之后别说鸡肋地了,离水渠远点的都把水渠断了改耕地了,真是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大干快上,头几年产量真是大增。
不过呢,也仅限于头几年,因为这时候也开始搞村办企业了。我们村最开始是烧砖窑,把个十几米高的土山弄掉了一小半之后我们村就没土了,就开始挖土烧,后来成了鱼塘。这个阶段年轻人也不愿意起早贪黑摆弄土地了,除了进村办当工人的,还有眼红个体户全国流窜的,例如我爸和我叔,在上海还被警察叔叔教育,看在他们年龄小没被投机倒把进行人生教育。
这阶段也是全国工商业红火的开端,动不动这里出个万元户,那里翻盖红砖房,村里人种地积极性大受打击。毕竟人均耕地太少了,起早贪黑产量也就那样了,的确比承包前多,但是增长赶不上干其它事情。而且承包初期真是干了很多倒退的事情,例如为了多点地,把直到地头的水渠都断了(承包前水还能流到远地,承包后路过人家的地就分走了,还不如拉水带抽水)、以前大块地还能上农机,现在分成一块块,也不愿意花油钱,于是大队最后都把农机拖拉机卖了。我们那里的的农业实质上产生了倒退,别看产量高了。
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发展,除了老人外,越来越多看不上地里那点收入,这时候我们家长辈在地里投入的精力还没承包前高,产量的增长基本靠种子和化肥了。
再后来就是外出打工潮,我爸出去的早,那时候已经开始承包工程,这时候大家种地积极性就更差了。家里种地主力军是我爷爷奶奶和上小学的我,你敢信?十几岁我的放牛播种割麦子掰玉米苞子样样都会,后来上初中就彻底懒得管地了。
然后就是我高中大学时期,这个时候很多人转让土地经营权了,很多种田能手开始几十亩几十亩承包,人家种田技术高,又开始买各种农机,效率和产量又大大提高。
所以啊,承包头几年的增产真的是积极性提高,当时一穷二白哪里舍得用化肥啊,而且当时卖化肥的也很少,除了搞公平分的一点购买化肥份额外,有门路的人才能搞到更多化肥,大部分靠自己沤肥,种子也是以自留种为主。
后来90年代就基本化肥和买种子了,这时候种地积极性也就差了,甚至不如承包前,增产基本靠种子化肥加成,机械化大大退步。
然后就是年轻农民忽略种地的阶段了,没有积极性,没有农机,水利设施也都破败了,没明显退步全靠种子化肥进步。
再后来国家特别重视三农问题,我们这里水泥路修到地头,各种农机可以进入。水渠水站机井水泵隔一段就有一个,总之只要刷卡一会儿地头就有水了。而且种植企业,种田能手大规模种植了,人家有积极性,有农机,还有种子化肥,不增产才怪。
题主问这个问题是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农民的种地积极性是不断变化的,先提升再降低,再提升再降低,最后再提升。
因为在分田初期,公社初期,承包初期,农机水平种子技术化肥使用等其它因素变化不大,而积极性却发生明显变化,所以这几个时期农民的积极性是增产的关键因素。而其它时期,积极性并不是关键因素,甚至还拖后腿了...
只提示时间上的相关性,不提示逻辑上的因果性。
之前只存了人均消费的数据。人均生产的数据哪位有的可以提供下。
以及,只谈改革,不谈开放是没有意义的。而只开放,不改革,开放也是开放不了的。
我国历年粮食产量曲线图里,会发现,大包干以后,怎么看不到明显的直线上升啊。
那么为什么感觉就是不一样呢
除了宣传因素之外,还有因为,当时国家办了几件事
一个是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格,一个是很拿出来一笔钱给工人盖房子分房子加工资等,当然,也拿出来更多的钱去国外买小汽车大彩电。
这时候,农民出现了万元户、工人得到了优厚的待遇,甚至吸引的农民花费巨资购买城市户口,好能分配到工厂工作。其他的一些人也能开小汽车看大彩电玩乐高穿耐克。
但是钱多,物资不够啊
开头几年很好以后,后来就
造成了80年代几次通货膨胀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杨洁导演的西游记,开始500万买各种进口的摄影设备,还拍了20集,后来多目怪帮忙又拉来500万,结果拍了5集就没钱了·····
到了90年代,那三提五统收的天怒人怨的
我挂职的时候,一个老领导说刚参加工作,下乡收粮食,先得找村里那个很跋扈经常欺负人的回民打一架,证明我不好惹,才能收上来····
其实这些事儿吧,
我外公就很奇怪,怎么就攒不下来钱
我妈我大姨我几个舅舅每年都会给我外公一些钱,他很少花钱,就存起来
我外公也是很努力的农民,70多岁还能下地干活那种,每年挣的钱也都存起来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单纯的认为“钱毛了”,钱不值钱了
当然,我和我外公聊天的时候,也有很多公社时期的事儿,我琢磨了半天,这不就是当年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时期遇到的事儿么
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失败的标志,就是管理人员逐渐增多,从事干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公社也类似,一个是当时办了一些社办企业,比如啤酒厂,当时我们当地驻军农忙时候来我们这里帮忙干活,休息时候就直接喝的公社产的啤酒,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安置了很多人,毕竟那时候公社已经有一些机械了,不需要太多的人下地
每年大家分红都不少。
但是,管理人员越来越多,一个公社的粮油加工厂,就七八个人,我外公回忆起来就是,那机器都是朝鲜机器,可好用了,就五个人就能把周围几个公社的粮油都解决了。但是,没几年,一大堆不干活的职务就出来了····硬是弄到30多人···
后来公社解体以后,这些工厂划归到镇上管,后来倒闭,粮油厂占地面积最大,被厂长买下来,再后来搞房地产,然后厂长就带着全家移民了···
我感觉我外公对公社的感情很复杂,类似于公社是好公社,可我们管不了他,看着一步一步变坏那种吧
“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
“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人小平同志。
公社解体的原因很多同学都还不清楚。
70年代为了兑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承诺,国家财政对农村支出一度曾经高达30%。
这些钱用来支持农村修路、通电、农田建设等等方面。还有教育、养老等福利事业。
就像现在的乡村振兴。
当时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中学,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小学,公社还成立养老院、孤儿院。
当然,受当时条件限制养老院还只能给孤寡老人住。
后来那个谁们搞了洋跃进,大量盲目引进西方技术和生产线,把外汇掏的差不多还欠了不少贷款。
加上对外战争开支,80年代开局政府就面临300亿赤字。300亿现在看着也就那样,但当时财政总收入不过1000亿多点。
有赤字就要想办法节流。
于是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绑定的农民福利就没了,财政对农村支出降到了3%左右。
一个直观的数据就是当年的中小学生毕业人数。
请移步国家统计局:
很多事情不要总想着用唯心主义解释,搞农业是讲科学的。水、土、肥、种才是农业增产的根本动力。
这是中国历年人均粮食产量(1949—2008),把下面的年份抹去,你能找到哪一年是大包干吗?
用唯心主义搞农业,用人的意志决定产量,那玩意儿叫大跃进。
如果你说小岗村,那不好意思,小岗村大包干后穷了几十年,最近已经通过集体经济致富了。
大包干带头人:这是我大包干以来第一次分红.jpg
种粮积极性那么高,为啥农民都出来打工了?
要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何不信拎着自己头发能上天呢?
二极管思维流氓逻辑:要么人民公社集体种地,要么包产到户个体种地。敢情农业现代化、乡镇工业化都得眼巴巴等着你先富去投资是吧?
统计数据有人贴了,如果不信统计,大可去信老民科反智季某人发明历史。
我是农民出身,我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有点权威性。
在本文开头,首先介绍一下决定粮食产量,即农业生产力的关键因素。
水、肥、种、药、农具是决定粮食产量的五大硬件。
前四种决定了单产(亩产量)。
水利不好,无法浇灌,也无法排放,要么旱死了,要么淹死了,庄稼不可能收成高。旱涝严重的会颗粒无收。
没有好肥料,庄稼也不能长好。农业谚语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
没有良种,也不能丰收。
没有农药,庄稼动不动就遭受病虫害,也不能丰收。严重的会颗粒无收。
这四个因素,就好比木桶的四块板,少哪一块,木桶都不能盛水。例如水利不好,受了大旱,就是种子再优秀,肥料再充足,农药再灵验,庄稼也照样死干净。
所以要粮食增产,必须四个因素全部优秀,这四个因素全部优秀,亩产量才能提高。
农具先进了,有拖拉机,有收割机等等,能够深翻土地,还能够扩大种植面积,不仅能提高单产,总产量也能提高。总产量=单产×种植面积。农具不好,全靠人力,种植面积就非常有限,总产量也就有限。过去,没有机械,全靠人力和畜力,一个棒劳动力种十亩地就够呛了。况且,过去牛马的数量很少,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牛马,普通农民没有,全靠人力,这样种植面积就更少。
但是在过去,这五个因素都不好。
先说水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虽然也搞了一些水利工程,例如都江堰、运河,但是这一点水利工程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是杯水车薪,绝大多数地方还是靠天吃饭,一旱一涝就成灾,风调雨顺的年头很少,基本上是十年九灾。例如史称的康乾盛世,总共134年,就有126年的灾荒,大灾小灾基本不断,饿死人是家常便饭,每年哪个村庄都要饿死人,大家都见怪不怪,没有人感到惊奇。小范围灾荒的话,国史上基本不记,地方志上才可能有。
再说肥料。过去没有化肥,只有动物粪便,还有植物的枯枝烂叶。动物粪便很少,本来牛马就少,远不够用的。植物的枯枝烂叶,肥效很差。有钱人家,还有用豆饼、芝麻油渣当肥料的,这种肥料穷人连吃都吃不起,非常稀少昂贵,有钱人家也用得很少,所以总体效果也不大。
现在有化肥了,粪便就没有人用了,扔了都没有人要,城市的粪便都无法处理,但是过去,粪便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因此也就有了买卖粪便的市场。而有买卖就有造假的。我听我爷爷说过,过去有人把黄泥从竹筒里塞过去,然后和屎尿掺和在一起冒充粪便。造假并不是今天才有,有商品买卖的那一天就有了。造假不是人品问题,而是经济制度问题,它由市场经济产生,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造假。
再说种子。过去用的种子,都是几百几千年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种子,产量低。虽然几千年里也经过一些改良,但是因为过去科学水平低,技术设备也都落后,所以改良的效果不怎么大。拿小麦来说,以前种的小麦,杆很高,几乎有一人高,很容易倒伏,而且分蘖(禾本科植物从根部发出来的分支,分支多,穗子就多)少,粒数也少。
再说农药。过去没有农药,经常发生病虫害。蝗虫灾大家都听说过,蝗虫一过,遮天蔽日,树皮都能被啃光,就不要说庄稼了。
再补充一个土质。土质也是决定庄稼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庄稼喜欢偏酸性土壤。但是中国是个盐碱地大国,18亿亩耕地有15亿亩是盐碱地。东北平原是黑土地,偏酸性,利于庄稼生长,而其它地方主要都是黄土地,偏碱性,不适合庄稼生长。例如焦裕禄在兰考县治理的就是盐碱、风沙、内涝。盐碱严重的土地,上面是一层白茫茫的盐碱结晶,寸草不生。盐碱比较弱的土壤,庄稼虽然能勉强生长,但是不旺盛,稀稀落落,像斑秃一样,产量很低。
由于上面这些因素都不好,所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粮食产量都不高。拿小麦来说,过去,小麦的亩产量正常就是五六十斤。从有记载的周朝到解放前,差不多一直都是这个产量,这是因为硬件基本没变。解放前有一年,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家子的小麦亩产达到100斤左右,周围几个村的人都羡慕不已。拿五六十斤的正常产量来算的话,一亩地还要去掉20斤种子,所以净产量只有三四十斤,相当于种一粒收三粒,净收两粒。过去一个劳动力一天能割七八亩小麦,而现在割一亩都费劲,可见当时小麦有多稀。这是因为土质差,肥料少,种子差,分蘖少的缘故。这和人的积极性没有关系。
粮食的产量,由水、肥、药、种、农具、土质这些客观因素决定,这种观点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
现在经常看到,有人查史料说,某朝某代小麦亩产多少多少石,几百几百斤。这个我是不信的。这些朝代的硬件能比解放前的硬件好吗?不可能的。硬件只能越往前越差,越往后越好。而古代硬件不好,粮食产量能达到多少多少是不可能的。
一亩小麦正常净产量只能有三四十斤,一个劳动力至多只能种十亩地,一家自耕农拿二十亩地来说,总产量就只能有六七百斤。现在基本都种两季,而过去因为缺肥,且没有机械,只种一季,所以这六七百斤就是一年的产量。还要交税,所以根本就不够一家人吃的,很多农民一年的收获不够半年吃的,要搭配野菜吃。农民虽然种小麦,但是很多农民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小麦,要用小麦换野菜,换粗粮吃。野菜也不够吃,就讨饭,有的抢劫。正常年景饿死人都是常事。只有发生灾荒,大面积集中饿死人才会上史书,而正常年景饿死人,一个村庄一年饿死十个八个,是常事,没有人觉得奇怪,用草一包就埋了,没有人上报,更不会上史书。
庄稼收获的季节,是农民最穷苦的时候。因为上一年的粮食已经吃光了,没有余粮,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急等收获新粮食来充饥。
人身上有膘,才能抗饿。家有余粮,才能抗灾。如果家有几千斤余粮,就是连发两年灾荒,两年都颗粒无收,也确保无事。可是因为粮食产量低,一年的收获不够一年吃的,所以过去除了地主官僚之外,家家都没有余粮,年年有余成了最高理想,这就造成广大老百姓都没有丝毫的抗灾能力,只要一有灾荒,一季不收,马上就得饿死。所以一有灾荒,就有很多农民逃荒,或者卖儿卖女卖地,或者借高利贷,借高息粮,或者偷抢。
后来,红薯、玉米传到中国,它们的产量要高一些,情况才略有好转。
下面进入正题:
土改之前,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地主占有很多土地,一部分租给农民种,一部分自己种,还有一部分撂荒。撂荒的这些地,一般都是薄地,贫瘠,租是没有人租的,可能连租子都收不够,没有人愿意租,地主自己也不愿意种,地主也想种肥地,不想种薄地,这些薄地就撂荒了。这就造成耕地面积减少。
还有好多农民想种地但是没有地种,一是租地主的地种,租不到地的就给地主打工。租地种的农民,可以全家老少齐上阵种地,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但是给地主打工的,地主只挑选年轻力壮的给他打工,年老体弱的就无所事事了,不能就业,这样就造成劳动力闲置。
一是部分土地闲置,二是部分劳动力闲置,这就造成土改之前产量比较低。
土改之后,土地被平均分配了,薄地也被分了。通常是肥地和薄地搭配着分,例如你家分到一亩肥地,就得搭配上二亩薄地,这样公平合理,大家都没有意见。因为不要交租子,所以薄地也会种的。这样土地就没有闲置了。
因为每家都分到了地,每家的男女老少都要去种地,劳动力也就没有闲置的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建国后开始水利建设,例如治理淮河,使水利状况得到初步改善。
这三个因素就造成了粮食产量比原来多一些。
但是因为水利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还有肥、种子、农具等这些硬件没改变,所以增产是有限的。
不仅增产有限,还出现了返贫现象。一是有许多懒汉,虽然是给自己种地,但是他们仍然非常懒,热爱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二是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谁受灾谁就没有收成,就会穷下去,谁侥幸没受灾,谁就有粮食吃。三是不少家庭棒劳力少,老弱病残多,收获也少。这样受灾的家庭和游手好闲的人,劳力不足的家庭,没有粮食吃,就要高息借粮食吃,或者卖地买粮食吃,而高息借粮食吃,还不起债也得用地抵债。这样就造成土地又开始集中,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悲剧重演。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政府开始搞互助组,几家成立一个互助组,互相帮助,劳动力多的家庭帮助劳动力少的家庭。这样能够减轻一点贫富差距,但是效果不太大,产量提高不多。
所以后来干脆又把土地收回去归公,成立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
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到八十年代人民公社被强拆,这20来年时间里,全国的水利建设基本完成,差不多每块田地都能排能灌,很多良种也培育出来,有的已经使用,有的正在准备推广使用(例如袁隆平的杂交稻)
重工业的建设也成就显著,钢铁产量从1950年的61万吨,增加到了1978年的3100多万吨,石油产量从建国时的10万吨增加到了1978年的1亿多吨,造化肥农药农机要用到钢铁和石油,所有这就为制造化肥农药农机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化肥农药农机的产量年年增加,也时粮食产量不断增加。1978年早就能吃饱了,不挨饿了,只不过小麦和大米还不足,吃得还不好,以红薯、玉米、高粱等粗粮为主。
过了二十年后,到了八十年代,又开始分地单干。这个时候的单干能使粮食产量提高吗?
我们上面说过,五十年代的土改,粮食产量之所以能提高一些,一是因为撂荒的土地被耕种了,二是一部分家庭闲置的老弱病残的劳动力被充分利用了,三是水利得到部分改善。而八十年代这次单干,已经没有闲置的撂荒土地了,能够充分利用的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也不多,所以粮食产量是不可能提高多少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吃饱呢?
是因为水、肥、种子、农具、农药这些硬件的进步。
中国是个多水患的国家,十年九灾,不旱就涝,风调雨顺的丰收年非常罕见。
拿小岗村所在的安徽凤阳县为例,凤阳地处淮河流域,而淮河就经常泛滥,几乎一年一次。凤阳花鼓戏全国有名,凤阳花鼓戏有这么一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县自古就是多灾贫穷的地方,十年九灾。
建国后首先考虑的是改善硬件,补几千年的欠账。水利建设首先拿淮河开刀。淮河流域27万平方公里,地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淮河的泛滥让这一流域的人民苦不堪言。1950年开始治理淮河。
动员劳动力数千万。那边在和美国打仗,这边搞水利建设。经过一二十年的治理,淮河水患基本消除。
其它地方也没闲着,全国水利建设遍地开花。到七十年代末基本完成水利建设,有水库,有沟渠,旱能浇,涝能排,基本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局面。而且水利搞好之后,能灌溉了,就能种水稻了,土里的盐碱也就溶解在水里随水流跑了,盐碱地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原来的盐碱地现在差不多都成丰产田了,已经基本没有肥地、薄地之分。
重工业有了一定基础后,七十年代开始引进化肥工业,陆续建了许多化肥厂。没有重工业基础,连电都没有,连石油都没有,怎么造化肥?
经过农业科学家的艰苦奋斗,大豆、小麦、玉米、红薯、水稻等的良种也逐步被培育出来,逐步使用到生产上。
这些硬件的逐步改善,使粮食产量稳步上升。七十年代已经能吃饱,而且年年有余,不过余的是粗粮。在吃饱饭上单干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现在有人说,单干后一夜吃饱饭,这是瞎说,也有记忆错觉的成分。
八十年代,良种更加普及,化肥也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木桶的四块板越造越高,所以粮食产量继续提高。到了九十年代,农民才能常年吃大米白面,告别粗粮,细粮也能年年有余。
现在还有人经常说,建国后,前8年(50年——57年),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53年——57年)和改革之后是经济发展最好的两个时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时期中间20年的人民公社、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是最坏的,他们的目的很明显。题目上说的土改后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就是这些人说的,包括在他们对前8年的赞扬当中,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集体经济。
联产承包有没有作用我不知道,但以下几个事实,不可忽略:
1、以“四三方案”为标志,中国化肥工业大规模发展,在八十年代取得了效益
2、数十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数以万计的大中小水库,使得粮食有了增产的资本
3、七十年代,以小麦育种、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业育种技术的飞跃
4、六七十年代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运动
5、四三方案引进化纤工业,在解决穿衣问题的同时,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农田
教科书上对于土改的作用,鼓吹的远远没有联产承包那么夸张。至少没有整出来“一年摆脱贫困”这样的神话,只是说取得了显著改善
某些鼓吹联产承包的教科书,大概忘了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舍弃了几十年的经济基础发展,反而去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变革的反作用,却要说自己ssqs,简直可笑。
联产承包真正的作用,是破坏了农村五小工业的发展基础,迫使农民离开农村,成为了城市工人。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集体经济的实质,是通过集体整合零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发展合作社、公社的五小工业,逐步将农民转化为在家务工的产业工人。同时,以工促农,推动乡村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集约化发展。
如果只是家庭联产承包,而没有城市工业的发展,那么无异于断送农业集体化、集约化、机械化的道路,无异于倒退回小农经济铺天盖地、城乡二元体制明显的民国时代
君不见,现在推行的鼓励农田集约经营,其实就是在推动农田的集体化、规模化,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挽救农民工进城后逐渐荒废的乡村经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是在补八十年代的欠账。
可以说,如果没有前三十年我们稳步建立起来的国营农场,如果没有商品粮基地,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全国人民不惜代价,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引进化纤工业、引进化肥工业、推动农业育种技术进步,如果没有工业化的进步,我们不可能单靠“积极性”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
至于所谓的“小岗村”的神话,还是当个笑话吧。如果“一年粮食超过十年之和”频频出现,那么只有三种可能:要么是前三十年,人们都得饿死;要么是承包后,粮食多到夸张;要么是这群人前十年懒得出奇。
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修建了四万多座水库和大坝,70年代省吃俭用引进了化肥生产线,中国粮食的肥料从有机肥改变为化工肥,同时袁隆平等一批专家在搞杂交水稻,然后80年代粮食产量提高,吃饱饭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在教科书上有这样两段描述,大跃进时期在人定胜天得错误思想指导下,忽视唯物主义规律……;另一段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积极性大幅提高农业生产产量连创新高。何况今天大规模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土地精耕细作程度和种粮积极性以远不及从前可是中国粮食总产量依旧是逐年提高,唯物规律
很多人觉得我在给人民公社招魂你想多了,我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彻底错误的,在部分发展好的区域是有一定错误的,但同样一刀切得退回小农经济的承包责任制也不是白莲花一朵。我的观点是首先去除公社行政属性,行政职责是政府的,第二个解除人口流动毕竟光靠农业是富不起来的,第三个建立以土地为股份的集体农业股份合作社,并且将农产品初级加工留下农村,对于留下参与农业生产的按劳分配将记工分改为效益工资,脱离出去的行政职责政府则需要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农业工人技术培训,财务监督等。我的观点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不应该朝着公社这条邪路点,应该朝着股份化集体农业生产公司前进,所以我认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应该做的是拨乱反正那走错了哪改而不是直接把路炸了。尽管分地单过不是全错从宏观上看起到了效果但充其量是个及格的结果而不是优秀更不是满分
什么是唯物主义规律,就是不以认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粮食产量得三大因素是啥水热肥,不改变这三个因素你积极性再高产量也上不去。所以真正改变大规模提高粮食产量的是毛主席晚年“四三方案”为标志,随着中美关系改善引进日本新一代化肥生产线,中国化肥工业大规模发展,在八十年代取得了效益,因此中国大量非优质田地可以获得额外氮磷钾补给提高产量(要知道即便在今天还有大部分国家没有化肥生产的技术,其中印度到今天都需要大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进口化肥)
二是数十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数以万计的大中小水库,使得粮食有了增产的资本不管承不承认中国农业水利建设大部分是前三十年完成的,因为这种工程如果缺少集体经济的组织以中国小农模式下几乎不可能组织完成,我姥爷活着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修那几个水库公社以表扬那个和驴似的干。而随着集体经济解体我见到的最后一次对农业水利投资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在电力部门时候国家组织的机井配套农业水利设施,当时看小房子盖起来了电线拉上了井打了大功率水泵配上了灌溉管道铺上了,但再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些设施因为缺乏保养大量水泵因为长时间运作喝操作不当被烧毁损坏,灌溉的排水口也在随后因为影响旋耕机遭到破坏,地下管网也逐渐因为年久失修逐步报废。
三是七十年代,以小麦育种、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业育种技术的飞跃四三方案引进化纤工业,在解决穿衣问题的同时,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农田
而且随着集体经济破产,随后农村医疗体系基本崩溃曾经被联合国表彰喂第三世界国家医疗典范的赤脚医生制度消失,中国农民医疗水平开始出现小病进镇大病进城小病靠托大病……的状态。农村教育水平出现下滑,农村基础设施长期停滞,依托于集体经济的五小工业破产。曾经有人提出过反思如果当初不是一刀切包产到户而且剥离公社行政职责解除人口流动限制组建专业的农业生产公司产供销一条龙模式,维护农业水利设施推进农业机械化集约化专业化。更讽刺的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周家庄乡公社改革开放后拒绝解散公社坚持集体制度发展机械化农业和工业成了最早一批小康镇,而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一直到2019年脱贫脱贫原因是成立合作社
另外其实农业产量低和农民吃不饱不是一个绝对等号的概念,因为不能忽视了粮食持续缓慢增产和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人均口粮下降以及前几个五年计划为了实现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实行的剪刀差工农业产品定价(这个问题在67十年代左右开始有所松动主要是为了履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承诺国家增加了对农村的投资最高一年达到过30%大部分山区的公路(没有硬化只是单纯开通了)和桥梁是这一时期开通的另外就是文革对城市秩续的破坏远大于农村加上备战备荒政策(为应对苏军入侵的威胁大量工厂搬迁或者新建在了山区农村我家附近就曾有几个只有数字编号的军用被服厂等)的推行农村的工业产值增速是少数可以高于城市的不过随着文革结束五小工业昙花一现,随后接棒的乡镇企业也是高污染低产出的典型代表我记得我初中教科书里还是农村经济的未来哪高中一换教材就成反面典型了)和8090年代以前国际关系造成中国必须做的战争准备而必须储备的战略储备粮的问题,中国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造成的安全成本下降,裁剪军队员额减少国防负担造成的消耗减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公粮消耗
刚才有人发了个没有脑血栓说不出来的话,说水热肥会自己跑地里去?来自己网上看前三十年灌溉系统投资是我没写还是你眼x,热是啥?光照温度水热配合情况你有那本事大规模改变气候?肥化肥总产量在四三方案投产前总共才多少?能大规模应用吗?如果积极性是能解决一切的根源那么大跃进减产和现在的大规模劳动力进城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增产怎么解释
我刚才看见也有人评论教科书洗脑,因为写这个话题好像不许我回复评论,我无意于批评教科书历史教科书最大的问题是不专业,历史这个东西也很复杂因为涉及到不同维度比如涉及到科技发展就需要很专业的物理化学知识,涉及到军事就更复杂了科技政治经济战术等等,涉及到农业有需要大量生物学,古代史等资粮相对详细还好而一些专业历史明显存在问题比如高考选修有一本选修课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大部分老师不会去讲因为他们真的不懂,相对的编写历史书的人同样面对类似问题这才出现了薛定谔的积极性,不过这东西只适合做通识性教育想要仔细研究教科书远远不够但也不该客观规律速。刚才我看见有人说苏联搞集体农庄都失败了还要学,你就非得学苏联是吗?他那地方除了土豆种啥能长,借鉴一下美国和日本把他俩农业优点结合一下,农民以土地入股,解放农业劳动力人口解除人口流动限制组建专业的种植团队农机队种子生产区,雇佣部分村民为农业工人其余人员可以组成农产品加工厂也可以离开家乡去城市寻找工作,组建一个现代化股份制农业公司不行吗?
烦气总有人在我的回答下面借回答批评国家批评社会前面说的更多的是纸上谈兵,主要是基于农业角度而且反对积极性的说法,如果从宏观战略角度看分田到户更像是伴随着第一代工业体系破产和第二代工业体系建立过程中得一次劳动力解放,之所以我前面提的方案在哪个时代不可能施行主要是因为如果搞集约化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造成的结果农业效率提高农村对劳动力需求减少而新的工业体系刚刚开始建设无法满足就业需要,也就是说土地成了此时储备工业劳动力的一份失业保险。尽管我很讨厌这种安排虽然对整体产业的更新和升级有帮助但长期看对农业无疑是拖后腿的
原本不想写了但现在居然都有人对于中国古代农民无法实现温饱这个问题都有人提出异议了但凡多读点历史也问不出来吧,原始人吃饱了进化,达尔文要是知道自己的天演论(就不写进化论其实严复翻译的天演要比进化更合适因为进化论不但有进化还有退化)篡改成这样能气活过来,原始人但凡能实现温饱他还进化个屁,进化是有种族一部分个体彻底消亡为代价换来的,说白了一部分个体无法适应环境所以他消失了他们的基因也就无法遗传相反优势个体的优势基因则会不断增强最后存留下来,也就是说是人类为了适应某种环节不得不进化而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进化着玩演化是一个很冷酷的过程,完全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往往会长期保持现有基因和形态演化缓慢蛇和鳄鱼就是典型他们完全适应了他们的环境但同时他们也很久没有太多的进化了,都成讨论进化论得地方了气死我了
我觉得要是积极性可以带来质变的话,他们应该让传销头子负责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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