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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是杂交水稻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哪一个更重要？

回答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这两个因素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根本性和长远性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粮食生产的崛起中扮演了更为基础和决定性的角色。 杂交水稻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如同锦上添花，极大地提升了粮食产量和生产效率。

要说哪个“更重要”，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它们各自的作用和历史背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生产力，唤醒农民的积极性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村普遍实行集体经营的生产模式。虽然有过“人民公社”等尝试，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土地归集体所有，劳动成果的分配也并非直接与个人劳动挂钩，这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短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在于“分田到户”，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承包给农户，并允许农户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自由支配剩余的粮食。 这带来了几个颠覆性的改变：

1. 重燃农民的劳动热情： 一旦土地真正“属于”自己（尽管所有权仍在集体），农民的辛勤劳动就能直接转化为家庭的收入和口粮。这种“自己种，自己吃，自己卖，自己受益”的模式，彻底点燃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谁不想多劳多得，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这种内在的驱动力，是任何行政指令都无法比拟的。
2.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农户会更精细地耕作自己的承包地，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心思去管理，因为这意味着更高的产出。水利设施的维护、农具的更新、耕作方式的改进，都因为农民的直接利益而得到了关注。
3. 促进生产方式的多样化： 在承包责任制下，农民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能力和当地的资源禀赋，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种植方式、耕作技术，甚至可以发展多种经营。这种灵活性和自主性，打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的生产模式。
4. 市场意识的觉醒： 随着剩余粮食的自由支配，农民开始接触市场，了解价格，甚至参与到粮食的流通中。这为后来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培养了农民的市场主体意识。

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革命。 它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让亿万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劳动热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没有这种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性调动，即使有再好的种子，也难以实现大规模的产量提升。

杂交水稻：科技的力量，产量上的飞跃

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技术，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的出现，为解决我国庞大人口的粮食需求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1. 大幅度提高水稻单产： 杂交水稻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杂种优势”，即通过合理的组合，子代植株的产量、抗病性、抗倒伏性等性状能显著优于亲本。这直接带来了水稻亩产量的巨大飞跃。
2. 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 杂交水稻的选育方向不仅仅是产量，还包括对各种环境胁迫的适应性，例如抗病、抗虫、耐旱、耐盐碱等。这使得在更广泛的区域、更复杂的环境下种植水稻成为可能。
3. 提高粮食总产量：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水稻生产国，水稻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杂交水稻的普及，直接贡献了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显著增长，为满足国内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杂交水稻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量”的提升。 它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避免了对国际粮食市场的过度依赖。

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基础？

打个比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像给土地注入了“生命力”，激发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让土地能够“活”起来，能种出更健康的庄稼。 它解决了“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的根本性问题，是生产力的“发动机”。
杂交水稻，就像给庄稼注入了“超级基因”，让土地能够“长”得更好，产量更高。 它解决了“种出多少”的效率和数量问题，是生产力的“加速器”。

没有“发动机”，再好的“加速器”也无法启动。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即使有再先进的育种技术，也因为农民积极性不高，土地得不到精细管理，产量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

反过来，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起来的农民的积极性，再配合杂交水稻这样的科技成果，就形成了“1+1>2”的效应。 农民有动力去学习、去应用新技术，杂交水稻才能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产量大幅提升。

所以，从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性、全局性和历史性贡献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那个“定海神针”，它从制度层面解决了中国农业生产的核心矛盾，释放了最广大农民的创造力和劳动热情，为后续的技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并非否定杂交水稻的伟大成就。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要追溯中国粮食产量得以飞跃的“源头活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那个更关键的起点。它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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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农业产出中农民经生产队获得产出的55%，30%交给公社组织用于公共积累，15%上交国家。

单干后公社不存在了，农民直接获得85%的产出，几乎比单干前增长5成，绝大部分农民可以说一步到位解决了吃饭问题。

代价吗当然是很小的，公社的30%只用于农田水利、补贴学校医生等。

单干后，农田水利维护少了，农民的受灾情况也就恶化了100%左右。

单干后，教育补贴减少、农民子弟回乡务农的意愿增大等减少了在校学生数，以高中生为例，也就是小幅度减少70%-80%，影响很小。

单干后，没有公社了，公社里的公积金也就不存在了。公积金过去可以补贴无劳动能力的农民，补贴赤脚医生、教师，购买农机，这些没有了影响并不大。

增加当代年青人到手收入最直接的办法是企业不交保险和公积金，我保证这条实施后列位的到手收入都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关键是还会得到各“人民资本家”的大力支持。

今天看到观察者网一篇文章，给大家介绍一下：

动员村民种植早稻的多重困境
大部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讲政治，他们在乎的更多是自己的总体收益。而农村基层社会很难动员，主要原因正是在于一些结构性困境会降低农民的总体收益。
首先，水利困境。
D镇位于A省西部，年降雨量充沛，每年降水集中在5-8月份，正是中稻种植和生长时期，“种中稻靠天收”，已经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密码。也正因此，当地水利体系早已破败。
现在要求种植早晚稻，早稻前期和晚稻后期均处于枯水期，需要抽水浇灌，而年久失修的水渠体系无法承担灌溉重任，要想恢复并非易事，短期内无实现的可能，必须依靠种植者自己解决用水问题，比如可能要拉几里长的水管才能够得上水源，但这需要投入当前农业生产无法承受的巨大劳动力成本。

这里主要讲第一条，单干后水利破败。

可能的解决办法
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已超过14亿，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亿余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亿多人，占36.11%。城乡人口变化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体和农村的人地关系均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尤其是大田作物生产，已处于维持型生产状态。
动员进城农民返乡种地，改变当前的城乡关系，很难也还没有必要；单靠村庄内部老弱劳动力，也很难完成种粮的政治任务；而将乡村干部逼成种田大户，只能是权宜之计。
无论是从眼前计，还是长远来看，要解决动员困境，达成种粮指标，都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
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农村生产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劳动者来看，原来以青壮劳动力为主，现在以老弱劳动力为主；从生产资料来看，原来是靠人畜使用犁锄镰等传统劳动工具为重，现在以旋耕机、插秧机和收割机等机械化工具为主。
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个要素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劳动对象——土地却仍然是四十年前按远近肥瘦高低等搭配的插花地，甚至将大田拆分为小块。现在即使机械化耕种这种土地，仍然需要消耗大量劳动力，从而降低了机械化规模生产应有的生产效率，增加了机械化生产的成本。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稳定家庭承包权的基础上，通过放活经营权调整土地，实现“小田并大田”。在插花地上耕种，只能使用小型机械，“小田并大田后”，就可以使用中型甚至大型农机等。
第二，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
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组织逐渐放弃了维修水利设施和生产道路，当前这情况已成为农村生产的巨大障碍。
笔者在全国各地调查时发现，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通过项目化运作有很大推进，但是远没有建立起完善成体系的农业生产设施。
比如一些地方的水渠硬化，主要是为了应对乡村振兴的检查，在大路两边就修建得比较好，而偏远农田仍然是土渠；在一些山区，生产道路还没有修到田头，机械无法下地，而造成田地抛荒。
国家需要投入资金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至少达到水通路通，为小农户生产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样才可以改变当前的人地关系，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第三，发挥市场调控的杠杆作用。
农业生产并不是一个孤岛，而是镶嵌于全国整体市场之中，当前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主要是在当前种地比较收益远低于务工收益。在粮食出现安全问题时，通过适当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实际耕种者的补贴等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种地积极性。
总而言之，通过讲政治迫使乡村干部成了种田大户，这是对乡村治理体制的过度消耗，透支了未来的治理资源。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能长期靠增加基层的压力，更多要从促进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而时至今日，讲政治固然依旧重要，但不能也不宜完全忽视市场经济的影响。

老实讲，这几条整改的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后遗症，加上去年河北疫情爆发引发的基层组织破败带来的地下教会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后遗症着实不轻。现在党内舆论又死抱着一条不批判不彻底整改的路子，怕是一百年也难以整改到位了。

二更

【曾经那个伟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如何走向崩溃的？【乌鸦校尉】-哔哩哔哩】b23.tv/0t74BS

这个视频也很值得一看。

视频的评论区也很有意思，节选了一条。

我姥姥跟我讲的故事，她们村在西北偏远地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名道姓认定的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所以穷到啥程度就可想而知，但在那个时期她们村来了一个协和医院（差不多现在北大医学部）的老专家带着几个学生给村里人看病，费用通常是公家报销，一干就是几年，其中有个老头需要手术，挺严重的，但大夫说可以做，从北京、省城联系仪器，然后就地就给老头做了。所以当时可以说是全国医术最高的大夫在全国最穷的地方给最穷的人看病，这种事情纵观几万年的人类历史还有哪里发生过？而且我姥姥也是受了那些医生以及各种人的影响，咬牙一定要让她的子女们都念书，无论男女。除此之外还有县里，地区的各种领导干部亲自带队，修水库挖梯田，我姥爷因为是刚解放就跟着解放军忙前忙后被选入乡政府当干部，所以地委，县委的人来很多时候都住我姥姥家，他们领着人每天天不亮起来干活，天黑才回来，累的炕都上不去。只能说是公者千古吧。​


事实上，农民到底是怀念过去的日子，还是仇恨，只要看他们对村集体的称呼即可-即口语时，他们到底说是大队还是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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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增长的四大核心驱动力是水、肥、土、种。

袁老的杂交水稻占的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育种。但是不能把袁老从众多农业科研人员中孤立出去，也不能把杂交水稻从众多育种成果里孤立出去。

袁老是其中的先锋、模范、代表，但如果有人说袁老“一人之力”让中国人吃饱肚子，那就是明目张胆的踩着袁老搞反动。


再说家庭联产承包，大家一般把这个政策简称“分地”，其实不完全准。

因为它实施的同时还有很多伴生政策，比如“超购加价”

实行超购加价的农产品有粮食、棉花、食用植物油等。粮食实行超购加价共四次。
第一次是1960年，加价幅度为10%，1962年取消;
第二次是1965年，加价幅度为12%;1966年取消;
第三次是1971年，加价幅度为30%;
第四次是1979年在收购价格提高20%的基础上再将超购加价幅度扩大为50%。

不提超购加价就谈分地，解释不了当年的积极性问题。

分了地就有积极性吗？现在农村耕地使用权还是农户的，而且更稳固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地荒着，农民跑出去打工呢？

归根结底，积极性的来源就是超购加价带来的劳动回报提高。

你原来在流水线上组装一个配件赚1毛，现在突然宣布，加工一个给1块，赚的多了，当然就有积极性了。


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1985取消超购加价，当年粮食大减产。

该年粮食总产量37911万吨，较上年减产2819.7万吨，降幅达-6.9%。这一次粮食大减产,使人均粮食产量从390公斤跌回到358公斤(按当时的收入水平和营养水平，粮食供需平衡的标准是人均原粮385公斤)

1985怎么突然就没积极性了呢？按理说那年分地基本全面完成，从某些人的理论来说应该是积极性最高涨的时刻才对吧？

所以说当年的农民，和现在很多底层工人的积极性都是很“世俗”的，回报高就积极，回报低就不积极，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很多公知基本不会提这些，包括分地的伴生政策，还有分地后的粮食大减产，因为这些说出来了，神像上的金泥就被扒下来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2000年前后连续的粮食减产。

你说那几年的低谷，难道是国家又把地收回去了？

当然不是，是那时候撤社建乡，大大增加了基层公务员数量，加上90年代因为政策原因乡镇企业大面积破产，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都必须从土地提取剩余。

因为提取的实在太多了，农民劳动回报又低了，所以不仅积极性没了，而且还出现了农村大量群体性事件，包括江西老表那件事。


中国粮食问题真正解决，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

人均原粮稳定超过385公斤，已经是2008年之后了。

而有些老一辈人回忆80年代后粮食变精、副食多，也是有原因的。

进口和援助的突然增多才让当时的粮食出现突然明显改变。

其中粮食进口暴增是重要原因：

另外联合国援助也是重要标志：

中国从1978年安置越南华侨难民时开始接受联合国的国际粮食援助的，直到2005年12月31日，联合国才全面停止了对华粮食援助，前后正好26年。

那问题来了，打开国际市场买粮食，和联合国援助是分地的功劳吗？

我想不是的。


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的，说到底还是最前面的水肥土种。

毕竟农业是必须讲科学的，不能跟那玩意儿一样自由翱翔。

比如灌溉，袁老的杂交水稻再强，不浇水总归也结不出大米吧？

80年代之前灌溉面积是暴涨的，因为人民公社组织人力修了8万多座水库和配套的水渠。对应的粮食产量也保持比较稳定的提高。

八九十年代水利建设停滞，灌溉和除涝面积几乎没有增长，甚至中间还有下滑，粮食产量增长曲线就变得“很平”。

再后来中国启动大基建，灌溉面积又拉上去了，粮食产量也终于有保障了。


类似的还有化肥：

1972年初，周总理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抓住中美关系解冻、西方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的有利时机，经毛主席同意，决定引进4套石油化纤和2套石油化肥的成套项目。接着，又扩大为进口13套化肥设备。
这批先进设备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比国内原有的小化肥高出近3倍，农作物增产效果极为明显。
以后，我们又陆续引进、消化、创新，总产量达到年产尿素1593万吨，年增产稻谷6500万吨至8000万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17%。

来源：

新中国是怎样实现粮食、棉花、煤油靠..._国史网 (hprc.org.cn)


总而言之，袁老对中国粮食安全贡献是很大的，水肥土种缺一不可。至于积极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只要不在胜芳公社自由翱翔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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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粮食产量问题主要是水利、化肥、种子、天气、机械化这几样，和什么责任制没啥关系，新疆建设兵团一直没单干，产量比家庭单干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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