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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对美国国民投放粘质沙雷氏菌实验致死？

回答
尘封的阴影：美国政府与粘质沙雷氏菌实验的黑暗一页

提及美国政府在国民身上进行的生物实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粘质沙雷氏菌（Serratia marcescens），总会浮现于历史的阴影之中。这场实验，与其说是科学探索，不如说是对人道主义的公然践踏，其背后牵涉的真相，至今仍是许多人心头的隐痛。

历史的烙印：冷战阴云下的秘密行动

故事要从冷战时期说起。在那个两大阵营剑拔弩张、情报战和科技战如火如荼的年代，生物武器的研发成为各国竞相追求的“战略资产”。美国政府，出于对苏联潜在威胁的担忧，以及对自身安全保障的渴求，开始了一系列涉及生物制剂和化学武器的秘密研究。

粘质沙雷氏菌，这种原本并不具备高度致病性的细菌，在经过特殊培养和改造后，却被赋予了令人忧虑的潜力。它的特点在于，能够制造出细小的、肉眼难以察觉的尘埃状颗粒，一旦吸入，便能悄无声息地侵入人体，引发呼吸道感染，甚至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中导致严重后果。

“黑魔法”的诱惑：测试“无形武器”的威力

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正是看中了粘质沙雷氏菌这种“隐蔽性”和“传播性”，将其视为一种潜在的“无形武器”。他们设想，在城市人口密集区域秘密释放这种细菌，能够制造出一种无法追踪、难以防御的“生物烟雾”，从而达到扰乱敌方社会秩序、瘫痪其军事和民用设施的目的。

为了验证这种设想的可行性，他们需要进行实地测试。而测试的“实验对象”，便是那些毫不知情的美国国民。

“人体实验室”的真相：无法逃脱的命运

这些实验并非发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而是选择在了美国本土的城市，甚至是机场、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参与实验的科研人员，会通过飞机、喷雾器等方式，将经过改造的粘质沙雷氏菌以气溶胶的形式释放到空气中。

那些站在街头、候车厅，或者在飞机场匆忙赶路的人们，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成为了这场秘密实验的一部分。他们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细菌悄无声息地进入他们的呼吸系统。

后果的显现：死亡、病痛与被掩盖的真相

实验的后果，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死亡阴影笼罩： 许多人在实验结束后不久，便开始出现严重的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发烧、胸闷等。对于本就体弱多病的老人、儿童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这种感染往往是致命的。在一些被泄露的报告中，赫然记录着因为这种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疾病而导致的死亡案例。
长期健康隐患： 即使那些没有立即死亡的人，也可能留下了长期的健康隐患。细菌的侵入可能导致慢性支气管炎、肺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到人体的免疫系统，增加患上其他疾病的风险。
真相的封锁： 然而，对于这些不幸的国民，他们得到的不是医疗救助，而是沉默和掩盖。政府部门，特别是军方和情报机构，极力封锁相关信息，将这些死亡和疾病归结为“自然原因”或者“季节性流感”。受害者家属试图追查真相，往往也石沉大海，被各种官僚程序和秘密条款所阻碍。

道德的拷问：科学的界限在哪里？

这场实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对人权和道德的严重践踏。

知情同意原则的丧失： 最基本的人体实验伦理原则——知情同意，在这场实验中被彻底抛弃。被实验者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小白鼠”，其生命和健康被随意牺牲。
国家权力边界的模糊： 当国家以“国家安全”或“军事需要”为借口，就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时，国家权力的边界就已经被严重侵蚀。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公民权利的赤裸裸的蔑视。
科学伦理的滑坡： 科学的进步不应该以牺牲无辜生命为代价。将人类视为可以随意摆弄的实验对象，是科学伦理的重大倒退，也为后世的科学研究敲响了警钟。

反思与警示：尘封的历史，不应被遗忘

虽然这场实验的许多细节至今仍被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但零星的证据和少数勇敢者的披露，已经足以揭示其令人发指的真相。它像一道伤疤，留在了美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中，也提醒着我们：

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至关重要： 公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政府的任何秘密行动进行监督和质疑，防止权力被滥用。
信息公开是公民权利的基石： 只有充分的信息公开，才能让公众了解真相，并对不当行为进行问责。
科学发展必须坚守伦理底线： 任何以科学之名进行的实验，都必须以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为前提。

美国政府对国民投放粘质沙雷氏菌的实验，是历史上一场黑暗的插曲。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生物实验，更是一次对人性、道德和法治的深刻拷问。我们不能遗忘这段历史，更不能让类似的悲剧重演。只有从中汲取教训，才能守护我们珍贵的自由和尊严。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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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到第二年4月，当时仍位于旧金山市区的斯坦福（大学附属）医院共接诊了十一名罹患了非常罕见且严重的尿路感染的病人。这其中有十人在长期住院后终于康复出院，但一位名叫爱德华·内文（Edward Nevin）的病人不治身亡。


这样的尿路感染在当时较为罕见*，也仅有斯坦福医院在这段时间内接诊了大量尿路感染的病人，一年后，斯坦福大学的学者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eat）博士和合作者们在美国医学会下属的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面发表了病例报告，根据尿液培养鉴定的结果，描述了这些从未在斯坦福医院历史上有过记录，且在当时一般被认为是非致病性的色杆菌属（Chromobacterium）导致的感染病例[1][2]。怀特等人发现这11例病例的致病菌均为黏质沙雷菌（Serratia marcescens），但对于该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则以失败告终——尽管这些病例在发病前均接受过不同的尿道手术，但这些手术发生在不同的诊所，由不同的医生护士所施行，而对手术器材的消毒方法也都有所不同。

如其属名所显示的，黏质沙雷菌可以产生一种鲜亮的红色色素灵菌红素（Prodigiosin，图1，自维基）而会在固体培养基上形成鲜明的红色-紫红色菌落，易于被发现鉴别，因此可以用来当做一种示踪标记来追踪细菌的散布，比如在1906年，M H Gordon含漱了一些含有黏质沙雷菌的液体培养基后在英国下议院读了几篇莎士比亚，随后通过采样培养来确定下院房间的空气洁净程度和通风状况[1]。在当时，色杆菌属的细菌一般不被认为是一种致病菌，尽管1950年前已有一些报道和病例显示了该属感染人类的能力。比如1913年的一篇文章报道，一位长期肺部感染的病人肺中的红色粘液并非如预料中一样是混杂了血液，而实际上饱含了大量某种产红色色素的革兰氏阴性细菌[转引自2]。这之后，关于色杆菌属致病甚至死亡的病例偶有发表[见2里综述部分]。


1976年12月22日，一位名叫杜鲁·费瑟斯通（Drew Fetherston）的记者在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曝光了美军和CIA曾在旧金山进行的一次生物武器实验。而后，爱德华·内文的儿子，在当地的新闻上才发现自己的父亲并不是死于肾病，而是源于黏质沙雷菌感染。尽管以此为基础的针对美国政府的诉讼在低级别和最高法院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些诉讼最终促使了美国政府于1977年解密公布了更多有关于军方秘密生物武器实验的事实——在1950年9月20-27日，以“海飞沫行动（Sea-Spray）”为代号，美国军方从船上沿着海岸线向着旧金山市区八十多万人的头上喷洒了大量的黏质沙雷菌和Bacillus atrophaeus，并在城市各处设立的43个地点根据风向气温等等来检测这些细菌的分布扩散情况[3]。军方的这次实验是想利用黏质沙雷菌和Bacillus atrophaeus来作为生物武器模拟物，以模拟像旧金山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遭受气溶胶生物武器袭击的后果以及扩散范围。据后世估计，在这些细菌气雾落地前的几个小时内，湾区的居民平均而言会在每分钟内吸入大概5千个细菌颗粒[3]。这次喷洒可能永久性的改变了湾区当地的微生物分布，而到如今，黏质沙雷菌也早已被认定为一种条件致病菌和常见的医院获得性感染病菌（占据了美国医院中获得性感染病例的1.4％），因为黏质沙雷菌对于抗生素的较强抗性，时至今日它的爆发甚至偶尔还能上头条。


但军方早就注意到了怀特1951年的文章。在1952年美国军方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调查者就已经承认黏质沙雷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物武器模拟物，而且他们显然注意到了怀特的文章和爱德华·内文的死亡案例。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得出了使用黏质沙雷菌导致疾病的概率极低，且疾病一般不值一提，所以仍可在即使是人口众多的地区继续使用黏质沙雷菌进行实验的结论。

“On the basis of our study, we conclude that Serratia marcescens is so rarely a cause of illness, and the illness resulting is predominantly so trivial, that its use as a simulant should be continued, even over populated areas.”[转引自4]。

实际上在1945年，在德特里克堡，美国军方的汤姆·佩因（Tom Paine）上校让四名健康男性在含有大量黏质沙雷菌的气溶胶中呼吸了两个半小时[5]，尽管在数小时后这些人均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三人出现发烧，两个发烧超过24小时，但因为试验后四天所有的这四人均康复且无后遗症，此文章后来甚至被引用作为喷洒黏质沙雷菌是安全的科学证据。然而军方很明显没有考虑向包含老弱病残在内的大众喷洒黏质沙雷菌一周跟小尺度的健康男子的人体试验的不同，且并未考虑不是吸入，而是由开放伤口或者是尿道的可能性（事实上1950年前已经有开放伤口的色杆菌属感染致死的病例的报道了[6]），以及根本未曾评估黏质沙雷菌对于抗生素的抗药性。


尽管在1981年，美国政府方的辩护律师以很多理由（仅斯坦福医院有病例，所有的病人都是在某些尿道相关手术后被感染的，所以更有可能是院感，以及斯坦福医院的病例的样本没能留存30年以与军方释放的菌株作对比[7]）最终推翻了这起指控，同样的，在1950年之后本地的肺炎发病率的上升也最终被认定只是个巧合。但可能更值得玩味的是法庭上军方证人威廉·克雷塞（William Creasy）将军的“辩护”：“我会发现完全不可能在获得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这样的测试。当告诉他们我们将在他们的社区中传播非致病性颗粒时，我觉得能够阻止大众的恐慌将是一种奢望；99% 的大众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致病性。”

“I would find it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conduct such a test trying to obtain informed consent. I could not have hoped to prevent panic in the uninformed world in which we live in telling them that we were going to spread non-pathogenic particles over their community; 99 percent of the people wouldn’t know what pathogenic meant.”[转引自8]

以及另一位军方科学家证人查尔斯·菲利普斯（Charles Phillips）即使是在1981年这个黏质沙雷菌导致疾病已经屡见不鲜的时候，面对如果今日你没有退休仍主管此份工作，你是否会认可另一次向三番喷洒黏质沙雷菌的行动时说的那句“振聋发聩”的“I would”。[转引自8]


77年公布的实验还有很多，军方承认在1949-1969年之间，美军共进行了239次类似于此的实验，且其中80次实验中使用的物质多少都是带有致病性的[转引自9]，而且从未提前得到被试者同意，从未提前通知当地医院等卫生组织针对可能的后果进行提前防护，这些实验显然都是有悖于1947的《纽伦堡公约》的：

1950: release by seaborne generators blowing from a boat offshore toward San Francisco: SM, BG, FP.22,23
1953: release by land-based and rooftop-based generators in Minneapolis: FP.24
1953: release from automobiles moving in traffic in Minneapolis and St. Louis: FP.25
1956: release of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 vectors for the yellow fever virus, in Savannah, Georgia. The test mosquitoes were uninfected females, and the aim was to estimate "how many mosquitoes entered houses and bit people." 20(pp28-29),26 Aedes aegypti is also a vector for other viruses, including the Zika virus, a causative disease agent of much current concern in the Americas. Whether US testing included additional releases of the species and substantially added to the mosquito population is unknown.
1957-1958: continuous release from airplanes during large-area coverage flights "from the Rockies to the Atlantic, from Canada to the Gulf of Mexico": FP.19,20,27
1965: release by "minigenerators" hidden in briefcases a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irport and Greyhound bus terminals: BG. Previous tests in Washington, in 1949 and 1950, used SM.18,28
1966: release from light bulbs, filled with simulant, tossed on subway tracks as trains approached stations, New York City: BG.29,30 懒得整理了，参考[10]


参考与注释：

[1] Mahlen, S. D. (2011). Serratia infections: from military experiments to current practice.Clinical microbiology reviews,24(4), 755-791. 及 Yu, V. L. (1979). Serratia marcescen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clinical review.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00(16), 887-893.，并转引Report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ventilation of the debating chamb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Command Paper 3035 (Appendix), 1906

[2] Wheat, R. P., Zuckerman, A., & Rantz, L. A. (1951). Infection due to Chromobacteria: report of eleven cases. AMA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88(4), 461-466. 同样见Wheat医生在参考[8]里面的发言，这本书我搜不到电子版只有谷歌图书的残篇，有些原始内容没能粘出来

[3] Cole, L. A. (1990). Clouds of secrecy: The army's germ warfare tests over populated areas. Rowman & Littlefield. 第七章Special Report No.142: The San Francisco Test一节，原始文献应指 Special Report No. 142: Biological Warfare Trials a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20-27 September 1950，这个……我不太好找

[4] 同上，第七章Ad Hoc Committee Report一节，原始文献应指Report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to Brigadier General William M. Creasy, Commanding General, Army Chemical Center, Maryland, August 5, 1952.

[5] Paine, T. F. (1946). Illness in man following inhalation of Serratia marcescens.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26-232.

[6] Schattenberg, H. J., & Harris, W. H. (1941). A definite and unique occurrence of rapidly fatal infection caused by Bacillus violaceus manila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17(24), 2069-2070.

[7] 当然，77年的公开后面对汹汹民意CDC不得不对于德特里克堡的样品进行了测试，并与1977年之前的100多起爆发的菌株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两者并不具有相同的菌株特征所以这些在美国大城市里的模拟生物武器袭击并不应是这些爆发的主要原因（┓( ´__` )┏

[8] 同上，第八章，原始文字出自Mabel Nevin, et al., Plaintiffs-appellants,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fendant-appellee, 696 F.2d 1229 (9th Cir. 1983)，以及San Francisco Examiner, March 19, 1981

[9] Bill Richards, Navy Fogged Bay Area With Bacteria, Sept 17, 1979, The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post.com/arch

[10] Cole, L. A. (2016). Open-air biowarfare test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values.Health security,14(5), 315-322.

*79年的NEJM一篇文章称类似的感染在三十年后就相对常见了所以在当时也不稀奇（行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1950-51的这次以及1951-1952在以色列的一次爆发基本上是第一次将黏质沙雷菌导致严重感染拉入医学界视野中，并开始让人意识到它们的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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