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一代风云人物，具有哪些异于常人的特质？
一、非凡的“恒心”与“毅力”：这是他最核心的基石
曾国藩的“异于常人”之处，首推其超乎寻常的恒心与毅力。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到，却难如登天。
“改过”的执着，磨砺“硬骨头”： 曾国藩的日记，是最能体现他这一特质的证据。他并非生来完美，反而常常因为自己的懒惰、懈怠、好逸恶劳而自责。他给自己定下各种规矩，比如早起、读书、练字，但往往坚持不久就犯戒。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反复地自我批评、自我修正。他的日记里充斥着“今日又放逸”、“明日必当黾勉”、“今日记过，明日必改”之类的句子。这种近乎“自虐”的严格要求，让他不断与自己的弱点搏斗，如同在粗砺的石头上反复打磨，最终练就了一副“硬骨头”。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是他后来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坚持完成目标的关键。
“笨拙”的坚持，战胜“聪明”的捷径： 曾国藩自认“愚钝”，不擅长投机取巧，也不依赖小聪明。他选择了一条最笨拙、最踏实的路——日复一日地读书、写字、反思。在那个讲究才气的时代，他的这种“笨拙”反而成了一种另类。然而，正是这种“笨拙”的坚持，让他把基础打得异常牢固。他练字，写得不好，就一遍遍地写，直到写得像样为止；他读书，理解不透，就一遍遍地读，直到豁然开朗。这种“笨拙”的坚持，最终超越了那些“聪明”却缺乏毅力的人。
屡败屡战，不屈不挠： 曾国藩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他曾被骂为“卖国贼”，湘军屡次被打败，甚至在江西庐州，他一度投水自尽，差点结束生命。但是，他没有被失败击垮。每一次跌倒，他都能爬起来，总结教训，重新出发。他明白，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种面对逆境而不倒的韧性，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
二、极度的“自律”与“约束”：将自己活成一部规章
曾国藩的自律，可以说是到了极致的程度，仿佛将自己活成了一部严格执行的规章。
“讲求”生活细节，打造“军人”骨骼： 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极其严苛。早起是必须的，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他都能准时起床。起床后，先是读书，然后写字，接着是处理公务。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几乎没有丝毫的随意和放纵。这种对生活细节的“讲求”，不仅仅是生活习惯，更是对内心的一种训练，是将一个读书人的“软”转化为一个“硬”的军人的重要步骤。
“克制”欲望，坚守“底线”： 在那个纸醉金迷的官场，曾国藩却能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他不贪恋美色，不追求享乐，对金钱也看得淡然。他深知，过度的欲望会腐蚀人的意志，让他偏离目标。他的“克制”，是一种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是抵御外界诱惑的坚固盾牌。
“严以律己”，不假“天恩”： 他不相信所谓的“天恩”，更不依赖运气。他相信，所有成就都源于自身的努力和修炼。他总是告诫自己，要“严以律己”，不给自己找任何借口。这种不假“天恩”，完全依靠自身努力的精神，让他成为一个真正依靠自己建立伟业的人。
三、深沉的“内省”与“反思”：不断“解剖”自己
曾国藩的“异于常人”，还体现在他对自我的深刻洞察和不懈反思。
“反躬自省”，挖掘“根源”： 他的日记，不仅仅是记录生活，更是对自己的“解剖”。他会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分析自己为何会犯错误，以及如何才能避免。他能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阴暗面、那些惰性、那些傲慢，并且努力去克服。这种“反躬自省”的能力，让他能够不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
“处事”智慧，源于“反思”： 他的许多治军、治民的经验，都来自于他对过往失误的深刻反思。他懂得，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而不自知，或者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的“处事”智慧，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通过一次次的反思、一次次的总结，逐渐形成的。
“知人”之明，始于“知己”： 很多人认为曾国藩“知人”之明，但他自己却说，他更懂得“知己”。他深知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因此更能理解他人的优点和缺点。这种“知己”的基础，让他能够更准确地评价和任用人才。
四、厚重的“担当”与“责任”：肩负家国天下的“脊梁”
在晚清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曾国藩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担当”和“责任感”。
“匹夫之责”，家国情怀： 面对国家危难，他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主动承担起了“剿灭”太平天国、拯救晚清的重任。他虽然身处官场，但他的心中始终装着家国天下。他深知，作为读书人，作为官员，肩负着“匹夫之责”。
“艰难困苦”，不避“风险”： 建立湘军，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在朝廷疑虑重重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了下来。他明白，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力量，才能真正地担当起拯救国家命运的责任。
“舍我其谁”的勇气，支撑“救世”伟业： 在许多人选择退缩、观望的时候，曾国藩展现出了“舍我其谁”的勇气。他明白，这项任务艰巨无比，困难重重，但他没有退缩。正是这种责任感，支撑着他完成了晚清最重要的“救世”伟业。
五、超然的“淡泊”与“宁静”：在喧嚣中守护“内心”
在功名利禄面前，曾国藩展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淡泊”与“宁静”。
“不求闻达”，但求“有为”： 他并非一开始就追求名垂青史，而是希望能够“有为”，能够为国家做些实事。在接到组建湘军的命令时，他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感到沉重的压力。
“功成不居”，深藏“功与名”： 尽管他功勋卓著，但他却很少张扬。他更愿意将功劳归于部下，归于朝廷。他明白，过度的张扬会引来嫉妒和非议，而保持“淡泊”则能让他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静以致远”，沉淀“智慧”： 在那个充斥着党争、内斗的时代，曾国藩却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他懂得，只有心静了，才能看得更远，才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种“静以致远”的态度，让他能够沉淀自己的智慧，从而在复杂的局势中找到方向。
总而言之，曾国藩的“异于常人”，并非仅仅是他取得的成就，而是他支撑这些成就的内在品质。是一种在平凡中孕育的不凡，是一种在困苦中淬炼的坚韧，是一种在自我反思中升华的智慧。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他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他身上那种近乎偏执的恒心、极致的自律、深刻的内省、厚重的担当以及超然的淡泊，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也让他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的典范。他的“异于常人”，并非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汲取的精神财富。
网友意见
笔者曾写过与曾国藩相关的五篇文章，分别反映出他长袖善舞、运气奇佳、长于宣传、知行脱节、言善行恶的特质。
曾国藩远不是一个完人，却是一个完美的官僚
一个在皇帝大丧期间娶小老婆的人物，他的品质如何？不多说了，和‘’完美‘’二字完全不搭界。而其大肆屠戮无辜民众，放纵部下到处烧杀淫掠，简直就是妖魔的作为，和‘’完美‘’二字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不过，作为一个官僚，他还似乎真的没什么毛病。首先，他绝对对得起家人，他的家族因他而兴旺发达。只需看到湖南双峰的大夫第，我们就会由衷地感慨：曾家确实赚大发了。其次，他对得起上级，他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而又丝毫不给上级添乱。他不仅镇压了太平天国，而且在“功成名就”之后拒绝了称帝的诱惑，甚至为打消清廷的疑虑而解散了湘军。不但如此，他还对得起下级，使之平步青云尽享荣华富贵。据统计，曾国藩的部下位至总督、巡抚者近三十人，基本控制了清朝晚期的地方大权。能使如此多的部属实现其人生价值，（至少在那些老部下看来）曾国藩确实是“功德无量”。对其麾下来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了维护整个湘军集团权益不惜与清廷的慈禧翻脸，制造了“刺马”大案。当然，对清廷和当时的“精英”来说，大量杀戮无辜民众是无足挂齿的；如果真的足以挂齿，那也是“曾公”的一大功德。
如此看来，在“精英”、自视为“精英”和站在“精英”立场的人看来，“曾公”确实是一名完美的官僚。只不过，他们不会用“完美官僚”一词来评价曾国藩，而是捧之为“千古一完人”。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官僚这个圈子就是整个世界。
曾国藩运气太好了，古往今来没谁能比得上
如果1852年6月太平军在蓑衣渡彻底失败，那么它根本就没有表现自己的机会了。如果那样，他也许会安度晚年，多活个十年二十年，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学术大家。
如果1854、1855年他在多次玩跳水秀的时候偶尔发生一次意外，被呛死了，那么它的人生就此结束，历史很快就会忘记他。
如果1856年4月前后石达开不被杨秀清调走，如果曾国藩被活捉处死，那么历史也会被改写（当然如果天京事变按时发生，太平军也不会成功）。
如果1860年底曾国藩在祁门自杀成功，那么历史也不会再关注他了，将来攻克天京的将另有其人。
如果江南江北大营能多挺两年，挺至至1862年，始终没被攻破（或者两座大营始终没能引起太平军的高度重视，因此而维系到清廷“借师助剿”之时），则在洋人的支持下最终占领天京的将是和春、张国梁（张嘉祥）那些人，曾国藩根本就不会夺得首功了。曾国藩知道，在皇上心中，即便是土匪出身的张国梁，都比他这个进士出身（实为“赐同进士出身”）的高干更有地位，更值得信赖。面对此情此景，不知它的心理阴影面积多大。
如果洪秀全有清统治者百分之一那么无耻，敢于以卖国来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答应成功以后与英国平分中国（1861年底，英国的何伯、巴夏礼访问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了共同打击清朝的建议，条件是事成以后英国要与太平天国平分中国），如果英国因此而大力支持太平天国，那么太平军可能会强势反弹，可能曾国藩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了。而事实是，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洪秀全拒绝了洋鬼子的无理要求。
当然了，曾国藩也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重大代价。他本来就有牛皮癣，如果长期在北方静养，应无大碍；可是他偏偏要来到潮湿的江南，要在这里与太平军进行殊死搏斗。其后果可想而知：免疫力下降牛皮癣加重不算，还染上了抑郁症，以致自己感觉没有生趣。
据说，曾国藩曾立遗嘱不许后人从政、从军。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可以认定：他并没有从内心认可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自己还是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
众所周知，郭子仪和曾国藩都是中兴一朝、“于社稷有再造之功”的时代弄潮儿。就人物经历、后世影响、历史地位而言，二者似乎颇有可比性。下面，笔者就罗列一些事实，对二者进行简单的比较。
寿命：郭子仪生于697年，薨于781年，活了85岁；曾国藩生于1811年，薨于1872年，活了62岁。从阳寿这一指标来看，古人超出近人23岁。
功名：郭子仪参加武举，取得“异等”的成绩，大约相当于后来殿试的“赐进士及第”（前三甲）；曾国藩也考取了进士，但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为“赐同进士出身”，在殿试中排位很低。当然，二者口径大不相同，可比性要差一些，可以算打平。
爵位：762年，郭子仪由代国公进爵汾阳郡王，封邑二千户；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无封邑。在清代，郡王之下还有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三等公之后才是一等侯。一为郡王，一为一等侯，差距当然不小。
职官：郭子仪位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司空（曾被授予尚书令一职，但因此前一百多年只有李世民在登基前担任过此职，郭子仪坚辞不就），共居相位24年；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居相位数年。就担任宰相年限而言，显然郭子仪胜出。
军职：在与安史叛军作战的的时候，郭子仪曾任天下兵马副元帅，是副总司令的级别；至于曾国藩，则于咸丰十一年十月获得了“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的权力，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副总司令，当然要比军区司令员高出一些。
战绩：郭子仪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另有四五千回纥兵助战），耗时七年多（755年底至763年初）平定安史叛军，并于乱后从吐蕃手中收复长安城，又屡次击败入侵的吐蕃军队；曾国藩在八旗军、绿营军、淮军、洋枪队、英法侵略军、各地团练的配合下，耗时十二年（1854年初至1866年初）才平定江南的太平军，又在其后的“剿捻”行动中遭遇了失败，被迫上疏请辞。就作战实效而言，曾国藩确实要逊色一些。
宠信：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资治通鉴》评语），总是身居高位，一直与皇家保持了密切关系。1854年10月，曾国藩率湘军收复武昌，被任命为署理湖北巡抚，但七天之后皇帝就收回了成命。总的来说，唐朝历代皇帝对郭子仪都很放心，而清朝帝、后与曾国藩的关系则非常紧张。
临危：765年，大将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和吐蕃进犯长安，面对数十万大军郭子仪毫无惧色，而是亲赴敌营，创造了“单骑退敌”的奇迹；曾国藩则是三番五次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跳水）的好戏，并且留下了“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等文字记录。从胆略上看，高下不言自明。
文学：或是因为身为武人不擅写作，或是因为没有必要为自己辩白，或是因为年代久远文献难以流传至今，郭子仪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学作品；曾国藩工于作文，仅留下的家书、日记就几乎可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来形容。在这一领域，曾国藩的优势还是十分明显的。
结果：郭子仪应该是7胜1平1负占绝对优势，但是郭子仪只被认定为“一代名将”，只被视为唐朝的大功臣，似乎没有得到更高的评价；曾国藩则被一些人视为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完人”，甚至被封为“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说过：“我早年要做曾国藩，中年要做曾国藩，晚年要做郭汾阳。”但是，郭子仪的被追捧程度似乎远不及曾国藩。
结论：光能干还不行，还要学会表白；包装自己，真的是很重要的。
“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为什么抑郁了？
虽然曾经强硬地对抗朝廷，甚至很可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刺马”案，曾国藩仍被大清官方尊为楷模。虽然其人有些不拘小节，甚至会在国丧期间娶小老婆，曾大官人还是被有志之士视作楷模。百余年来，其粉丝对他推崇备至。在他翘辫子以后，有人甚至撰写了一副楹联：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且不算，在一些人眼中，他不但是“完人”，而且是“千古第一完人”。
既然是完人，既然道德完美，道行高深，其人应该是“百毒不侵”的，其内心绝对应该是异常强大的。但是，一些资料却显示：至晚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曾大人就“得不寐之疾”、“怔悸之症”，抑郁了。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二更后忽然头晕，若不自持，小睡片刻，三点睡后弥复昏晕，右腿麻木，似将中风者，殆因昨夕忧煎不寐，本日说话太多，夜间治事太细之故，与然老境骎骎不复所有为矣。”后来，他更是发出了“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哀鸣。
既是完人，又何以抑郁（甚至是严重抑郁）？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曾氏之抑郁，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是无可避免的。下面，笔者就分析一下曾大官人得抑郁症的原因。
熟悉晚清历史的人都知道，曾国藩本人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此病应是牛皮癣，特别顽固，极难治愈，虽经吃药，仍会不时发作。每次病发，他都会感觉奇痒无比，剧痛难耐（“遍身疮癣，且痛且痒”）；有时候，他甚至要抓得全身血流不止。此病非同小可，据他辩白，他当年娶小妾也只是为搔痒而已。此病伴他近三十年，使得他“几无生人之乐”。皮肤病而外，他还患有耳鸣、眼病、中风等，甚至长期失眠。既然总是重病缠身，他的心情肯定不会舒畅。
除了身患重病，他还要应对来自官场的残酷斗争。1864年七月，湘军攻克天京。曾国藩大功告成，终于攀上了人生事业的巅峰。可是，他的门生左宗棠却向朝廷上奏折，极力弹劾他，只是因为他没能捉住幼天王。1866年底，因剿捻失败，曾大人更是遭到谏官的轮番攻击，被迫辞去了钦差大臣的职务。1870年，曾国藩受命办理“天津教案”。结果，他不但因处理失当而为千夫所指（某举子曾写对联斥责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还被西太后下旨严斥。慈禧说：“……朝廷令该割员赴津，实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体会，置身事外。曾国藩率行给假他出，实属不知缓急。若再托词远避，国法具在，岂能宽宥! ”如此点名道姓，可谓丝毫不留情面。在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他经常站立在风口浪尖之上。长此以往，他肯定会身心俱疲，苦不堪言。
身患重病多年，还要在宦海之中沉浮，与同僚相互倾轧，进行无止境的斗争：曾国藩承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不过，仅有这些，恐怕他还不会抑郁。事实上，如他一般长期卧病且深陷斗争漩涡的政治人物多如恒沙，其中也绝少有罹患抑郁症者。曾氏之抑郁，还当另有其因。
笔者以为，曾国藩能得抑郁症，与其知行脱节有很大关系。
知行合一说，乃是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提出来的修身之道。知，良知，道德意念也；行，行动，道德实践也。阳明先生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他看来，知为始，行为终，二者应为一体。他又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在他看来，知行互为表里，二者不当分离。如此看来，至少对有志于修身的人来说，若是知行严重脱节，恐怕会有问题出现。
至于曾国藩本人，确实没有做到知行合一。从大局来看，他是知一套，行一套，二者完全是平行的，没有任何交集。
无论是上级咸丰大帝，还是同僚左文襄公，都一致认定曾剃头是个虚伪之人。知行完全分离，也算是能证明曾氏虚伪的一个方面吧？
尽管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名篇流传于世，曾国藩还是可以被视为文章大家的。别的不说，至少他的《家书》、《为学之道》之类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曾大人教人如何修身，教人如何读书，教人如何做事……他所提供的心灵鸡汤似乎还是很有味道的。从他的文章来看，他真的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高深、富有真知灼见的大人物。若以文识人，我们称曾氏为完人似不为过。
在文章之内，他的浩然正气也经常喷涌而出。在《讨粤匪檄》中，他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忠君爱国之殷殷深情，毕现于尺牍之间。
伐“罪”之外，他更是有志于安民。咸丰八年（1854年），他亲自撰写了一首 《爱民歌》，词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他。言者娓娓道来，言辞句句在理；用语略显俚俗，却饱蘸爱民深意。
就“知”而言，曾大人真是无可挑剔。但其“行”如何？是否可以和“知”匹配？曾大人是否如他所标榜的那样，时刻把民众放在心坎里呢？
“曾国藩办团的方针是大张绅权,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处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像剃头发那样多。”（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有一次，曾国藩所部擒获十一名据说抢劫了米行的农夫。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居然没进行任何审讯，便将其全部斩首。视民如仇，唯恐杀之太少，唯恐杀之太慢：这就是镇压太平军以前的曾国藩。
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这位被后世尊为“文正公”的曾大人又有何指示有何作为呢？
看到江西的“从逆”者太多（因为翼王石达开等人得民心，当地人“从逆如归”），湘军大将李元度便投信于主帅，主张大开杀戒，以杀立威。曾大人迅即作出批示：“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之,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致李元度书》）他明示部下：不要相信那些杀良民损阴丧德、死后会遭报应的无稽之谈，要像斩草一样杀戮百姓，无需客气，要让他们怕我们远甚于怕太平军那些贼寇！
太平天国经营江南数省，因举措得力，使之成为己方可靠的兵营、粮库、钱袋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败太平军，他竟然主张实施焦土政策，让士兵在所到之处大烧、大杀、大抢，以便使江南“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 “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 (引文见于《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当其同僚胡林翼提议“见屋即烧，烧一屋则赏一次，无论是居民．是贼馆。能募团局散人入，专管烧屋……莫姑息以养奸”之时，他当然是极表赞同。
对胞弟曾国荃，他也经常加以指导。当曾国荃出兵攻打江西吉安时，他曾发信告诫：“但求全城屠戮，勿使一贼漏网耳。”（《家书》）安庆战役前，他又特别叮嘱：“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家书》）攻克安庆，曾国荃即率兵大肆屠戮民众；而后曾国荃却良心发现，向哥哥致信倾诉懊悔之情。曾国藩获悉，大为光火，回信斥之：“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家书》）
曾大人就是如此对待江南民众的。至于其后果，当然还是灾难性的。记录湘军暴行的文字很多，令人不忍卒读。
匪兵们“大呼直入东门，……一律斩剃无遗”，使得此城两个月后还是“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片》）。这就是1862年湘军攻克宁国府以后的情况。
湘军曾国荃、杨载福等收复安庆省城时已空无敌军矣。湘军入城，开始屠杀，全城人民，不分男女老幼，死者万余人，尸骸尽弃长江中，乱挤成团。时有英舰两艘泊限于江心，为围绕的尸体障碍行动。（《华北先驱报》）
“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
以上两段文字反映了安庆屠城的情况。
天京陷落以后不久，曾国藩到了那里。他发现：“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群尸山积”“白骨山积”。面对如此惨况，他感慨到：“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参考李锦全《〈 太平杂说〉的杂说》）
对湘军的所作所为，范文澜先生总结道：“事实上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灭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批示徽州知府刘传祺察》)，就是全城生命财物，顿时化为乌有。”当然，没有曾大人亲自发布命令，湘军士兵断也不敢胡作非为。
曾大人平定江南，出现了什么后果呢？
其同乡谭嗣同说：“（东南城邑）乃一径湘军之所谓克复，（湘军）借搜缉逋匪为名，（使民众）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湘军）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人于湘军，（东南数省）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仁学》，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
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就发生在曾大人身上。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甚至就在攻打太平军的过程之中，曾圣人确实是抑郁了。在1865年9月，他于日记中写到：“倦甚，不愿治事。烈风凄雨，气象黯惨。”此时，其麾下刚在湖北打了大胜仗，而他却感到疲惫不堪，感慨自己生命中缺少阳光。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严重后果，就是因为曾大人知行严重脱节。从“知”的角度来说，他学问高深，知晓万事，爱讲玄妙之言，常写道德文章，俨然是一位圣贤。从“行”的角度来说，他阴鸷残忍，暴虐嗜杀，喜屠无辜之民，爱发烧杀号令，简直是一个魔鬼。
曾大人时而是圣贤，时而是魔鬼，总是在不停地变换自身角色，经年累月，定会身心俱疲。他后来说自己“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绝对是发之于肺腑。
知行分裂，难免会出现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之后，抑郁也就难免了。
其实，时人对曾国藩到是否完人也有争议。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在天津教案以后，就曾有人写楹联评价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作者严厉地批评他，认为他在1867年死去才能算是完人。
曾国藩是否完人？我们不必深究，而是要从中汲取教训。我们要表里如一，要知行合一。一时知行脱离无所谓，若是长期如此，总会酿成悲剧得，说不定也会抑郁，如曾文正公一样。
曾国藩被认定为妖孽，有多重依据，应被称为“曾国妖“
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国称曾国藩为“曾妖”。那么，这是否太平天国的一面之词呢？或者说是否为孤证呢？
绝不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就是北京的老百姓和先秦时期的贤哲荀子（荀卿、荀况），也都或明或暗地直指曾国藩（或曾国藩一类人）为妖孽。
太平天国人士称曾国藩为“曾妖”、“曾妖头”，一般来说只是援引惯例。在天国那里，“妖”是清朝统治阶级的统称，如“清妖”、“胡妖”、“满妖”、“妖胡”、“妖朝”等皆为清朝的贬称；在太平天国官、文书里，康熙皇帝被称为“伪妖康熙”，咸丰皇帝被称为“咸丰妖酋”，清军统帅和春被称为“妖帅”，清军将领张国梁被称为“妖将”。这样，曾国藩被称为“曾妖”、“曾妖头”就极为自然了。当然，太平天国称曾国藩为“曾妖”、“曾妖头”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在老北京那里，曾国藩却被专门认定为“蛇妖”了。看一下这幅《西山十戾图》（康好贤绘），那个吐着芯子的妖精就是曾国藩。
应该说，在北京老百姓那里，曾国藩“妖孽”的身份进一步被坐实，而且被具象化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曾国藩就是一条转世的妖蛇。
戾，凶恶残暴，在这里是形容词活用作名词，指“凶暴的妖精”，或者理解成"妖孽"。西山十戾：按老北京的说法，北京西山有十只动物；在修得千年道行之后，它们投胎转世，成为从清朝开国到灭亡时的十个重要人物。这十个妖孽分别是：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年羹尧猪、海兰察驴、和珅狼、慈禧狐、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袁世凯蟾。
《荀子·大略》有言：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嘴里能说出大道理，又能身体力行，这样的人是国家的珍宝；嘴里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能亲身加以实践，这样的人还不失为国家的重器；嘴里能讲出大道理，却在行动上完全做不到，这样的人还是能为国家所用的；嘴里能讲出大道理，却在行动上为非作歹，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的妖孽。
刚读到这段话，洒家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荀子说这话，莫不是在专门讽刺晚生二千年的一代“大儒”曾国藩吧？曾国藩口中言善，而且是言大善。在他亲自写成的《爱民歌》之中，殷殷爱民之心天日可鉴。《爱民歌》的结尾是：“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号我军士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至于他留下的家书，更是阐明了很多做人的大道理，令人观后肃然起敬。
按孔子的观点，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那么，曾国藩能否做到言行一致呢？
答案是：根本就做不到。
曾国藩亲身行恶，而且是行大恶。曾国藩不仅对擒获的太平军将士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就是对无辜的民众也经常滥施淫威。在攻克天京以后，按目击者、曾国藩的亲信赵烈文记载：“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能静居日记》）曾国藩自己也说：“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攻破天京以后，曾国藩就指使部下做了这些事情。后来松井石根在南京大搞屠杀，就是师法曾国藩。
当然，他绝不只是在天京一地作恶。他的同乡谭嗣同在太平天国失败30年后曾游览南京，且在《《北游访学记》》中写了所见所感。他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太平军称曾国藩为“曾妖”，可能涉及人身攻击。对此，我们没必要太过重视。老北京说曾国藩是妖精（蛇妖）转世，也可算是无稽之谈。对此，我们也不必太过认真。可是，若是结合《荀子·大略》中的那段至理名言，我们把曾国藩认定为妖孽还是有充分依据的。曾国藩这厮口言善而身行恶，作为“两面人”，确实是妖孽一个。称其为“曾国妖”，绝不过分。
编辑于 201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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