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很有意思的考古事件？
1. 埃及图坦卡蒙墓的发现：诅咒与轰动
事件概述：
图坦卡蒙墓的发现无疑是20世纪最轰动、也最具传奇色彩的考古事件之一。尽管图坦卡蒙是古埃及一位相对次要的法老，但他的陵墓却奇迹般地保存完好，未被盗墓贼大规模洗劫。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历时多年，耗费巨资，最终在1922年11月4日，于帝王谷发现了这个尘封了3000多年的陵墓。
详细讲述：
长达多年的寻觅与坚持： 霍华德·卡特并非一蹴而就，他与他的赞助人，富有而充满热情的第七代卡纳冯勋爵（Lord Carnarvon），在埃及帝王谷进行了长达15年的搜寻。他们租下了这片区域，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却一直未能找到传说中保存完好的法老陵墓。许多人开始质疑他们的努力，认为这不过是徒劳的寻找。卡纳冯勋爵也曾考虑撤资，但卡特凭借他对这片土地的直觉和坚定信念，说服勋爵再给予他一个机会。
突破性的发现： 1922年11月4日，在卡纳冯勋爵即将离开埃及、卡特以为这次机会将是最后一次的搜寻中，一名小工在清理一处古代工匠营地附近时，意外发现了一级通往地下的石阶。卡特立刻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入口。他亲自带领团队，小心翼翼地清理石阶上的碎石。
“我看到了奇迹”： 随着石阶被清理，他们发现了一个封印的门。门上的封印完好无损，这预示着墓穴可能未被盗掘。卡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门上挖了一个小洞，并小心翼翼地探入一根蜡烛。当光线穿透黑暗，照亮墓穴内部时，卡特著名的那一句话脱口而出：“我看到了奇迹！”（"Yes, wonderful things!"）
惊世骇俗的宝藏： 墓穴内部充满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珍宝：金色的战车、华丽的家具、精美的雕塑、堆积如山的器皿，以及最令人震撼的图坦卡蒙法老本人的黄金棺椁，其中包裹着著名的黄金面具。这些文物不仅工艺精湛，而且数量庞大，保存完好，为我们了解古埃及的丧葬习俗、艺术成就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资料。黄金面具更是成为了古埃及文明的象征。
“法老的诅咒”的传说： 图坦卡蒙墓的发现也伴随着一个著名的传说——“法老的诅咒”。在墓穴被打开后的一段时间内，与发掘工作相关的一些人物相继去世，包括卡纳冯勋爵（因蚊虫叮咬感染败血症），这被许多人解读为法老对闯入者降下的诅咒。虽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些死亡是巧合或自然原因，但“法老的诅咒”的传说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和轰动，进一步增加了图坦卡蒙墓的神秘色彩。
意义与影响：
图坦卡蒙墓的发现，不仅是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更是对全球文化的一次巨大冲击。它激发了人们对古埃及的浓厚兴趣，推动了埃及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的收藏，并至今仍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这个事件也深刻地影响了大众文化，成为了许多电影、书籍和游戏创作的灵感来源。
2. 特洛伊城的发现：从神话到现实的跨越
事件概述：
特洛伊，一个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被描绘得轰轰烈烈、充满了英雄史诗般战争的古城。长久以来，它只存在于文学作品和传说中，许多人认为它只是诗人虚构的产物。然而，德国实业家兼业余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坚信特洛伊是真实存在的，他凭借着对荷马史诗的痴迷和不懈努力，在19世纪70年代，于土耳其西北部一个小山丘——希萨利克（Hisarlik）——发现了多层古代文明遗址，其中包含了一座符合史诗描述的古城，并将其命名为“特洛伊”。
详细讲述：
荷马的忠实读者： 海因里希·施里曼从小就对荷马史诗充满了热爱。他将《伊利亚特》视为历史文献，而非纯粹的文学作品。他读着荷马的诗句，想象着特洛伊的地理位置，并在其心中勾勒出了一个真实的古代战场。
从商业巨富到考古狂热者： 施里曼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为他实现考古梦想奠定了基础。在成功发现了迈锡尼文明的遗迹（尽管他在那里曾有争议地带走了大量黄金）之后，他将目光投向了特洛伊。
希萨利克山的挖掘： 1870年，施里曼开始在希萨利克山进行挖掘。这个地点位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靠近达达尼尔海峡。他采用了当时相对粗犷的挖掘方式，有时为了寻找他认为的“普里阿摩斯宝藏”（特洛伊国王的财宝），不惜用炸药和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的挖掘，对遗址本身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发现“特洛伊”： 经过几年的挖掘，施里曼发现了一个古代遗址群，这个遗址包含了9个不同的文化层。他最感兴趣的是其中一个年代相对较早的文化层（他认为是特洛伊六期），他认为这就是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特洛伊城。在这一层，他发现了一段厚实的城墙、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城门以及许多青铜器和陶器。
“普里阿摩斯宝藏”的争议： 在他挖掘到第四层和第五层之间的地层时，他声称发现了一个盛满黄金珠宝的宝藏，他立刻认定这就是“普里阿摩斯宝藏”，并将其私自带走，展示在公众面前。然而，后来的考古学家通过对挖掘层位的分析，普遍认为这个宝藏实际上属于比荷马史诗时代更早的特洛伊二期文明，与特洛伊战争的年代并不吻合。
后续研究的深化： 尽管施里曼的挖掘方法存在争议，且他对宝藏的鉴定也有偏差，但他的发现仍然是革命性的。后来的考古学家，如德国的威尔海尔姆·多普菲尔德（Wilhelm Dörpfeld）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家罗伯特·埃尔姆（Robert Elman）等人，在希萨利克进行了更系统、更科学的挖掘。他们确认了希萨利克就是古代特洛伊的所在地，并发现了一个更晚期的、可能与特洛伊战争年代相近的特洛伊六期或特洛伊七期遗址。考古证据表明，特洛伊在公元前13世纪或12世纪（可能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时期相符）确实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为荷马史诗的真实性提供了重要的旁证。
意义与影响：
施里曼的特洛伊发现，是古典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证明了许多人认为只是神话的古老故事，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真实的事件和历史。这个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极大兴趣，并推动了对希腊青铜时代文明的深入研究。虽然施里曼的挖掘方式不符合现代考古学的严格标准，但他的热情、坚持和对史料的深刻理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老历史的大门。特洛伊城的故事，从神话走进现实，成为考古学与文学结合的典范。
3. 庞贝古城的发现：时间凝固的瞬间
事件概述：
庞贝古城，一座古罗马城市，在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火山灰和熔岩瞬间掩埋，整座城市在灾难中被时间定格。直到18世纪，沉睡了近1700年的庞贝才被意外发现。这次发现是考古史上一次偶然的、也是极其幸运的事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了解古罗马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和艺术风格的窗口。
详细讲述：
被遗忘的城市： 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后，庞贝被厚厚的火山灰覆盖，城市居民几乎全部罹难，幸存者也纷纷逃离，这座城市从此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尽管历史上曾有人提及这座被埋没的城市，但确切的位置和规模一直不明。
意外的发现： 1748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名为Civita Giuliana的地区，一位测量师在挖沟渠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些古代雕塑和建筑构件。这引起了当地贵族的注意，并开始组织挖掘。起初，人们认为发现的是古城斯塔比亚（Stabiae），但随着挖掘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发现的是一座规模更大、保存更完好的城市——庞贝。
早期粗犷的挖掘： 最早的挖掘工作是由驻那不勒斯的那不勒斯国王卡洛斯三世（Charles III of Naples）赞助的。当时的挖掘方式相当粗犷，更像是寻宝，考古学家们专注于寻找有价值的雕塑、壁画和马赛克，往往不顾及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和出土文物的精确位置。许多珍贵的遗物被破坏或丢失。
意大利考古学家朱塞佩·菲奥雷利（Giuseppe Fiorelli）的贡献： 直到19世纪中期，意大利考古学家朱塞佩·菲奥雷利接手了庞贝的挖掘工作。菲奥雷利是现代考古学的先驱之一，他带来了更科学、更系统的挖掘方法。
分区域规划与记录： 菲奥雷利将庞贝城划分为不同的区域（regio）和街区（insula），并对每一处发掘进行详细的记录和编号。他强调了对建筑结构、墙壁上的铭文以及出土文物之间相对位置的重视，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著名的“空腔灌注法”： 菲奥雷利最著名的贡献是发明了“空腔灌注法”（plaster casts）。在挖掘过程中，他注意到火山灰填充了许多人体、动物和家具的空腔，这些空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机物腐烂后留下了精确的轮廓。菲奥雷利利用这些空腔，小心翼翼地注入石膏，然后将周围的火山灰小心剥离，最终得到了数以千计的令人心碎的石膏模型，仿佛将罹难者最后的瞬间凝固了下来。这些石膏模型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在灾难发生时的痛苦表情和姿态，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真实且震撼的人类灾难证据。
持续的挖掘与研究： 庞贝的挖掘工作持续了数百年，至今仍在进行中。每一次新的发掘都可能揭示出新的房屋、店铺、公共建筑和艺术品。我们通过庞贝，看到了古罗马人的住宅布局、厨房用具、商店陈设、公共浴场、剧场，以及充满生活气息的壁画和铭文。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罗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信仰、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
意义与影响：
庞贝古城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时间胶囊”。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了古罗马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保存的完好程度远超任何其他古代遗址。庞贝的艺术品，如壁画和马赛克，为我们了解罗马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技术提供了宝贵资料。这座城市成为了研究罗马社会史、城市规划、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的活教材。庞贝的发现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并对后来的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提醒着我们，历史不仅仅是宏伟的事件和伟人，更是无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细节的集合。
这些考古事件只是众多精彩案例中的一部分。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人类过去的辉煌与挣扎，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我们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考古学的魅力，就在于这种不断发现未知、连接历史的永恒追求。
网友意见
殷墟考古的时候挖出来一个青铜甗，单这青铜甗没什么稀奇的，但是这青铜甗装着一个蒸煮过的人头…
三个月之前我去了趟安阳，目的就是想去看一看向往很久的殷墟，看一看历史上鼎盛一时的大邑商是何种光景，事实上殷墟遗址开放的只有一小部分宫殿遗址，总体规模并不大，但我依然很满足，尤其是下妇好墓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根本无以言表。
在殷墟遗址内有一个殷墟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建在地下，里面陈列着殷墟考古的工作成果和各种出土文物，其中有这么一件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件青铜器标注的名字是“铜甗与人头”，出土于1984年殷墟王陵区的西北冈祭祀坑，说实话虽然久闻殷商热衷人殉的大名，但是第一次亲眼见实物还是有点震撼的，不过这件青铜甗挤压变形严重，里面的人头也模糊不清，我趴着看了老半天非常费劲。
就在我看的老费劲的时候，突然眼角的余光瞄到了展柜最旁边的一件文物，一个小可爱蹦进了我的视线
这件带人头的青铜甗就完整的多了，而且里面的人头清晰可见，最重要是看着不费劲23333
我当时查了一下资料，在古代甗是一种炊具，大体上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被称为甑，用以盛放食物，下半部分被称为鬲，用以装水。下方的鬲被加热时，其内部的水会受热蒸发，蒸汽通过中间的篦子进入上方的甑中，将其内部的食物蒸熟，是一种出现于晚商时期的炊具。
这件青铜甗出土于1999年（正好是我出生那年）殷墟的刘家庄墓地1046号墓，据说出土时让不少考古工作人员感到非常疑惑，前面说了，甗是一种炊具，可是这刚出土的甗里面却装着一个人头，难不成殷商人有吃人的习惯？
事实上，这并不是殷墟第一次出土这样带人头的青铜甗，前面说了，早在1984年的西北冈祭祀坑就出土了一个同样带人头的青铜甗，当时，这种炊具里盛放人头的情况算是头一遭，也令考古学者们感到惊奇，普遍认为人头是在墓葬中摆放时不小心滚落进去的，所以并没有引起工作人员的重视，因为这属于孤证。
这里需要提一下考古学上的“孤证不立”这一概念，孤证不立的意思是，如果只有一条证据支持某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不可接受的，在逻辑学上，称为弱命题。
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中为证明某个结论，会从不同的角度设计实验或寻找证据证明，尤其是史学研究中考证历史文化坚持着一个二重证据法原则，即出土文物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这是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而孤证不立则不符合这种要求，只有单一证据不能证明历史文化的真实性。
比如历史上某一事件，如果只有一条记录，没有其他不同来源的记录做应证，一般就不会作为确定的史实。
举个例子，比如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关于牧野之战发生的年代有44种不同说法，从公元前1150年到公元前1018年都有，像《尚书·周书》中的《牧誓》记载的是“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而《竹书纪年》记载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27年，还有《淮南子.兵略训》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据推断是公元前1057年。
这些推测各有各的说法，但都没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因为仅有史书典籍记载来推测违反了孤证不立的原则，这一局面直到1978年利簋的出土才被打破。
在利簋的铭文中记载着
“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
根据前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古文字学专家张政烺先生翻译后得出的释义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岁鼎克昏”是指岁星、昏星（水星）位于金星的两侧，三星鼎足，可推断牧野之战是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6、7点钟，虽然目前史学家对于利簋铭文的释义还是众说纷纭，但是出土文物的佐证也把之前那种只有史籍记载的孤证局面给打破了。
光从确定武王伐纣时间的这么多年的学术上的僵持不下也可以看出在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中的严谨。
而1984年出土的这个带人头的青铜甗就是典型的孤证，因为当时并未出土其他跟它一样带人头的青铜器，可是单就这一件文物所能论证的观点在考古研究上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而且从客观角度看这件甗由于被外力挤压变形严重，里面的人头也被卡住无法取出检验，进行研究的成本较高，还有损坏文物的风险，所以这个盛放人头的炊具也就放进文物研究所的保险柜里没了下文。
事情发生变化是在1999年刘家庄墓地1046号墓的考古现场，那一次的发掘工作中出土了一件同样内部带人头的青铜甗，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好奇心，当时主持发掘工作的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教授突然想起84年出土的那件带人头的单体甗，他意识到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巧合，两件甗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
随着新的文物的出现打破了之前那种孤证的局面，并且难能可贵的是这件文物被保存得很好，具备进行检验研究的条件，于是学者们开始着手对1999年的这件青铜甗进行全面的调查。
当时为了确定调查思路，主持研究工作的唐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作为研究方向：
1:这两件铜器里的人头是偶然滚落进去的还是被刻意蒸煮过的？
2:这个人头的主人是谁，有着何种身份？
3:殷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很简单，普通墓葬里的人头，在保存良好的情况下呈金黄色，保存不好时呈黑色。甗内那颗人头颜色有些发灰，断茬也是锯齿状的，基本可以判断是被蒸煮过的，为了证实猜想，唐教授和工作人员从1999年这件青铜甗内的头骨上掰了一小块骨片拿到实验室去化验，化验结果显示，相对于殷墟其他位置发现的商代骨骼来说，这块骨片里的钙质流失比较严重，这也就证实了唐教授的想法，即这颗人头并不是偶然滚进甗内的，而是被人为装在甗内并且蒸煮过的。
那么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这颗人头的主人是谁？又有着什么样的身份？
这个问题相对于第一个问题就棘手多了，首先专家根据人体体质学的角度判断这应该是一名女性。因为一般来说，男性的颅骨较大，厚重而粗壮，眉弓发达，眶上缘圆钝，前额较倾斜，颧骨高而粗壮，颧弓较粗，乳突和枕外隆均较发达；女性的颅骨较小，光滑而细致，眉弓不发达，眶上缘锐薄，前额较陡直，颧骨低而纤细，颧弓较细弱，乳突和枕外隆突不发达。
从下图的男女颅骨对比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区别。
然后再根据牙齿磨损度和发育程度得出了这名女性死亡时年仅十五岁，是一位花季少女。最后判断身份的时候，专家使用锶同位素分析，关于这个锶同位素分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从网上摘抄了一段关于介绍它的资料
“锶同位素分析的原理就是，人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是要喝水、吃粮食的，那么人在吃喝的过程中就把地表上的矿物质吸收到自己身体里了，然后再循环出去。牙齿跟身体有所不同，人换牙后，牙齿表层上的牙釉质一旦形成，里面的矿物质含量就永远不变了。人在吃喝中吸收的矿物质会改变骨头里的锶同位素比值，但它不改变牙齿牙釉质上锶同位素的比值。”
也就是说人生存的地域环境不同，所吸收的锶同位素含量也不同，并且由于牙釉质中的矿物质含量在形成后就固定了不会改变，哪怕你去另一个地方生活，依然可以从你牙釉质中的锶同位素含量分析出你是哪个地域的人。
专家通过锶同位素分析发现这名十五岁的花季少女并不是安阳的本地人，而是外地人，随后专家又对头骨骨头中的氧同位素进行分析，氧同位素分析的原理很简单，人骨中的氧同位素水平主要跟人距离海洋的远近有关系，离海近则氧同位素比值就高，反之则低。经过对头骨中氧同位素的分析，专家得出结论，这名少女来自于安阳偏东偏南方向的地方。
最后是对头骨牙齿的分析，通常来说人如果是以碳水化合物作为主食的话，在不注重口腔卫生的古代会容易换上较为严重的龋齿，我们初中生物课学过，碳水化合物会被转化为葡萄糖，而葡萄糖又被口腔中的微生物转化成有机酸腐蚀牙釉质形成龋齿，并且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越高，则龋齿发生就越严重。
但是经检测，这颗头骨的牙齿没有严重的龋齿，也就是说她的日常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并不高，极有可能是以蛋白质为主食。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底层百姓多是以谷物等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只有上层贵族才有能力吃肉，所以曹刿才会以肉食者来代指贵族，那也就是说这颗头骨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贵族出身。
青铜甗属于商朝晚期的器物，并且这件青铜甗的出土地层是殷墟四期，已经是晚商时期，商朝即将灭亡，而根据甲骨文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记载，这一时期商朝的主要对外战争是商王帝乙和帝辛（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商纣王）对东南方向人方（又称尸方、夷方）的两次征讨，即十祀征人方之战和部分学者认为存在的十五祀征人方。
商王（帝乙还是帝辛存疑，我个人偏向于帝乙）十年，商王征调大量步兵亲自率领，并命东部属国攸国国君攸侯喜，率本国军队协同进攻人方，并在出兵之前进行占卜，占出“吉”的卜辞。随即商军从大邑商东进，到达攸国东部边境城邑永，以此为前进基地与人方军队交战，此战商军擒获敌酋，取得大胜而归。
36482片卜辞的原文记载如下：
“甲午王卜，贞：作余朕禾。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上下示，受余有祐？不灾祸，告于大邑商，亡在？王占曰：吉，在九月，遘上甲，隹十祀。”
帝乙帝辛的两次征人方之战在十祀征人方卜辞、小臣艅犀尊、作册般甗和邑子良人甗中都有明确记载，这就与头骨主人来自于东南地区的检测结果对上了，她极有可能是商军征讨人方战争中所俘获的俘虏。
除了龋齿的依据之外，专家还提出在殷商时期将奉献之物置于青铜容器中祭祖，是一种非常隆重的祭祀，比如在《甲骨文合集》11499片中就有记载
“癸卯卜，争，贞下乙其？鼎。王占曰：？鼎隹大示，王亥亦”
意思是说，在被称为“癸卯”的这一天，有一个叫争的巫师，卜问是否要将祭物放在鼎中祭祀祖先？商王看过卜辞后认为需要用鼎，而且祭祀还要另加香酒祭祀包括王亥在内的先祖。可见商代将奉献之物置于青铜容器中祭祖，是一种十分隆重的祭祀，区区一个普通的俘虏不会被郑重的盛进甗里蒸煮再庄重的祭祀祖先。
事实上就出土文物来看殷商也有用敌对部落首领来祭祀祖先的传统，比如在《甲骨文合集》26925片中记载
“囗亥卜，羌二方白其用于祖丁父甲”
意思是说囗亥这一天，杀了两名羌族方伯，用于祭祀祖丁和父甲两位先祖。
另外还有《甲骨文合集》38758片、《甲骨文合集》38759片分别刻了：“夷方伯······祖乙伐。”和“方伯用。”可见这些被刻辞的人头骨，生前曾是与商为敌的敌方首领，后被商人擒获砍下头颅，并在头颅上刻字用于祭祀。
综上所述，专家认为这颗头骨的主人应该是商军征讨人方的战争中，从东方部落所俘获的部落贵族少女，她被抓来以后，还特意把头砍了放到甗里去蒸煮，也说明她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俘虏，并极有可能是部落首领之女，因为殷商人对待祭祀的普通俘虏通常做法都是集体斩首挖坑埋了或者做成肉酱祭天。
前文说过在殷商的文化中将奉献之物置于青铜容器中祭祖，是一种非常隆重的祭祀，而作为祭品的则必须是一个重要人物，同时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用敌对部落首领或者首领亲属来祭祀祖先，这在某种程度来说是否也是殷商对周边部落方国一种政治上的威慑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出土文物来佐证这个猜想。（说实话这总让我莫名想到了阿兹特克的血祭）
这也就是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她是殷商鬼神祭祀中用来祭祀祖先和神明的一个高贵的祭祀品，殷商人将她斩首并蒸煮她的头颅，盛在青铜甗中，恭敬的奉献给鬼神和祖先，祈求上天的庇佑和王朝的强盛…
商人迷信鬼神祭祀，即使保守估计，祭法也有数十种，多数需要杀死人牲或兽牲。据不完全统计，光是甲骨文里，有关人祭的祭祀人数就有14197人，而在武丁时期的祭祀用人数更是高达9021人。
当时整个殷商社会都盛行一种用俘虏的血肉来祭祀鬼神的巫鬼之风，这两个带人头的青铜甗只是殷商社会血腥祭祀的一瞥…
只可惜，他们用万千战俘血肉虔诚供奉的鬼神并没有庇护他们的王朝，此时此刻西方千里之外的周原一只姬姓部族正厉兵秣马，跃跃欲试打算摧毁大邑商那浸透了鲜血的神台。当商军又一次陷入东南方的战争时，西方的周对着商的侧翼亮出了锋利的戈矛，沉重的斧钺最终斩下了商王帝辛的那颗高贵的人头，强盛一时的大邑商亦化为灰烬。
据说在商周鼎革之际逃往朝鲜的商王文丁之子、帝乙之弟箕子胥余从朝鲜回到中原前来朝见新的霸主周天子姬发时，途经商故都大邑商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心甚伤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殷商遗民听到，无不掩面而泣。
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个国破家亡，被商军带回大邑商并残忍杀害祭神的十五岁少女的诅咒呢？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前面所提的《尚书·周书》里武王伐纣的誓师词《牧誓》中声讨纣王罪状有这么几条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 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意思是说现在商王受（即商纣王帝辛）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不任用亲族反倒任用推崇四方逃亡的罪人，所作所为施残暴于百姓，违法作乱于商邑，所以我姬发奉天命进行惩讨。
这着实是十分有趣的，因为有说法是因为晚商时期，殷商国力山河日下，所以没法像先商早商那样动不动就发动对外战争来捕获俘虏献祭给祖先，而商王帝辛也有遏制人殉人牲，改革旧的祭祀体制的措施和想法，以至于这一点也成了商纣王亵慢了祖先的罪证，实在是有点黑色幽默。
至于另外两条罪证，说其听信妇人之言和不任用亲族而任用逃亡之人则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商朝本来就有女性参政的传统，在政治生态中女性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最有力的代表就是武丁的王后妇好不仅直接被任命为卜官参与祭祀，更是多次亲自率军随商王武丁伐羌方、土方、巴方以及人方，而在甲骨文卜辞中也多次为其分娩是否顺利进行占卜，地位崇高可见一斑。
而且商朝阶层流动不像后世那么固化，辅佐成汤灭夏立商成就大业的伊尹被成汤启用前是个烹汤煮羹的厨子，其死后在甲骨卜辞中被列为“旧老臣”之首，受到隆重祭祀，不仅与汤同祭，还单独享祀。而辅佐商王武丁中兴商朝的傅说起点更低，是个筑墙修城以求衣食的奴隶，后来官拜丞相。
商高宗武丁正是在身为妇人的王后妇好和奴隶出身的傅说的辅佐下，一扫盘庚迁殷后商朝国势衰弱的颓势，整肃朝纲，讨伐四方九夷，创造了武丁中兴的大好局面。
东夷出身的飞廉（秦赵两国之祖）为商王帝辛躬前马后，力挽商朝江山于倾颓，最后眼见殷商灭亡不可避免而自杀殉国，其子恶来（秦国祖先）也战死在抵抗周军的阵中，被周人斥为助纣为虐的恶臣。
那相对于飞廉恶来这样的外臣，帝辛的血亲王族的表现又是怎样呢？
商王帝辛时期的亲族代表是被后世孔子誉为殷末三仁的比干、箕子胥余和微子启，这三人面对殷商将亡的局面，作为帝辛叔叔的比干最硬气，眼见殷商气运已尽，直接以死进谏商王，另一个叔叔箕子胥余看到殷商大势已去直接就逃了，率部远遁朝鲜，而帝辛的亲哥哥微子启（同时也是孔子的祖先）更厉害，暗地里跟周人接触当带路党，在周灭商后亲自持祭器造访武王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向武王说明自己远离帝辛的情况，直接博得了头彩，在三监之乱帝辛的儿子武庚败亡后，获封宋地，继承了殷商的宗庙和祭祀，建立了宋国，子孙又享了八百年国运…
这样的亲族，又何堪大用？
再看看周代商定鼎中原后，制定周礼以统治天下，严格限制妇女地位和阶级流动，王侯公伯，世官世禄，并且对祭祀之事无比尊崇，《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现在看来，可真是有意思。
三千后的今天，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依旧在进行着，神秘的大邑商依旧在历史的薄纱中半遮半掩，希望能有更多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描绘出那个巫鬼之国的面貌。
2004年，原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教授参与筹建了殷墟博物馆，他说服文物研究所的老同志将殷墟发掘出的大量重要文物从文物研究所的保险柜里拿出来，放进了博物馆的陈列柜中，近距离和我这样的普通人接触，展现着殷商社会的风貌，而这两件青铜甗连同着少女的头颅也进入了展厅，被往来如织的游人观看着。
最后，非常感谢像唐教授这样的考古工作者们，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扎根在考古工地，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件文物，去考证，才为我们揭开历史朦胧的面纱，还原一段古老真实的历史，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使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个民族是怎样从蒙昧血腥的奴隶社会一步步走到今天，请允许我在这篇文章的最末表达我的敬意。
本文部分文物图片和资料来源于国家博物馆讲解员 @河森堡 《进击的智人》中《殷商的杀殉》一文
西安少女惨死之谜。
1995年冬天，在西安市东的零口村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骸骨。
西安是座历史文化古城，在这里发现古墓甚或挖出古代骸骨，并不少见，之前我也写过一起西安地铁挖出古墓的文章。
但是，这具骸骨的出现，让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别的墓主为人所知，多是因为生前显赫的地位，或者陪葬宝贝的精美绝伦，而这具骸骨让考古学家惊讶的原因却是——太惨了。
惨到什么程度呢？
考古学家将骸骨发掘出来，正在清理时，发现了一些造型很奇怪的东西。
专家认出这些东西为“骨器”，有被史前人类用来叉鱼的“骨叉”，有用作箭头的“骨镞”，还有一些用来做装饰的“骨笄”。
十几个这样的骨器从尸骨的颈椎一直到脊椎骨都有。它们不是什么陪葬品，而是实实在在的“凶器”。因为，这些骨器是被钉在尸骨上的，有些还死死地插在骸骨里拔不出来。
另外，这具骸骨的四肢骨头不是错位缺失就是反转断裂，整个呈现出一种匪夷所思的状态。本来应该紧密衔接着的肘关节，脱离了原来的位置，右侧尺骨和桡骨交叉的角度过大。
最恐怖的是，左手部位空空如也，也就是说，这具骸骨的主人是没有左手的。
手被剁掉、腿被打折、身上多处钝器击伤，是这具骸骨给考古人员留下的第一印象。
通过对骸骨骨质的检测，确定死者的年龄在15到17岁之间，生活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又通过对骸骨上牙齿的检测，确定骸骨的主人是女性。
那么，这个尚未成年的女孩究竟遭遇了什么，从而落得这么个遍体鳞伤的下场呢？
如同办案需要锁定受害人身份一样，要破解这个七千年前的疑案，也得确定骸骨的身份。
为了重现这位7000年前少女的容貌， 考古人员请来了公安部颅面复原专家，用一台激光扫描装置来复原容貌。
这可是一个技术活。首先用激光扫描装置发出激光线打到颅骨上，摄像机会立刻把颅骨各个曲面的图像信号传给电脑，形成一个全面的电原图。根据这些电源图，就可以实时重建出颅骨的三维图像。再根据这个颅骨模型，专家可以重建面部软组织，也就是这个少女的面貌。
经过一番操作，这个女孩的大致面貌就被模拟出来了。
就算是用现代的眼光看，这都是个挺好看的姑娘，我们很难将其和那具惨烈的骸骨对等起来。
经过法医鉴定，姑娘身上的几十处损伤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造成的，而且没有复原的迹象。这说明，姑娘在受到攻击后不久就死了。
这些损伤中，有的是由上至下的攻击后形成的，有的是水平攻击后形成的，也有的是左右攻击后形成的，唯独没有受到来自背后的攻击。
据此推断，当时的情形很可能是她被绑在树上，动弹不得。
法医还发现，骸骨的枢椎部位有损伤，这处损伤看起来和其他部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位于后颈部，从正面很难辨识它的具体部位。
并且，就算找准了这处部位，从前方也很难造成这样的损伤。除非是她因为恐惧发出了尖叫，在她张嘴的同时，一根骨器直刺入她的喉咙，想着都疼！
经仔细检查，姑娘身上伤情有了较为准确的结果：
右侧损伤：6处，骨笄伤4处，骨叉伤2处。
右前方损伤：9处，骨笄伤8处，骨叉伤1处。
左前方损伤：12处，骨叉伤7处，骨笄伤3处，骨镞伤2处。
正前方损伤：1处。
专家认为，在姑娘面前180度的范围内，至少有11个手持利器的人，对她展开攻击。
这11人没有因为姑娘发出痛苦的哀嚎而收手，暴行一直持续到她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可是，姑娘到底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以致被如此虐杀呢？
当考古学家再次对骸骨进行分析时，注意到了之前一直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在骸骨耻骨的上端有一处骨伤，一个骨镞还牢牢地卡在那里。
那么这处骨伤会是揭开所有谜题的关键吗？
古代有一宫刑，即“男子割势，妇女幽闭”。而幽闭有一说，即为伤其耻骨，以达惩处目的。
这个骨镞是从右下方向上射入的，也就是说，是从她的两腿之间插入的。
对其他几十处的攻击是为了要这个姑娘的命，那么，攻击她这么一个隐私的部位，又是为什么呢？
有专家由此推断，可能是姑娘违反了族规，族人为了惩罚她，才这么虐杀。
在远古时期，人类的寿命普遍很短，年纪最大的也不过50岁左右。因为寿命短，人类身体开始发育的时间也会比现在要早。十几岁的女孩在现在看来还未成年，但在当时已经可以婚配了。
在最早的人类氏族里，一般都是血缘群婚，同一个氏族里，平辈之间可以自由婚配。
但是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这种婚配方式的弊端，近亲生下来的孩子很多都会有缺陷。
于是他们改善了婚配方式，不允许相同血缘的人结婚。
在当时，婚配是整个氏族的大事，而打破规矩的人自然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或许，这个姑娘爱上了自己青梅竹马的表兄弟，触犯了族规，才被处以如此的酷刑，而那根骨镞，则是为了惩罚她的不洁。
另一说是，姑娘是对丈夫不贞，受到了丈夫家族的虐杀。
还有一种可能是战争。当时人类生活主要是靠天然的资源，那么必定会涉及不同氏族为了争取有限的资源而发动战争。
这个姑娘或许是一个有着某种特殊身份的俘虏，她的父兄是氏族的首领，敌方氏族将她作为俘虏抓了回来，并且残忍地将她虐杀了。
这样一来，无论战争是输是赢，对方在情感方面都会受到重创。一个无辜的姑娘就这么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在后续的调查中，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问题，骸骨曾经被人为移动过。
消失的左手、凌乱的骨头，这让考古人员想到包括半坡遗址在内的很多史前遗址都有这种移动痕迹。
这是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葬仪。
当时的人认为生而为人太艰难了，所以会在亲人去世化为白骨之后，拿走她身上的一部分骨骼。这样一来，她的灵魂不完整，就无法重新投胎做人。
放在现在来看，这是一种愚昧的思想，在当时却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丧葬仪式。
这个姑娘或许也是如此。她的亲人看到她千疮百孔的尸身，实在是不忍心她下辈子还要忍受这种痛苦，于是就拿走了她左手的骨骼。
沧海桑田，七千年太过久远，无论哪一种可能，都仅仅是我们的猜测而已。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或许只有这个姑娘和在场那11个手拿利器的人才会知晓了。
而他们，早已湮没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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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沉银遗址讨论会，有位专家叫张献忠。
近年来随着盗墓文学的火爆，洛阳铲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盗墓文学的渲染下，洛阳铲好像成了盗墓贼发明的神器，往下一打就能发现大墓和宝藏。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介绍一下洛阳铲是什么。洛阳铲是一种能把地下深处土样带到地面上的工具，铲头像一个一端封闭、一端开放的半圆柱型铁筒，还可以理解成把扁平的铲子弯曲成半圆型界面的筒，侧面看起来像倒写的U字型。铲头上面有套头用来接木杆。使用的时候双手持木杆，铲头垂直于地面向下，然后用力下压、旋转，土样就留在了铲头的半筒状结构里，这时拉上木杆，把铲头带上地面，就可以查看铲头中的土样了。
一般的民间传说认为，洛阳铲的发明人是民国时期的盗墓贼、洛阳人李鸭子。李鸭子在孟津赶集的时候，受到卖水煎包子的小贩在搭风雨棚时用马蹄形筒铲打棚柱洞的启发，回洛阳后和铁匠陈印娃一起研究，最终发明了洛阳铲。不过这个故事的戏剧色彩比较强，2011年洛阳作家司卫平根据这个传说写了一部小说叫《洛阳铲》，被李鸭子的后人以侵犯名誉权的理由起诉至法院。最后司卫平败诉，赔偿了李鸭子的后人2万元。
传说若此，那么真相又是什么呢？这需要从浩瀚的古代典籍中去找到答案。一般来说，一个事物的发明总是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中国古人在建筑上是非常有特色的，十分善于玩儿土。城墙也好、堤坝也罢，都是夯土所建。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如何检查这些夯土建筑的质量好坏？十六国时期赫连夏国的皇帝赫连勃勃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当时赫连勃勃要修建自己的都城——统万城，要把城墙的建筑用土蒸一遍杀灭草籽之后再行夯筑。建好之后用铁锥扎城墙，只要扎入一寸，就把负责建筑城墙的工人杀掉。这就是“锥探”法。后来这种做法在宋代还有沿用，宋初名臣谢德权修建堤坝，他的质量检查法也是用铁锥扎，一旦锥子能扎入堤坝中，就罢免负责这段堤坝建设的官员。可见锥探法是我国传统土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的方法。
不过铁锥只能检验是否坚实，却不能发现深层次的问题。要想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还要能取回深层的土样。明代工匠想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据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的著作《河防一览》卷四记载，明代检验堤坝建筑质量的方法是“以铁锥筒探之”。这句话明确提到了“筒”字，这种铁锥筒用筒型结构取深层土样，在原理上和洛阳铲极为相似，堪称是洛阳铲的原型。
那为什么民间传说只提到了李鸭子，没有追溯到明代呢？这是因为李鸭子活跃的民国时期，洛阳一代恰好在修建陇海铁路，大量的古墓被破坏，各国列强的洋行和我国的古董贩子在此大肆收购出土文物。这种需求进一步促成了洛阳盗墓的猖獗，在这种背景下，洛阳铲的发明得到了当时最广泛的传播，加上中国素有把某物或者某种技术的发明寄托到名人身上的传统，譬如嫘祖发明丝绸，管仲发明妓院等等，种种机缘巧合，使洛阳铲和盗墓贼文化绑定到了一起，其实上，李鸭子只能算是改进了洛阳铲，而并非是洛阳铲的发明人。这个发明权，应该归于明代那个用铁锥筒探堤坝的工匠。
（所有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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