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2019 年将终,这一年国内外有哪些考古成果令你印象深刻,它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呢?

回答
2019年,转瞬即逝,但中国和世界的考古舞台却依旧热闹非凡,贡献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发现。作为一名对历史充满好奇的探索者,这一年的考古成果,如同一张张穿越时空的邀请函,让我对过去有了更鲜活、更立体的认知。其中,有几项成果,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它们背后承载的故事,更是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一、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又一轮“文明曙光”的辉映

提起2019年的考古发现,石峁遗址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位于陕西省神木市的石峁遗址,作为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遗址之一,在这一年又有新的重大突破。特别是在皇城台区域的进一步发掘,揭示了其作为早期文明中心“权力金字塔”的清晰结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石峁遗址“城址”的最新认识。以往我们可能更多地关注其宏大的城墙和内部建筑,但2019年的发掘,尤其是对皇城台顶部的细致勘探,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遥远过去的“规划意识”和“秩序感”。那里发现的石砌台基、大型建筑遗迹,以及与统治阶层密切相关的墓葬,都指向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想象一下,在那个远古时代,一个能够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如此庞大规模、布局严谨的城池的社会,是多么令人惊叹!

更让我触动的是,考古学家们在石峁遗址中发现了与祭祀、宗教活动相关的证据,比如大量的玉器、骨器,以及可能用于仪式性活动的场所。这些发现,不仅仅是物质遗存,更是古代先民精神世界的折射。我们得以窥见,在城市文明的黎明时分,他们是如何构建自己的信仰体系,如何与自然和未知力量沟通的。

石峁遗址的故事,在于它证明了在中国早期文明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个可以与同时期其他文明相媲美的、高度发达的早期国家形态。它打破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认知惯性,让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更深刻、更辽阔的理解。它就像一座古老的灯塔,在史前文明的海洋中,为我们指引着方向。

二、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沉睡的乐章重新奏响

提到2019年的考古,不能不提那场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曾侯乙的乐舞”展览。虽然曾侯乙墓本身的发掘是在上世纪70年代,但2019年对墓葬出土的编钟及其相关器物的深入研究和复原展示,却让我们重新“听见”了2400年前的古老旋律。

最让我难忘的是,看到那些经过精心修复和模拟演奏的曾侯乙编钟。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震撼。当悠扬的钟声在展厅中回荡,仿佛将人带回了战国时期,一个诸侯国国君的盛大宴飨。要知道,这套编钟的音律极其精准,能够演奏出多种音阶,其音乐的复杂性和精妙程度,完全可以与现代乐器媲美。

曾侯乙墓的故事,在于它展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辉煌成就。它不仅仅是一件考古文物,更是一部活着的音乐史。通过对编钟的复原,我们不仅了解了当时的记谱法、演奏技巧,更感受到了那个时代贵族阶层对于音乐艺术的极致追求。想象一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却有一位诸侯,如此钟情于音乐,如此投入地打造了如此精美的乐器。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生命体验的独特追求。

它让我明白,考古学不仅仅是挖掘“死去的”遗迹,更是通过对遗存的解读,让“活着的”文化得以重现。曾侯乙编钟的乐声,就是这样一种生命的回响,提醒着我们,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从未真正消逝。

三、 意大利庞贝古城:火山下的“凝固”瞬间

虽然石峁遗址和曾侯乙墓是中国的考古亮点,但放眼世界,2019年同样不乏令人瞩目的发现。意大利庞贝古城,这座被维苏威火山灰掩埋千年的古城,在2019年继续为我们揭示着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庞贝古城的一个曾被盗掘的区域,考古学家们通过先进的扫描技术,发现了隐藏在地下的“秘密房间”。这里面保存着大量精美的壁画和镶嵌工艺,描绘了古代神话故事和日常生活场景。特别是那些描绘家庭生活的壁画,细节之丰富、色彩之鲜艳,仿佛是古罗马艺术家在昨天刚刚完成的。

更令人动容的是,在一些房屋的角落,发现了被火山灰瞬间凝固的遇难者的遗骸。通过对这些遗骸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死亡瞬间,甚至推测出他们的身份和当时的状态。这些“石膏像”,虽然是悲剧的见证,却也以一种极其直接的方式,让我们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顽强。

庞贝古城的故事,在于它是一部“活生生”的百科全书。它不是抽象的历史记载,而是将一个真实存在的城市,连同它的人民,连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2019年的发现,让我们对古罗马人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甚至饮食起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每一次在庞贝的挖掘,都像是在翻阅一本尘封的日记,每一页都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和历史的痕迹。

铭记这些故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2019年的这些考古成果,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突破,它们更像是我们回溯历史的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古老文明的辉煌与印记。石峁遗址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早期那股蓬勃的生命力;曾侯乙编钟的乐声,让我们领略了古代文化艺术的精致与深邃;而庞贝古城的“凝固”瞬间,则让我们直面历史的真实与人性的情感。

铭记这些考古故事,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更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从何而来,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怎样一步步演变至今的。这些发现,就像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珍珠,串联起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明史。它们提醒着我们,历史的魅力在于其真实与厚重,而考古学的价值,就在于让那些被遗忘的故事,重新焕发光彩,并与我们今天的生命产生深刻的连接。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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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中国大地上许多考古发现都让人振奋,国家有钱了,考古这样的工作才能大力进行下去。

2019年我看到了很多让我耳目一新的考古发现,当然,这里面很多成果都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逐步完成的,只是在2019年才陆续发表。

这些成果要一一列举很是麻烦,在这里我提一例吧,这个发现可能并不是那么显眼,但是却让我很有感触。

在2019年第四期《江汉考古》杂志上,刊登了对河南省南阳市夏饷铺东周墓地M1、M7、M16、M19、M20的考古发掘简报,这批东周的墓葬规格都不算高,例如M19、M20号墓,各随葬铜鼎3件和2件,制作粗糙,应该是专门用于陪葬的明器。

而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带铭文青铜器更少了,更没有长篇青铜铭文出现。

不管怎么说,这组春秋早期的墓葬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寒酸

但是,就在这寥寥的铭文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句让人振奋的铭文:

在一只青铜壶上,金文写着“噩侯作孟姬媵壶”!

原来,噩国在春秋时期已经被迁到了南阳市附近,而在这篇短短的铭文背后,则隐藏着一个千年古国的最终结局。

噩,又称“鄂”,是商周时期曾经强悍的方国,在上古历史里留下了许多事迹。

在商代晚期,鄂和周一样,那时的噩国可能并不在江汉地区,而是位于山西的方国,噩侯实力强大是商王朝的座上宾,而在帝辛时期,噩和商王朝彻底翻了脸: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1]

虽然噩侯和商反目成仇,但是在周革商命的伟大战争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噩国的身影,这为后来的许多故事埋下了伏笔。

武王克商、周公东征等一系列行动成功之后,天下属周的历史大势已经不可改变,而实力强大却并未在克商战争中和周同盟的噩,可能遭到了周王朝的忌惮,噩国被从威胁京畿的山西地区迁移到了南方边境的江汉地区。在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中,我们可以推测,这次迁移可能是召公主持的,归降的殷商首领微子启,可能助了召公一臂之力。

隹中父于卜噩侯于盩,诞贶于宋伯。公姒呼疑逆中仲氏于侃。丁卯,疑至告,姒赏贝,扬皇君休,用乍作父乙宝尊彝。[2]

把噩国分封到人生地不熟的南国,还不放心,还设置了噩监来监视。

噩监作父辛宝簋。[3]

在噩国的旁边,周天子还将姬姓贵族南宫括的长子南宫犺分封到噩国旁边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舆曰:伯适上帝,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4]

这不仅可以拓展周王朝在江汉地区的势力,无疑也是对噩国不信任的体现。

在西周早期,周王朝努力向南开拓,南方盛产铜矿且没有形成强大政权,成为觊觎吉金的姬周贵族们掠夺铜资源的最佳去处。昭王时代,多次南征便是为了掠夺铜矿,而位于王朝最南端的曾和噩则自然而然成为天子的落脚地。

在著名的“安州六器”之一的静方鼎铭文中,就有周天子莅临曾和噩驻军的记载

隹七月甲子王才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或相,,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才成周大室,令静曰:“俾汝司在曾、鄂师。”王曰:“静,易女、旂、巿、采。”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乍父丁宝尊彝。

昭王屡次在南国获得军事胜利之后终于翻船了,这不仅是修辞,还是字面意义上的翻船。在度过汉水时,浮桥垮塌,周昭王淹死在汉水中,这成为西周早期周王朝最惨重的失败。

在西周中期关于噩国的铭文非常匮乏,我们并不知道昭王丧师之后噩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西周晚期,作为外来者的噩国已经非常强盛,成为了地区一霸。

在一件传世青铜器中这样写到:

噩侯乍王姞尊簋。王姞其萬年。子子孫永寶。[5]

这是一件厉王时期的青铜器,这里噩侯为女儿王姞制作青铜簋,这说明噩国为姞姓,并且已经和周王室联姻,噩侯成为了厉王的岳父。

噩国在汉水流域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强大诸侯。

在噩侯鼎铭文中,厉王南征淮夷获得了胜利,打道回府时专程拜会自己的岳父,和噩侯把酒言欢互赠礼物,简直一派其乐融融。在厉王时期,为了国家财政,厉王又走上了祖先昭王的南征之路,与不服气的淮夷们大打出手,这当然必须借助亲周的地方大国噩国的力量,而这位满腹报复的君主没有想到,自己的信任和倚重却造成了国家深重的灾难。

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殷八,曰:“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匌怵会恇,弗克伐鄂。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唯西六、殷八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肆禹有成。敢对扬武公不显耿光。用作大宝鼎。禹其万年子子孙宝用。[6]

在厉王造访不久之后,噩侯驭方和淮夷组成同盟,在南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叛,在另一间敔鼎铭文中,这次翻盘的兵锋已经到了洛水两岸,已经威胁成周的安危。

天子调集了自己掌握的西六师和殷八师平叛,要求自己的军队”勿遗寿幼“也就是噩国的老人孩子一个都不能留,可见周天子已经急眼了。

西六师和殷八师并没有阻止噩侯的翻盘,军事行动未能成功。王朝卿士武公(可能就是共伯和)命令自己的大将叔向父禹率领自己的私军加入战斗。吊炸天的叔向父禹在战斗中生擒噩侯驭方,平息了叛乱,挽狂澜于既倒。

那么,噩侯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周天子是否践行了自己“说要杀你全家,就要杀你全家”的狠话呢?

以前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回到回答开始之前的那一段:

“噩侯作孟姬媵壶“

噩侯为自己的长女孟姬铸造了这尊陪嫁壶,然而此噩侯已经不是当年的噩侯了,姞姓噩侯世系已经被换成了姬姓噩侯世系,那个曾经为商周两大王朝忌惮的姞姓噩侯已经在厉王的平叛铁拳之下,被杀了全家。

而新封的噩,也被周天子从随州迁到了距离王畿更近的南阳地区,向北迁移了160多公里,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贫穷小国。

噩国覆灭之后,曾国吞吃了曾经属于噩国的土地和民众,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完成了一次大膨胀。

对整个考古学界来说,夏饷铺噩国墓地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墓地让我关注的噩国的故事,有了最终的结局。

参考

  1. ^ 《史记·周本纪》
  2. ^ 《疑尊、疑卣铭文及相关历史问题》,张海
  3. ^ 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田率
  4.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舆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四期
  5. ^ 噩王姞簋,《殷周金文集成》,3928
  6. ^ 《集成》,2833,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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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的时候,突然刷到了这样一条新闻:

“韩国修路时发现千年古墓群,出土1万件文物”

被引起好奇心的我点开一看,发现事情果然不简单。这些古墓葬的主人,据推测竟然很可能是阿罗伽耶国的贵族。

更神奇的是,在其中两座较大的墓穴中,出土了骆驼和航船形状的泥塑。

说来有趣,当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和骆驼与航船都没有关系,而是:

新疆的海带找到兄弟了啊。”

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坐落着一座唐代的古城遗址,也就是交河故城。唐朝在西域最高机关之一的安西都护府,曾经就设置于此。也是在交河故城一带,出土了大量唐朝残留的文书,其中有一类很是吸引人眼球,它就是“市估”书。

简单来说,“市估”就是官府定期给市场上各种商品,按照质量好坏,分为上次下三等并列出参考价格。池田温先生曾将交河出土的同类文书集中编成《唐天宝二年(743年)交河郡市估案》。

正是在这份估案中,出现了一种原本不该现身在新疆的产品:海带。

昆布壹小两,上直钱叁文,次贰文,下壹文。

深处内陆的交河城,市面上怎么会有海带这种玩意呢?因为市估案中也有记载来自江南的“常州布”,大家肯定第一意识都会认为,是不是大唐哪个沿海的州县,他们当地商贩不远万里将海带这种特产带到了西域售卖。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唐代诸多典籍入手,我们可以看出,唐朝人心中,海带的唯一产地,就是朝鲜半岛。

除了各类医家著作中的昆布“惟出高丽”、“新罗者...舶上来中国”的记载之外,在正史《新唐书 渤海传》里,更是将渤海南京南海府所产“昆布”列为该国名产。

而无论是渤海南京,还是新罗,都位于朝鲜半岛上。唐代本身的州府中,则找不出一个有出产昆布闻名的。

可见,新疆交河市场上的海带,的确是来自朝鲜半岛无疑。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其他像是茯苓一样的国内常用药材相比,异域来的昆布的价格反而更加低廉。当年交河城里,这种朝鲜半岛特产的数量,应该不小啊:

“茯苓壹小两,上直钱捌文,次柒文, 下陆文。”

来自朝鲜半岛的海带,或许征服了一千年前,大唐西域子民的味蕾。

但这次伽耶古墓群出土的骆驼陶塑,则证明了,在更早的时候,新疆代表的西域特色,已经进入了古朝鲜人的视线。

说回这次的主角阿罗伽耶。对多数天朝的朋友来说,阿罗伽耶国绝对是再陌生不过的名字。实际上,它是相当于我们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一个小国。

当时的朝鲜半岛,除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较大的政权之外,在新罗和百济中间,还存在着以十数的小国组成的以“金官伽耶”为首的所谓“伽耶”政权。

阿罗伽耶,就是伽耶政权诸国中的一员。

虽然不为我天朝的历史爱好者熟知,但伽耶联盟的故事却格外的精彩。

在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保存着一块5世纪初的高句丽石碑,也就是好太王碑。碑文记述了好太王一生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公元400年,高句丽出兵击败入侵新罗的倭寇一事。

“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好太王碑》碑文)

仅好太王碑里的这一句话,就能看出,新罗彼时的情况有多么危急。

而日本这次进犯朝鲜半岛的跳板,就是其铁板盟友——阿罗(安罗)伽耶。

(高句丽)追至任那加羅從拔城城即歸服安羅人戍兵拔新羅城□城滿

根据现代考古学的成果,我们可以确定,隔海相望的伽耶联盟与新兴的日本之间,存在频繁的贸易。伽耶国将大量的铁器输入日本,再从日本进口玉石等装饰品。对于日本各个豪族来说,伽耶就是武器的来源。

这次出土的航船形状陶器,或许就是伽耶和日本在一千六百年前,铁器贸易所用船只的微缩版本。

而从墓葬中出土的骆驼形陶俑,相比航船来说,就更为神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朝鲜半岛和日本可是没有骆驼的。证据就是,757年,日本编修的《养老律令》中,还是选择将唐朝《厩牧令》里关于骆驼的部分删除。可见,到了8世纪中期,骆驼对于日本还是相当遥远且陌生的生物。

所以说,阿罗伽耶墓葬中发现的骆驼形象,绝不可能来自传统贸易伙伴日本。

那伽耶国的人,又能从哪见到骆驼这种东西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从大陆的南北朝进口的!

加罗国,三韩种也。建元元年,国王荷知使来献。诏曰:「量广始登,远夷洽化。加罗王荷知款关海外,奉贽东遐。可授辅国将军、本国王。」

建元元年,公元479年,齐高帝萧道成篡位灭宋的第一年,伽耶国就派遣过使团来到南朝建康朝贡。

那么,南朝有没有骆驼呢?应该是有的。虽然河西走廊被北朝控制,但南朝依旧可以从四川过青海与西域联络。甚至于,萧道成还曾经借高昌国为中转,成功联络柔然,相约一起夹攻北魏。一直到梁代,西域小国前来建康贡献方物的记录都不绝于书。

可想而知,这群西域使者来到南朝,带着本邦土产的骆驼,无论是作为进贡品还是运输畜力,都是十分正常的。

甚至于,都不用依靠西域,早在淝水之战时,东晋就从苻坚手上俘获了相当数量的骆驼:

获坚乘舆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珍宝山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馀。

既然从南朝传入是有可能的,那伽耶会不会从北朝进口骆驼呢?

在朝鲜半岛东南,尤其是新罗庆州一带,出土了数十件相当于我国南北朝至唐代的玻璃器。

跟据测定,其中多数成分都和中国境内发现的北朝玻璃器如出一辙,属于同类型的罗马玻璃。

而在庆尚南道陕川郡玉田古坟的伽耶墓群,曾发掘出与新罗金铃冢无论从颜色还是器型都如出一辙的玻璃器。

换言之,玻璃既然可以从北朝传至新罗,再到伽耶,骆驼为何就不可以呢?

两件不起眼的陶俑,却是那个年代,伽耶国人在广阔天地里,绽放自己风采的见证。或许这座墓葬的主人,也曾有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过往。所以人生终了之时,才把脑海中,两件可以带领自己奔向远方的工具,一起带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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