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民族主义有多重？近年来又有什么改进？
中国考古学，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宏大叙事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解读古老文明的钥匙，更是凝聚民族认同、塑造国家形象的有力工具。然而，这份“有力”背后，也常常裹挟着沉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影响着考古的走向、解读的视角，乃至国际交流的深度。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考古学在反思与改进中，试图挣脱民族主义的束缚，迈向更加科学、客观、开放的道路。
民族主义的重压：考古学如何成为民族叙事的“砖石”
中国考古学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密不可分。在西方列强侵略和中国传统文化遭受质疑的背景下，如何证明中华文明的悠久、独立和伟大，成为当时知识界和政治界的共同诉求。考古学，以其发掘实物、追溯历史的独特能力，成为了最有力的证据。
1. “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一脉相传”的神话构建：
民族主义的驱动，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侧重于证明“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的观点。任何发现，只要能指向本土的独立发展，往往会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并被用来反驳“中国文明西来说”等论调。例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被视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铁证。这种叙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族自信，但却也忽视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客观事实。中华文明固然具有强大的独立性，但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来自其他文明的元素，如粟特、波斯、希腊等文化对中国早期艺术、宗教、科技的影响。过度强调独立性，容易造成“文化孤岛”的误解，也贬低了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2.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考古印证：
另一个显著的民族主义表现，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概念的考古学支撑。考古发现，如汉代在边疆地区的郡县制设置、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明清时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都被用来佐证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以及各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例如，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汉代烽燧、楼兰古城遗址，以及内蒙古阴山岩画等，都被纳入到“中华文明的边疆拓展”的框架下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有助于构建国家认同，但有时也会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忽略了民族间的互动、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的政治主题。考古学也自然成为这一主题的有力注脚。例如，三星堆文明、殷墟的发现，被描绘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根基。对于这些遗址的解读，往往更加强调其“中国性”，即如何体现中国独特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观念。这种做法，在宣传和教育层面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可能导致对遗址的局部化解读，忽视其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背景。
4. 民族情感与学术判断的界限模糊：
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考古学家的学术判断有时会受到民族情感的影响。对于一些敏感的议题，例如“中国史前文明”的起源时间、“中国”疆域的早期界定等，研究者可能倾向于给出更符合民族情感的结论，而对不利于民族叙事的证据有所回避或淡化。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的客观性，也可能导致研究的“内卷化”，即研究的成果主要服务于内部的民族叙事，而难以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可。
改进的步伐：走向客观、科学、开放
幸运的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也在积极反思和调整。全球化语境下的学术交流、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年轻一代考古学者的成长，都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1. 拥抱科学技术，提升客观性：
科学技术的引入，是提升考古学客观性的关键。碳十四测年技术的普及和精度提高，使得对遗址年代的判断更加精确，减少了主观臆断的空间。遥感技术、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的应用，使得考古勘探更加系统和全面，能够发现更多隐藏的遗迹。DNA技术的运用，为研究古代人群的迁移、族属构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有助于打破“族群固化”的民族主义视角。例如，通过对早期墓葬DNA的研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不同人群的迁徙和融合，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古代中国的族群构成和文化交流。
2. 关注“交流互鉴”，打破“文化孤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者开始强调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中国文明置于更广阔的全球文明史视野下进行考察。例如，对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的深入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联系，也展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吸纳能力和创造力。对南方丝绸之路，如云南的青铜文明与东南亚的联系，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中国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这种研究取向，有助于将中国考古学从“民族自证”的泥潭中拔出来，回归到更具普遍性的学术轨道。
3. 鼓励学术争鸣，容纳不同声音：
随着学术环境的日益开放，学术争鸣也逐渐增多。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解释，不再是“一家之言”说了算。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在公开的平台进行讨论，甚至辩论。这虽然可能带来一些“争议”，但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学术的进步和真相的接近。例如，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与“独立起源”的争论，以及对一些重要遗址性质的讨论，都显示出学术内部的活力。
4. 国际合作的深化，促进学术对话：
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考古界的合作日益密切。联合考古、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活动的增多，使得中国考古学能够接触到国际前沿的理论和方法，也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考古的最新成果。通过与国际同行的合作，可以更有效地处理一些涉及民族主义敏感性的议题，例如，在研究中国早期对外交流时，与相关国家的考古学家合作，可以更客观地评估双方的贡献和影响。
5. 强调“人民性”，关注普通人的生活：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更加注重挖掘普通人的生活细节，而不仅仅是围绕帝王将相、权贵精英展开。对普通墓葬、聚落遗址的研究，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现中华文明的“根”在哪里，从而避免过度强调精英层面的叙事。这种“人民性”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纯粹的民族主义精英主义色彩。
举例说明改进：
三星堆的重新解读： 过去，三星堆的发现一度被解读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有力证明”，甚至有人试图将其与中原文明建立起直接的、线性的联系。而近年来，随着更多遗址的发掘和科技手段的应用，学界更倾向于将三星堆置于更广阔的“长江流域文明”以及“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框架下进行解读。学者们更加关注三星堆与周边地区，乃至与古蜀国自身内部的复杂关系，以及其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与“互动”，而非简单的“影响”或“从属”。这种解读，既保留了三星堆的独特性，也承认了其与早期中国文明的联系，更加符合文明发展的真实面貌。
“文明的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提出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并概括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中华文明是‘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在中国，‘满天星斗’就是中华文明”的论断。这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去“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说法的修正，更加强调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多元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承认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区域文明曾 independently（独立地）发展，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的洪流。这种表述，在肯定中华文明独特性的同时，也为承认外来文化的影响留下了空间。
挑战与未来：
尽管改进显著，但我们不能否认，民族主义的阴影在中国考古学中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认同的议题上，如何平衡好学术的客观性与国家叙事的需求，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未来的中国考古学，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坚持科学精神，抵制过度解读： 进一步强化科学方法的应用，鼓励学术上的严谨性和审慎性，对考古发现进行客观、全面的解读，避免将考古成果过度政治化。
深化国际合作，融入全球学术：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考古理念和技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对话。
倡导学术多元，包容不同声音： 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营造更加宽松、健康的学术氛围。
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 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时，注意传递科学、客观的价值理念，避免将民族主义情绪过度灌输给下一代。
中国考古学，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它既要承担起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责任，也要坚守科学的底线，拥抱世界的学术范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并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出中国智慧和力量。
网友意见
个人理解，学者并不是在真空中做研究，如果整个社会思潮如此，受到民族主义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无非是影响程度如何、研究课题与民族主义关系有多大的问题，而且很多具体的研究成果也会被民族主义宣传利用。但这并不是说，“影响”就是出于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目的而可以随意杜撰和解释考古材料，更多时候民族主义只是限制了学者的观察视野，把目光聚焦在特定问题和范式中、相对轻视其他方面，造成某些学术领域发展的障碍。
世界范围内，考古学真正不再赤裸裸地服务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事务，差不多要晚到二战以后。而且，直到现在民族主义也没有消退的迹象，它与考古学的联系表现得更加潜移默化，特殊情况下还是非常显著。
中国考古学诞生时的老师（包括欧洲考古学和日本考古学，只有新大陆考古学例外）本身就有极其鲜明的民族主义底色，最基本而普遍的表现就是用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方法，把自身族群历史从所知的文献记载追溯到更加久远的过去，同时一些重大发现则成为宣传话语中巩固民族认同的证据。以致于有学者声称，民族主义就根植于考古学这个概念之中，而且是考古学发展的唯一原因（Diaz-Andreu 1996），以及，在考古学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天然的、不可避免的关系（Kohl 1996）。至于考古学对民族主义的作用，有学者称，没有考古学，民族主义便无所作为（Slapsak 1996）。再加上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新史学的发展造成某种亟需考古来填补的古史“空白”，所以可以想见作为学生和追赶者的中国考古学会沿着何种路径发展。
如果说中国考古学和欧洲有什么不同，大概有两个背景值得注意：
1.中国是体量巨大的多民族国家，不像欧洲的民族国家那么碎片化，因而需要在国族主义（或者利用传统的正统观塑造华夏-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之间达成平衡。一方面是民族间交流、融合讲得多，冲突讲得少；另一方面，即使后来由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转向多元论，各区域之间统一性的一面仍然是要强调的。假设20世纪中国的政治长期维持军阀割据或者联省自治的那种状态，甚至发明出类似欧洲的小民族，那样的话考古学研究的面貌必然和现在大为不同，虽然都是民族主义，但肯定更加强调各区域/族群的特色和传统而鄙薄大一统。
2.建国后前三十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国族主义相对让位于国际主义。在官方宣传话语中，新石器考古材料是要证实原始共产主义而非文明起源，商周考古材料优先用来论证阶级斗争而非三代文明传统（如贵族礼制）的连续性。当然，某些时候，我们把美帝、苏修和越南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化北来说、中国文化南来说当作反华活动来批判，但这只算是民族主义的自卫反击。真正构建自身的系统论述、补上文明起源这一课，是1983年夏鼐在日本做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演讲。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这个课题完全可以更早开展起来，事实证明这个阶段也根本不可能绕过去。
夏商周断代工程遭受批评如果只是出于和政府或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很屈的。包括欧美在内，很多国家都存在政府出资或出面组织的大型考古项目，中国作为后来者无非只是做得晚了一点（如果说有出格，多半是因为民众过分相信有政府背书的学术研究；其实，凡是有点批判性思维，应明白任何一项人文社科研究都不会成为历史终结者）。
就好像现在奥运金牌很多了，单纯追求竞技体育的金牌乃至举国体制的正当性都受到质疑，但是，不能否认奥运金牌确实曾对八十年代的中国很重要，付出一定代价获得金牌在当时不是没有道理。
最近二三十年考古学的改变其实相当明显：
1.学术目标和方法更加多元化，在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的宏大蓝图中，其实没有多少是和民族主义直接相关的，比如环境、生计、聚落形态等等，而且这种研究需要的经费比原先那种还要多得多。单纯靠年代学和文化谱系的考古学研究虽然还有，但只是众多方法之一，地位下降得很厉害。
当然，直到现在，把三皇五帝和考古遗存相对应的研究还存在，对最早的中国的讨论也很热闹，类似这种话题在外国人眼中也还是和民族主义脱不了干系，但是一个包容多元的学术环境中应该是允许的，实在没有必要为此大惊小怪。就像也有很多学者投入商、周、秦、楚、匈奴、鲜卑族源的考古研究中一样，没有证据表明学者们厚“夏”而薄彼，或者学术资源配置是向谁倾斜的。
关于以往的夏文化研究：
这里表述的观念就和断代工程是相反的，如果后者民族主义的表现，那这就算是“改进”？
当然啦，现在这种学术环境下什么都可以说，此处看似先进的观念可能在彼处就是被解构的对象：
不同时代的史料是不同时代观念与目的的产物，过去的史料不能简单地被新的史学叙述所采用。虽然，古代“天下观”下的“中国”与当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本不属于同一话语体系，概念的内涵外延均不同，相同的名称——“中国”在不同时代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拿过来直接套用。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中，两者往往被混淆起来，等同使用，甚至据此追溯“最早的中国”。……
那么，两者又为何纠缠在一起，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呢？古代“中国”概念如何由“天下之中”、“国之中”的含义演变为具有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性质的内涵？某些考古学文化如何成为所谓“最早的中国”，并被视为当代“中国”的历史源头的呢？
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与当代民族主义史观和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建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是近代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构建的产物，它所反映的是民族国家思维方式下，特定国家和群体寻求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和精神故乡的诉求。
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范围内某种进入国家文明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定性为国家政治体，乃至东亚地区历史上出现的“最早国家”，但似乎不宜将它们理解为具有当代民族国家性质的国家政治体，更不宜视之为当代中国所独占的，排他性的“最早的中国”。
虽然，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些早期文明遗存处于当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地理范围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它们、研究它们。但如果我们突破当代民族国家的思维和视角，将它们至于东亚、世界乃是人类历史的视野中来理解和看待，它们不能等同于当代“中国”，不能称为“最早的中国”，也不为当代中国所独占、独有、独享，它们是东亚最早的文明，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之一，人类共同的财富。据现有认识，我们可以说，良渚文化，乃至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是东亚地区的原生文明，周边地区后来陆续出现的都是受它影响或冲击而产生的次生文明。无论是玉器制作、青铜与铁器冶铸技术，还是玉质、青铜质礼器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制度和思想观念等都对周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它们是东亚文化圈共同认同的历史。以世界的眼光，而不是以民族国家认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古代文明将会带来认识上的很大不同。
摘自徐良高、周广明：《当代民族国家史的构建与“最早的中国”之说》， 《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2.把中国的问题置于世界考古/历史的背景下，有了更多的国际关怀，心态也更加开放。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不再避讳那些外来文化输入的成分，反而成为热点问题。当然这和时下中国综合国力和自信增强有直接关系，通俗地说，我们现在真的已经不需要靠新发现一些老祖宗的成就来提到民族自豪感了。就好像女排还会夺冠，我们还会庆祝，但那种感觉和80年代完全不同了。轻舟已过万重山，一些曾经涉及民族自尊心的问题现在脱敏了，当然也就有资本重新审视之前积累的问题。
原来中国学者基本只关心中国考古，最多拓展到和中国问题有关的邻国，这不仅与大国地位不匹配，而且横向比较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具体材料，也比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差得太远。最近终于有改变了，主动走出去做田野项目。但是想把世界考古建设成世界史那样的一级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虽然他不是做考古的，但是也不会有什么本质差别。这种心平气和的态度在前三十年是很难想象的，别说是帝国主义分子，哪怕他是考古学的祖师爷，只要49年后跑到对岸，身为学生辈在文章中提到他也只能以匿名的形式出现，见微知著，当时很多事是受到学术以外的因素的限制。我想，这种政治氛围是个正常人都不想再回去了，而且它也只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不能把这个阶段的中国考古学的某些特征当作常态。
关于提问者提到的苏秉琦先生，也是类似的问题。就是后来的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不理解苏氏所谓“两个怪圈”对学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也就对苏大胆激进不拘一格特别是不下定义单纯从材料出发的研究方式会有微辞。（其实从张忠培先生的文章中不难感受到他们对各种模式、套路的极端反感，这很可能是被前三十年的条条框框害惨的真实反映。）如果“中华文明无限上溯”是指将早期国家推到5000年以前，现在看来并无大问题；如果指的是他说的“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这似乎表明他不理解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直接把新石器的研究方式简单向前推，这在《中国通史》第2卷中有很多表现。
还有很多回答提到网络上“逆向民族主义”严重，甚至“占据了主流舆论阵地”。言过其实，在当下根本掀不起什么大浪。还是那句话，我们早就过了那个阶段，没必要把异见都打成阶级敌人，且不说怎么透过言论看别人的目的，就算散布这类看法真的居心叵测，又能怎样？没超出法律框架就不必理会。历史经验表明，我们总是把看似出格言论的恶果估计得过于严重，而把设置种种防民措施的代价估计得过于轻微。
虽然在国内，好像考古学这种和现实关系不大的学科中如果牵涉民族主义，就多少有了一些负面和敏感的意味，但这种局面早晚会改变。其他国家考古学中的民族主义其实学者并不讳言，详情参见：
Diaz-Andreu M, Champion T. (eds) (1996) 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 in Europe. UCL Press.《民族主义和欧洲考古学》
Kohl P, Fawcett C(eds)(1996)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民族主义、政治和考古实践》，是讨论全球范围各国考古与民族主义和政治的关系的论文集，包括纳粹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尔干各国、苏联-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中国、朝鲜、日本等地
Meskell L. (1998) Archaeology Under Fire：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Heritag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 Routledge.《战火中的考古学：地中海东岸与中东的民族主义、政治与传统》
Diaz-Andreu M, (2008) A World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Archaeology: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the P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世纪世界考古学史：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过去》
总之，1.不止中国考古学，大多数研究自身历史的考古学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2.民族主义不是贬义词，只要不是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专制，宽容环境中多种思潮或理论正常地竞争，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3.一些西方学者，从沙伯力（Barry Sautman）、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 到贝格利（Robert Bagley），确实对中国考古学存在的问题有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批评，但是误解也很多，关键他们指出的问题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过于间接，而且中国考古学自身的更新非常快，曾经有很多不同观点间的争论确实可以以中外划线，但也许将来就不再是问题了，因为老一辈的人都去世或将要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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