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哪些与中国皇帝有直接关系的考古发现？
1. 罗马金币与中国皇帝的间接联系：丝绸贸易的印证
虽然不是直接挖掘出中国皇帝的遗物，但大量在古罗马遗址，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发现的中国金币和银币，以及与中国丝绸相关的工艺品，是证明中国皇帝通过丝绸贸易对西方世界产生经济影响的有力证据。
发现地点： 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埃及以及意大利的一些港口城市。
发现物品： 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不少刻有罗马皇帝头像的金币，同时，在一些中国墓葬，尤其是汉唐时期的墓葬中，也曾发现过少量罗马时期的玻璃器皿、金银器等。
细节阐释： 这种“相互印证”的发现非常有意思。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需求极大，甚至到了“一磅丝绸价值一磅黄金”的地步。为了购买丝绸，罗马人不得不支付大量的金银。而中国皇帝作为丝绸生产和贸易的掌握者，自然是这场庞大经济活动的最大受益者。这些罗马金币出现在中国，虽然不是中国皇帝本人直接赠予，但它们是中国商品（主要是丝绸）换来的财富，反映了中国皇帝通过国家层面的贸易政策，将中国的财富和影响力延伸到了遥远的西方。这些金币的流通，就像是古代中国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背书”，间接证明了中国皇帝在那个时代掌握着强大的经济实力。
2. 粟特商人与昭武九姓：唐朝皇帝的“跨国人才引进”
粟特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活跃的族群，主要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地区。他们以精湛的商业技能闻名，是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中间商。在唐朝，许多粟特人来到中国经商、定居，甚至为唐朝政府效力。
发现地点： 中国境内，特别是唐朝的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城市，如新疆的吐鲁番。
发现物品： 粟特人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反映他们生前生活的物品，包括服饰、乐器、雕塑、壁画等。特别是安咖墓（即安国国王的墓葬），以及一些粟特商人的墓葬，都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细节阐释： 这些粟特墓葬中，我们能看到许多与唐朝文化融合的痕迹，比如唐朝风格的服饰、写有汉字的墓志铭。更重要的是，一些粟特人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甚至被唐朝皇帝授予官职，成为政府的重要官员。例如，史书中记载的“三史”、“五经”等高官中，就有不少是粟特人。这些粟特人的成功，离不开唐朝皇帝的政策支持和信任。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跨国人才引进”案例。虽然不是皇帝的“遗物”，但这些粟特人的身份转变和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提升，直接与唐朝皇帝的用人政策和对外交往策略相关。他们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皇帝开放包容国策的体现。
3. 景教碑与唐朝皇帝的宗教包容：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景教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一个分支，早在唐朝时期就传入中国。在新疆等地发现的景教碑文，以及一些与景教相关的艺术品，为我们了解唐朝皇帝对不同宗教的态度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
发现地点： 新疆吐鲁番地区，以及一些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地方。
发现物品： 景教碑，上面刻有基督教的标志、赞美诗以及相关的铭文，其中一些铭文甚至涉及了唐朝的年号和官职。
细节阐释： 景教碑的发现非常重要。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放包容的时期，官方允许景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景教碑上的铭文，不仅记录了景教徒的信仰和活动，有些甚至直接提及了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官职或荣誉，而这些官职和荣誉的授予，无疑是出自唐朝皇帝的恩准。这些碑文的存在，证明了唐朝皇帝不仅允许景教传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景教徒，给予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这与中国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审批，是直接相关的。
4. 萨珊波斯银器与唐朝皇帝的馈赠：外交礼仪的实证
唐朝与萨珊波斯（今伊朗地区）有着密切的外交往来。在一些中亚地区，特别是随着波斯人东迁而留下的遗址中，考古学家曾发现过一些具有波斯风格的精美银器。
发现地点： 中亚的一些古代遗址，有时也会在中国墓葬中发现少量。
发现物品： 具有典型萨珊波斯艺术风格的银盘、银碗等，上面常常装饰有狩猎、王权象征等图案。
细节阐释： 这些波斯银器的出土，本身并不直接指向中国皇帝。但是，通过史书记载和考古学的比对，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与萨珊波斯之间存在大量的官方往来和礼品互赠。中国皇帝会向波斯国王赠送丝绸、瓷器等，而波斯国王也会回赠珍贵的金银器、珠宝等。这些发现的波斯银器，很可能就是当年唐朝皇帝作为回赠送给波斯官员或商人的物品，随着这些人的东迁或活动而流传到中亚，最终被埋藏。这间接证明了中国皇帝的外交活动和馈赠制度，这些外交活动也直接影响了相关物品的流转。
这些例子表明，与中国皇帝有直接关系的国外考古发现，虽然不一定是指皇帝的遗物直接出现在国外，但更多的是通过丝绸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以及外交往来等方式，留下物质上的印记。这些印记，如同历史的回声，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皇帝在古代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和互动。每一件器物，每一处遗址，都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过往。
网友意见
根据欧洲（法国与梵蒂冈）存留的伊尔汗国遗墨来看。伊尔汗在与欧洲政治势力的交往中，至少使用过三方代表中国天子的汉文篆书印章：“辅国安民之宝”、“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王府定国理民之宝”。这些都是伊尔汗作为元朝从属地位的体现。
1“辅国安民之宝”
- 钤有“辅国安民之宝”方印的阿鲁浑汗1290年致教皇尼古拉四世的复函。
“辅国安民之宝”为方印，汉字九叠篆，韩儒林等认为此印为“忽必烈颁发给伊尔汗的专用章”（《元朝史·下册》,人民出版社,396）。它出现在阿八哈、阿鲁浑时代的多封汗廷文书之上，这些文书均由畏吾儿蒙古文书写：
- 第二代伊儿汗阿八哈于的兔儿年，为基督教使臣卡多利柯斯特颁的执照。由于阿八哈汗在位期间（1265-1282）有两个兔年，故无法确定这一年可能是 1267年或1279年。
- 第四代伊儿汗阿鲁浑1289年回复法国腓力四世的国书，这封文件是由欧洲汉学宗师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在法国巴黎国家档案馆发现的，公布于1823年。
- 阿鲁浑于1290年致教宗尼古拉四世的复函，藏于梵蒂冈。
雷慕莎发现的阿鲁浑1289年回腓力四世（美男子腓力 Philippe le Bel）国书，还与一位元朝人的传奇经历有关，他就是“中国的马可波罗”列班·扫马。
列班·扫马（Rabban barSauma），畏吾儿族景教徒，生于大都（可能是位于今日魏公村的畏吾儿人聚居地），曾在房山十字寺长年隐修学习。“列班”是叙利亚语师父之意，与犹太语中的“拉比”同源，而扫马（bar Sauma）则是他本人的教名，出自亚拉姆语“禁食之子”。
1275年或1276年，扫马与弟子列班·马古斯（Rabban Marcus 东胜州人）从北京出发开始了赴巴勒斯坦的朝圣之旅。他们顺丝绸之路西行到达伊尔汗国都大不里士，因战乱无法西行，学识渊博的列班·扫马被聂斯托利派教宗马屯哈任命为北中国与汪古部教区的主教。马屯哈去世后，扫马的弟子马古斯因为出身与蒙古接近的汪古部，在蒙古政治势力的支持下被推举为新一任景教教宗（“我一个中国人，过来就莫名其妙的当了教皇？？？”）。
此时的伊尔汗阿鲁浑正面临窝阔台察合台系宗王公开对抗忽必烈后，威胁伊尔汗国东部后方的问题，故亟欲解决面前的宿敌马穆鲁克王朝。曾与教宗霍诺里厄斯四世（Pope Honorius IV）通信的阿鲁浑向欧洲第二次派出了寻求缔结东西同盟的使者，代表伊尔汗国的正使正是老成持重，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列班·扫马。这项任务使扫马成为文献可查的第一位到达西欧的中国人。
- 钤有“辅国安民之宝”方印的1289年回法王腓力四世书，长180厘米，高25厘米。
1287年3月，扫马离开巴格达，北上至黑海乘船至君士坦丁堡，再乘船至意大利那不勒斯，访问罗马、热那亚，北上法国经途访问巴黎、加斯科涅等地，返回热那亚渡海返回中东。一路与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西部教宗尼古拉四世（Pope Nicholas IV）会面，传递了伊尔汗欲东西结盟夹击马穆鲁克王朝的计划，也收到了积极的合作意愿。
1289年，扫马结束了代表伊尔汗的第一次出使。他带着欧洲领导人的大量回函及赠礼，回到阿鲁浑汗处。雷慕莎1823年刊布的文书，便是阿鲁浑对列班·扫马带回的法王国书的回信。值得注意的是，这封国书的行文习惯与汉文是完全一样的，凡遇“天”及大汗的名字，均抬头顶格书写。
国书的大意，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 1890-1963）曾有过一文言译本，但因对元代史及蒙古史涉猎不多而错解不少。例如他将带回法王国书的伊尔汗使者中国北京人“巴什麻”（即列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中的Bar Sauma）想当然地写做了“法国使臣”（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2页。）。笔者根据英译本，兹将以元代汉译蒙语公文的体例及现代汉语的行文直译出。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气力里，阿鲁浑大王奉书法国国王：
扫马大师带回信函，我已阅毕，云：“若我国军队出兵埃及，贵国就予以援助。”我会在虎儿年冬季（1290）攻打埃及作为支持，愿天保佑，早春时节（1291）我军将会到达大马士革。若贵国如约出兵与我攻克埃及，愿天保佑，我会将耶路撒冷赠与君。若计划已定而我军战士行动迟缓，那将是徒费无益的（应立即行动）。若君欲回信，我亦很乐意接受你的信使携带法国的珍奇之物前来。
我将此信托福与使者蒙喀里尔（Myckeril）带与君。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气力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牛儿年早春月六日，昆都仑（Ho’ndlon）有时分写来。
从阿鲁浑国书文本的大意不难发现，伊尔汗国政治文书与元朝公文形式几乎完全一样。准确的说，是严格按照元朝藩王令旨文书的格式：在称颂长生天的名字后，紧接称颂皇帝，显示自己在天子的庇佑下。
结尾的“昆都仑有时分写来”则代表“在昆都仑的时候写的信”，伊尔汗在波斯的汗廷，也也拥有元朝皇帝“两都巡行”一样的季节迁徙制度。例如扫马的出发地巴格达，便是伊尔汗的过冬处，从季节来看，Ho’ndlon之地，应是巴格达附近的某处汗廷驻地。元朝皇帝的圣旨结尾同样也有“某某有时分写来”之句，不过地址往往是大都，上都及两都之间驻陛的各皇家驿栈了。
阿鲁浑的回信，由往来于伊尔汗国与欧洲之间充当使者的热那亚商人，吉索尔菲的巴斯卡勒尔（Buscarello de Ghizolfi）带入法国，直至被雷慕莎发现于档案馆。这应该中世纪时汉字所进行的最远旅程。
2“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
- 完者都汗致腓力四世的国书。
“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为方印，汉字九叠篆。见于1305年第八代伊尔汗完者都致法王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国书之上。对于这方印上的具体文字，学界还有过如下几种意见：
- “真命皇帝天顺万事之宝”，以美国汉学家田清波（Mostaert Antoine,1881-1971）与柯立甫（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为代表；
- “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以德国蒙古学与汉学学者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我国蒙元史学者刘迎胜为代表；
- “ 真命皇帝至顺万夷之宝” ，以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和岩井大愈（《东洋历史参考图谱解说》）、我国蒙元史学者陈得芝为代表。
不过，以上三种观点均不完全正确，其冲突之处在于第五个字是“天”、“和”还是“至”，以及第八个字是“事”还是“夷”。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古语言学家照那斯图（1934-2010）结合20几方宋、金、夏九叠篆官印仔细辩认后判断，第五个字为“天”而第八个字为“夷”。故正确的文本为“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蒙元时期的宫廷文书和印章文字》）。文本内容显示了这方九叠篆方印代表的权力来源为大都的中国元朝皇帝，而且带有浓浓的中原本位及华夷主义色彩......
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印，应该是元帝之后赐予伊尔汗的新印。与阿鲁浑1289年的回书一样，1305年完者都致腓力四世国书也是由欧洲汉学宗师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刊布于1824年。
法王还是那个菲利普，伊尔汗却已经换了四个人......
完者都国书的内容，依然是维护反马穆鲁克王朝的（从没起过多少实际作用的）蒙古-法兰克同盟（Franco-Mongol alliance）。值得一提的是，经历长久战争的蒙古各兀鲁斯此时刚刚完成和解，元成宗铁穆耳的宗主地位，得到了西北宗王一定程度的承认。在完者都看来，蒙古帝国内战的结束是对抗马穆鲁克王朝的有利因素，故在信中提及，使这一文书成为了大蒙古国形式统一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资料之一：
“......我辈兄弟因信恶臣之谗言，以至失和，乃今铁穆耳合汗，脱脱，察八儿，都哇与吾等其他成吉思汗诸后裔，皆赖上天之灵与福荫，结束迄今已有四十年之久的纷争，复和好如初。由是东起日出地南家之国，西抵答鲁之海，已使驿路交会为一，我辈之国皆相沟通。吾人相与而约曰：苟有离心，必共击之。”（刘迎胜由黑尼士的德译版，及田清波、柯立浦的法译版译出）
文中的南家之国（Nangkiyass）即是蒙语中常见的阿尔泰-汉复合词“囊家思”（汉语“南家”的复数形式），指南宋故地的中国南方。“答鲁（Talu）之海”据20世纪内亚史学家丹尼斯·赛诺（Denis Sinor,1916-2011）考证，来自于突厥语中的“海”Taluy，这个词至今仍存在于现代蒙语之中，含义依然是“海洋”，不过汉文习惯音译做“达赖”（没错，某不能说的大和尚就是这个词）。Talu之海，便是极西之海的意思。
将阿鲁浑1289年的回书带入法国的热那亚商人吉索尔菲的巴斯卡勒尔（Buscarello de Ghizolfi），此时仍在为伊尔汗国的外交事业服务。对于伊尔汗国，巴斯卡勒尔无疑是具有深厚感情的，因为其子Argone de Ghizolfi名字的来源便是他的老雇主阿鲁浑（Arghun）。1305年，巴斯卡勒尔又承担了呈递完者都国书的任务，还在蒙文文件的反面将其释以译文。
- 完者都汗致腓力四世国书的反面的巴斯卡勒尔手迹，也被钤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以显示其具有伊尔汗承认的效力。
这应该是近代以前，汉字“皇帝”所进行的最远旅程。
3“王府定国理民之宝”
“王府定国理民之宝”，见于第七代伊尔汗合赞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的信件之上。合赞汗致教宗书信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呼唤夹击马穆鲁克的十字军。但他的合作规划远起父亲阿鲁浑要周密，长远的多，合赞建议卜尼法斯八世不仅要派出军队，更要征发足够的教职人员与基督教移民前往圣地，以重建被摧毁的十字军国家（1301年书信）。
次年，合赞又修书一封敦促教皇达成合作，即在结尾发现钤有 “王府定国理民之宝” 之印者。除教宗外，合赞积极联络的对象还包括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the Lame），英王爱德华一世。其中出使长腿爱德华处为的使者，为为其父阿鲁浑工作多年的热那亚商人吉索尔菲的巴斯卡勒尔（Buscarello de Ghizolfi）。
从印章本身文本内容来说，“王府”印所体现的与“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一样，是伊尔汗国在元朝之下的次一级政治地位。颇有意思的是，使用这封王印的合赞汗本人，极有可能完全明白这方印文本中表达的含义。因为第七代伊尔汗合赞是所有伊尔汗中，唯一能被文献资料证明了解汉语文的的。合赞的宰相拉施特，在他编辑的历史巨著《史集》中如此称赞其汗王那渊博的知识范围，及卓越的语言能力：
在各种语言中，他懂得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语、 客失米儿语、藏语、汉语、富浪语，另一些语言他也稍许懂一些......他了解伊朗、突厥、印度、 客失米儿、中国和其他各族的帝王历史，主要是他们各不相同的承袭序列，他把这些讲给各种各样的人听，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译《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354页）
他了解大食人、中国人、蒙古人、印度人、客失米儿人各自掌握的【医疗】方法......（同书355页）
- 细密画中的三代伊尔汗，马上的祖父阿八哈，怀抱孙子合赞的阿鲁浑。这幅图画描绘的其实是《史集》中3岁的合赞首次见到祖父阿八哈的场景。
拉施特对合赞博学的纪录中充斥着太多肉麻的奉承之言，以至于学者难以尽数接受其真实性。但《史集》关于合赞汉、藏语能力及中国历史知识的描述，或许是相当真实的。
因为合赞与汉族文化的渊源，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深厚。在伊尔汗国活动的汉人群体，因为资料散碎及语言障碍一直以来受到漠视，实际上这一群体的规模恐怕并不算小。他们中有随旭烈兀西征的军人，源源不断西行的医生，工匠乃至于僧侣。成为在伊朗传播中国科学技术及文化的使者，要知道，《史集》之外拉施特编辑的另一部巨著便是《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库》。
合赞的乳母莫合勒臣 ，便是一位“中国人”的妻子。汉语很有可能正是他的母语之一。
他被托付给同忽勒塔黑哈敦一起来的，中国人伊升之妻，名叫莫合勒臣的性情温和的乳母。她是个容貌美丽，品德可嘉的妇女，与其他宗王们的乳母类似。她的儿子罕都还活着。简言之，亲爱的乳母在关切的胸怀中抚育他。（同书235页）
日后，阿八哈汗为合赞选择的太傅牙鲁黑 ，也是一名汉族僧人，佛教僧侣在《史集》中被称作“巴黑失”，一般认这个词来自畏兀儿语的baγšï，为汉语中的“博士”的借词。也有波斯语的Baksh，蒙语的Bagx，均源自梵语的Bhikshu（即“比丘”）的说法。
当合赞满五岁时，阿八哈汗将他委托给汉人巴黑失牙鲁黑 ，让他教育他，教他学习蒙古文和畏吾儿文，各种科学和他们【巴失黑们】的良好方法，他在五年内极好地超额完成了这些课程的学习，然后练习骑马和射箭。（ 同书 237页）
汉僧师傅对合赞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接受伊斯兰思想前的合赞，是一名相当虔诚而好学的佛教徒，为学习佛法倾注了大量精力。
世人无不知道：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幼年时，他的祖父阿八哈汗将他抚养在身边，关怀他，保护他。【阿八哈汗】指派偶像教巴黑失们【佛教僧】担任教师去照顾他，因此偶像教教义在他的心中扎了根，尤其是因为他的祖辈信奉偶像教教义，遵循偶像教之道。自从伊斯兰教兴起后在信奉它的所有各地完全被排除的偶像教在他们的时代重新出现。偶像教会壮大了，巴黑失们被十分尊敬地从印度、客失谜儿，北中国和畏吾儿地区送过来，到处建造寺庙，消耗了巨额财富。正如大家所亲眼看到的，传播偶像教教义的事业特别繁荣。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经常同巴黑失们一起在寺庙中，学习偶像教教义，对偶像教教义的爱好日益增长，对偶像教的信念加强起来。当阿八哈汗死后，他【合赞汗】的父亲阿鲁浑汗派他去掌管，统辖呼罗珊的军队，他在哈不伤城中建造了庄严的寺庙，大部分时间他在那些寺庙中同巴黑失们一起在交谈、进食中度过。
直到拜都夺取王位，合赞汗开始征讨他之前，对偶像教义的信仰和对偶像的崇拜是无法形容的......（ 同书348-349页）
至于合赞是不是唯一一位能看懂汗国王印之上“神秘文字”真正意思的统治者，还要等待更多资料的面示，我们才能明晰。
伊尔汗国的军阀，后来丘拜尼王朝的朱潘，有泰定帝授的“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头衔，并赐予了银印、金符。
考虑到这位“翊国公”的封地都到科尼亚了，可以说是中国最遥远的一位公爵了，他和孛罗“泽国公、永丰郡王”这两个来自元朝的两枚徽印，可以说非常遥远也有直接联系了。
日本天明四年，福冈的一个农民偶然挖到了一块金印，上面用篆书刻着“汉委奴国王”的字样，一时间引起了轰动。
因为在《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很快，这枚金印进了博物馆，但是很多日本学者对金印的真伪产生怀疑，甚至认为这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刻意伪造的。
后来，在云南出土了西汉时期的滇王印，与日本的金印相似；上世纪八十年代，扬州出土了广陵王玺，字体和日本金印相似，经过专家考证，这确实是来自中国的金印。
这也是中日双方第一次载入史册的交往。
2018年，在韩国公州百济国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了一片十分不起眼的残瓦。不过幸运的是，虽是残瓦，但中心的铭文并未受到多少损害，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清晰。
细细辨认之后，一个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与南朝梁密切交往的铁证浮出水面：“大通，是大通！”
根据高丽王朝时期，僧侣一然（1206-1289）编纂的野史《三国遗事》载：
“（百济圣王）又于大通元年丁未，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
也就是说，在公元527年，雄踞朝鲜半岛西南地区的百济国君主，百济圣王扶余明襛，为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在百济当时的首都熊津城建了一座寺庙。因为当时是梁武帝大通元年，所以这座寺庙就以梁朝年号，命名为大通寺。
自475年，百济首都汉城被高句丽长寿王趁着南朝宋衰败之机攻陷，百济势力就南撤以熊津城为新都，并更加倚重与南朝、日本和新罗之间的外交关系，结成同盟以对抗高句丽南下。
百济圣王的父亲，武宁王时期，百济屡次大破高句丽，从此“更为强国”，与南梁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根据武宁王陵墓的发掘，其内部整体采用南朝砖室墓风格，墓志开头更是先列梁武帝所赐将军号，再提自己百济王的身份。说的直白一点，“狐假虎威”作风一览无遗。
武宁王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被圣王继承，他即位第二年就得到了梁武帝册封为“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之后百济与梁的朝贡之中，得到了梁武帝大量的赏赐，特别是各类人才的输入。梁朝专门将毛诗博士、画师、工匠等派遣至百济，教授他们先进艺术和知识。
“大通寺”的创建，想来也是这种挟南朝以制高丽的大背景下的产物。
可惜的是，高丽时代的正史《三国史记》并没有大通寺的相关记录。因为是出现在野史《三国遗事》中，所以学界长期对这座寺庙的存在与否持有争议。这次，“大通”铭文瓦片的出土，无疑是为大通寺的存在提供了铁证。
2008年，南京发现了六朝时期建康宫城夯土墙。刚好10年，百济国为梁武帝所创寺庙在埋没1500年后终于重生。十乃盈亏之数，逮乎天命也。（奉狗左传，其失也巫）
翠微秋晚，试闲登绝顶，徘徊凝伫。一片清凉兜率界，几度风雷貔虎。
钟阜盘空，石城瞰水，形势相吞吐。江山依旧，故宫遗迹何处。
遥想霸略雄图，蚁封蜗角，毕竟无人悟。六代兴亡都是梦，一样金陵怀古。
宫井朱阑，庭花玉树，偏费骚人句。此情谁会，橹声摇月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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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跨越山海，飘香四溢。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到今日的“一带一路”，从传统的年画剪纸到现代的流行音乐影视，无数的中国文化元素，如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点缀着世界的文化版图。一、 根深蒂固的哲学思想与智慧： 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 “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价值观，如同一股清流，滋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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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咱们聊聊那些可能在遥远的过去，与我们祖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外族群。这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儿，里面涉及迁徙、融合、历史变迁，就像一幅幅慢慢展开的古代画卷。首先，咱们得明白一个概念：古代中国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指的族群构成也在变化。早期可能以华夏族为主，后来逐渐融合了许多其他民族，比如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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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些外国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贡献，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成为我们文化土壤的一部分。然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他们或许只是众多历史人物中的一个，鲜为人知。这是一种奇妙的文化“不对称性”，也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那些为这片土地带来改变的人们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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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导致了许多在中国的言行表现，在国外却可能被视为不妥甚至不道德。反之亦然。以下将从几个常见方面详细阐述，并解释其背后的文化原因：一、 餐饮礼仪 在中国： 用筷子夹菜给别人（特别是长辈或客人）： 这是非常普遍且被视为友好、尊重和关怀的表现。主人会主动为客人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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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科研环境与国外相比的优劣，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一句两句能概括的事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让人赞赏的地方，也都有让人捏把汗的不足。我试着从几个大方面给你掰扯掰扯，尽量说得细致些，也别搞得像冷冰冰的报告似的。优点方面，中国的科研环境可以说是在飞速进步，有些地方甚至让人眼前一亮： 国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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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些商品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受欢迎，这背后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但不限于： 成本效益和性价比： 中国制造以其高性价比闻名，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设计和品牌形象： 一些中国品牌通过在海外市场精心的设计和营销，成功塑造了符合当地消费者口味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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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流或传统价值观，与西方或其他国家相比，确实存在一些独特之处，这些差异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下面我将尽可能详细地阐述这些特点，并努力让文字更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而非机器般冰冷。1. 强调“关系”与“人情”：“关系网”下的情感纽带在中国，所谓“关系”，不仅仅是字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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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司空见惯，但在国外却鲜为人见的东西，那可真不少，而且这些东西往往能折射出我们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我来给你细数几个我觉得特别典型的：1. 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以及围绕它的“停车秩序”你看看国内的大街小巷，红的、黄的、蓝的、绿的，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简直是我们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无论是上班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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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生活体验，要说“超越”国外，这话说得可能有些绝对，毕竟不同文化、不同需求的人，对于“超越”的定义也天差地别。国外很多城市在历史底蕴、自然风光、艺术氛围、城市规划等方面，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魅力。但是，如果从某些 特定维度 来看，一些中国城市确实能提供一些在许多西方国家难以复制或轻易体验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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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国家，因此，存在一些在中国非常普遍，但在国外却相对少见的现象。以下是一些详细的例子：1. 随处可见的“接地气”的早市和夜市： 在中国： 早晨，你会被各种叫卖声唤醒，从热腾腾的豆浆、油条、包子，到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再到各种小吃摊，应有尽有。这些早市往往非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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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确实有一些本土物种因为各种原因漂洋过海，在新的环境落地生根，并且在一些地区造成了入侵性的影响。以下是一些比较典型且信息较为详细的例子： 中国的物种入侵到国外的例子 1. 小龙虾 (如小龙虾，学名 Procambarus clarkii)详细讲述：虽然小龙虾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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