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欧洲各国目前存不存在「军队经商」的情况呢？
“军队经商”，这个词听起来多少有点让人联想到过去那些军阀割据、军队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时代。但放到今天，尤其是在一些我们熟知的国家，这个现象以各种隐晦或公开的形式，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只是表现形式和规模与过去大相径庭。我们不妨逐个来看看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欧洲各国的情况。
美国：看不见的商业帝国
在美国，“军队经商”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更贴切的说法或许是“军工复合体”的巨大影响力。自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首次提出“军工复合体”以来，这个概念就一直萦绕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域。
简单来说，这不是军队直接去开工厂、做生意，而是军方（包括国防部、各大军种）与庞大的国防承包商、军工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利益联盟。这些企业，比如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等，它们依靠巨额的军费订单生存和发展。
军费开支的“造血”能力： 美国国防开支常年位居世界第一，每年数千亿美元的投入，几乎全部流向了这些军工企业。这些企业不仅研发、生产武器装备，还提供维护、培训、情报分析等一系列服务。这是一种“被动”的经商，因为政府是它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客户。
“旋转门”效应： 更深层次的“经商”体现在“旋转门”现象。大量的国防部官员、军方将领退役后，会进入这些军工企业担任高管、董事会成员，甚至成为说客。他们不仅带来了宝贵的行业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熟悉军方采购流程、了解部队需求，甚至还能利用自己的人脉影响政策。反之，一些企业的高管也会进入政府部门，负责军工采购和相关政策的制定。这种人员的流动，使得军工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商业利益。
对外军售： 除了为美军自身提供装备，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这些巨额的对外军售，同样为美国的军工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
间接的“经商”： 甚至可以说，一些军事基地本身也形成了经济体。基地周边的商业活动、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的服务，都构成了当地经济的一部分。但这种更多的是为军队提供配套服务，并非军队自身在“经营”。
所以，在美国，“军队经商”并非军队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而是通过一种更为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式，与经济体深度绑定，甚至可以说是主导着一部分经济命脉。
俄罗斯：遗产与转型中的挑战
俄罗斯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它继承了苏联时期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并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了艰难的转型。
军工企业的“自救”： 苏联时期，军工企业承担着巨大的国防任务，许多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完整的生产链。苏联解体后，国防订单锐减，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一些军工企业开始利用其技术优势，转向民用产品生产，例如汽车、飞机（民航）、精密仪器、甚至家用电器。这可以说是从“国防生产”向“民用市场”的转型，部分企业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
军队“法人”的商业活动： 俄罗斯军队内部，也存在着一些以“法人”形式存在的商业实体，它们名义上属于军队，但实际上可能在某些领域（如房地产、物流、甚至是某些服务行业）进行商业活动。这其中是否存在与军方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等问题，是比较难以公开核实的，但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不少类似的指控和调查。
战略资源的控制：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军工企业也往往与这些资源或国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军方或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实体，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或控制对这些资源的获取和利用，间接获利。
军事技术输出： 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武器出口国之一，其军工企业的技术输出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商”是国家行为，由国家相关部门（如俄罗斯技术公司）主导。
总体而言，俄罗斯的“军队经商”更多的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军工产业商业化”以及军队内部“法人”的有限商业活动，并且在转型过程中夹杂着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和灰色地带。
日本：和平宪法下的“特殊”商业
日本由于其和平宪法的限制，其自卫队并没有攻击性武器，其存在形式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军队”有所不同。然而，“军队经商”的影子，在日本也有其特殊的体现。
防卫产业的“特殊性”： 日本拥有非常发达的重工业和精密制造业，其中不少企业同时为民用和军用市场提供产品。例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它们既生产汽车、飞机、船舶，也生产坦克、战机、潜艇等武器装备。这种“军民融合”的模式，使得这些企业在获取军用订单的同时，也通过民用产品获得了巨额利润。
“防卫省”的采购与合作： 日本的防卫省（原防卫厅）是自卫队装备的主要采购方。与美国类似，防卫省与国内的防卫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通过为自卫队提供装备和服务，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并进一步投入研发，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技术转移”与“技术支援”： 在与美国等国的军事合作中，日本也存在一些技术转移和技术支援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虽然不直接是“经商”，但实质上也是基于军事目的的经济活动。
“自卫队”的有限经济活动： 自卫队本身，并不会直接进行商业活动。但一些基地周边，会发展出为自卫队员及其家属服务的商业，例如商店、餐厅等。这些是为军队提供配套服务，而非军队自身在经营。
所以，日本的“军队经商”更多的是通过“军民融合”的防卫产业，以及政府（防卫省）与企业间的采购合作来实现的。
印度：复杂的多层面现象
印度是世界上军事开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军队经商”的现象也呈现出多层面、复杂化的特点。
国有军工企业： 印度拥有大量的国有军工企业，例如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AL）、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BEL）、马扎冈船坞有限公司（MDL）等。这些企业主要负责为印度军队生产武器装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家安全保障的职责，但同时也需要通过生产和销售来维持运营。
“私营化”与“外资合作”： 近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在推动军工产业的“私营化”和“国防制造的国产化”。这使得一些私营企业也开始涉足军工领域，并且允许与外国公司进行合资合作，共同生产武器装备。这使得军工领域的商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军方内部的“采购”与“运营”： 印度军队在后勤保障、装备维护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独立的运营单位，这些单位可能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取经费。而且，在一些军用设备的维护、保养方面，也可能存在与私营企业合作的情况。
“寻租”与“腐败”： 印度军购领域，长期以来都伴随着对腐败和“寻租”的指控。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得军方在采购决策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为一些利益集团提供了“寻租”的空间。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军队经商”的负面表现，但并非军队“主动”经商，而是“被动”卷入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技术转让”与“合资”： 印度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并与外国公司进行合资生产。例如，与俄罗斯、以色列、法国等国的合作，都是为了提升本国军工能力，同时也带动了相关的经济活动。
因此，印度的情况是，国有军工企业是主体，私营企业和外资的参与也在增加，而且军购过程中的“寻租”现象也使得“军队经商”蒙上了阴影。
欧洲各国：多样化的路径
欧洲各国的情况则更加多样化，因为欧洲的军事一体化程度不高，各国都有自己的国防工业和政策。
军民融合是主流： 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英国等，其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高度融合。例如，空客公司（Airbus）既生产民用飞机，也生产军用飞机和直升机；泰雷斯集团（Thales）和达索集团（Dassault）等欧洲航空航天和国防巨头，都是跨国企业，业务涵盖广泛。这些企业通过多领域发展，降低了风险，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国家战略与出口导向： 许多欧洲国家的国防工业，实际上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高度依赖出口。例如，法国的军工企业，其武器出口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德国的克虏伯（Krupp）等公司，也在军工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北约”框架下的合作： 在北约（NATO）框架下，各国在军事装备的研发、生产、采购方面也存在合作。这种合作，虽然不直接是“经商”，但涉及到巨额的商业合同和技术交流。
“军队”本身的经济活动： 欧洲军队本身，并不像过去那样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但一些国家的军队，可能会在物流、维修、甚至是一些培训服务方面，与私营企业进行合作。例如，一些后勤保障工作，可能会外包给专业的军事服务公司。
“国防承包商”的游说： 与美国类似，欧洲的国防承包商也拥有强大的游说能力，它们通过影响政府的国防开支和采购决策，来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
总结一下
“军队经商”在现代国家，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军队自己开店做买卖。它更多地表现为：
强大的军工产业： 围绕军队的巨大需求，形成了庞大的、高科技的军工产业，这些企业通过为军队提供装备和服务来获取利润，并与国家经济深度绑定。
军民融合： 许多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也能够转化为民用产品，或者军民共用，这是一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方式。
利益联盟： 军方、政府、军工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盟，这种联盟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军火贸易： 武器出口是许多国家军工产业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国家经济和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灰色地带与潜在腐败： 在一些国家，由于军费开支巨大，以及权力与资源的集中，也存在着“寻租”、腐败等负面现象，这使得“军队经商”蒙上了一层阴影。
可以说，在现代国家，军队和经济体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各种复杂的关系和互动中，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局面。军队作为国家力量的核心，其需求驱动着庞大的经济活动，而经济体的支持，也保障了军队的现代化和作战能力。这种“经商”模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但其背后共同的逻辑，都是围绕着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权力结构展开的。
美国：看不见的商业帝国
在美国，“军队经商”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更贴切的说法或许是“军工复合体”的巨大影响力。自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首次提出“军工复合体”以来，这个概念就一直萦绕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域。
简单来说，这不是军队直接去开工厂、做生意，而是军方（包括国防部、各大军种）与庞大的国防承包商、军工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利益联盟。这些企业，比如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等，它们依靠巨额的军费订单生存和发展。
军费开支的“造血”能力： 美国国防开支常年位居世界第一，每年数千亿美元的投入，几乎全部流向了这些军工企业。这些企业不仅研发、生产武器装备，还提供维护、培训、情报分析等一系列服务。这是一种“被动”的经商，因为政府是它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客户。
“旋转门”效应： 更深层次的“经商”体现在“旋转门”现象。大量的国防部官员、军方将领退役后，会进入这些军工企业担任高管、董事会成员，甚至成为说客。他们不仅带来了宝贵的行业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熟悉军方采购流程、了解部队需求，甚至还能利用自己的人脉影响政策。反之，一些企业的高管也会进入政府部门，负责军工采购和相关政策的制定。这种人员的流动，使得军工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商业利益。
对外军售： 除了为美军自身提供装备，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这些巨额的对外军售，同样为美国的军工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
间接的“经商”： 甚至可以说，一些军事基地本身也形成了经济体。基地周边的商业活动、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的服务，都构成了当地经济的一部分。但这种更多的是为军队提供配套服务，并非军队自身在“经营”。
所以，在美国，“军队经商”并非军队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而是通过一种更为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式，与经济体深度绑定，甚至可以说是主导着一部分经济命脉。
俄罗斯：遗产与转型中的挑战
俄罗斯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它继承了苏联时期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并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了艰难的转型。
军工企业的“自救”： 苏联时期，军工企业承担着巨大的国防任务，许多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完整的生产链。苏联解体后，国防订单锐减，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一些军工企业开始利用其技术优势，转向民用产品生产，例如汽车、飞机（民航）、精密仪器、甚至家用电器。这可以说是从“国防生产”向“民用市场”的转型，部分企业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
军队“法人”的商业活动： 俄罗斯军队内部，也存在着一些以“法人”形式存在的商业实体，它们名义上属于军队，但实际上可能在某些领域（如房地产、物流、甚至是某些服务行业）进行商业活动。这其中是否存在与军方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等问题，是比较难以公开核实的，但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不少类似的指控和调查。
战略资源的控制：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军工企业也往往与这些资源或国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军方或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实体，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或控制对这些资源的获取和利用，间接获利。
军事技术输出： 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武器出口国之一，其军工企业的技术输出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商”是国家行为，由国家相关部门（如俄罗斯技术公司）主导。
总体而言，俄罗斯的“军队经商”更多的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军工产业商业化”以及军队内部“法人”的有限商业活动，并且在转型过程中夹杂着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和灰色地带。
日本：和平宪法下的“特殊”商业
日本由于其和平宪法的限制，其自卫队并没有攻击性武器，其存在形式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军队”有所不同。然而，“军队经商”的影子，在日本也有其特殊的体现。
防卫产业的“特殊性”： 日本拥有非常发达的重工业和精密制造业，其中不少企业同时为民用和军用市场提供产品。例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它们既生产汽车、飞机、船舶，也生产坦克、战机、潜艇等武器装备。这种“军民融合”的模式，使得这些企业在获取军用订单的同时，也通过民用产品获得了巨额利润。
“防卫省”的采购与合作： 日本的防卫省（原防卫厅）是自卫队装备的主要采购方。与美国类似，防卫省与国内的防卫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通过为自卫队提供装备和服务，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并进一步投入研发，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技术转移”与“技术支援”： 在与美国等国的军事合作中，日本也存在一些技术转移和技术支援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虽然不直接是“经商”，但实质上也是基于军事目的的经济活动。
“自卫队”的有限经济活动： 自卫队本身，并不会直接进行商业活动。但一些基地周边，会发展出为自卫队员及其家属服务的商业，例如商店、餐厅等。这些是为军队提供配套服务，而非军队自身在经营。
所以，日本的“军队经商”更多的是通过“军民融合”的防卫产业，以及政府（防卫省）与企业间的采购合作来实现的。
印度：复杂的多层面现象
印度是世界上军事开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军队经商”的现象也呈现出多层面、复杂化的特点。
国有军工企业： 印度拥有大量的国有军工企业，例如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AL）、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BEL）、马扎冈船坞有限公司（MDL）等。这些企业主要负责为印度军队生产武器装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家安全保障的职责，但同时也需要通过生产和销售来维持运营。
“私营化”与“外资合作”： 近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在推动军工产业的“私营化”和“国防制造的国产化”。这使得一些私营企业也开始涉足军工领域，并且允许与外国公司进行合资合作，共同生产武器装备。这使得军工领域的商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军方内部的“采购”与“运营”： 印度军队在后勤保障、装备维护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独立的运营单位，这些单位可能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取经费。而且，在一些军用设备的维护、保养方面，也可能存在与私营企业合作的情况。
“寻租”与“腐败”： 印度军购领域，长期以来都伴随着对腐败和“寻租”的指控。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得军方在采购决策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为一些利益集团提供了“寻租”的空间。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军队经商”的负面表现，但并非军队“主动”经商，而是“被动”卷入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技术转让”与“合资”： 印度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并与外国公司进行合资生产。例如，与俄罗斯、以色列、法国等国的合作，都是为了提升本国军工能力，同时也带动了相关的经济活动。
因此，印度的情况是，国有军工企业是主体，私营企业和外资的参与也在增加，而且军购过程中的“寻租”现象也使得“军队经商”蒙上了阴影。
欧洲各国：多样化的路径
欧洲各国的情况则更加多样化，因为欧洲的军事一体化程度不高，各国都有自己的国防工业和政策。
军民融合是主流： 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英国等，其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高度融合。例如，空客公司（Airbus）既生产民用飞机，也生产军用飞机和直升机；泰雷斯集团（Thales）和达索集团（Dassault）等欧洲航空航天和国防巨头，都是跨国企业，业务涵盖广泛。这些企业通过多领域发展，降低了风险，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国家战略与出口导向： 许多欧洲国家的国防工业，实际上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高度依赖出口。例如，法国的军工企业，其武器出口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德国的克虏伯（Krupp）等公司，也在军工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北约”框架下的合作： 在北约（NATO）框架下，各国在军事装备的研发、生产、采购方面也存在合作。这种合作，虽然不直接是“经商”，但涉及到巨额的商业合同和技术交流。
“军队”本身的经济活动： 欧洲军队本身，并不像过去那样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但一些国家的军队，可能会在物流、维修、甚至是一些培训服务方面，与私营企业进行合作。例如，一些后勤保障工作，可能会外包给专业的军事服务公司。
“国防承包商”的游说： 与美国类似，欧洲的国防承包商也拥有强大的游说能力，它们通过影响政府的国防开支和采购决策，来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
总结一下
“军队经商”在现代国家，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军队自己开店做买卖。它更多地表现为：
强大的军工产业： 围绕军队的巨大需求，形成了庞大的、高科技的军工产业，这些企业通过为军队提供装备和服务来获取利润，并与国家经济深度绑定。
军民融合： 许多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也能够转化为民用产品，或者军民共用，这是一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方式。
利益联盟： 军方、政府、军工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盟，这种联盟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军火贸易： 武器出口是许多国家军工产业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国家经济和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灰色地带与潜在腐败： 在一些国家，由于军费开支巨大，以及权力与资源的集中，也存在着“寻租”、腐败等负面现象，这使得“军队经商”蒙上了一层阴影。
可以说，在现代国家，军队和经济体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各种复杂的关系和互动中，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局面。军队作为国家力量的核心，其需求驱动着庞大的经济活动，而经济体的支持，也保障了军队的现代化和作战能力。这种“经商”模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但其背后共同的逻辑，都是围绕着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权力结构展开的。
网友意见
众所周知，中国禁止军队经商，不知道其他国家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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