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接受梁思成建议在京西建新城而不是现在这样环状往外建，北京还会这么拥堵吗？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梁思成先生当时的思考脉络，以及他为何提出“在京西建新城”的设想。
梁思成先生的忧虑与“棋盘”之外的思考
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中国即将成立，北京作为首都的规划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的规划理念，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理解。普遍的思路是围绕着旧城进行扩建和发展。
然而，梁思成先生作为一位深谙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学者，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拆”与“建”，更是城市肌理、文化传承以及人与城市的关系。他对当时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摊大饼”式的扩张模式，有着深深的担忧。他认为，这种模式会将城市的所有功能——政治、文化、商业、居住、工业——都压在旧城及其周边，最终导致旧城不堪重负，交通、环境、生活质量全面恶化。
他提出的“在京西建新城”的思路，实际上是一种“分散式”或“多中心”城市发展理念的萌芽。这与当下流行的“城市群”或者“副中心”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当时提出的背景和切入点更为根本。
“京西新城”的设想能如何改变北京的交通？
如果当年在京西（例如，选择一个交通便利、有发展潜力的区域，比如现在的石景山、门头沟一带，或者更远一些的地方）规划并建设一个独立但又与老北京有适当联系的新城，会带来哪些积极的改变？
1. 功能的分流与职住平衡：
疏解核心区压力： 梁思成先生当时就预见到，如果所有的机构、机关、学校、企业都集中在老城及其周边，大量人口的通勤将成为巨大的问题。如果在京西建立一个功能相对齐全的新城，可以将一部分中央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总部等吸引过去。
实现职住平衡： 这意味着许多在京西新城工作的人，可以在新城内居住，从而大大减少他们往返于老城区的通勤需求。今天的北京拥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心开花”式的扩张，导致人口和就业机会高度集中在核心区域，而居住区却向外扩散，形成了巨大的通勤潮。如果新城能够承载一部分就业人口，这种潮汐式的通勤压力就会分散。
2. 交通网络的重塑：
多节点、多廊道： 环状道路系统的弊端在于，它将所有交通都导向中心，一旦中心堵塞，整个网络就瘫痪。而“京西新城”的思路，则鼓励构建一个多中心的交通网络。从京西新城到老城，会有独立的交通廊道；新城内部也有完善的交通体系；同时，新城与其他区域之间也可以有直接的联系，形成更具弹性的交通网。
减少对中心环路的依赖： 今天的北京，人们提起拥堵，首先想到的就是环路。大量的车辆在环路上循环，争夺有限的道路资源。如果一部分人口和就业集中在京西，他们就不会过多地挤占环路，尤其是内环路的交通。
铁路和轨道交通的先行： 规划新城，必然会同步规划交通基础设施。京西新城的建设，很可能意味着早期就会在西部地区大力发展铁路、地铁等公共交通，甚至可以规划城际铁路，将新城与老城、甚至周边城市更高效地连接起来。这比事后在已成型的、拥挤的城市中“插管子”要容易得多。
3. 城市发展的“呼吸感”：
避免“摊大饼”的低效： 梁思成先生反对的是那种无序、低效的“摊大饼”。“京西新城”的设想，是强调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城市，避免城市过度蔓延，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难以覆盖。
保留生态与文化： 京西地区有一定的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底蕴。如果在此规划新城，能够更科学地处理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历史遗迹的关系，避免过去那种“推土机”式的粗暴开发。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城市过度扩张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而环境压力反过来也会影响交通，比如空气污染导致出行不便等。
为什么现在的北京“环住了”？
回顾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虽然也曾有“分中心”的规划尝试，但总体上，城市扩张仍然是以旧城为核心，一圈一圈地向外“画圆”。其原因可能有很多：
政治、行政中心的惯性： 首都的政治、行政功能高度集中，难以轻易分散。
历史的惯性与路径依赖： 很多机构、设施、人口已经围绕老城聚集，转移成本极高。
经济发展的驱动： 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集聚，而北京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这种集聚效应非常明显。
规划理念的演变与执行： 随着时代发展，规划理念也在不断变化，有时会因为各种因素（包括经济利益、政治考量等）而偏离最初的理想化设想。
如果接受梁思成先生的建议，今天的情景可能是什么样子？
如果当年真的在京西建立了一个功能完备、人口聚集的新城，那么：
北京可能不止一个“中心”： 可能会形成一个“双核”或“多核”的城市结构，至少有老城中心和京西新城中心，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交通需求被分散： 大量去往老城区和中心区域的交通需求，会被京西新城内部的交通以及京西到其他区域的交通所消化。
环路压力骤减： 环路依然存在，但其承载的交通量会比现在小得多，拥堵的程度也会相对缓和。
公共交通系统更均衡： 可能会形成更均衡、多廊道、多中心的公共交通网络，而不是过度依赖于向中心辐射的线路。
城市发展更具韧性： 城市不会像一个单一的、脆弱的节点那样容易被交通问题“卡住”。
当然，这并非一个“灵丹妙药”。
即使采纳了“京西新城”的建议，北京也未必能完全避免拥堵。毕竟，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其吸引力是巨大的。人口的增长和机动车数量的增加是客观事实。
但是，梁思成先生的建议，提供了一种从根本上避免“病入膏肓”的思路。它强调的是城市发展应该有“弹性”，应该避免单中心、过度集聚带来的弊端。如果在规划初期就引入这种“多中心”的理念，并且切实执行，那么即使今天北京仍然是一个大都市，其面临的交通困境，或许会比现在更容易应对，拥堵的程度也会显著不同。
总而言之，梁思成先生关于在京西建新城的设想，是一种着眼于长远、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超前思考。如果能够实施，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北京的城市结构和交通格局，有望大幅缓解当今我们所面临的严峻交通拥堵问题。这不仅仅是对城市规划的讨论，更是对如何建设一个更宜居、更健康、更有韧性的城市的一种深刻反思。
网友意见
首先声明，北京城的拥堵，不是接受谁的建议采用哪个规划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力量，是任何人都无力对抗的历史必然。
然后回答题目，如果“当年接受梁思成的建议”，而且这几十年不做任何大方向上的改动，那我们会拥有一个“和现在一样堵”的千万人规模的新北京，以及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贫民窟旧北京。不要神话梁思成，他生在全国钢铁产量百万吨的年代，再怎么“大师”也有时代局限性，何况他真的比苏联人更懂“工业化都市”吗？
首先说“和现在一样堵”的部分。
北京城这么拥堵，其实规划啊设计啊城建啊什么的都不是关键原因，本质上就是以百万步行人口为基准的城市规划迎头撞上了两千万人口五百万的现状。
据公开资料，二十一世纪以后，北京城区内的注册机动车大概在五百万上下，就算一半在停车场呆着不动，高峰期北京城内跑着三百万辆车。每一辆车都想着走得顺顺当当的，怎么可能不堵？别说北京堵，全世界跑着上百万辆车的城市，有一个说一个，都得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方式的问题，要解决恐怕得等到下一次工业革命。
让我们再回到五十年代，百废俱兴打算建造一个新北京，就算苏联卖肾援华成本可以完全不考虑，最多也就是按照百万自行车的方案。中国是农业国，当年全国加起来都没有五百万机动车，没有人想象的出五百万机动车在同一个城市会是什么样的盛况。所以，甭管是谁来设计，只要按部就班发展几十年，发展到城市人口两千万注册机动车五百万的程度，必然会堵，必然要外迁，必然要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这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什么？你说五十年代就按照两千万人五百万机动车的标准来规划新北京？那我无话可说。
小剧场：
让我们假设一个穿越者到了1950年面见领袖，带去了21世纪北京的城市规划，试图改变北京城拥堵的情况。
穿越者：具体情况就是这样，北京城要想不堵车，就必须如此如此…… 主席：你说的那个时候，北京城还是首都吗？ 穿越者：是。 主席：北京城有多少小汽车啊？ 穿越者：前几年是差不多六百万辆 主席：堵车，那些汽车，有多少是归我们的党政干部老爷们享用啊？ 穿越者（感觉有些不对劲）：可能……很多吧。 主席：六百万小汽车，一辆车算两吨钢铁，就是一千二百万吨钢铁，很多都归我们的老爷们享用。 恩来同志：是我们我们制定的五年计划的三倍。 主席：李自成进了北京，就脱离群众腐化堕落，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重蹈覆辙啊。 少奇同志：对，要加强共产党员的政治修养。 穿越者：（我好像触发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件）
再说说百万人口的贫民窟旧北京。
民国年代北平已经拥有百万级别的人口。注意啊，这是沿海遍地租界、东北开荒、经济南移，首都南迁等人口外流因素齐备的北平，是一座“大城市”，除了学术之外并无其他先天优势，民国的首都和经济中心都是南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百万市民，可以说，这就是地理环境做出的最终选择，华北地区只要不发生饥荒瘟疫战乱，北京无论如何都会拥有百万市民，赶都赶不走。
这上百万人，在建国以后，考虑到人均口粮上升和医疗保健条件改善，必然会迎来一波人口增长，很可能二十年左右就会翻倍（有疑问的回去问问家长，解放前那一辈人一家几个兄弟长到成年娶妻生子，解放后出生的一代人每家几个兄弟）。注意，这些人不是农业人口，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生于北京城也将一辈子居住在北京城，基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搬迁出城。但是，他们的吃穿住用，所有的生活资料都要从城外通过城门运进来，生活垃圾，照理来说应该运出去，不过实际上根本运不走，解放军进城以后一次性的运走了50万吨。
好了，请想象一下这百万市民的生活状况。在全国热火朝天的建设新家园的同时，他们被遗忘了，建国的头十年头二十年“保持原状”，他们的家园会是什么样子？不，甚至不用想象，各位请到内地随便哪个城市的老城区，找找二三十年没拆迁的建筑群，拍着良心问问自己，这是不是贫民窟。请注意，你看到的还是有自来水有下水道通电有煤气而且汽车可以开到巷子口的“现代化城建”，仅仅是过时了二三十年，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么，回过头来看，如果头几个五年计划都放着不管，北京旧城区会是个什么样子，住在其中的居民，看到一墙之隔的“政府驻地”热火朝天的建设，心里会作何评价？这百万市民（很可能一不留神就成了三百万），再一次堆积出50万吨垃圾，需要多久？
只有没人住的古建筑才是古建筑，有人居住的古建筑，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修缮改造，不管它曾经多么美丽多么壮观，不管建筑行业如何评价，对居民来说，这就是贫民窟。
如果没有日复一日的改造，北平城上百万的人口，以及他们数量翻了几倍的后代，将会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你是他们其中一员，你会对这个“保留城市旧貌”的决定，持何种看法？
最后说说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所谓进步，其实就是砸烂既有的事物，在废墟上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生态。没有千年不变，甚至难有百年不变之真理，承认现状，与时俱进，在环境变迁后及时修正既有的看法，这才是“进步”的标志。在遇到困难后，不去研究实际问题，反而翻起故纸堆，找到某个当年被否决的方案高呼这才是救世真理，那叫原教旨主义者，是被淘汰的理念。
我觉得，梁思成和当时中共政府最大的分歧点就在于，梁眼中的北平，主体是建筑群和城市功能，至于居民不过是城市的附属品；然而在管理了十几二十年根据地的中共执政者眼里，北平的一百万市民，以及必然迁移过来的中央政府和相关工作人员，这些活生生的人，这些人民，他们才是北平（或者说北京）的本体，至于城市建筑，那不过是工具。
我们这些看客，沉浸于城市古建筑的巍峨，惊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完整保存，但很少能够想到，那些城市居民，真的愿意“保持现状”吗？
城市，是属于居民的，还是属于看客的?
那么现在首都一定在南京。
那时国家根本建不起梁陈那座新城。无论定都在哪儿，城市现有房屋足够容纳中央机关是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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