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轰炸机为何越来越少了？
现代轰炸机数量的减少，这并非一蹴而就的趋势，而是多种因素交织、博弈演变的结果。如果非要追溯，这与冷战的结束、军事理论的变迁、技术革新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冷战的终结是催生这一趋势的根本性转折点。 曾几何时，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双方都囤积了大量的战略轰炸机，以构建所谓的“核平衡”和“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战略威慑。轰炸机作为携带核武器、进行远程打击的关键平台，其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战略地位。那时候，一个庞大的轰炸机机队，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单极世界的形成，这种大规模核竞赛的需求骤然下降。曾经扮演“核快递员”角色的战略轰炸机，其战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也就不再需要维持那样庞大的数量来维持平衡。
其次，军事理论的演进对轰炸机的角色定位产生了深刻影响。 曾经的轰炸机，尤其是战略轰炸机，承担着“全谱打击”的任务，从战术支援到战略核威慑无所不包。但随着军事理论的发展，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崛起，人们开始反思轰炸机的效率和必要性。
精确制导武器的革命性发展： 相比于过去那种需要大量飞机、投掷大量炸弹才能达到一定毁伤效果的“饱和攻击”，精确制导武器实现了“点穴式”打击。一架装备了先进制导弹药的飞机，甚至可以精确摧毁一个坚固的目标，其效率和效费比都远超传统轰炸方式。这使得执行战术支援任务的飞机（如攻击机、战斗轰炸机）的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也间接分担了部分传统轰炸机的任务。
多功能战斗机的出现： 现代的战斗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空战专家”。它们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对地攻击能力，能够携带多种精确制导弹药，甚至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例如，像F15E“攻击鹰”、F16“战隼”这样经过深度改进的战斗机，虽然定位是多用途战斗机，但其航程、载弹量和打击能力已经足以胜任许多曾经是轰炸机专属的任务。这使得各国在采购和维护飞机时，可以更倾向于购买性能全面、用途更广泛的多用途战斗机，而将一些相对单一功能的轰炸机“边缘化”。
“分布式杀伤”概念的兴起： 随着网络中心战和信息优势概念的普及，军事思想开始转向如何通过网络化的信息共享，让分散的、数量更多的平台（包括有人和无人平台）协同作战，实现“分布式杀伤”。在这种理念下，大规模部署少数几款重型轰炸机，可能不如部署大量具备一定打击能力、但更易于隐蔽和分散部署的平台来得更具生存性和有效性。
第三，技术革新也带来了新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传统轰炸机的市场。
无人机（UAV/UAS）的崛起： 无人机，尤其是攻击无人机和侦察无人机，以其低成本、高生存性（无人员风险）、持久滞空能力和先进的传感器/武器系统，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长时间监视、侦察目标，甚至进行精确打击，而且无需担心飞行员的安全和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由有人轰炸机承担的一些侦察监视和对地支援任务。虽然目前的无人机在载弹量和航程上还无法完全取代大型战略轰炸机，但其发展速度惊人，未来谁也无法预料它们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洲际打击能力： 现代战争中，对远程战略目标的打击，除了依赖轰炸机，还可以依靠射程覆盖全球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特别是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极高的突防能力摧毁战略目标，且在发射前无需部署大量昂贵的飞机，也不必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这使得战略轰炸机在进行远程战略打击时，不再是唯一的选项，其战略地位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有所下降。
第四，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也不可忽视。
巨大的研发和维护成本： 战略轰炸机，尤其是像B2“幽灵”这样的隐形战略轰炸机，其研发和制造成本是天文数字。单架B2的造价就超过20亿美元。同时，这些先进飞机的维护、升级和训练也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和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国军方需要权衡利弊，将有限的国防预算分配到最能提升国家安全和战略优势的项目上。
人员训练和储备的挑战： 培养和维持一支合格的轰炸机飞行员和地勤团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现代战争中，对飞行员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他们需要掌握更复杂的武器系统、更先进的导航技术以及适应更高作战强度的环境。人员的培养和储备也构成了一定的门槛。
最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也间接影响了轰炸机的需求。 过去那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洲际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局部冲突、低强度对抗以及非对称战争。在这些类型的冲突中，部署笨重、昂贵且容易成为目标的战略轰炸机，其效费比和风险收益比可能不如更加灵活、隐蔽或分散化的平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轰炸机完全失去了价值，在一些特定的作战场景下，它们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例如，执行远程精确打击任务，或作为空中指挥和通信节点，战略轰炸机依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只是，它们不再是“万金油”式的武器平台，其角色更加聚焦和专业化。
因此，现代轰炸机数量的减少，并非是轰炸机这一概念的消亡，而是其角色定位的转变和功能实现途径的多样化。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了新型隐形轰炸机（如美国的B21“突袭者”）的出现，它们代表着对未来作战需求的适应和演进，将隐形技术、网络化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进一步融合，以应对未来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战场环境。同时，一些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其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但更多是通过导弹部队和具备类似能力的航空兵平台来实现，而不是单纯依赖数量庞大的轰炸机部队。这反映了军事技术和作战思想的迭代，是科技进步和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
首先，冷战的终结是催生这一趋势的根本性转折点。 曾几何时，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双方都囤积了大量的战略轰炸机，以构建所谓的“核平衡”和“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战略威慑。轰炸机作为携带核武器、进行远程打击的关键平台，其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战略地位。那时候，一个庞大的轰炸机机队，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单极世界的形成，这种大规模核竞赛的需求骤然下降。曾经扮演“核快递员”角色的战略轰炸机，其战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也就不再需要维持那样庞大的数量来维持平衡。
其次，军事理论的演进对轰炸机的角色定位产生了深刻影响。 曾经的轰炸机，尤其是战略轰炸机，承担着“全谱打击”的任务，从战术支援到战略核威慑无所不包。但随着军事理论的发展，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的崛起，人们开始反思轰炸机的效率和必要性。
精确制导武器的革命性发展： 相比于过去那种需要大量飞机、投掷大量炸弹才能达到一定毁伤效果的“饱和攻击”，精确制导武器实现了“点穴式”打击。一架装备了先进制导弹药的飞机，甚至可以精确摧毁一个坚固的目标，其效率和效费比都远超传统轰炸方式。这使得执行战术支援任务的飞机（如攻击机、战斗轰炸机）的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也间接分担了部分传统轰炸机的任务。
多功能战斗机的出现： 现代的战斗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空战专家”。它们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对地攻击能力，能够携带多种精确制导弹药，甚至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例如，像F15E“攻击鹰”、F16“战隼”这样经过深度改进的战斗机，虽然定位是多用途战斗机，但其航程、载弹量和打击能力已经足以胜任许多曾经是轰炸机专属的任务。这使得各国在采购和维护飞机时，可以更倾向于购买性能全面、用途更广泛的多用途战斗机，而将一些相对单一功能的轰炸机“边缘化”。
“分布式杀伤”概念的兴起： 随着网络中心战和信息优势概念的普及，军事思想开始转向如何通过网络化的信息共享，让分散的、数量更多的平台（包括有人和无人平台）协同作战，实现“分布式杀伤”。在这种理念下，大规模部署少数几款重型轰炸机，可能不如部署大量具备一定打击能力、但更易于隐蔽和分散部署的平台来得更具生存性和有效性。
第三，技术革新也带来了新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传统轰炸机的市场。
无人机（UAV/UAS）的崛起： 无人机，尤其是攻击无人机和侦察无人机，以其低成本、高生存性（无人员风险）、持久滞空能力和先进的传感器/武器系统，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长时间监视、侦察目标，甚至进行精确打击，而且无需担心飞行员的安全和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由有人轰炸机承担的一些侦察监视和对地支援任务。虽然目前的无人机在载弹量和航程上还无法完全取代大型战略轰炸机，但其发展速度惊人，未来谁也无法预料它们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洲际打击能力： 现代战争中，对远程战略目标的打击，除了依赖轰炸机，还可以依靠射程覆盖全球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特别是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极高的突防能力摧毁战略目标，且在发射前无需部署大量昂贵的飞机，也不必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这使得战略轰炸机在进行远程战略打击时，不再是唯一的选项，其战略地位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有所下降。
第四，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也不可忽视。
巨大的研发和维护成本： 战略轰炸机，尤其是像B2“幽灵”这样的隐形战略轰炸机，其研发和制造成本是天文数字。单架B2的造价就超过20亿美元。同时，这些先进飞机的维护、升级和训练也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和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国军方需要权衡利弊，将有限的国防预算分配到最能提升国家安全和战略优势的项目上。
人员训练和储备的挑战： 培养和维持一支合格的轰炸机飞行员和地勤团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现代战争中，对飞行员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他们需要掌握更复杂的武器系统、更先进的导航技术以及适应更高作战强度的环境。人员的培养和储备也构成了一定的门槛。
最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也间接影响了轰炸机的需求。 过去那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洲际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局部冲突、低强度对抗以及非对称战争。在这些类型的冲突中，部署笨重、昂贵且容易成为目标的战略轰炸机，其效费比和风险收益比可能不如更加灵活、隐蔽或分散化的平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轰炸机完全失去了价值，在一些特定的作战场景下，它们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例如，执行远程精确打击任务，或作为空中指挥和通信节点，战略轰炸机依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只是，它们不再是“万金油”式的武器平台，其角色更加聚焦和专业化。
因此，现代轰炸机数量的减少，并非是轰炸机这一概念的消亡，而是其角色定位的转变和功能实现途径的多样化。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了新型隐形轰炸机（如美国的B21“突袭者”）的出现，它们代表着对未来作战需求的适应和演进，将隐形技术、网络化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进一步融合，以应对未来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战场环境。同时，一些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其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但更多是通过导弹部队和具备类似能力的航空兵平台来实现，而不是单纯依赖数量庞大的轰炸机部队。这反映了军事技术和作战思想的迭代，是科技进步和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
网友意见
1962年古巴危机后，美苏签署了古巴军备控制条约，这个条约直接决定了苏联可以给古巴提供武器的技术参数。其中有一条是，提供给古巴的军用飞机载弹量不能超过3吨。3吨是当时苏联主要前线轰炸机IL-28的载弹量，这个限制明显是为了防止苏联在古巴部署战略轰炸机。
但是到了1981年，这个条款出问题了，苏联准备向古巴提供的MiG-23战斗机载弹量超过了3吨，美国据此坚决反对苏联向古巴提供MiG-23。
这个事情后来怎么解决的我忘了，不过古巴最后还是有了MiG-23。
这个例子表明，随着技术的发展，当年需要专门轰炸机机种去完成的任务，现在已经可以由战斗机去完成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根本没有装备轰炸机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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