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东亚”为何没有杰出的女性政治家？
“现代‘东亚’为何没有杰出的女性政治家？”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它触及了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多个层面。 “杰出”的定义本身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如果我们将之理解为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具有显著影响力、能够塑造政策、推动社会变革的女性领导者，那么我们确实会发现与男性政治家相比，东亚地区在现代（大致指近代以来至今）涌现的这类女性人物相对较少。
要详细地讲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历史文化传统对女性政治参与的长期压制：
儒家文化的影响： 东亚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观念长期以来将女性的角色限定在家庭内部，强调女性的顺从和贤淑，而非公共领域的领导力。女性被教育成贤妻良母，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是大逆不道。
科举制度的排斥： 传统的科举制度是晋升仕途的主要途径，而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将女性排除在外。即使有少数女性能够获得教育，她们也几乎没有机会通过正规渠道进入政治体制。
父权制社会结构： 几个世纪以来，东亚社会普遍是高度父权制的。权力、财富和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话语权，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她们进入政治领域。
“内助”的局限： 虽然历史上有一些女性通过“垂帘听政”、“临朝称制”等方式间接掌握权力（如中国历史上的武则天、慈禧太后），但她们往往是作为男性权力的替代者或摄政者，而且她们的统治也常常受到正统性挑战，其权力来源更多的是家族和政治斗争的特殊产物，而非通过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政治参与获得。更重要的是，她们的经验往往不能为后代女性提供直接的政治榜样。
二、 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障碍：
西方民主制度的引入与本地化挑战： 近代以来，东亚各国（如中国、日本、韩国）在接触西方民主思潮和制度时，也继承了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性别不平等因素。虽然民主制度本身为女性参与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但实际的移植和本土化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政治精英的代际传承与网络： 政治权力往往是通过家族、人脉和党派关系进行代际传承和巩固的。在高度男性主导的政治体系中，女性很难进入这些核心的权力网络，也难以获得关键的政治资源和支持。
经济发展与性别不平等： 尽管东亚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很多国家，性别薪酬差距、职业隔离等问题依然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会直接影响女性在政治上的参与能力和影响力。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早期）： 虽然近代以来教育机会有所改善，但早期阶段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和专业领域。这影响了女性在政治决策所需专业知识和能力上的积累。
三、 政治制度与实践的制约：
选拔机制的挑战： 许多东亚国家的政治人才选拔机制仍然存在重男性、轻女性的倾向。党内提拔、政治任命等环节，往往更容易偏向于那些已经在男性主导的政治网络中有根基的男性。
公众对女性政治家的刻板印象： 社会上可能仍然存在对女性政治家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不够果断、不够坚韧，或者过度关注情感。这种刻板印象会影响选民对女性候选人的看法，也可能让一些有能力的女性望而却步。
媒体的关注点： 媒体在报道女性政治家时，有时会过度关注她们的外貌、家庭生活而非政策主张和执政能力，这也会影响公众对她们的认知，并可能对她们的政治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缺乏性别平等的法律与政策支持： 虽然很多东亚国家在法律上保障了性别平等，但在政治领域，可能仍然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性安排来积极促进女性的政治参与，例如强制性的女性参政配额（虽然这在中国台湾地区和一些地方有实践）。
四、 特定国家的情况举例（简单说明）：
中国大陆： 虽然“文革”时期有少数女性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如江青、吴桂贤等），但她们的权力来源和结局都比较特殊，并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消失。改革开放后，女性在政治领域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最高决策层仍然是男性主导。
日本： 日本的女性政治家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国会和内阁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和职场文化是主要原因。尽管有为数不多的女性大臣或议员，但真正能达到“杰出”并长期维持影响力的女性领袖非常罕见。
韩国： 韩国在2000年代后涌现出了一些女性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甚至也出现了女性总统（朴槿惠）。朴槿惠的出现被视为重要的突破，但其执政的结局也带来了复杂的讨论。尽管如此，韩国社会整体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着女性在政治领域的长期发展。
中国台湾地区： 在台湾，女性政治家的比例相对较高，并且出现过女性领导人（如蔡英文）。这与台湾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化进程有关。蔡英文的出现无疑是“杰出”的例子，但她能否代表东亚整体的普遍情况，仍有待商榷。
五、 “杰出”的定义与标准：
需要强调的是，“杰出”的定义本身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性别偏见。我们习惯于用男性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所有政治家。也许东亚地区确实存在一些在特定领域（如社会福利、教育、环保）有显著贡献的女性政治家，但她们的影响力可能更多体现在地方层面或特定议题上，未能达到全球性的“杰出”声誉。
总结：
现代东亚没有出现大量“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是历史文化积淀、社会结构性障碍、政治制度设计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等多种因素长期交织作用的结果。尽管近年来东亚各国在性别平等和女性政治参与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例如有更多的女性进入议会、担任政府官员，甚至出现女性领导人，但要打破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并涌现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女性政治家，仍然是一条漫长而充满挑战的道路。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没有”或“有”，而是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复杂成因。
要详细地讲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历史文化传统对女性政治参与的长期压制：
儒家文化的影响： 东亚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观念长期以来将女性的角色限定在家庭内部，强调女性的顺从和贤淑，而非公共领域的领导力。女性被教育成贤妻良母，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是大逆不道。
科举制度的排斥： 传统的科举制度是晋升仕途的主要途径，而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将女性排除在外。即使有少数女性能够获得教育，她们也几乎没有机会通过正规渠道进入政治体制。
父权制社会结构： 几个世纪以来，东亚社会普遍是高度父权制的。权力、财富和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话语权，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她们进入政治领域。
“内助”的局限： 虽然历史上有一些女性通过“垂帘听政”、“临朝称制”等方式间接掌握权力（如中国历史上的武则天、慈禧太后），但她们往往是作为男性权力的替代者或摄政者，而且她们的统治也常常受到正统性挑战，其权力来源更多的是家族和政治斗争的特殊产物，而非通过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政治参与获得。更重要的是，她们的经验往往不能为后代女性提供直接的政治榜样。
二、 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障碍：
西方民主制度的引入与本地化挑战： 近代以来，东亚各国（如中国、日本、韩国）在接触西方民主思潮和制度时，也继承了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性别不平等因素。虽然民主制度本身为女性参与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但实际的移植和本土化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政治精英的代际传承与网络： 政治权力往往是通过家族、人脉和党派关系进行代际传承和巩固的。在高度男性主导的政治体系中，女性很难进入这些核心的权力网络，也难以获得关键的政治资源和支持。
经济发展与性别不平等： 尽管东亚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很多国家，性别薪酬差距、职业隔离等问题依然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会直接影响女性在政治上的参与能力和影响力。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早期）： 虽然近代以来教育机会有所改善，但早期阶段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和专业领域。这影响了女性在政治决策所需专业知识和能力上的积累。
三、 政治制度与实践的制约：
选拔机制的挑战： 许多东亚国家的政治人才选拔机制仍然存在重男性、轻女性的倾向。党内提拔、政治任命等环节，往往更容易偏向于那些已经在男性主导的政治网络中有根基的男性。
公众对女性政治家的刻板印象： 社会上可能仍然存在对女性政治家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不够果断、不够坚韧，或者过度关注情感。这种刻板印象会影响选民对女性候选人的看法，也可能让一些有能力的女性望而却步。
媒体的关注点： 媒体在报道女性政治家时，有时会过度关注她们的外貌、家庭生活而非政策主张和执政能力，这也会影响公众对她们的认知，并可能对她们的政治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缺乏性别平等的法律与政策支持： 虽然很多东亚国家在法律上保障了性别平等，但在政治领域，可能仍然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性安排来积极促进女性的政治参与，例如强制性的女性参政配额（虽然这在中国台湾地区和一些地方有实践）。
四、 特定国家的情况举例（简单说明）：
中国大陆： 虽然“文革”时期有少数女性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如江青、吴桂贤等），但她们的权力来源和结局都比较特殊，并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消失。改革开放后，女性在政治领域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最高决策层仍然是男性主导。
日本： 日本的女性政治家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国会和内阁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和职场文化是主要原因。尽管有为数不多的女性大臣或议员，但真正能达到“杰出”并长期维持影响力的女性领袖非常罕见。
韩国： 韩国在2000年代后涌现出了一些女性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甚至也出现了女性总统（朴槿惠）。朴槿惠的出现被视为重要的突破，但其执政的结局也带来了复杂的讨论。尽管如此，韩国社会整体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着女性在政治领域的长期发展。
中国台湾地区： 在台湾，女性政治家的比例相对较高，并且出现过女性领导人（如蔡英文）。这与台湾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化进程有关。蔡英文的出现无疑是“杰出”的例子，但她能否代表东亚整体的普遍情况，仍有待商榷。
五、 “杰出”的定义与标准：
需要强调的是，“杰出”的定义本身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性别偏见。我们习惯于用男性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所有政治家。也许东亚地区确实存在一些在特定领域（如社会福利、教育、环保）有显著贡献的女性政治家，但她们的影响力可能更多体现在地方层面或特定议题上，未能达到全球性的“杰出”声誉。
总结：
现代东亚没有出现大量“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是历史文化积淀、社会结构性障碍、政治制度设计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等多种因素长期交织作用的结果。尽管近年来东亚各国在性别平等和女性政治参与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例如有更多的女性进入议会、担任政府官员，甚至出现女性领导人，但要打破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并涌现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女性政治家，仍然是一条漫长而充满挑战的道路。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没有”或“有”，而是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复杂成因。
网友意见
谢邀
西方像样的女性政治家也就玛格丽特撒切尔啊。
剩下像希拉里克林顿、康多莉扎赖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乃至安哥拉默克尔，
哪一个抵得上朴槿惠、昂山素姬或英迪拉甘地、索尼娅甘地（意）？
更不用说古代了，元首里有则天女皇，以及日本的八位女天皇，以及数不清的太后僭政。
所以说，题主的有色眼镜度数未免太高了！
我以小人之心猜一下，大概是在东西方男女平权问题上有点小看法吧呵呵。
给你讲个故事。
蒙哥马利61年访华在洛阳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然后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
中国官员：这是中国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
蒙哥马利：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中国官员：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
蒙哥马利：我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
中国官员：英国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蒙哥马利：。。。。。
呵呵，咱暂时不纠缠于少将、女少将这些 points，就说这男女尊卑的事，东西方各自的情况恐怕还真就不是躲家里胡思乱想的人想的那样呢。
当然也有人说了，这不还是在讲中国人（抑或、东亚人？）的劣根性：战争居然不让女人走开！
呵呵，那就请便了。
如果已经把自己所在的人群预设为有问题的人群，别人怎么说都等于放屁。
注。文首所列西方的默克尔是国家领袖，东方的后两者都不是最高领导人。
所以不存在狗眼看人低，只看职位不看影响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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