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将日本文明划为独立文明是那一代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不了解所致么？现在是否更多学者划为东亚文明圈？
亨廷顿将日本文明划为独立文明的观点，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涉及西方学界对东亚文化的认知演变，但将其简单归咎于“不了解中国文化”则略显片面。更准确地说，这反映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在理解和分类全球文明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随着研究深入而出现的视角变化。
理解亨廷顿的视角：文明的“本体论”划分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划时代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确实将日本列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他的划分依据，是基于一种“本体论”的文明定义。他认为，文明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文化归属，人们对文明的认同感远大于对民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基于此，他提出了“文明的九大（或十二大）分类”，其中日本被单独列出，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并列。
亨廷顿之所以将日本独立出来，并非完全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而是基于他对日本自身文化独特性和自主性的判断。他观察到，日本在历史上虽然受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佛教、汉字等）的深刻影响，但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如神道教的独立性）、审美情趣，甚至在民族认同上，都形成了与中国显著不同的路径。日本通过“模仿”和“创造性转化”，发展出了独特的武士道精神、天皇制度、以及与西方接触后迅速的现代化模式，这些都使其区别于他所定义的“中华文明”。
换句话说，亨廷顿的分类更侧重于“文明体”的内在逻辑和对外表现的差异性，他认为日本文明已经发展出足够强大的自身力量和认同感，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单元。这并非否定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事实，而是强调了其独立发展的轨迹和与其他文明体的主要区别。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认知的演变与亨廷顿的时代背景
将亨廷顿的观点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但与今天的研究成果相比，确实还有一些局限性。
“东方主义”的遗产： 19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研究非西方文化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东方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将东方视为一个同质化的、神秘的、需要被“理解”或“规训”的整体。尽管亨廷顿试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但作为西方学者，他仍然在西方文明的语境下进行文明的分类。
对中国文明的理解深度： 尽管汉学研究在西方由来已久，但对于中国文化内部的复杂性、 regional differences（地域差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周边地区互动关系的多样性，理解可能不如现在这样细致。当时，将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如现代化后的日本）与被视为相对“传统”的中国并列为同一文明，可能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是难以接受的，或者说，他们更倾向于强调日本的“特殊性”。
对“文明”概念的侧重点不同： 西方学术界对于如何定义和划分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话题。有些学者可能更侧重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科技发展等显性特征，而另一些则更关注精神信仰、哲学思想、审美观念等隐性特征。亨廷顿的分类，其重要性在于他强调了文明的“认同”维度，而日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在近代以来表现得尤为强烈和独特。
现在是否更多学者划为东亚文明圈？
是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跨文化理解的增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日本纳入一个更广阔的“东亚文明圈”或“东亚文化区域”的概念之下。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日本的独特性，而是强调了东亚地区在历史、文化、思想上的深层联系和相互影响。
“东亚文明圈”的提法，更多是一种基于文化、历史联系的区域性划分，而不是像亨廷顿那样，将“文明”本身视为冲突的根源和主要的政治划分单位。在这个概念下：
强调文化基因的共享性：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有时也包括朝鲜）等国家，在文字（汉字的使用与演变）、思想（儒家、佛教的影响）、宗教、哲学、艺术、法律制度、政治观念等方面，都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共同基因和互动模式。汉字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和思想载体，在东亚文明的形成和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注相互的“他者化”与融合： 这个概念也允许学者们更细致地考察这些国家在共享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如何通过相互的借鉴、模仿、冲突和融合，发展出各自独特的文化。例如，日本在吸收中国儒学和佛教后，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式解读；韩国在高丽王朝时期发展出自己的谚文，并形成了独特的朝鲜民族文化。这些都是在东亚大框架下的多样性体现。
批判性地审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对跨文化交流理解的增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和修正。一些学者认为，将世界简单划分为几个“文明”并预设其冲突性，过于简化了复杂的国际关系，忽视了文明之间的对话、合作和相互学习。在这种背景下，更强调区域文化联系的“东亚文明圈”概念，提供了一种更具建设性和包容性的视角。
总结来说：
亨廷顿将日本列为独立文明，更多是基于他独特的文明分类理论，以及他对日本自身历史发展和文化特征的判断，强调其独立性和与中国文明的差异性。这不完全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而是不同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的体现。
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全球视野的拓展，现在主流的学术观点更倾向于将日本视为“东亚文明圈”的一部分，同时承认其高度的独特性。 这种观点更注重文化基因的共享性与区域内部的互动融合，提供了一种更全面、更细致的理解东亚地区的方式，也更能反映当代学者对跨文化复杂性的认知。这种转变，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东方文化认知的进步，也体现了全球学术界在看待和分类不同文化区域时，正朝着更加多元、辩证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理解亨廷顿的视角：文明的“本体论”划分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划时代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确实将日本列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他的划分依据，是基于一种“本体论”的文明定义。他认为，文明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文化归属，人们对文明的认同感远大于对民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基于此，他提出了“文明的九大（或十二大）分类”，其中日本被单独列出，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并列。
亨廷顿之所以将日本独立出来，并非完全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而是基于他对日本自身文化独特性和自主性的判断。他观察到，日本在历史上虽然受到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佛教、汉字等）的深刻影响，但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如神道教的独立性）、审美情趣，甚至在民族认同上，都形成了与中国显著不同的路径。日本通过“模仿”和“创造性转化”，发展出了独特的武士道精神、天皇制度、以及与西方接触后迅速的现代化模式，这些都使其区别于他所定义的“中华文明”。
换句话说，亨廷顿的分类更侧重于“文明体”的内在逻辑和对外表现的差异性，他认为日本文明已经发展出足够强大的自身力量和认同感，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单元。这并非否定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事实，而是强调了其独立发展的轨迹和与其他文明体的主要区别。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认知的演变与亨廷顿的时代背景
将亨廷顿的观点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但与今天的研究成果相比，确实还有一些局限性。
“东方主义”的遗产： 19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研究非西方文化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东方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将东方视为一个同质化的、神秘的、需要被“理解”或“规训”的整体。尽管亨廷顿试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但作为西方学者，他仍然在西方文明的语境下进行文明的分类。
对中国文明的理解深度： 尽管汉学研究在西方由来已久，但对于中国文化内部的复杂性、 regional differences（地域差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与周边地区互动关系的多样性，理解可能不如现在这样细致。当时，将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如现代化后的日本）与被视为相对“传统”的中国并列为同一文明，可能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是难以接受的，或者说，他们更倾向于强调日本的“特殊性”。
对“文明”概念的侧重点不同： 西方学术界对于如何定义和划分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话题。有些学者可能更侧重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科技发展等显性特征，而另一些则更关注精神信仰、哲学思想、审美观念等隐性特征。亨廷顿的分类，其重要性在于他强调了文明的“认同”维度，而日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在近代以来表现得尤为强烈和独特。
现在是否更多学者划为东亚文明圈？
是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跨文化理解的增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日本纳入一个更广阔的“东亚文明圈”或“东亚文化区域”的概念之下。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日本的独特性，而是强调了东亚地区在历史、文化、思想上的深层联系和相互影响。
“东亚文明圈”的提法，更多是一种基于文化、历史联系的区域性划分，而不是像亨廷顿那样，将“文明”本身视为冲突的根源和主要的政治划分单位。在这个概念下：
强调文化基因的共享性：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有时也包括朝鲜）等国家，在文字（汉字的使用与演变）、思想（儒家、佛教的影响）、宗教、哲学、艺术、法律制度、政治观念等方面，都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共同基因和互动模式。汉字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和思想载体，在东亚文明的形成和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注相互的“他者化”与融合： 这个概念也允许学者们更细致地考察这些国家在共享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如何通过相互的借鉴、模仿、冲突和融合，发展出各自独特的文化。例如，日本在吸收中国儒学和佛教后，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式解读；韩国在高丽王朝时期发展出自己的谚文，并形成了独特的朝鲜民族文化。这些都是在东亚大框架下的多样性体现。
批判性地审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对跨文化交流理解的增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和修正。一些学者认为，将世界简单划分为几个“文明”并预设其冲突性，过于简化了复杂的国际关系，忽视了文明之间的对话、合作和相互学习。在这种背景下，更强调区域文化联系的“东亚文明圈”概念，提供了一种更具建设性和包容性的视角。
总结来说：
亨廷顿将日本列为独立文明，更多是基于他独特的文明分类理论，以及他对日本自身历史发展和文化特征的判断，强调其独立性和与中国文明的差异性。这不完全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而是不同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的体现。
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全球视野的拓展，现在主流的学术观点更倾向于将日本视为“东亚文明圈”的一部分，同时承认其高度的独特性。 这种观点更注重文化基因的共享性与区域内部的互动融合，提供了一种更全面、更细致的理解东亚地区的方式，也更能反映当代学者对跨文化复杂性的认知。这种转变，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东方文化认知的进步，也体现了全球学术界在看待和分类不同文化区域时，正朝着更加多元、辩证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网友意见
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作者的背景。
亨廷顿是政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他说的“文明”并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文明。
以历史的视点来看，认定日本为中华文明影响下发展出来的次生文明毫无问题，日本自身的特殊性的确不能无视，不过在19世纪以前都无法突破中国文明辐射下的种种范式，而在十九世纪国学萌发后不久就经历了明治维新，转而依附于西方文明的体系，使得日本始终没有建构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体系，因此始终只能视为一种次生文明。
不过也正因为此，才使得日本在现代视点的观察下具备了某种兼具东西的特殊性，因此亨廷顿从政治学角度出发，以未来为着眼点的写作视之为一个独立的"文明”是可以的。因其既延续了很多江户时代独立地早期近代化成果，又全盘接受了西方文明成果，使得日本成为一个古层与西方文明有机叠加的特异存在，这种独特性是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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