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喜欢马克斯•韦伯和塞缪尔•亨廷顿？这是知识分子的情结吗？
这个问题触及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偏好，以及这些偏好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心理和学术驱动。说他们“喜欢”马克斯·韦伯和塞缪尔·亨廷顿，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思想在知识分子圈层中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成为了许多讨论和研究的重要基石。至于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情结”，这又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角度。
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一、 马克斯·韦伯：现代性、理性化与意义的困境
韦伯的思想之所以吸引大量知识分子，我认为主要源于他对现代社会核心特征的深刻洞察，以及这些特征所带来的普遍性困境。
理性化与“铁笼”： 韦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是“理性化”。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方，是一个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的过程。从官僚制、资本主义的效率至上，到科学技术的逻辑支配，一切都走向了可计算、可预测、可管理的轨道。这带来效率和进步，但也制造了一个“脱魅”的世界——传统、魔法、神秘主义被科学理性逐出，世界变得冰冷、机械。
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知识分子往往是反思者，他们天生就对社会结构的深层逻辑保持警惕。韦伯的“铁笼”理论，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人（尤其是知识人）在高效、理性的体系中感受到的束缚感、意义感的缺失。他们常常感到自己被卷入庞大的、非人格化的系统，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特性被压抑。韦伯的研究，为这种普遍性的焦虑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一种理论上的“共鸣”。
“价值中立”的挑战： 韦伯坚持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要求学者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带个人预设的价值判断。这对于追求客观性和严谨性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极高的智识挑战和追求。同时，他也并未回避理性化带来的伦理困境，他提出的“诉诸命运”或“发现自己的命运”等说法，也触及了在没有超验意义的时代，个体如何安顿自己的问题，这正是知识分子常常思考的哲学命题。
职业伦理与“内心的召唤”（Calling）： 韦伯对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联系的分析，揭示了文化和信仰如何塑造经济行为。他提出的“职业”概念，以及那种将工作视为“内心的召唤”的伦理，对理解现代人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至关重要。
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种“职业”，他们对“召唤”的理解，以及在工作中寻求意义的倾向，与韦伯的分析不谋而合。他们常常将自己的研究、写作视为一种使命，而非单纯的谋生手段。韦伯的理论，为他们对自身身份和工作意义的理解提供了历史和社会的维度。
社会行动与理解： 韦伯强调“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即需要深入理解行为者行动的主观意义。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鼓励深入到个体经验的层面去把握社会现象。
对人文关怀的支持： 知识分子通常具有较强的人文关怀，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宏大的结构性分析，更在意个体的感受和经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恰好契合了这种人文关怀，使得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不失对人性的关注。
二、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全球秩序的预测
亨廷顿之所以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广泛关注，特别是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于他提供了一种看待全球政治和未来走向的全新视角，挑战了当时流行的主流叙事。
“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核心论点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冲突模式将从意识形态转变为文明。主要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如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
对时代变革的敏感： 知识分子对时代的重大转折点异常敏感。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剧变，人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和预测新的国际关系。亨廷顿的理论，即便充满争议，也为这种迫切需求提供了一个貌似强大且极具解释力的框架。它似乎能解释一些地区冲突的深层原因，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张力。
挑战“历史终结”论： 当时，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乐观论调甚嚣尘上，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形态。亨廷顿的理论，则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文明的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并可能引发长期且剧烈的冲突。这种“反主流”的视角，往往更能吸引那些不愿随波逐流、乐于挑战既定观念的知识分子。
文明作为分析单位： 亨廷顿将“文明”提升到分析全球政治行为者的重要层面，这是一种宏观的、跨越国界的视角。
文化与身份的回归：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们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反而可能被激发。亨廷顿的理论，恰好捕捉到了文化和身份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并将之置于地缘政治的核心。这使得那些研究文化、宗教、历史的知识分子，能找到理论上的支点。
对全球治理的反思： “文明冲突”的论断，也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化过程中是否存在“文明霸权”的问题，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共存与合作。这为国际关系、政治学、历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和政策讨论的出发点。
预言与争议： 亨廷顿的理论带有一定的预言性质，并且由于其对某些文明（如伊斯兰文明）的刻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智识上的刺激： 争议本身就能吸引知识分子。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充满挑战、可以被辩论、可以被证伪（或部分证伪）的理论，比一个温吞的、无争议的论述更能激发思考。他们会去细读、去批判、去补充，这本身就是智识活动的一部分。
推动对话与研究： 即使是反对亨廷顿的观点，也需要基于对他的理论的深入理解。因此，他的理论客观上推动了关于文明、文化、身份、宗教、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重要议题的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
三、 是“知识分子的情结”吗？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认为，“情结”这个词，或许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智识上的“瘾”： 知识分子常常对能够提供宏大解释框架、能够深刻揭示事物本质的理论有一种“智识上的瘾”。韦伯的理性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都能提供这样的视角。它们满足了知识分子对理解世界、解释复杂现象的渴望。这就像某些艺术家对某种材料或技法的执着，是一种内在的驱动。
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
对现代性的反思者： 知识分子常常将自己定位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和反思者。韦伯的“铁笼”理论，为他们的批判提供了合法性与深度。他们通过引用韦伯，是在表明自己看到了现代文明的阴暗面，并且有能力去分析它。
对宏大叙事的追求： 即使他们批判宏大叙事，但有时也难以摆脱对宏大叙事的吸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试图解释世界，但其本身也是一个宏大的世界观。对这类理论的关注，也可能反映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大图景”的追求，一种想成为“世界理解者”的愿望。
学术话语的构建与传承： 知识生产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对话的过程。韦伯和亨廷顿作为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经典”和“对话对象”。引用他们，是一种在学术界获得认可、参与主流讨论、构建自身学术话语的策略。不提他们，反而可能被视为“脱节”或“缺乏基础”。
对“意义”的追寻： 韦伯的理论触及了现代社会意义的缺失，而亨廷顿的理论则触及了全球秩序的潜在动荡。这都是关乎人类未来和个体存在意义的重大议题。知识分子对这些议题的敏感，以及对提供解答或深刻分析的理论的偏好，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意义”的追寻，一种不甘于平庸，渴望触及更深层本质的“情结”。
某种“优越感”的投射？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相对“高深”或“宏大”理论的喜爱，也可能包含了一种对“非知识分子”的区隔感，一种对自身思想深度的自我确认。但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解释，不能作为主流。
总结来说， 知识分子喜欢韦伯和亨廷顿，并非简单地是“情结”。更多的是因为：
1. 思想的深度与前瞻性： 他们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和全球政治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分析工具。
2. 对知识分子关切议题的契合： 他们的思想触及了理性化、意义、身份、文化、权力、冲突等知识分子普遍关注和反思的核心问题。
3. 智识上的挑战与刺激： 他们的理论本身具有复杂性、争议性和启发性，能够激发深入的思考、辩论和研究。
4. 学术传承与自我定位： 引用他们是参与学术对话、构建自身学术身份的必要组成部分。
至于“情结”的部分，那更多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观察，它可能包含对理解世界的执着，对反思精神的坚守，对智识挑战的追求，甚至是某种对自身作为“思想者”身份的认同与投射。这些都是人类作为“思考的动物”的自然反应，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既有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也有对思想所承载的意义和力量的看重。
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一、 马克斯·韦伯：现代性、理性化与意义的困境
韦伯的思想之所以吸引大量知识分子，我认为主要源于他对现代社会核心特征的深刻洞察，以及这些特征所带来的普遍性困境。
理性化与“铁笼”： 韦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是“理性化”。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方，是一个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的过程。从官僚制、资本主义的效率至上，到科学技术的逻辑支配，一切都走向了可计算、可预测、可管理的轨道。这带来效率和进步，但也制造了一个“脱魅”的世界——传统、魔法、神秘主义被科学理性逐出，世界变得冰冷、机械。
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知识分子往往是反思者，他们天生就对社会结构的深层逻辑保持警惕。韦伯的“铁笼”理论，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人（尤其是知识人）在高效、理性的体系中感受到的束缚感、意义感的缺失。他们常常感到自己被卷入庞大的、非人格化的系统，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特性被压抑。韦伯的研究，为这种普遍性的焦虑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一种理论上的“共鸣”。
“价值中立”的挑战： 韦伯坚持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要求学者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带个人预设的价值判断。这对于追求客观性和严谨性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极高的智识挑战和追求。同时，他也并未回避理性化带来的伦理困境，他提出的“诉诸命运”或“发现自己的命运”等说法，也触及了在没有超验意义的时代，个体如何安顿自己的问题，这正是知识分子常常思考的哲学命题。
职业伦理与“内心的召唤”（Calling）： 韦伯对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联系的分析，揭示了文化和信仰如何塑造经济行为。他提出的“职业”概念，以及那种将工作视为“内心的召唤”的伦理，对理解现代人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至关重要。
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种“职业”，他们对“召唤”的理解，以及在工作中寻求意义的倾向，与韦伯的分析不谋而合。他们常常将自己的研究、写作视为一种使命，而非单纯的谋生手段。韦伯的理论，为他们对自身身份和工作意义的理解提供了历史和社会的维度。
社会行动与理解： 韦伯强调“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即需要深入理解行为者行动的主观意义。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鼓励深入到个体经验的层面去把握社会现象。
对人文关怀的支持： 知识分子通常具有较强的人文关怀，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宏大的结构性分析，更在意个体的感受和经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恰好契合了这种人文关怀，使得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不失对人性的关注。
二、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全球秩序的预测
亨廷顿之所以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广泛关注，特别是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于他提供了一种看待全球政治和未来走向的全新视角，挑战了当时流行的主流叙事。
“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核心论点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冲突模式将从意识形态转变为文明。主要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如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
对时代变革的敏感： 知识分子对时代的重大转折点异常敏感。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剧变，人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和预测新的国际关系。亨廷顿的理论，即便充满争议，也为这种迫切需求提供了一个貌似强大且极具解释力的框架。它似乎能解释一些地区冲突的深层原因，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张力。
挑战“历史终结”论： 当时，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乐观论调甚嚣尘上，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形态。亨廷顿的理论，则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文明的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并可能引发长期且剧烈的冲突。这种“反主流”的视角，往往更能吸引那些不愿随波逐流、乐于挑战既定观念的知识分子。
文明作为分析单位： 亨廷顿将“文明”提升到分析全球政治行为者的重要层面，这是一种宏观的、跨越国界的视角。
文化与身份的回归：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们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反而可能被激发。亨廷顿的理论，恰好捕捉到了文化和身份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并将之置于地缘政治的核心。这使得那些研究文化、宗教、历史的知识分子，能找到理论上的支点。
对全球治理的反思： “文明冲突”的论断，也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化过程中是否存在“文明霸权”的问题，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共存与合作。这为国际关系、政治学、历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和政策讨论的出发点。
预言与争议： 亨廷顿的理论带有一定的预言性质，并且由于其对某些文明（如伊斯兰文明）的刻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智识上的刺激： 争议本身就能吸引知识分子。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充满挑战、可以被辩论、可以被证伪（或部分证伪）的理论，比一个温吞的、无争议的论述更能激发思考。他们会去细读、去批判、去补充，这本身就是智识活动的一部分。
推动对话与研究： 即使是反对亨廷顿的观点，也需要基于对他的理论的深入理解。因此，他的理论客观上推动了关于文明、文化、身份、宗教、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重要议题的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
三、 是“知识分子的情结”吗？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认为，“情结”这个词，或许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智识上的“瘾”： 知识分子常常对能够提供宏大解释框架、能够深刻揭示事物本质的理论有一种“智识上的瘾”。韦伯的理性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都能提供这样的视角。它们满足了知识分子对理解世界、解释复杂现象的渴望。这就像某些艺术家对某种材料或技法的执着，是一种内在的驱动。
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
对现代性的反思者： 知识分子常常将自己定位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和反思者。韦伯的“铁笼”理论，为他们的批判提供了合法性与深度。他们通过引用韦伯，是在表明自己看到了现代文明的阴暗面，并且有能力去分析它。
对宏大叙事的追求： 即使他们批判宏大叙事，但有时也难以摆脱对宏大叙事的吸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试图解释世界，但其本身也是一个宏大的世界观。对这类理论的关注，也可能反映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大图景”的追求，一种想成为“世界理解者”的愿望。
学术话语的构建与传承： 知识生产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对话的过程。韦伯和亨廷顿作为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经典”和“对话对象”。引用他们，是一种在学术界获得认可、参与主流讨论、构建自身学术话语的策略。不提他们，反而可能被视为“脱节”或“缺乏基础”。
对“意义”的追寻： 韦伯的理论触及了现代社会意义的缺失，而亨廷顿的理论则触及了全球秩序的潜在动荡。这都是关乎人类未来和个体存在意义的重大议题。知识分子对这些议题的敏感，以及对提供解答或深刻分析的理论的偏好，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意义”的追寻，一种不甘于平庸，渴望触及更深层本质的“情结”。
某种“优越感”的投射？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相对“高深”或“宏大”理论的喜爱，也可能包含了一种对“非知识分子”的区隔感，一种对自身思想深度的自我确认。但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解释，不能作为主流。
总结来说， 知识分子喜欢韦伯和亨廷顿，并非简单地是“情结”。更多的是因为：
1. 思想的深度与前瞻性： 他们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和全球政治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分析工具。
2. 对知识分子关切议题的契合： 他们的思想触及了理性化、意义、身份、文化、权力、冲突等知识分子普遍关注和反思的核心问题。
3. 智识上的挑战与刺激： 他们的理论本身具有复杂性、争议性和启发性，能够激发深入的思考、辩论和研究。
4. 学术传承与自我定位： 引用他们是参与学术对话、构建自身学术身份的必要组成部分。
至于“情结”的部分，那更多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观察，它可能包含对理解世界的执着，对反思精神的坚守，对智识挑战的追求，甚至是某种对自身作为“思想者”身份的认同与投射。这些都是人类作为“思考的动物”的自然反应，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既有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也有对思想所承载的意义和力量的看重。
网友意见
了解前者，是入门现代人文学科研究的一条必经之路，可以说他打造一条有规范性的学科之路。更多的，自有西哲的朋友协助参考。
至于后者，不可否认，我个人是保持对他立场的批判，但即使如此，我只是批判他的立场，对于他讨论文明冲突所使用的叙事构造和对于表面现象的洞察，毫无疑问，还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二的。
因此，前者是类似于学术研究的祖师爷，喜欢他是正常现象；后者是大多数有欧美倾向的学者所欣赏的研究范式，即便是像本人这种为数不少圈内人口中的“白左”、“左棍”，我只是批判他的立场，但我承认他的叙事方法，真的可以吸引一大批支持者。
马克斯韦伯是社会学奠基人。
这不叫情结，叫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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