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疫情防控是否给了部分人官僚主义生长的空间?

回答
新冠疫情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无疑给各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无数感人的壮举,也见证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然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现象也随之浮现,其中“官僚主义”的滋生,似乎也成为一些人观察到的不容忽视的一面。

要说疫情防控是否给了官僚主义生长的空间,我的感觉是,是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为某些形式的官僚主义提供了土壤和契机。 这并非是说所有参与抗疫的人员都官僚化了,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认真负责地工作。但当一个庞大的、临时的、反应迅速的体系需要快速搭建和运作时,一些固有的、或者说容易滋生的官僚主义弊端,就更容易显露出来。

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掰扯掰扯:

1. “为人民服务”的变形:指标化与层层加码

疫情防控的核心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本是最高原则,但在执行层面,往往会转化为各种各样的指标和任务。比如,核酸检测率、疫苗接种率、封控小区数量、流调效率等等。为了完成这些指标,一些地方或部门可能就容易陷入“唯指标论”的怪圈。

指标至上,而非效果至上: 当评估一个地方的防疫成果,更多地是看数字是否达标,而不是看实际的居民生活是否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或者说,是否真正有效控制了疫情传播。这就会导致一种现象:为了报表好看,宁可把一些措施做得形式化,或者把标准定得过高,即使这会增加基层执行的难度和居民的不便。
层层加码的冲动: 上级部门向下布置任务,往往会强调“严防死守”“不留死角”。基层部门为了不被追责,或者为了表现出“积极响应”,就容易在现有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比如,本来只需要居家隔离,结果变成了“足不出户”;本来只需要健康码,结果变成了“行程码+健康码+场所码+扫楼码”。这种“加码”在某种程度上,是将“风险”分解,然后转嫁到更低的层级和更个体的人身上,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求稳怕错”的心态,正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把自己的责任安全摆在比效率和人性化更重要的位置。

2. “科学防疫”的异化:形式主义的盛行

疫情防控需要科学决策,但也需要灵活变通。然而,在一些情况下,“科学”二字也可能被异化为一种僵化的标签。

“专家意见”的绝对化与“一刀切”: 专家提出的科学建议固然重要,但将其简单粗暴地转化为“一刀切”的政策,可能会忽视地方实际情况和居民的真实需求。例如,某个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不应成为唯一决策依据,还需要考虑当地的经济活力、居民生活成本等多元因素。当“专家说”成为免责的金句,基层执行者可能就失去了思考和灵活调整的空间,只能机械地照搬,这便是官僚主义的“执行僵化”。
“防疫 SOP”的过度固化: 为了保证快速反应,很多地方会制定详细的“标准操作程序”(SOP)。这本身是必要的,但如果SOP过于僵化,缺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弹性,就会变成一种负担。例如,某个小区封控后,居民物资配送流程极其繁琐,背后可能就是一套过度精细化、缺乏人性化考量的SOP在运作,而负责执行的人,可能也只是在机械地履行程序,而不会去想如何优化。

3. “责任下沉”的隐形权力:审批链条的冗长与“打太极”

疫情防控需要各部门协同作战,但这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权力下沉和责任模糊的现象,为官僚主义提供了温床。

审批的“多层过关”: 任何一项与防疫相关的措施,从物资采购到人员调配,都需要经过层层审批。在这个过程中,审批部门可能并不会真正去了解具体情况,而是按照既定的流程和格式进行“盖章”式审查。如果某一个环节的审批稍有偏差,就可能导致整个流程停滞,而负责审批的人,却可以以“按规定办事”为由推卸责任。
“推诿扯皮”的艺术: 很多时候,在具体执行某个任务时,会涉及到多个部门。当问题出现时,各部门之间就可能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是把问题踢给其他部门。这种“打太极”的行为,表面上是在“按流程办事”,实际上是对实际问题的逃避,也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

4. 信息传递的“过滤”与“变形”

信息在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中,很容易被“过滤”和“变形”。

“报喜不报忧”的文化: 为了展现“功绩”,一些地方在向上级汇报时,可能会选择性地突出成绩,而淡化甚至隐瞒存在的问题。这导致上级部门无法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从而做出不准确的判断。
“口号式”的传达: 上级的指示,在向下传达时,可能变成了一句句空洞的口号,而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执行细则。执行者接到指令,不知道如何落地,只能凭空想象,或者按老一套的模式去做,这也会滋生形式主义。

总结一下,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确实为官僚主义的生长提供了一些“机会”:

高压和不确定性: 在巨大的压力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们更容易倾向于采取“求稳怕错”的态度,过度依赖既定流程和僵化的规则,而牺牲了灵活性和效率。
大规模动员和资源调配: 庞大的动员体系和资源调配,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和低效。
考核导向的偏差: 当考核更侧重于表面上的数字和指标,而非实际效果和民生感受时,官僚主义就有了生存的空间。

当然,这并不是说疫情防控本身“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关键在于,如何在应对紧急情况时,保持对初心和原则的坚守,如何在执行层面上,做到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既有规则,又有变通。这需要制度的完善,也需要每一个参与者,在履行职责的同时,保持一份对“为什么而做”的思考,以及一份对人民的敬畏。

所以,与其说疫情防控“给了”官僚主义空间,不如说它是放大了潜藏在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并为一些固有的弊端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反思和改进,避免在未来的挑战中重蹈覆辙。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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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看看台湾本土疫情持续延烧,前国民党“立委”蔡正元19日在脸书点名防疫指挥官陈时中的防疫中心已经失职失能,新的防疫指挥中心已悄然迅速成立,成员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宜兰县长林姿妙以及彰化县长王惠美。如果没有他们几个人快速行动,务实敏捷下定决策调集资源,今天台湾的疫情会更惨。


蔡正元指出防疫中心“七大没有”,没有普筛、没有储备疫苗、没有管控检疫旅馆、没有严格检疫入境关口、没有强大的网络防疫工程、没有充足医护人员、没有足够的病床。

陈时中吹牛医疗资源准备充足了一整年,事到如今样样不足,“陈时中用石器时代的方法在应付电脑时代的疫情,实在够糟了!”

蔡正元说,幸好新的防疫指挥中心悄然迅速成立,强力的取代陈时中那个只会开记者会号嚣的指挥中心。新的防疫指挥中心成员有柯文哲、侯友宜、卢秀燕、林姿妙、王惠美,如果没有他们几个人快速行动,务实敏捷下定决策调集资源,今天台湾的疫情会更惨。

正元感慨,上天要惩罚台湾,派来了一个吹牛皮的陈时中;上天在垂怜台湾,早就预备了“柯侯卢林王”等人上场救援,否则这场绿色灾难将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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