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片山潜还在，抗战时日共能不能发动革命阻止战争？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几个关键点：
1. 片山潜的政治思想和影响力： 片山潜，这位在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盛誉的领袖，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日本工人阶级解放的执着而闻名。他不仅在日本国内组织工人运动，还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活动，是共产国际的早期重要成员。他对于日本社会结构、阶级矛盾以及改革路径有着深刻的认识。
2. 日本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状况：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共产党正经历着严峻的压制。日本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治安警察法和思想统治，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组织活动受到极大限制。虽然在地下斗争中，日共依然存在并试图发展，但其力量与国家机器相比，无疑是微弱的。
3. 日本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特殊性： 日本在那个时期是一个高度天皇制、军国主义抬头的社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天皇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军队在国家政治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对外扩张的野心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反对战争、挑战现有统治秩序的思想都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4. “革命阻止战争”的可能性： 这不仅仅是日共一方的努力，还需要看其能否获得社会其他阶层，特别是工农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形成一股足以对抗国家机器的力量。
如果片山潜还在，他会怎么做？
如果片山潜还健在，他无疑会以他一贯的原则和策略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可以想象，他的思路可能会是这样的：
深刻的阶级分析和动员： 片山潜绝不会忽视战争对日本普通民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和士兵造成的深重苦难。他会深入分析战争的本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国内经济危机、攫取殖民地和资源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会着力揭露战争的虚伪性，指出战争的代价最终将由日本的劳动人民承担。他会尝试通过地下刊物、秘密集会等方式，将这种分析传达给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工厂里的工人，动员他们起来抵制为战争服务的生产。
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 片山潜深谙统一战线的力量。他可能会尝试与那些对战争持保留意见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甚至一些温和派的社会活动家建立联系，形成一个反战的统一阵线。即使不能立刻推翻政府，也要在舆论和思想上孤立战争支持者。他也可能尝试在军队内部寻找可能被说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播撒反战的种子。
警惕和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如果存在）： 虽然日本军国主义高度统一，但在某些时刻，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如果片山潜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日本国内一些政治派系、商界人士或甚至部分皇族对大规模战争的担忧和潜在的不满，他可能会尝试利用这些矛盾来达到反战的目的，尽管这难度极大。
国际主义的视角： 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国际成员，片山潜会从国际主义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他会强调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性，并与国际进步力量保持联系，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但是，能否成功“发动革命阻止战争”？
尽管片山潜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但在抗战时期的日本，要成功发动一场“革命”来阻止战争，其难度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原因如下：
强大的国家机器和高压统治： 日本政府和军队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对任何反对派都实行残酷镇压。治安警察法等法律为政府提供了合法镇压的工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即便再努力，也难以与国家机器抗衡。
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将侵略描绘成“为大东亚共荣圈”、“解放亚洲人民”的“圣战”。天皇崇拜和国家主义被植入民众的头脑中，使得反对战争的行为很容易被贴上“叛国”的标签，受到社会唾弃。普通民众在强大的宣传和民族情绪裹挟下，很难形成对战争的普遍质疑和反抗。
共产党的自身力量的局限： 尽管日共在地下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但其组织规模、成员数量、经济基础和社会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在整个30年代，共产党在日本社会中的支持率和影响力远不足以构成对国家政策的实质性挑战。即使片山潜先生在，也无法在短期内凭空创造出足够的革命力量。
战争动员的有效性： 一旦战争机器启动，其惯性和动员能力是极其强大的。军队的军纪、对战争的集体认同（即使是被灌输的），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经济体系，都使得战争机器的运转很难被内部力量轻易打断。
片山潜个人的局限性： 即使是片山潜这样的人物，他一个人也无法瞬间改变日本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民众的思想意识。革命的发生需要长期的积累、广泛的社会基础以及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
结论：
如果片山潜先生还在世，他无疑会以其坚定的理想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尽最大努力去组织和领导日本共产党，反抗日本的侵略战争。他会进行深刻的社会动员，揭露战争的罪恶，联合一切进步力量，试图从思想和行动上削弱战争的支持基础。
然而，要指望他在当时那个高度集权、民族主义狂热的国家机器面前，成功发动一场能够“阻止战争”的革命，可能性微乎其微。 革命的成功需要土壤，而当时的日本，被军国主义的铁血和狂热所笼罩，社会环境对于共产党发动的革命而言，是极其不利的。他所能做的，更多的是在黑暗中点亮火种，为未来的反战和民主运动播下种子，即使最终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其坚韧不拔的反抗精神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价值。
历史的洪流，尤其是在军国主义的驱动下，其前进的方向并非轻易能够被一股力量所改变。片山潜先生的努力或许能激起一些涟漪，但要撼动巨轮，则需要更多更为深厚和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汇聚。
网友意见
谢邀。
首先恕我直言，题主的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英雄造时势”的倾向。虽然对于片山潜为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所做的巨大贡献我是十分敬重的，对于片山潜领导革命的能力也持肯定态度，但日共能否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并不完全取决于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片山潜等日共领导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是革命可行与否最根本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一个社会制度在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日本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只能算最末流的“穷逼帝国主义”，但本质上三十年代的日本仍然处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更非所谓“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在这一大前提下，日共的斗争无疑就艰难了许多。
而且，我必须给相信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同志泼一盆冷水：在革命斗争中，党组织的纪律性和先锋性往往比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来得更为关键。用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狂热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从来都是反动统治集团的惯用伎俩——而且是屡试不爽的伎俩。日本的情况更为特殊，天皇“万世一系”、“万民翼赞”的地位在民间颇有基础（二二六事变中贫苦农民出身的基层军官都坚信“天皇绝不希望百姓如此受苦”这种可笑的歪论）。因此一旦日本的军部、财阀用“七生报国”、“八纮一宇”这种极富煽动性的口号对无产阶级进行欺骗宣传时，日本劳苦大众是很难对其做出清醒判断的。而这种蒙骗政策再加上侵华战争的连战连捷，日本劳苦大众就会更加狂热地支持军部财阀的对外侵略扩张，日共对其进行反击宣传的难度也就大大增加。这某种程度上是一条国际共运中的普遍规律——君不见德国公海舰队的无畏舰每增加一艘，深受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压迫的德国无产阶级就要高潮一回，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处境就要艰难一分。甚至俄国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前线的接连溃败，沙皇政权的合法性就不会受到广泛质疑和抨击，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宣传也就难以受到预期效果，列宁曾经毫不忌讳地说：“如果没有爆发战争，俄国可能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会爆发革命。”帝国主义战争连连获胜、本国无产阶级高潮不断的情况下，还空谈破除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迷梦、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图样！拿衣服！
我们当然知道对外侵略扩张违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丰满的理想永远都不是骨感的现实的对手，所以试想一下，三十年代日共如果在工人群众中大谈“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声称这是为了日本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收到的回答很有可能是一句“你也配姓藤原？！”
此外，日本反动统治阶级还对日共不遗余力地进行疯狂的绞杀。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以及此后的和歌浦事件、热海事件、SPY M中央指导潜入事件等都是明证。反动政府的弹压是如此残酷以至于到了1935年日共的最后一个中央委员都被捕入狱，领导层全军覆没。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加紧了对左翼力量的清洗。
在日本国内，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就发布命令，禁止罢工，强迫献金献物，节粮储款，购买国债。从1938年9月起，规定每月1日这一天。日本人民要粗衣糙米，禁酒止欢。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在日共被摧残后，开始向合法的左翼力量开刀。1937年12月18日，解散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劳农派等左翼组织，在全国逮捕400多人，均为社会知名人士，其中有日本无产党执行委员长、众议院议员加藤勘十，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领导人铃木茂三郎，日本劳农派创始人山川均，早稻田大学教授铺猪股津南雄、茂野塞林，作家中西伊之助等等，这就是日本历史第一次人民战线事件。
1938年2月1日，日本有名的进步知识分子有泽广已、大内卫兵、协村义太郎等的“劳农派教授集团”七人被逮捕，这是第二次人民战线事件。
1939年，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在论著中，主张“和平乃真理”，被解职。1942年9月，满洲铁道有限公司研究人员细川嘉久在《改造》月刊发表文章，被指控为宣传共产主义，《改造》社、岩波书店、《中央公论》社三单位，有49人被捕，其中有3人被严刑拷问致死。
正如鹿地亘1938年在中国写的《日本文化在监狱中》所述：“不论看哪本杂志，脑海中熟悉的作家、评论家的名字，都已经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些从不曾听见过名字的作者……在我心里，闪烁着几千个被捕和失去执笔自由的作家、学者的姿态。在日本，文化已经失掉了，民众的呼声已经听不到了，文化已经进入监狱。”
客观条件已经如此糟糕了，主观上日共还屡屡犯错。让人恨铁不成钢的是，日共自1922年建党以来一直都没有一个成熟的、有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样子，犯下的错误简直数不胜数，有的错误还一犯再犯。山川均右倾错误、福本和夫左倾错误皆是典型例子，而且在1935年日共遭到强制解散前夕的1932年，已经有左倾错误前车之鉴的日共仍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说真的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大多数时候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颁布了带有明显左倾色彩的《三二年纲领》。该纲领虽然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之前造成党内思想混乱的《政治纲领草案》的错误，但夸大了日本的革命形势，认为日本的“革命决战”迫在眉睫，以及把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都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等。更要命的是，从1928年日共首次遭到弹压的三一五事件起，日共主要领导人“转向”就屡屡发生。三一五事件后，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属于老资格的水野成夫就发布了转向声明，宣布承认天皇制，反对没收天皇、寺社的封建土地，否认日本的殖民主义性质与欧美相同（PS：与当今某些小粉红的逻辑多么相似），宣布要建立与日共对峙的所谓劳动者派。1933年，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发布转向声明，主张实现所谓一国共产主义，公开支持对外侵略扩张，宣称要以日本民族为指导民族而建设辐射朝鲜、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地的所谓“大国社会主义”，以最终实现日本民族独立自主的发展。之后日本著名工人领袖南喜一以及田中清玄、风间丈吉等日共重要领导人也先后宣布转向，这些浓眉大眼的家伙如此集中地背叛革命，1935年日共党组织的最终毁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话说回来，虽然没有成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日共在二战中的表现也已经相当给力了。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日本共产党就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散发了大量传单，揭露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号召人民起来投入反战斗争。拥有300万人的日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向东京政府请愿。不少工农团体也召开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东京附近某村庄的士兵妻子、姐妹们结队在车站上卧倒，高呼：“还我们丈夫和兄弟”口号，迫使火车停驶。日本进步人士以“救济出征士兵家属”的口号鼓动出征士兵家属组织“索夫索子团”，向日本当局请愿，迫使政府做出了一些让步。日共还发行了秘密机关报《冲过暴风雨》、《民众的呼声》，报道军需工厂和农村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情况。
1939年3月，反战分子投弹于大阪陆军兵器库，引起大火。4月，一艘潜艇上的反战分子，撞坏佐世保镇守府所属的潜艇。8月，反战分子投弹破坏了大阪皮革工厂。
从1938年到1942年，工厂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如1941年神户工人发动静坐罢工，坚持了5天。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3000多工人罢工。10月，横滨重工业红鹤见工厂举行了大规模罢工。1942年，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神户川崎造船厂、东京艺浦军火工厂、受爱知县钟民工厂工人先后罢工。怠工成为各工厂普遍采用的斗争形式。军需工厂缺勤率一般达到15-20%。农村租佃纠纷，1941年到1944年间，共达1万次，参加人数有9万多人。
知识界也继续展开反战活动。记者桐生悠悠发表文章：《他山之石》，反对侵略战争，而被囚禁。基督教徒明石顺三等人，公开发表反战言论。
总而言之，日共已经很拼了，你们还要它咋地？你行你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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