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公职人员（含其由财政发放工资的人员)的社会供养比是多少？
然而，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并尝试进行概念性的阐述和推导。
什么是“社会供养比”？
在社会保障领域，“供养比”通常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与退休（或领取养老金）人口的比例，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多少在职人员支撑着多少退休人员。
但是，您提出的“公职人员的社会供养比”则是一个更为特殊和具体的概念。在这里，它可能包含以下几种理解：
1. 公职人员与整体退休人口的比例： 即有多少在职公职人员支撑着所有退休人员（包括公职人员退休和企业退休人员）。
2. 公职人员与公职人员退休人口的比例： 即有多少在职公职人员支撑着所有退休的公职人员。
3. 整体劳动人口与公职人员的比例： 即整体劳动人口（包括公职人员）中有多少比例是公职人员。
4. 纳税人（或财政收入来源）与公职人员的比例： 即有多少纳税人为公职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买单。
鉴于您强调“由财政发放工资的人员”，我们更倾向于理解为用财政资金（主要来自税收）支撑的公职人员群体及其退休后的福利与整个社会劳动人口或经济贡献者的比例关系。
为什么难以精确计算？
1. “公职人员”的定义宽泛且动态：
包含范围： 公职人员不仅仅包括公务员，还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国企中由财政出资的单位（如国有垄断企业的部分员工）、部分科研机构人员、教师、医务人员（在公立机构）、军队人员等。这些群体的界定和统计可能并不完全统一。
非全额财政拨款： 有些单位虽然是公立性质，但其收入不完全依赖财政拨款，可能包含部分市场化收入。
人员流动： 公职人员群体并非固定不变，人员会退休、辞职、新招聘等。
2. 财政供养的界定：
直接工资发放： 最直接的是指由财政直接拨付工资的人员。
间接福利与保障： 公职人员的退休金、医疗保障等福利的资金来源也与财政密切相关，即使不是直接由财政拨付月度工资，其养老金体系的稳定也需要财政支持或财政兜底。
退休人员的界定： 公职人员退休后，其养老金和医疗费用也主要由财政（或财政主导的社保基金）承担，这部分“被供养”的人群数量也需要统计。
3. 社会供养比的计算口径不一：
总人口与劳动人口： 通常“社会供养比”是以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少儿、老年）的比例来计算的。但您的问题更聚焦于“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
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 准确的“供养”比例，需要分析国家财政收支中，用于公职人员工资、福利、退休金的支出占总财政支出、GDP或税收收入的比例。
4. 数据公开程度：
详细的人员构成和财政支出数据并非完全公开： 例如，具体到每一个部门的公职人员数量、详细的工资福利结构、退休人员的精确统计以及其养老金的财政负担等信息，通常不对公众完全公开。
可以进行的推导和分析（基于现有信息和逻辑）：
虽然无法给出精确数字，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的宏观数据和趋势来分析其大致情况：
1. 公职人员的规模：
公务员队伍： 中国的公务员队伍规模相对稳定，官方公布的人数通常在700800万之间。
参公管理和事业单位： 如果算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其他全额或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如教育、卫生、科研等机构），这个数字会显著增加。粗略估计，加上这些人员，财政供养的“广义公职人员”可能达到数千万级别。例如，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立机构工作人员数量庞大。
军队人员： 军队人员也由财政供养，其数量也需考虑。
2. 退休人员的规模：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原有的“老人”（已退休人员）、“中人”（视同缴费人员）和“新人”（改革后实际缴费人员）的养老金支付负担都在向统筹基金转移，而基金的收支缺口最终需要财政补充。
全国养老金支付情况： 养老金是财政的重大支出项。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会公布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和总支出。但其中区分公职人员退休和企业退休人员的详细数据并不容易获得。
总体趋势：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总数不断增加。
3. 财政供养比的“意义”解读：
财政支出占比： 一个更实际的衡量方式是看财政用于“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占GDP或总财政支出的比例。这可以间接反映财政供养的经济负担。
人均财政供养强度： 另一种理解是，平均每个纳税人或每个劳动人口需要承担多少公职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这需要将公职人员的总成本（工资+福利+退休金财政负担）与整体劳动人口或税收贡献者数量进行对比。
尝试性推算（概念性，非精确数据）：
假设：
在职财政供养人员（广义）： 按照比较宽泛的统计，可能在 3000 万 5000 万人左右（包括公务员、参公、全额/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军队等）。
退休财政供养人员： 这部分人数难以精确区分。如果按照全国退休人口的比例推算，并且假设公职人员的平均寿命和退休年龄特点，再加上改革前已退休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这个数字也可能在 数千万到上亿 的量级（但这里面也包含了大量从企业退休但享受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最终也可能需要财政兜底的人群）。
如果我们将“社会供养比”理解为“在职财政供养人员”与“退休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类似于养老金供养比的概念）：
一个极端简化且不精确的假设： 如果我们假设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大约为 4000 万，退休的财政供养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加上其他需要财政兜底的老年人口）为 1.2 亿。那么供养比大约是 4000 万 / 1.2 亿 = 1:3。
注意： 这个计算是高度简化的，且“退休财政供养人员”的定义非常模糊，很容易将不属于财政供养的退休人员包含在内。
如果我们将“社会供养比”理解为“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与“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
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指1659岁或1564岁）大约在 89 亿人左右（具体数字有统计口径差异）。
财政供养的广义公职人员： 假设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为 4000 万。
比例： 4000 万 / 8 亿 = 1:20。
解读： 这意味着平均有20个劳动年龄人口，贡献的劳动价值和税收，需要支撑1名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
如果我们将“社会供养比”理解为“纳税人/财政收入贡献者”与“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的比例：
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 假设为 4000 万（在职）。
财政收入贡献者： 主要来自税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和国有资产收益。能够直接贡献“工资税”或“个人所得税”的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人口的比例，加上贡献企业税的企业和资本，这个数字也很难精确。
一般意义上，社会供养比也常指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 例如，有的数据会提到中国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可能在 2.x : 1 左右（这指的是整个社会，包含企业退休和养老金）。
总结：
目前国内公职人员（含其由财政发放工资的人员）的社会供养比，如果按照“在职财政供养人员与退休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来理解，可能在 1:3 到 1:5 之间（高度粗略估计），这类似于养老金的抚养比。如果理解为“财政供养的在职公职人员与全社会劳动人口的比例”，可能在 1:15 到 1:30 之间。
关键要点和影响因素：
人口结构变化： 老龄化加速意味着退休人员增加，而适龄劳动力增长放缓，这会提高供养比，增加财政压力。
经济增长和税收能力： 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加是支撑公职人员体系和公共服务的基础。
财政支出结构： 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国防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会影响可用于人员供养的财政资源。
社保制度改革：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化，会逐渐统一养老金的缴费和支付制度，但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的负担依然存在。
效率和精简： 政府部门的效率提升和人员结构优化，也会影响实际的供养成本。
需要明确的是，您所询问的“社会供养比”是一个需要精确界定“公职人员”和“被供养者”概念才能回答的问题。由于这些数据的不完全公开性和统计口径的多样性，任何给出的具体数字都只能是估算或基于特定假设的推论。
如果您想了解更具体的信息，可能需要关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人社部发布的年度统计公报，特别是关于财政收支、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但这些报告通常提供的是宏观层面的数据，很难直接提炼出“公职人员社会供养比”这个特定指标。
网友意见
中国最怕吏而不怕官。
养吏的成本远比养官的成本高，而且吏对于民间具有直接伤害，因为官是有财政预算，由政府拨款供养的，政府一般还会做点长远打算，不想搞残搞垮自己的体系，所以会有一个克制，比如清朝，直到灭亡，他们也没有加税，表面上维系了永不加赋的承诺，但清朝的贫民就因此而得到了减轻负担了吗？并没有。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吏的身上。官是有财政预算供养的，可吏没有，他们的身份就是现在流行的临时工身份。财政预算里面没他们的份，他们又得依靠政府供养，于是只能盘剥当地百姓，连转移支付都做不到。所以你会看到任丘出现羊做核酸的奇闻。他们若不以给羊做核酸的借口行动下手，他们想吃烤全羊就没有经费，不像官，想吃啥了只需要在朋友圈透露一点意向，吏们的经费，全靠自找。
官毕竟还有一个远大前程的考量，所以凡事会考虑的长远一点，比如看点王阳明曾国藩之类的鸡汤，好为以后高升打下点基础，积累点政绩和能量。而吏，是注定了成为一个狭小地界里面的海葵或者藤壶之类的死活人，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混一辈子到老死，所以也没啥可追求的，只想着顺自己的性子和能耐，能三清就三清，可四光就四光。他们不需要考虑后面的继任者上来顶自己的职后还有没有可以吸食剥削的可持续资源。所以，吏的凶残程度又是远超官的贪婪程度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痛斥官场腐败，其实，人们还真错骂了对象。而官场又往往需要为吏治腐败背锅，他们只能忍气吞声，百口莫辩，确实明明都是那些临时工干的坏事，可是民众都是愚夫蠢货，又怎么可能分得清官与吏之间的区别，只知道他们沆瀣一气，就以为他们是同个系统，同穿一条裤子。
殊不知，官与吏之间是有鸿沟的。
虽然官离不开吏，处处需要差使吏们干活，比如现在到处防控疫情，官员们是只出口不出力的，出力的都是底下的小吏们，只有他们肯去组织人把守路口，调配人力，动员大家搞核酸检测。所以官老爷是指哪，小吏们就要负责权力打到哪。官员离不开吏，但又瞧不起吏，因为吏在他们眼里就是当差使唤的狗腿子。而吏需要依附于官，从他们这里获得权力授权，才能执行，不然，没有官的命令，你去大街上拦人要测体温，被人打死了也活该，但一有官的授权，别说拦人，就是把人打死了，也有官在上面背锅。
官为了加强基层渗透力和执行力，就得不断雇佣更多的吏，但这些吏的开销，又不在预算之内的。没有哪个官是活雷锋，会把政府拨给自己的经费分匀到吏的那里，而吏们虽然都顶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但真有谁是纯为了做个志愿者的情怀与理想去贡献青春的？大家都是冲着有比别的职业更好的油水而争抢着加入这个阵营的，所以每年的公考才会千军万马奔腾而去。
官需要吏来干活，又无法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经费，就只能在自己可控的势力范围内想办法，同时也让吏们自己想办法出去创收搞油水养活自己。这就有了裤带里栓个公章一路沿街收钱的，也有穿上制服架个横杆拦路收费的，现在网络发达精准，就流行起了查网红偷税漏税。这些都是吏们为了自己的小家庭有更美好的未来而想出的生财自救之道。
所以，不要在意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那些明见的负担，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多大的威胁，真正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恰恰没体现在预算报表里。
这个是非常公开的数据啊
随便百度一下就可以得到
既然你这么懒
我来告诉你啊
公务员800万，其他事业单位人员4000万，离退休人员900万
合计5700万的样子
占人口比例4%
其他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在6%-9%
所以
中国以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财政供养比例
实现了超过发达国家平均程度的行政效率和安全秩序保障！
中国的行政效率在世界行政学而言是一个奇迹
————————
更一下啊
下面有人问到临时工，三支一扶云云
这些人员是不是财政供养？
是
熟悉政府结构和预算编列的人应该知道
雇佣临时人员必须有预算列支
但临时人员与固定编制人员的区别在于
第一，临时人员的雇佣规模是变动的，尽管总体看是逐年增加的，但对于具体个例来说，很少会有某个临时工雇佣到退休；
第二，临时人员的薪酬和福利无法和在编人员相比，所以雇佣一个临时人员和编制人员的财政负担是不同的。
临时人员的数量没有准确统计，但有一个大致的估计，保守估计在1000余万，最大估计接近接近3000万。
加总临时人员的财政供养人数最大估计值现在是8000万，占人口比例5.7%，依然不足6%这个发达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最低比例。当然，加上临时工后，中国财政供养比例距离公认的有效管理社会的公职人员比例差距明显缩小，中国的行政奇迹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是，由于临时工作人员的薪酬和福利显著低于编制人员，这既有违同工同酬的公平，也说明中国国家财政用于支付公职人员的人工成本的比例是较低的。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特点：物贵人贱。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政府，都是用更大量的资金和财富购买实物，而用较少比例的资金支付人工。正如每个网购的人都乐于支付商品价格而选择免邮费免快递费一样，政府也是这样，用尽可能少的编制和尽可能多的雇佣临时人员最大可能压缩用于薪酬的财政支出，确保完成全部政府工作。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无论从编制角度，临时工角度，还是财政支出人头费占比角度，在世界范围内同等水平的经济体比较中，都是最低的。这种低财政供养实现高效管理的事实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世界行政奇迹。但是，当我们认真解释这种低财政供养比例时，却不得不承认，无论从何种角度都显示了一种不公平，一种陈旧观念，和一种无奈的财政现实。
和那些希望借财政供养挑拨体制内外阶级斗争的无知蠢货头脑简单的设想不同，中国财政的问题不在于供养了庞大的吃皇粮群体，而是财政供养不足，财政供养内部存在严重的不公，财政用于人员的经费比例过低，财政支出过度偏向经营性投资，挤出了民间资本，财政支出过度强调收益而忽视公平，财政支出的方式加剧了与民争利的模式等等，这些才是中国财政问题的关键所在。财政应大幅度提高人员支出的占比，扩大编制规模或将临时雇佣人员灵活编制，确保工作时期内的同工同酬，并全面削减直接用于刺激经济，投资生产的部分。政府的第一个作用是保障公平，经济的效率是私人资本自动实现的，但私人资本不会自动实现公平，所以需要政府这只手去调节。政府必须放弃赚钱拜金的思路，必须由直接经营转为监督仲裁服务，这样既能提升经济的活力与效率，又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公职人员贪婪的寻租。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财政供养比例低，效率高这一事实是确凿的。任何以财政供养为借口试图挑动体制内外阶级斗争的人，都是无知短视且别有用心的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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