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罗生门》是否可以用逻辑推理出事实的真相？
为什么呢？因为《罗生门》展现的不是逻辑的战场，而是人性的迷宫。它没有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让你辨别谁在说谎，谁又在夸大其词。相反，它呈现了四个（加上那个武士在荒郊野外死去的真相，如果算上他也是五个）截然不同的视角，而每一个视角都充满了“自我辩护”的痕迹。
举个例子，我们听那个强盗描述他如何杀死武士，这其中充满了暴力和野蛮，似乎是“事实”的一种可能性。然而，紧接着那位女人的叙述，她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逼无奈、宁愿自尽的可怜人，武士的死对她而言是另一种绝望的终结。再者，那个看似忠诚的武士，他的亡灵在巫女的口中，又变成了一个为了荣誉和复仇而战的悲壮英雄。
你看，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人的叙述都紧密地与他们当下的“身份”、“感受”以及“想要被看到的形象”紧密相连。他们不是在客观地陈述事件，而是在构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叙事。武士的死，对于强盗来说，是他的“英雄事迹”；对于女人来说，是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悲惨遭遇；对于武士自己来说，则可能是“维护武士尊严”的最终战斗。
逻辑推理依赖于前提和结论之间清晰的因果关系，并且需要有一个公认的、不动的“事实”作为起点。但在《罗生门》中，起点本身就是摇摆不动的，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重塑的。你无法从强盗的供词推导出女人的行为，也无法从女人的话语解释武士的死亡。每一个“事实”的碎片，在进入下一个人的叙述时，都被重新加工、扭曲，甚至完全颠覆。
电影并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让你去套用逻辑公式。它更像是让你站在庭院里，看着飞舞的尘土，以及那无法定格的剪影，去感受每个人内心的挣扎和扭曲。我们之所以觉得它有深度，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在很多时候，真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被无数主观的“我”所遮蔽和塑造的东西。试图用逻辑去“解开”这部电影，就像试图用尺子去量一个梦，它的本质是无法被量化的。电影的魔力，就在于它撕下了“真相”那层单一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背后的，是无数个被情感、欲望和恐惧编织而成的，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真实”。
网友意见
看了上面的回答，只觉得脊背生寒，仿佛罗生门鬼影幢幢，近在咫尺，但这种彻头彻尾的怀疑，个人实在不敢认同……
先从导演说起吧。
1951年，《白痴》历尽劫难，终于杀青。作为导演，也作为原著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拥护者，黑泽明对该片十分投入，甚至于用力过猛，使得影片上映后恶评如潮。他疲于自辩，又被解除了片约，一下子郁郁无所适，只好前往多摩川钓鱼。谁料刚一扬竿，鱼线就断了。
无奈之下，他返回家中，却突然得知了《罗生门》威尼斯折桂的消息。
此前，东宝埋没了《活人的记录》、松竹扼杀了《白痴》，而大映则将黑泽赶出门去，直到捷报传来，这些公司才又一拥而至，评论界自不待言，就连街上的行人，也纷纷为之欢欣鼓舞。
黑泽明提起此段，总是感慨人性之丑恶一面原来就在眼前。可见多么高妙的电影，都比不过现实深深的一瞥。但在《罗生门》中，真相真如上面答案所言，是彻头彻尾的灰暗吗？
罗生门原本立于朱雀大道，平安年间。它既是魔鬼消失之地，又是妖异横行之所，在许多篇物语里充当着奇诡的底色。影片中，它高耸阔大，又破败荒凉，城楼上停放着死尸，楼下的活人也比之强不了几分。影片借僧人之口，在开头便直白的抛出了核心问题：人类是否值得相信，真相是否存在于世？而杂役的不断追问，推动着故事在悬疑中慢慢铺展：樵夫和僧人引出了故事的开头，而由其转述的强盗、武士、妻子三人，则道出了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这三个不尽相同的内含故事，与两个框架故事一道，共同构成了这个多层次、多视点的复杂叙事。于是一桩原本简单的强奸案，在纷纭众口之下，隐去了真实的面孔。
乍一看来，这几种说法都可自圆其说，但亦相互矛盾，其内容在此不予赘述。但细究之下我们发现，这三种言辞，与其说是“陈述事实”，倒不如“剖白自我”来得恰当些。纠察署极简风格的布景、正向全景的固定机位，使得叙述人仿佛处于舞台之上，表演之中。他们的表达重心，并非在于推卸罪责，而是为了抬升自我形象，突出自己为之骄傲的理念。
强盗引以为傲的，乃是不拘礼法、随心所欲的处事原则，为此，他给自己塑造了勇猛洒脱，敢作敢当的好汉形象。其在丛林中奔突跳跃的欢腾，烈日下为非作歹的陶醉，都散发出浓烈的野兽般的气息。与之相对，武士将道德感奉为圭臬，强调自己宁折不弯的高尚情操，以及受辱殉道的悲剧命运。强盗与武士一静一动，前者突出“本我”，后者突出“超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女性和受害者，妻子则尽力展示着自己柔弱无依、悲痛难抑的一面，她时而伏地痛哭，时而茫然四顾，将自己牢牢绑缚在传统观念里的女性形象之中，言谈举止之下，甚至沉浸于某种自虐的快感。
为了这种种执念、种种隐秘而强烈的欲望，甚至不惜认罪服法，于是真相只有一个，凶手却有了三名。在我看来，若非樵夫在片尾给出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视点，那么真相恐怕如原著一般，永沉于《筱竹林中》。问题在于，无法自证的樵夫是否到最后还在说谎，或者说，黑泽明是否安排樵夫说谎？
私以为，导演冒着画蛇添足的潜在危险（事实上，时评也确实这么说了）添加结尾的目的，并非是要再搅浑水，而是给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答案。排除短刀部分，樵夫自身与真相并无利益冲突，以其背景、性格和遇事反应来看，他应该是个养家糊口的老实人，行为也与武士的证词相符合。在电影语言上，这一最后的叙述段落并没有使用音乐，镜头也尽量客观，可见导演是故意刨去主观色彩，虽然是借樵夫之眼，但其所展现的事件经过，已经接近甚至于就是事实。
如果不是一阵微风吹动了女人的面纱，强盗也许不会作案；如果不是目击者讲述了事实，我们也许看不到那面纱之下的真实面孔。强盗胆小、武士懦弱，他们在公堂上的互相赞美，终究是为了抬高自己。最令人心寒的一幕发生在强奸之后，肉体的施暴者和精神的施暴者居然惺惺相惜，共同表达了对女人的唾弃。对于她的哭泣和哀求，两人也只是做出“女人这种东西，本来就没出息”的论断。而这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妻子，竟在绝望的境地里由哭转笑，爆发出惊人的野性和英气，给两个男人以极大的震撼。于是武士和强盗决斗，在一场漫长、可笑、软弱无力的搏杀之后，一人死于剑下，一人落荒而逃。
烈日下的真相令人心寒，而那边厢瓢泼大雨，一直冷言冷语的杂役也终于将自己灰暗的价值观付诸行动：他剥去弃儿的衣服，质疑樵夫的良心，这无疑使片中的情绪降到了谷底。许多人给影片扣上了“散播怀疑论”的帽子，也有人指出，该片不能引起日本朴素的人民大众的共鸣，其在威尼斯斩获金狮，主要是因为迎合了西方盛行的怀疑论和虚无主义思想。
但我认为，黑泽明并未对人性感到彻头彻尾的失望。他的艺术生涯不乏坎坷磨难，也时常徘徊于自杀的阴翳之下，但纵观其一生所作，其绝大部分，都坚定的强调了人道主义的胜利，即便在这暴风雨中的破檐下，也没有改变初衷。在原著基础上添加首尾的用意，不仅使得故事的结构更为饱满，更是深化了这样的主题：人……还是值得信任的！
与林中三人相似，罗生门下的三个路人，也是芸芸众生的具象化，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僧人是宗教的化身。他悲天悯人，却不免因过于理想化而易对现实产生绝望。杂役代表着世俗中最功利的那一套价值观，他从雨中走来，谋取利益后复归于雨中，湿身而来，湿身而去，自身毫无改观。樵夫作为一个凡人，身上虽然有着人性软弱的一面，却也有一种可贵的自我反省的能力。我想，一部影片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接近事物本质、探索世间真相的过程，也在于如何通过这一过程达到反思、深省，以至于改善现状的效果。
一个新生的婴儿，虽然被丢弃、被掠夺，在恶劣的环境中奄奄一息，但他毕竟象征着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樵夫含泪收留他，只因为一个朴素的原因：“我家里有六个孩子，添一个，也就是一样的辛苦了。”这番话，不仅拯救了婴儿，也完成了樵夫的自我救赎，至此，性善论最终战胜了性恶论。
这就是我心目中《罗生门》的真相：云破日出，樵夫抱着婴儿走向远方，僧人远远的望着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两人终于走出了人性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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