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达到某种文化水平的人才有投票权」的制度问题在哪儿？
一、 根本性原则的违背：
违背人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原则：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现代民主制度建立在天赋人权和公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剥夺一部分公民的投票权，仅仅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够”，直接违背了所有公民在政治上享有平等参与权的原则。这相当于将政治权利与个人能力、教育程度挂钩，而不是与公民身份挂钩，这是不民主的。
公民权与投票权的分离： 拥有公民身份意味着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投票权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最基本形式。将投票权与特定“文化水平”挂钩，实际上是将一部分公民排除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之外，使其公民身份名存实亡。
二、 实施上的不公平与歧视：
文化水平的界定模糊且主观： “某种文化水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如何科学、客观地衡量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是仅看识字能力？还是需要理解特定文本？是否需要掌握某种历史知识或政治理论？这些界定标准极易被操纵，成为歧视的工具。
设计和执行上的选择性与偏见： 历史上的识字投票测试，往往是由掌握权力者设计的，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充满了歧视。测试题目可能故意设置得异常困难，或者只提问与特定群体（如占统治地位的种族或阶级）有利的问题。例如，在某些时期，测试内容可能要求解释晦涩的法律条文，而这些条文的理解本身就需要特殊的法律知识，这显然对缺乏法律教育的普通民众不公平。
针对特定群体的系统性压制： 这种制度在历史上，尤其是在美国南部各州，被广泛用来剥夺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尽管法律上可能存在“文化测试”，但实际操作中，黑人往往会遇到比白人更严格、更刁难的测试，或者干脆被直接剥夺资格。即使他们能够通过测试，也可能因为其他非法律性的原因被拒绝投票。这暴露了其作为压制性工具的本质。
加剧社会阶级和不平等： 经济条件和教育机会往往与社会阶级密切相关。富裕阶层或精英阶层更有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更容易通过文化测试。而贫困阶层、边缘群体则因为缺乏资源和机会，更容易被排除在外。这不仅固化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还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上的权力集中。
三、 对民主进程的破坏：
限制了政治代表性： 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需要充分的政治代表性，即政府的决策应能反映全体公民的意愿和利益。如果投票权被限制在特定文化水平的人群中，那么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往往是弱势群体）的诉求和利益就很难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反映，导致政策制定偏向于有投票权的人群。
削弱了政治参与的动力： 当一部分公民感到自己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或者认为投票并不能真正影响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这会导致政治冷漠，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和民主的巩固。
可能导致精英统治而非民主： 这种制度的逻辑倾向于“精英统治”，即只有那些被认为“有能力”的人才能参与治理。然而，民主的核心在于人民主权，即使是不被精英视为“高文化水平”的民众，他们的集体智慧和选择也构成了民主合法性的基础。
容易滋生腐败和政治操纵： 将投票权与主观或选择性设定的“文化水平”挂钩，为投票权的滥用和操纵提供了空间。执政者可以利用这些标准来排除政治上的反对者，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真正地实现公民自治。
四、 对文化和教育的扭曲理解：
文化水平并非衡量公民价值的唯一标准： 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固然重要，但它并非衡量其作为公民的价值、权利和责任的唯一或决定性标准。公民的忠诚、对社区的贡献、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等，都是重要的品质，而这些不一定直接与“文化水平”挂钩。
教育和文化是权利，而非特权： 普及教育和推广文化是政府的义务，也是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将教育和文化作为获得投票权的“门槛”，是将本应普遍享有的权利变成一种特权，这与教育的本质和目的相悖。
历史教训与现代反思：
历史上的识字投票权制度，最终被证明是压迫和歧视的工具，而不是提升民主质量的手段。许多国家在经历过这些制度的弊端后，纷纷废除了它们，转而推行普选制，即成年公民普遍享有投票权。现代民主社会普遍认为，保障公民的投票权，并通过广泛的教育来提升全体公民的素养，才是发展民主的正确道路。
总而言之，“要达到某种文化水平的人才有投票权”的制度，在根本上违背了民主、平等和公民权利的原则，在实施上极易造成歧视和不公，在政治上破坏了代表性和参与度，并且对文化和教育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偏差。它是一种反民主的制度设计，历史已经证明了其危害性。
网友意见
如
@姜源所说，在20世纪，绝大多数学者已经不再技术性地讨论以某种具体的条件来限制投票权了。这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放弃了投票权的限制——对于未成年人、一部分罪犯等群体，这些人仍然可能被限制政治权利。但我们确实可以说，普遍上来看，我们已经认同了「扩大选举权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这其实也是本题的另一种问法（为什么扩大选举权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不能忽视的是，即使是在学界中，也仍有小部分的「知识精英政治」的支持者。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乔治城的Jason Brennan，他可能是政治理论家中最强烈的知识精英政治的支持者——Brennan本人是Arizona Philosophy出身的哲学博士，他并不是一个半吊子的御用文人学者。如果要更进一步地的了解「选民的不理性」这个话题，那相关学者就太多太多了，无论是经典的Cass Sunstein，还是更年轻的Bryan Caplan，都是这个问题的专家。
另一方面，在东方世界，也有在这一议题上的相似意见，这点可以参见贝淡宁（2015），The China Model。尽管贝先生在本书中反复引用Brennan，但这本书的质量还是比Brennan的论证水平大概差了八条长安街。所以，如果真的想从理论上看看知识精英政治残存的当代支持者是怎么论证自己的论点的，建议阅读一些Brennan对epistocracy的讨论；如果像看看知识精英政治这种模式是怎么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被搬上舞台的，建议阅读贝淡宁。
在当代，做一个知识精英政治的支持者（下文称epistocrats），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像姜源兄说的那样，20世纪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交锋已经太多次回答了知识精英政治的诉求。上面很多答案各自谈到了一些知识精英政治的问题。按姜源兄的分类，政治制度本身确实可以从「绩效」和「赋予公民的权利」两方面来讨论，尽管这两者未必是完全一刀两断地划开的。通常，epistocrats都倾向于强调绩效，因为我们很难否认知识精英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公民公平的政治权利的。那么我们从绩效开始看到平等，epistocrats无疑要面临几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1）一个collective aggregation的问题，亦即在选民个人的意见聚合成一个共同的政治决策的时候，我们需要多高水平的选民才能达成较高质量的政治决策？我们知道，从1785年Condorcet提出Condorcet jury theorem开始，关心民主决策质量的民主理论家就一直在探讨选民智识水平与民主决策的质量之间的关系。epistocrats的第一个任务，首先是要在规范层面上证明知识精英共同做出的政治决策水平一定会高于扩大选举权之后的政治决策水平，这才可以弥补它在公平性上的牺牲。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最有建树、影响力最大的辩论，发生在布朗的David Estlund及其反对者之间（Estlund, Why Not Epistocracy及对此文章的批评。）在这个争辩里，Estlund提出了著名的expert/boss fallacy。他认为，专业知识和政治权威之间，缺乏一个逻辑上的链条，而这一链条并没有被epistocrats完美地填补。姑且不论，受过一定教育程度的人可能对具体的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例如一个受过高等哲学教育的人对水利水电工程可能和普通人一样一无所知，就算在一个具体的经济政策里，是不是经济学家的话语就理应是最强势的？在Estlund看来，这个论证存在着很大的跳跃。
（2）然而（1）中的争辩可能还未必深刻地触及「教育」和「知识」这两个概念的社会属性。暂且假设epistocrats证明了知识精英共同做出的政治决策水平一定会高于扩大选举权之后的政治决策水平，他们还需要面临第二个问题：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知识和教育本身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左派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可以帮到我们的，无论是福柯对知识本身的讨论，还是当代浩繁的关于教育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文献。上文提到的贝淡宁（2015），就试图论证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基于能力选择官员的制度（meritocracy）。当谈论到中国当前的领导人（「太子党」，princelings）为什么被选中时，贝先生认为，在当年没有公务员考试的年代里，现在的这代中国领导人之所以被选中进入政治场域，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相对较高。暂且不看该书背后隐藏的政治动机，对于epistocrats而言，这里折射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论证从历史角度来看，可能是循环的：教育水平、知识和能力，并不是孤立的个人属性，而是经受了复杂的、社会与个人交错的培养。在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里，我们培养出了一批知识精英；而这批知识精英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阶级、身份认同和利益上的局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我们如何能有具体的举措来防止他们滥用知识精英模式作为一种阶级巩固的工具，这点是非常不明朗的。
（3）很多答案也提到了在实操上，判定一个人的知识水平是很困难的，这点毫无疑问。我们是通过一个宽泛的测试（或者其他受教育水平的标准，比如说一本毕业，985本科毕业……）来断定一个人的参政资格，还是在每个具体议题上针对性的开发一套试题，要求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决策环节？这种测试又是否能够真正的反应一个人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换句话说，政治决策也许并不是一个仅仅依赖于知识本身的决策过程，可能还有很多重要的属性无法以考试的方式得到测量。
（4）在（3）里我们提到「政治决策也许并不是一个仅仅依赖于知识本身的决策过程」。更进一步来说，政治本身可能就不仅仅是关于做出一个高质量的政治决策的，或者说不仅仅是关于在当下做出做出一个高质量的政治决策的。它可能也是一个选民提高自身政治意识、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热情的过程。换句话说，政治参与同时是一种政治培养，在商议、争辩的过程中，选民本身在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慎议（deliberation）的作用，这是另一个当代政治理论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果我们轻易地排除相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选民，那么我们可能是将一大部分人排除在了一道政治培养的程序之外。
（5）最后要谈到的这点，相对而言没有太被提及，那就是投票本身的仪式性，我在
手机投票作为新型选举形式以及和民众互动制度是否可行（并非指在目前的大陆）？这个答案里有所阐述。在当代，在「投票」和「民主」，甚至「投票」和「政治」相互捆绑的语境下，排除大量选民，是要冒一种仪式性的风险的。参与投票这个行为本身，表达了一种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的传递：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存在一定的信心，并确认其他参与投票的人也持有一样的信心。投票率下降，已经是民主政治里需要解决的一个议题。在这种语境下强行排除选民，很可能丧失投票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对现存政治制度的巩固。
普选真正的意义是降低交接风险的长期利益，而不是高效率的短期利益。
立长与立贤之间是没有调和空间的。
很简单，文化水平是谁评定的？
想明白这个问题，就知道这个设定有多不靠谱了。正如饱受诟病的“末位淘汰制”一样，一个主观、模糊的评分规则就是弊病的根源，在这种病根上绑定的东西越重要，对于整个社会（或组织）的负面影响越大。
文化水平如果是靠考试决定的，那么主考官就会成为读书人争相巴结的“座师”。文化水平如果是靠学校履历决定的，那么学校的招生、退学、日常表现评分等流程就成为利益的缠绕点。有权的借助权力塞人，有钱的氪金通关。这无需细说了吧。
一旦走到这一步，教学的内容就会成为次要的内容，校园就会成为官气十足的名利场、社交场。
当然，有人会说，那很好办啊，那就加强制度建设，比如说有科场舞弊，那我就引入反作弊机制，严肃考场纪律嘛。
问题是，只有操刀改革的人外在于整套腐败体系，他才会推动这种改革。古代之所以能不断推进这方面的改革，是因为君主的产生机制与考试无关。但如果那些靠着腐败取得高文凭的人垄断了投票权，也就是垄断了重要的决策权，那么这套怪异的游戏规则只会不断僵化和适应既得利益者的需要。
我数学学不会？没事，因为你有爱心，所以免试特招了。语文也学得不太好？没事，会跳健美操就行。
不过转念一想，忽然发现这其实也没什么，资本控制政权，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嘛。资本主义国家被喊药丸喊了多少年了，还不是P事没有。只要生产力不断发展，又有什么是兜不住的呢？豪门出了司马衷，那就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和家族信托就是了。
童鞋，罗伯特.海因莱因跟你有过同样的想法！他在《星船伞兵》这部小说里描述了这么一种社会：只有从军队退伍的人才具有投票权，才能担任公职人员。这个当然是他自己觉得最好的社会形态，我不想重复，有兴趣可以去看小说，里面阐述很详细。
我就问你同意这个想法不？同意的请举手！我代表广大退伍军人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可惜海因莱因被斥责为：法西斯分子，军国主义者。
问题是以下几点：
1、界限过于清晰锐利。
大专生就一定比本科生的参政能力低吗？不排除有大专生在参政能力上甚至任何能力上都超越本科生的情况。这个清晰锐利的界限，不可避免会伤害到那一部分能力接近甚至超过界限的人，他们仅仅是身份出了问题而已。
人不是白白受伤害的，他会想报复，他会采取手段颠覆这一制度，这是社会安全稳定的极大隐患。
2、界限并不科学。
学历绝不代表参政能力。高学历低参政能力的人比比皆是，图书馆管理员不一定比日本军校留学生的政治能力低！
用学历分配投票权的办法，我看还没有海因莱因的办法科学。这种行为类似于用身高确定谁去上大学，谁回家种地去。
3、界限会导致不公平竞争。
以学历分配投票权，会导致学历的造假，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你只能尽量阻止，却不会彻底根除。
投票权的分配标准，必须尽可能的广泛，单单使用一个标准比如学历，是很容易造假的。而采取的标准越为广泛，造假难度就越大。那么，什么情况下才是最广泛的呢？
“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自动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乔治·奥威尔 《动物庄园》
人类，首先是一种存在，其次是一个物种，最后是一种宇宙文明。
在 “存在” 的层面，很简单，存在了才有意义，不存在了也就没有意义了。并不存在 “不存在了之后的意义”，因为这起码需要具备展开 “不存在了之后的意义” 的叙事之主体的存在性。但这种存在一旦成真，那本质上也就不存在 “不存在” 了。
在 “物种” 的层面，抛开与灭绝与否相关的存在性不谈，必然涉及两个基本方向，即不变和变化。而变化又有两个方向，即 “变好” 和 “变坏”。此处的 “好” 和 “坏” 的定性，显然是基于某一套评判标准的。而任何一套评判标准，除了那些指向存在性的标准外，又终究是主观的。
在 “宇宙文明” 层面，等同于我们作为一个 “现实存在的物种”，基于自我意识，该如何给自己赋予超越式的意义。我们可以选择给自己赋予零意义，即认为，我们是没有追求文明扩张的责任和义务的，甚至无所谓是否存在。自然，我们也可以给自己赋予很高的文明意义，如将自己的默认目标定为维持存在，以及文明扩张。
以上三个层面的描述，是为了说明，我们对任何社会制度的终极评价，都需要基于一个围绕 “评判标准” 的共识，或 “终极目标” 的共识，而不是直接评价制度本身。不同人心中的 “评判标准” 若根本上就不同，那么他们对特定社会制度的评价，有分歧也正常，且，没分歧也并不等同于真的没分歧。
我们也必须要首先确立 “评判标准” 的共识，以及 “终极目标” 的共识，才能让诸多貌似没有语义歧义的抽象名词，变得真的没有歧义。
比如说 “平等”，何谓 “平等”。纯粹仅是指向 “一人一票” 的平等，那这个平等未免也太幼稚了些。很显然，现代性下的教育、传媒、资本、政党、宗教的存在，已经剥夺了大多数人完整的信息获取通道和完整的自由意志了。“你” 的那一票，可能只有5%是你自己的意思，剩下95%都是被极大确定引导出来的，且引导的方向很不一定符合 “你” 的切身利益；而 “我” 因为比你有更高的认知，或者按本题的说法，更高的 “文化水平”，就有可能，“我” 的那一票，70%是我自己的意思，剩下30%是被极大确定引导出来的。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不平等，一种不但用 “一人一票” 无法抹平的不平等，而且用任何权重架构都无法抹平的不平等。
再比如说，我们在意政治权利的 “平等”，为何只是成年人的平等，而不是当下活着的人的平等。我们有什么理由，在反对按个体属性区分政治权利大小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剥夺未成年人的投票权，罪犯的政治权利。我们既然在意的政治权利的 “平等”，又为何要设立各种代议层级，即，有什么理由，剥夺人民群众的直接立法投票权（而是由国会议员来立法），剥夺人民的审判权；有什么理由，设立有明显阶级属性的国会各项事务而不是所有法案都直接下台讨论并直接投票。这些划分的依据，除了是支持 “个体的政治权利是与不同的个体的自身属性相关的，而不是绝对平等的” 这一表述外，还可能是什么呢？
再比如说，当我们谈到 “平等” 时，为何在意的仅是当下活着的人的平等，却要将将来会活着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赋予更低的价值。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其幸福感、福祉、对平等的感受保障，都是极大程度取决于他们那个年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而我们当下对人们的幸福感、福祉和对平等的感受，所衍生出来的种种操作方法和行为模式，又是对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的福祉，有相当的破坏性，那这种不平等，为何可被容忍？
再比如说，何谓 “投票”？若非要直接去回答题主的这个问题的话，我很可能会直接反问，“你是说投票投什么？” 居委会？小区物业？村长？职工董事？工会主席？市长？省长？国家行政领导？立法机构代表？各级法院法官？具体的法律法规？宪法？全民公决来开启战争？答案可能都不一样。若是再换个范畴，有关 “议题的客体”，我又会问，是投票是否剥夺特定个体的私有财产，还是投票来决定谴责另一个国家，还是投票来任命一个法官，还是投票来改变某个金融市场交易规则...答案就又不一样了。
至于 “终极目标”，更是一切讨论的根基。有些人主观相信 “不存在了之后的意义也是有价值的意义”，并强行无视先前提到的有关此认知的明显悖论。而另一些人，大体是无所谓人们长长久久地混吃等死的，无所谓人类像草履虫一般地活着的。尤其是，我们将 “保证平等” 看作无可争辩的 “终极目标” 后，很自然就能演绎出，那么我们这个物种会像草履虫一般，可能愉悦地存在，却不存在任何值得开天眼来歌颂的意义，也依然坚持 “保证平等” 是第一 “终极目标”，这也很难说是一个绝对对或不对的价值观。而还有一些人，对我们的 “终极定义” 更偏向于生物本能和自然科学取向，即，认为只有保证存在，并不断扩张，生命才谈得上有意义；将我们的主要评判标准设定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高度，存在才谈得上有价值......这也很难说是一个绝对对或不对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只需要非常简单直接的几步演绎，就很容易指向对直白的 “人人平等” 的不屑和批判，对政治学领域几乎所有主流观念的终极无视（不等同于执行层面的不认同），以及对类似人类自我主动改造和迭代、多行星生物、卡尔达肖夫层级、大过滤器的猜想等概念的极高赋值。
以上这些碎碎念，并没有直接回答题主的问题。这些文字只是想说明，题主的这个问题，到了2019年的今天，答案也是没有定数的，也不会也不该存在定数。因为说到底，任何一种 “下游” 的倾向，都是依赖于 “上游” 的某种共识的。当 “上游” 并不存在共识的时候，孤立去讨论 “下游” 的倾向，是在根本上没有意义的。在这里，“政治学” 和 “社会学” 就是妥妥的 “下游”，而 “哲学”、“物理学”、“生物学” 等等，都可以是 “上游”。
总之，如果真的想要严肃且深入地讨论这种层次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避免以下的讨论范式：
因为A在某个 “下游” 领域是压倒性地被认为正确的，所以A的补集在全体 “上游” 领域是一定错误的。
这无异于说，因为我们公认圣经是真理，所以一切与圣经相悖的观点就都是歪理。
毕竟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A在全流域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即，圣经到底是不是真理。
而围绕这一类话题的，追求严肃认真讨论的政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急需去改善的有两点：1，将自身的话题范畴尽量上溯到哲学范畴，而不是安心呆在政治学领域自说自话和循环论证。2，让自身的自然科学常识和前沿科技认知，尽快达到本科毕业的程度。
至于个人的主观观点，那倒是一直都很明确：我认为一切安心当草履虫的物种，再多的文明话术堆砌，终究是个屁。但于此同时，我也认为，任何物种或文明在追求 “不当草履虫” 的道路上，必然充满了各种丧失存在性的契机。但是的但是，因为 “不追求” 的彻底无意义，哪怕 “追求” 是有风险的，也是必然应该去追求的。更何况，“安心当草履虫” 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追求，而是其它一些话术追求的结果。如，过分追求情绪价值和平等的意义，才使得我们越来越像是自恋而不知的草履虫。而且，“安心当草履虫” 也并非是个确定的结果，而只是一个随机的状态。即，可能导致这一结果的那些追求，才是那个大过滤器本尊。
所以我依然倾向于支持极大程度上剥夺未成年人的诸多政治权利，并利用合理制度，来使得社会中不同成年个体的政治权利，依其自身一系列属性，有实质上（而不必然需要是形式上的）的不同权重。
但我确实对我们的未来，是充满悲观的。围绕小规模消费主义、洗脑式娱乐等现代性的悲观，仅是日常调侃。而看到类似Greta这种事物，我仿佛看到了大过滤器本尊。
政治权是伤害权的一种表现方式。
要精英来决定政治，就首先需要垄断/限制枪支的获得。
这个和人性反过来的（暴力的人更喜欢拥有枪支）
所以，基本无解。
你支持共和党？你这文化水平不行啊，，，，
你支持川普？你这文化水平不行啊，，，
你不认同普世价值？你这文化水平有待提高啊，，，
这一届人民的文化水平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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