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假如中国像美国一样,资本家掌握国家权力,百姓会幸福么?

回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社会体制和国家权力归属的核心。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资本家掌握国家权力,百姓的幸福感会如何变化,这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地说“会”或“不会”更幸福。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方面去拆解:

1. 资本家掌握国家权力的可能形态与影响:

首先要明确,在美国,资本家并非以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集团直接“掌握”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多种方式间接影响和塑造政治决策。这包括:

政治献金和游说: 巨额的竞选捐款可以影响候选人的当选,而强大的游说团体则可以推动有利于特定行业或企业的立法。
媒体和信息传播: 资本控制的媒体平台在塑造公众舆论、议程设置方面具有巨大影响力。
旋转门效应: 政府官员退休后进入企业任职,企业高管则可能进入政府部门,形成利益输送和相互影响的循环。
智库和学术界: 资本资助的智库和研究机构可以产出支持特定政策方向的“学术成果”。

如果中国也走向类似模式,那么:

经济政策的导向性: 国家的经济政策将更倾向于最大化资本回报。这意味着可能会鼓励自由市场、减少监管、鼓励投资和创业。这可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那些高附加值的产业。企业可能会更灵活,创新速度也可能加快。
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变化: 这是一个关键的“会幸福吗”的节点。在资本主导的体制下,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可能面临挑战。政府的投入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率”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例如,教育和医疗可能更加市场化,出现高收费的私立机构,而公立机构的资源可能会相对紧张。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失业救济等)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也可能取决于资本家的意愿和经济效益的考量。那些无法在市场中竞争的弱势群体,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残疾人,他们的幸福感可能会受到更直接的冲击。
收入分配的差距: 资本的增值速度往往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速度。当资本家掌握权力时,他们更可能制定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比如减税、放松管制等,这可能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虽然整体经济蛋糕可能做大,但蛋糕的分配可能更向资本所有者倾斜,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可能会下降。
自由与权利的边界: 在一个资本影响力巨大的社会中,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界定也可能受到影响。例如,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度,都可能在经济利益面前被削弱。舆论的自由度也可能受到媒体所有者利益的影响。

2. 百姓的“幸福感”:一个多维度的衡量

幸福感并非单一的经济指标,它包含了多方面的感受:

经济富裕与生活水平: 这是最直观的衡量标准。如果经济增长强劲,物价稳定,就业充分,普通民众的收入能够覆盖基本生活并有一定的盈余,那么他们的经济幸福感会提升。
社会公平与机会平等: 百姓是否觉得社会是公平的,他们是否有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教育、医疗、就业机会等与家庭背景、财富挂钩严重,那么即使经济发展再好,许多人也会感到不公平,幸福感会打折扣。
社会保障与安全感: 在面对疾病、失业、衰老时,是否有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有安全的社会环境?这些是构成“安全感”的重要部分,也是幸福感的基础。
政治参与与话语权: 百姓是否能表达自己的诉求,是否能影响政策制定?即使经济好了,但如果民众感到被忽视、被剥夺了话语权,也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
精神文化与自由: 是否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个人是否享有一定的自由和隐私?这些精神层面的满足感也是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比较与反思:中国与美国的差异

中国和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和发展阶段,直接套用“像美国一样”的模式,并不能简单预测结果。

美国的经验: 美国确实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其政治体系也存在制衡机制,例如三权分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相对自由的媒体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尽管资本影响力巨大,但这些制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资本的绝对权力,并为普通民众争取权益留下了空间。然而,美国社会也确实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抬头等挑战,这些都与资本的过度影响力有关。
中国的情境: 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拥有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如果资本家掌握了国家权力,可能会带来市场活力的释放,但同时也可能伴随着权力寻租、腐败的风险,以及对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潜在冲击。更重要的是,中国民众对“公平”和“稳定”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期待,对贫富差距和资源分配不公的容忍度可能与西方社会不同。

总结来看,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资本家掌握国家权力:

经济层面: 可能会迎来更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带来更多元的消费选择和就业机会。但同时,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可能面临市场化的压力,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可能会受到影响。
社会层面: 社会流动性可能会增强,但也可能加剧基于财富的社会分层。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可能减弱,环境监管也可能因为企业利益而变得宽松。
政治层面: 政策制定将更倾向于资本的利益,民众的政治参与和话语权可能受到挤压。

百姓是否会幸福?

这取决于他们更看重什么。

如果百姓更看重经济发展和个人致富的机会,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抓住市场机遇,那么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他们的幸福感可能会提升。
如果百姓更看重社会公平、基本保障和集体福利,并且担心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自身被边缘化,那么他们可能会感到不幸福,甚至产生焦虑和不满。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需要在资本的活力和国家治理的稳定性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单纯地将权力交给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包括资本家,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百姓的幸福最终取决于一个能够平衡各方利益、保障基本权利、提供稳定社会环境的治理体系。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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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建国的时候,有一种说法,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改开以后,又有了一种说法,台湾的今天,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胆子更大一些,则会说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到了现在,苏联在哪里呢?还有多少中国人羡慕台湾地区,羡慕日本呢?

因此,美国就成了崇洋媚外的最后目标,如果这个目标也塌了,那些骨子里不自信的人就会感觉没了彼岸,甚至感觉天塌了。

为什么就一定要彼岸呢?为什么此地就不能也是彼岸呢?

此地即彼岸,也就是活在当下,乐在其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美国模式,不要说中国了,欧洲跟美国一样么?日韩跟美国一样么?

因此,美国模式是唯一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太优越了,二是成为了全球留学移民的最大目的地,三是成为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四是拥有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

美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自治,也就是不同的人基本都有自己的圈子,不同圈子的人自己管理自己,这种模式十分适合精英阶层,因为精英阶层的自治能力最强,这也是美国对其他各国的精英阶层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精英阶层大多都不喜欢管治,而喜欢自治,因此,精英阶层移民美国,金钱是一方面,更有发展机会是一方面,自治的环境也是一方面。

但是,对于缺乏自治能力的中下层百姓而言,自治在很多时候就会越来越糟,形成贫民区,和各种群体的聚集区。

资本家也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也就是财富精英,但却不是精英的全部,美国是个宗教社会,因此,宗教势力,和知识精英能够制衡资本家。

美国的三权分立只是表面现象,真正制衡美国的是资本,宗教,和其他精英群体,因此,资本家并不能完全掌控国家权力,而是资本与宗教,与其他精英群体形成了制衡关系。

中国是个典型世俗社会,没有宗教势力,在历史上一直比较强大的宗族势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也基本瓦解了,因此,一旦资本家掌握国家权力,因为缺乏美国社会那样的制衡,就是灾难性的。

资本最大的恶,就是血统继承,在权力的血统继承被普遍否定的今天,资本的血统继承,就成了社会分化极化的最大祸源。

美国的财政税收已经占到了GDP的三分之一左右,美国的国债已经接近三十万亿美元,如果不是财政的二次分配平衡资本的分化极化效应,美国社会也早就崩溃了。

资本家占有的资产,大多是社会性的,和公共性的,甚至比政府权力更重要,一方面掌握了钱袋子,就很容易控制抢杠子,打仗就是烧钱,另一方面资本的血统继承会形成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而权力没有血统继承,就会很容易被资本收买利用。

美国社会可以通过宗教,和其他精英群体制衡资本,又因为美国是全球资本的中心,资本都向美国聚集,资本之间也会相互制衡。这两大条件,中国都不具备,一旦放纵资本,那么,中国的民族资本绝对不是买办资本的对手,买办资本和寡头资本就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只要看看拉美的买办资本是个什么样子,再看看前苏联国家的寡头资本是个什么样子,就会明白买办资本和寡头资本控制国家的后果了,俄罗斯,乌克兰,拉美国家的土地资本都十分丰富,卖资源卖粮食也能勉强过下去,缺粮更缺资源的中国,比这些国家会更加糟糕。

在美国鼓吹资本,还有些道理,因为美国是全球资本的中心,资本在全世界掠夺,又聚集美国,资本家吃肉,老百姓也能跟着喝汤,因为是资本的聚集地,因此,资本之间要自治,也有制衡,而且整个美国社会还有宗教势力,还有其他精英群体,能够与资本形成制衡,这种双重制衡和资本转移财富和创造财富能力,就是美国鼓吹资本的两大基础。

在中国鼓吹资本,非蠢即坏,甚至又蠢又坏,因为中国不是资本转移财富的受益国,而主要是财富转移的受害国,拉美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才说被切开的血管,中国更没有双重制衡资本的社会条件,不受制衡的资本,还吃里爬外的资本,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已经反复上演了,那些鼓吹资本的公知难道眼里只有美国么?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沦为永远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原因就是被切开了血管,精英阶层不断流失,社会财富也不断流失,都留到了美国那里。

如果全世界的精英和财富大多流向了中国,如果资本在中国社会也受到双重制衡,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公知才有鼓吹资本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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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列宁同志有言

资产阶级直接影响国家事务,比它现在通过一群卖身求荣、横行霸道的官吏来影响国家事务,对工人说来,是无比有利的。资产阶级公开地影响政治,比它现在通过似乎是万能的、“独立的”政府来隐蔽地影响政治,对工人说来,也要有利得多,因为这个政府自命为“承受上帝恩典”,并把“自己的恩典”赐给受苦受难、爱好劳动的土地占有者和贫困不堪、受尽压迫的厂主。工人必须同资本家阶级进行公开斗争,以便让俄国全体无产阶级能够看到工人是为了哪些利益而斗争的,能够学会应该怎样进行斗争;以便让资产阶级的阴谋和企图不能隐藏在大公的外室里、参议员和大臣的客厅里、政府各部门绝对秘密的办公室里;以便让这些阴谋和企图暴露出来,使每个人都看清楚,究竟是谁在影响政府的政策,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追求的是什么。因此,必须清除一切掩盖资本家阶级现在的影响的东西。因此,必须支持一切反对官吏,反对官僚管理机构,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你们列宁同志还说了

 这些人(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即警察民粹主义者)说:在别的国家里,管理机关是选举产生的;那里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理又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管理机关就不是选举产生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还说沙皇对一切人都很公道,对穷人和富人都一视同仁。
 这种话完全是撒谎。每个俄国人都知道所谓我国管理机关的公道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我国的普通工人和雇农能否进入国务会议[59]。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都能进入国家杜马(议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谁也不敢出来阻止人民代表的这种讲话,哪个警察也不敢用指头触动他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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