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包括官制，建筑，宗教，货币，文教，连纪年也学习中国年号，但是庙谥制度为何没学?
关于日本遣唐使为何学习了中国的官制、建筑、宗教、货币、文教，甚至连纪年也模仿中国年号，唯独庙谥制度未被引进，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视角拉回到日本与唐朝的互动背景，以及当时日本社会的实际需求和接受程度。
首先，我们得明确遣唐使的主要任务和目的。遣唐使团的成员来自日本的贵族阶层，他们被派往中国，肩负着学习和引进先进的制度、技术和文化，以巩固和发展日本国家统治的重任。中国的唐朝，在当时的东亚无疑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巨擘，其先进之处对日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一、 遣唐使学习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普遍性
官制： 唐朝拥有完善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为日本提供了构建国家行政机构的蓝图。日本借鉴唐朝官职名称、品阶制度，建立了以“太政官”为核心的中央官僚机构，并尝试引入类似科举的选拔人才机制。这直接关系到日本如何组织国家机器，如何管理臣民，是巩固天皇统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
建筑： 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之一，其宫殿、寺庙、住宅的建筑风格和规划理念，为日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奈良、京都的许多古代建筑，如平城宫、东大寺等，都能看到唐朝建筑风格的影子。这不仅提升了日本的建筑水平，也体现了国家气势和礼仪。
宗教： 佛教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哲学思想、教义、寺院建筑、仪轨等都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遣唐使将佛教经典、佛像、僧侣带回日本，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并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审美。
货币： 唐朝统一的货币制度，如开元通宝，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在遣唐使的推动下，也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如“皇朝十二钱”，试图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促进国内经济交流和税收征管。
文教： 唐朝的儒家经典、史书、诗文、书法等，是当时东方文化的集大成者。遣唐使带回了大量的书籍，学习中国的文字、语法、文学创作，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日本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为什么庙谥制度未被学习？
那么，为何在中国历史和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庙号”和“谥号”制度，却在日本的遣唐学习中显得“缺席”或至少没有被大规模、系统地引进呢？这里面涉及到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1. “庙号”与“谥号”的根本性质：
庙号（Miao Hao）： 是指皇帝死后，在宗庙中祭祀时使用的称号，如唐太宗、唐玄宗。庙号的确定通常与这位君主的功绩、在位期间的重大事件以及其对宗庙祭祀的重要意义相关。它与宗法制度和祖先崇拜紧密相连，强调的是血缘关系和家族传承的延续性。
谥号（Shi Hao）： 是指君主、诸侯、大臣死后，根据其生前事迹给予的评价性称号，如“文”、“武”、“贞”、“惠”等。谥号是对一个人一生功过是非的官方定论，带有很强的道德评判和历史评价色彩。
2. 日本的现有制度与文化基础：
缺乏成熟的宗法制度基础： 日本虽然有氏姓制度，但其宗法观念和家族祭祀体系，与中国那种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父死子继、子祭父、孙祭子的血缘宗法制度，在运作方式和理念上存在差异。中国帝王庙号的设立，是建立在其庞大而稳定的宗法体系之上的，是为了在宗庙祭祀中区分不同祖先，并表达对先王的敬意和纪念。日本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祭祀传统，尚未发展出能够有效支撑这种复杂庙号体系的土壤。
天皇的“神性”与“世袭性”： 日本天皇制度的核心在于其神性和世袭性。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具有神圣的血统。其统治的正当性更多地建立在神话传说和血脉的纯洁性上，而非仅仅依靠具体的“功绩”来获得“庙号”的肯定。天皇的继位是世袭的，其神圣性本身就足以保障其在祭祀中的地位，无需像中国皇帝那样通过庙号来区分和评价。
对“评价”的敏感度： 谥号是对君主事迹的评价。虽然日本也有对功臣进行封赏和追赠的制度，但对天皇施加“评价性”称号，可能存在一定的敏感性。天皇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对其进行评价，即使是褒义的，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其绝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日本更倾向于用直接的尊称，如“天皇陛下”，而不是通过“谥号”来赋予某种价值判断。
3. 政治实践的差异：
中国庙谥制度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庙号和谥号不仅仅是纪念，更是一种政治工具。庙号的选择可以影响后代子孙的祭祀顺序和对先王的认知，谥号的确定更是反映了朝代更迭、权力斗争中的政治评价。例如，改朝换代时，往往会对前朝君主的谥号进行修改，以贬低其统治。这种复杂的政治博弈在日本并不存在，或者说，日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斗争模式与中国不同，不需要借用庙谥制度来表达政治立场。
日本天皇的特殊地位： 天皇在日本的地位相对超然，虽然经历了从实际掌权到象征性元首的转变，但其作为国家象征和神圣符号的地位始终未被动摇。统治国家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摄关家等手中，他们需要维护的是天皇的神圣性，而不是通过谥号来对天皇进行“官方评价”。
4. 实际操作的复杂性与必要性：
庙号体系的复杂： 中国的庙号体系非常复杂，涉及“始”、“宗”、“祖”、“献”、“成”、“景”等多种类型，且有明确的取义和使用规则。要完整地学习和移植这一套体系，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和制度配套，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可能并非易事，也可能觉得不那么迫切。
谥号的命名困难： 每一个谥号的确定都需要对该君主的一生进行详尽的考察和评价，这需要高度发达的史官制度、严谨的历史记录，以及一个能够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权威。日本在遣唐使时代，其史书编纂能力、官方评价体系，可能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支撑起一套完整的谥号制度。
举个例子来说明：
想象一下，日本在学习唐朝官制时，引入了“尚书省”这个部门。但如果他们同时要引入“庙号”制度，那就需要考虑：谁来决定这位天皇的庙号？依据什么标准？是根据他是否有“开创大业”的功绩（如“始祖”）？还是他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如“中宗”）？这个过程涉及到对天皇功过是非的评判，而日本天皇的统治合法性更多源于其神圣的血统，而非“功绩”的累积。
总结来说， 日本遣唐使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学习庙谥制度，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而是因为：
庙谥制度的根本性质与日本的宗法、祭祀传统不完全契合。
天皇的神性和世袭性使其地位无需通过“评价性”的谥号来巩固。
中国的庙谥制度具有复杂的政治功能，而日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模式不同。
实际操作的复杂性和当时日本的制度基础可能不具备直接移植的条件。
可以说，日本在学习唐朝文化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根据自身的国情、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进行选择性地吸收和改造。庙谥制度的“缺席”，恰恰体现了日本在文化引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审慎和自主性，他们学习的是能够为国家发展和统治巩固提供实际帮助的制度和技术，而那些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但与自身文化基础相去甚远的体系，则可能被自然而然地选择性忽略了。
首先，我们得明确遣唐使的主要任务和目的。遣唐使团的成员来自日本的贵族阶层，他们被派往中国，肩负着学习和引进先进的制度、技术和文化，以巩固和发展日本国家统治的重任。中国的唐朝，在当时的东亚无疑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巨擘，其先进之处对日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一、 遣唐使学习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普遍性
官制： 唐朝拥有完善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为日本提供了构建国家行政机构的蓝图。日本借鉴唐朝官职名称、品阶制度，建立了以“太政官”为核心的中央官僚机构，并尝试引入类似科举的选拔人才机制。这直接关系到日本如何组织国家机器，如何管理臣民，是巩固天皇统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
建筑： 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之一，其宫殿、寺庙、住宅的建筑风格和规划理念，为日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奈良、京都的许多古代建筑，如平城宫、东大寺等，都能看到唐朝建筑风格的影子。这不仅提升了日本的建筑水平，也体现了国家气势和礼仪。
宗教： 佛教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哲学思想、教义、寺院建筑、仪轨等都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遣唐使将佛教经典、佛像、僧侣带回日本，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并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审美。
货币： 唐朝统一的货币制度，如开元通宝，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在遣唐使的推动下，也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如“皇朝十二钱”，试图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促进国内经济交流和税收征管。
文教： 唐朝的儒家经典、史书、诗文、书法等，是当时东方文化的集大成者。遣唐使带回了大量的书籍，学习中国的文字、语法、文学创作，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日本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为什么庙谥制度未被学习？
那么，为何在中国历史和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庙号”和“谥号”制度，却在日本的遣唐学习中显得“缺席”或至少没有被大规模、系统地引进呢？这里面涉及到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1. “庙号”与“谥号”的根本性质：
庙号（Miao Hao）： 是指皇帝死后，在宗庙中祭祀时使用的称号，如唐太宗、唐玄宗。庙号的确定通常与这位君主的功绩、在位期间的重大事件以及其对宗庙祭祀的重要意义相关。它与宗法制度和祖先崇拜紧密相连，强调的是血缘关系和家族传承的延续性。
谥号（Shi Hao）： 是指君主、诸侯、大臣死后，根据其生前事迹给予的评价性称号，如“文”、“武”、“贞”、“惠”等。谥号是对一个人一生功过是非的官方定论，带有很强的道德评判和历史评价色彩。
2. 日本的现有制度与文化基础：
缺乏成熟的宗法制度基础： 日本虽然有氏姓制度，但其宗法观念和家族祭祀体系，与中国那种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父死子继、子祭父、孙祭子的血缘宗法制度，在运作方式和理念上存在差异。中国帝王庙号的设立，是建立在其庞大而稳定的宗法体系之上的，是为了在宗庙祭祀中区分不同祖先，并表达对先王的敬意和纪念。日本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祭祀传统，尚未发展出能够有效支撑这种复杂庙号体系的土壤。
天皇的“神性”与“世袭性”： 日本天皇制度的核心在于其神性和世袭性。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具有神圣的血统。其统治的正当性更多地建立在神话传说和血脉的纯洁性上，而非仅仅依靠具体的“功绩”来获得“庙号”的肯定。天皇的继位是世袭的，其神圣性本身就足以保障其在祭祀中的地位，无需像中国皇帝那样通过庙号来区分和评价。
对“评价”的敏感度： 谥号是对君主事迹的评价。虽然日本也有对功臣进行封赏和追赠的制度，但对天皇施加“评价性”称号，可能存在一定的敏感性。天皇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对其进行评价，即使是褒义的，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其绝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日本更倾向于用直接的尊称，如“天皇陛下”，而不是通过“谥号”来赋予某种价值判断。
3. 政治实践的差异：
中国庙谥制度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庙号和谥号不仅仅是纪念，更是一种政治工具。庙号的选择可以影响后代子孙的祭祀顺序和对先王的认知，谥号的确定更是反映了朝代更迭、权力斗争中的政治评价。例如，改朝换代时，往往会对前朝君主的谥号进行修改，以贬低其统治。这种复杂的政治博弈在日本并不存在，或者说，日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斗争模式与中国不同，不需要借用庙谥制度来表达政治立场。
日本天皇的特殊地位： 天皇在日本的地位相对超然，虽然经历了从实际掌权到象征性元首的转变，但其作为国家象征和神圣符号的地位始终未被动摇。统治国家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摄关家等手中，他们需要维护的是天皇的神圣性，而不是通过谥号来对天皇进行“官方评价”。
4. 实际操作的复杂性与必要性：
庙号体系的复杂： 中国的庙号体系非常复杂，涉及“始”、“宗”、“祖”、“献”、“成”、“景”等多种类型，且有明确的取义和使用规则。要完整地学习和移植这一套体系，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和制度配套，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可能并非易事，也可能觉得不那么迫切。
谥号的命名困难： 每一个谥号的确定都需要对该君主的一生进行详尽的考察和评价，这需要高度发达的史官制度、严谨的历史记录，以及一个能够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权威。日本在遣唐使时代，其史书编纂能力、官方评价体系，可能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支撑起一套完整的谥号制度。
举个例子来说明：
想象一下，日本在学习唐朝官制时，引入了“尚书省”这个部门。但如果他们同时要引入“庙号”制度，那就需要考虑：谁来决定这位天皇的庙号？依据什么标准？是根据他是否有“开创大业”的功绩（如“始祖”）？还是他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如“中宗”）？这个过程涉及到对天皇功过是非的评判，而日本天皇的统治合法性更多源于其神圣的血统，而非“功绩”的累积。
总结来说， 日本遣唐使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学习庙谥制度，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而是因为：
庙谥制度的根本性质与日本的宗法、祭祀传统不完全契合。
天皇的神性和世袭性使其地位无需通过“评价性”的谥号来巩固。
中国的庙谥制度具有复杂的政治功能，而日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模式不同。
实际操作的复杂性和当时日本的制度基础可能不具备直接移植的条件。
可以说，日本在学习唐朝文化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根据自身的国情、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进行选择性地吸收和改造。庙谥制度的“缺席”，恰恰体现了日本在文化引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审慎和自主性，他们学习的是能够为国家发展和统治巩固提供实际帮助的制度和技术，而那些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但与自身文化基础相去甚远的体系，则可能被自然而然地选择性忽略了。
网友意见
学了呀。
奈良~平安时代日本学到了谥号，然后开始对之前的54任天皇挨个追封谥号。
当时的谥号分为两种，“和风谥号”与“汉风谥号”。
有些天皇只有一种谥号，有些天皇两种谥号都有。
比如著名的女性天皇孝谦，她的汉风谥号是孝谦天皇与称德天皇（她生前当了两次天皇），而她的和风谥号是“高野姫天皇”。
不过后来汉风谥号用的越来越少了，大约在南北朝时代彻底消失-----主要是南北朝时代一南一北两个天皇，关系都乱套了。
但是到了江户时代后期的光格天皇开始，汉风谥号制度再次被皇室搬出来了。“光格天皇”本身就是他的汉风谥号，后面为了给他亲生父亲典仁亲王讨个尊号的问题与德川幕府闹僵了，后来明治天皇颁布了“一世一元之诏”，也就是规定了后面的每一届天皇只能用一个年号
比如如今的德仁天皇（他还没死所以没有谥号）的年号是令和，在他退位之前令和不能变。
此外谥号制度里除了有天皇以外，还有皇后以及大臣。
不过皇后不叫谥号而是叫追号。明治时代开始皇后的追号基本是沿用生前的女院号，比如明治天皇的皇后一条美子，她的追号是“昭宪皇后”
大臣用谥号的例子很早，可追溯到平安时代，比如那位最早开启摄关政治的大臣藤原良房（公元804~872年），他的谥号是“忠仁公”-------他是天皇的外公，天皇本人被他从小带大，对他几乎言听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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