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吗？
安禄山的反叛无疑是节度使制度走向崩溃的导火索，但要说如果没有安禄山，节度使制度是否就此可行，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制度的起源、发展以及潜藏的危机等多个角度来详细分析。
节度使制度的起源与初衷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节度使制度设立的初衷。唐朝建立初期，面临着内忧外患。内部，地方势力依然存在，中央集权尚未完全巩固；外部，北方边境仍受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威胁。为了有效地管理边疆地区，应对突发军事威胁，并同时分担中央政府的军事和行政压力，唐太宗时期开始设立节度使，并在唐玄宗时期（开元、天宝年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完善。
节度使的设立是集军政于一身的，其核心职能包括：
军事统帅权（节度）： 节度使被授予节杖，象征着其在该区域内的军事指挥权，可以调动军队、征收赋税、处理军务。
行政管理权： 随着时间推移，节度使逐渐掌握了所在道的民政、财政、司法等权力，成为事实上的“方镇”。
财政征收权： 地方的赋税和财政收入需要由节度使来征收和管理，这使得节度使在经济上拥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
节度使制度的“可行性”与其潜藏的危机
从唐朝初期的战略需求来看，节度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可行性的。它有效地将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责任外包给地方官员，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并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尤其是在唐玄宗前期，名臣如张说、张九龄等人曾试图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来约束节度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节度使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埋下了深刻的隐患，使其“可行性”始终是脆弱的、带有不确定性的：
1. 权力过度集中与地方割据的风险：
军权与民政的结合： 节度使一人身兼军政大权，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形成了一种既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局面。一旦节度使的个人野心膨胀，或者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就很容易演变成割据势力。
“节度”的实质异化： 所谓“节度”本是为了应对边疆军事危机而设立的临时性职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军事权力逐渐固化，并与地方行政权结合，变成了永久性的、世袭性的统治权。
边疆的重要性： 由于边疆地区战略位置重要，常驻重兵，且容易形成独立的军事力量，这使得节度使在边疆的权力基础比在内地更加稳固。
2. 财政与人事权的不受控制：
财政独立： 节度使拥有征收赋税的权力，并可以自行支配一部分财政收入。这使得他们不完全依赖中央财政的拨款，从而增强了其经济上的独立性和反叛的物质基础。
人事任免权：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节度使还逐渐染指了地方官员的任免权，用自己的人马填充官位，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地方的统治地位，削弱了中央对地方人事任命的控制。
3. 兵源构成与忠诚度问题：
募兵制与胡人军队： 为了应对边疆的军事压力，唐朝大量招募边疆地区的居民（包括大量的胡人）入伍，组建了强大的府兵制军队，后期则逐渐转向募兵制。这些军队往往直接听命于节度使，节度使在招募、训练、供给方面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军队的忠诚度更多地是对节度使个人，而非对遥远的中央王朝。
边镇军阀化： 这些边镇军队的军阀化程度很高，节度使本人往往也是军中出身，与士兵关系密切，这使得军队更容易被节度使所裹挟，成为其发动叛乱的工具。
4. 中央权威的衰落：
君权旁落： 唐玄宗在位后期沉迷享乐，宠信奸臣（如李林甫、杨国忠），导致朝政腐败，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力下降。这为节度使们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更自由地扩大自己的权力。
文武失衡： 中央重用武将，让他们掌握实权，而文官的地位受到压制。这使得中央的政治智慧和制衡能力减弱，更难有效管理武将出身的节度使。
如果没有安禄山，节度使制度会怎样？
即便没有安禄山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物和他的叛乱，节度使制度所潜藏的危机依然会存在，并可能以其他形式爆发。
渐进式的分裂： 节度使制度可能不会出现一场大规模、毁灭性的叛乱，但地方割据的趋势会持续存在，甚至逐渐加强。其他边镇的节度使，在中央权力持续衰弱的情况下，同样有可能在合适的时机效仿，逐渐脱离中央的控制，形成事实上的藩镇割据。
其他节度使的反叛： 安禄山只是其中一个最强大的、也最先发难的节度使。如果安禄山不反，那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其他某个或几个节度使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如中央的猜忌、自身的野心、地方的利益冲突）而选择反叛。例如，河北地区的其他节度使，如平卢节度使李怀德、范阳节度使李忠臣、河东节度使王忠嗣（虽然王忠嗣被杀，但也显示了中央对节度使的猜忌）等，都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地缘优势。
中央的持续削弱： 即使短期内没有叛乱，中央政府在面对强大的节度使时，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稳定，很可能不得不继续采取妥协、分化、拉拢等策略，这本身就会导致中央权威的进一步削弱。财政的控制权、人事任命权也可能被逐渐侵蚀。
制度的“不可持续性”： 节度使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试图在“加强边防”和“维持中央集权”之间取得平衡，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内外环境的变化，这种平衡越来越难以维持。一个制度，如果其内在逻辑必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和地方反叛的可能性极高，那么从长远来看，它就是不可持续的。
结论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制度的“可行性”将会受到严重的质疑。它不是一个稳定、健康的制度，而是建立在对地方军事实力的依赖和对中央集权的侵蚀之上的一种脆弱的平衡。安禄山的反叛只是将这种制度的内在矛盾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加速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进程。
即使没有安禄山，节度使制度所潜藏的权力过度集中、财政独立、军队忠诚度转移等问题，仍然会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其他节度使身上引爆，导致唐朝走向长期的藩镇割据和分裂，甚至在其他时间、以其他形式重演安禄山之乱的悲剧。因此，可以说，节度使制度本身的设计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其在长远来看，难以真正“可行”。它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过渡性制度，但其负面效应最终远远大于其正面效应。
节度使制度的起源与初衷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节度使制度设立的初衷。唐朝建立初期，面临着内忧外患。内部，地方势力依然存在，中央集权尚未完全巩固；外部，北方边境仍受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威胁。为了有效地管理边疆地区，应对突发军事威胁，并同时分担中央政府的军事和行政压力，唐太宗时期开始设立节度使，并在唐玄宗时期（开元、天宝年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完善。
节度使的设立是集军政于一身的，其核心职能包括：
军事统帅权（节度）： 节度使被授予节杖，象征着其在该区域内的军事指挥权，可以调动军队、征收赋税、处理军务。
行政管理权： 随着时间推移，节度使逐渐掌握了所在道的民政、财政、司法等权力，成为事实上的“方镇”。
财政征收权： 地方的赋税和财政收入需要由节度使来征收和管理，这使得节度使在经济上拥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
节度使制度的“可行性”与其潜藏的危机
从唐朝初期的战略需求来看，节度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可行性的。它有效地将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责任外包给地方官员，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并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尤其是在唐玄宗前期，名臣如张说、张九龄等人曾试图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来约束节度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节度使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埋下了深刻的隐患，使其“可行性”始终是脆弱的、带有不确定性的：
1. 权力过度集中与地方割据的风险：
军权与民政的结合： 节度使一人身兼军政大权，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形成了一种既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局面。一旦节度使的个人野心膨胀，或者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就很容易演变成割据势力。
“节度”的实质异化： 所谓“节度”本是为了应对边疆军事危机而设立的临时性职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军事权力逐渐固化，并与地方行政权结合，变成了永久性的、世袭性的统治权。
边疆的重要性： 由于边疆地区战略位置重要，常驻重兵，且容易形成独立的军事力量，这使得节度使在边疆的权力基础比在内地更加稳固。
2. 财政与人事权的不受控制：
财政独立： 节度使拥有征收赋税的权力，并可以自行支配一部分财政收入。这使得他们不完全依赖中央财政的拨款，从而增强了其经济上的独立性和反叛的物质基础。
人事任免权：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节度使还逐渐染指了地方官员的任免权，用自己的人马填充官位，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地方的统治地位，削弱了中央对地方人事任命的控制。
3. 兵源构成与忠诚度问题：
募兵制与胡人军队： 为了应对边疆的军事压力，唐朝大量招募边疆地区的居民（包括大量的胡人）入伍，组建了强大的府兵制军队，后期则逐渐转向募兵制。这些军队往往直接听命于节度使，节度使在招募、训练、供给方面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军队的忠诚度更多地是对节度使个人，而非对遥远的中央王朝。
边镇军阀化： 这些边镇军队的军阀化程度很高，节度使本人往往也是军中出身，与士兵关系密切，这使得军队更容易被节度使所裹挟，成为其发动叛乱的工具。
4. 中央权威的衰落：
君权旁落： 唐玄宗在位后期沉迷享乐，宠信奸臣（如李林甫、杨国忠），导致朝政腐败，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力下降。这为节度使们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更自由地扩大自己的权力。
文武失衡： 中央重用武将，让他们掌握实权，而文官的地位受到压制。这使得中央的政治智慧和制衡能力减弱，更难有效管理武将出身的节度使。
如果没有安禄山，节度使制度会怎样？
即便没有安禄山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物和他的叛乱，节度使制度所潜藏的危机依然会存在，并可能以其他形式爆发。
渐进式的分裂： 节度使制度可能不会出现一场大规模、毁灭性的叛乱，但地方割据的趋势会持续存在，甚至逐渐加强。其他边镇的节度使，在中央权力持续衰弱的情况下，同样有可能在合适的时机效仿，逐渐脱离中央的控制，形成事实上的藩镇割据。
其他节度使的反叛： 安禄山只是其中一个最强大的、也最先发难的节度使。如果安禄山不反，那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其他某个或几个节度使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如中央的猜忌、自身的野心、地方的利益冲突）而选择反叛。例如，河北地区的其他节度使，如平卢节度使李怀德、范阳节度使李忠臣、河东节度使王忠嗣（虽然王忠嗣被杀，但也显示了中央对节度使的猜忌）等，都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地缘优势。
中央的持续削弱： 即使短期内没有叛乱，中央政府在面对强大的节度使时，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稳定，很可能不得不继续采取妥协、分化、拉拢等策略，这本身就会导致中央权威的进一步削弱。财政的控制权、人事任命权也可能被逐渐侵蚀。
制度的“不可持续性”： 节度使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试图在“加强边防”和“维持中央集权”之间取得平衡，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内外环境的变化，这种平衡越来越难以维持。一个制度，如果其内在逻辑必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和地方反叛的可能性极高，那么从长远来看，它就是不可持续的。
结论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制度的“可行性”将会受到严重的质疑。它不是一个稳定、健康的制度，而是建立在对地方军事实力的依赖和对中央集权的侵蚀之上的一种脆弱的平衡。安禄山的反叛只是将这种制度的内在矛盾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加速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进程。
即使没有安禄山，节度使制度所潜藏的权力过度集中、财政独立、军队忠诚度转移等问题，仍然会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其他节度使身上引爆，导致唐朝走向长期的藩镇割据和分裂，甚至在其他时间、以其他形式重演安禄山之乱的悲剧。因此，可以说，节度使制度本身的设计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其在长远来看，难以真正“可行”。它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过渡性制度，但其负面效应最终远远大于其正面效应。
网友意见
安禄山不是单纯的节度使叛乱。
安禄山的官职是
- 平卢节度使
- 范阳节度使
- 河东节度使
- 骠骑大将军
- 御史大夫
- 河北道采访处置使
- 尚书左仆射
- 闲厩、陇右群牧使
其中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是节制兵权，也就是管理地方军队；
河北采访使是监察考察河北道(河北、东北)地方官员；加处置二字，代表有直接的处理权与决断权；
闲厩使:宫廷马官；陇右群牧使:西北地区马政；
尚书左仆射:尚书省长官，不加同中书门下无特别实权；御史大夫: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长官。
骠骑大将军:武官最高阶，类似于"上将"；
要笼统归一下类，安禄山是兼了三镇两胡兵马的节度使；又通过群牧使等管了国家大部分军马的马政；又拿到了中央和地方的监察、人事处置权力；靠了这些才有造反的能力。单靠一节度使，是造不了反的。
所以玄宗朝核心问题是臣子兼官太多导致失去制约，而不是节度使制度有问题。
别以为安禄山是特例，像宰相杨国忠中央地方权力一把抓，地方使职更是多达四十余个，连史书都不能一一举出。比安禄山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单一从节度使而言，和我国目前的军区战区制度没什么区别。
从长远来说节度使这个制度是不可行的。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本身就是军，政，财一把抓。
这样的制度不用说古代。现代都不是兴国之路。节度使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汉初的王爷权力。已经向周分封制靠拢了。
短期之内还是可以的。如果君主是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这样的开国猛人。啥制度都能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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